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成就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简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随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发布的推进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全面经济合作的重大规划，对于扩展中国经济影响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与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双边与多边交流具有长远的影响。
    根据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其中，政策沟通交流为重要保障，设施联通为优先领域，贸易畅通为重点内容，资金融通为重要支撑，民心相通为社会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线图是，在政策沟通的基础上，实现互联互通，大力推进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贸易互利合作，深化各国金融合作，并通过广泛的国家社会多个层面的交往与合作，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国家政府、企业、人民、各类组织共同参与，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坚持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着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目前，以中国为起点，“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中亚5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欧洲18国、俄罗斯与独联体6国、西亚15国、北非的埃及和东亚的蒙古，共计66国，沿线人口约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世界的23.9%。

    在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上，“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总体框架。“六廊”即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指那些率先与中国进行合作且具有示范效应的沿线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
    在金融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亚投行具有开放性，以亚洲国家为主，欢迎域外国家参加。亚投行资金优先用于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商业投资。根据亚投行官方网站，截至2019年10月9日，亚投行正式成员已经达到100个，44个区域成员国（方）、30个非区域成员国和26个准会员国。包括中俄英法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南美洲，囊括世界主要经济发展地区的经济体。2019年10月前，已经批准50个贷款项目，贷款总额96.4亿美元。目前，亚投行实收资本金为963.39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297.8亿美元，占比30.91%，拥有投票权份额26.5443%。丝路基金是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和1000亿元人民币，首期资本金为100亿美元，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经济合作进展顺利，范围早已超出“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已经向非洲、美洲、大洋洲等许多非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越来越多的非沿线国家加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外交形式。从内容方面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外交战略，涵盖贸易外交、金融外交、投资外交，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相应的外交形式。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实施以来，取得重大进展（参见表1），国际社会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关注。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已有15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7年、2019年在北京连续成功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一届论坛有来自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参会。论坛279项成果中，到目前为止已有265项已经完成或转为常态工作，剩下的14项正在督办推进，落实率达95%。第二届高峰论坛有来自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论坛期间举行了高峰论坛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12场分论坛和1场企业家大会，形成了6大类283项成果，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根据有关机构测评，“一带一路”倡仪实施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水平逐年增长，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韩国、越南位列前五；与亚洲大洋洲、中亚地区合作最为紧密，在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方面表现突出。与中亚、亚洲大洋洲等周边国家的交通与能源设施联通水平较高，航空、铁路联通建设发展迅速；与俄罗斯的贸易畅通水平继续蝉联首位，与亚洲大洋洲、南亚地区的金融合作较好，与亚洲大洋洲地区的民心相通水平较高，与中亚地区在人才交流方面表现亮眼。
    更重要的是，中国坚持从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手段的视角来看待、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坚持认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追求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不是要通过经济手段去控制、干涉他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贯彻的是开放、包容、共赢的行动原则。 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中国始终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再另起炉灶、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可参与。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经济合作进展顺利，范围早已超出“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已经向非洲和美洲、大洋洲等许多非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
    二、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致辞：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让中国改革发展造福人类。这一致辞标志着中国将开启“一带一路”倡议的“新五年”。尽管成果丰硕，但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开局良好，进展顺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着力予以应对和解决。
    其一，少数国家遭遇被过度政治化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被过度政治化，成为少数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操作议题和博弈工具，成为地缘政治和大国外交竞争的聚焦点，使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受到负面影响，在少数国家甚至导致部分项目被停工、被中断、被废弃。
    少数沿线国家不合理地指责“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经济援助项目，给“一带一路”倡议打上政治标签，对相关项目的解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将简单纯粹的经济行为过度政治化。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1月9日访华期间不正确地表示：“一带一路”不能成为一条将途经的沿线国家变为附属国的霸权之路。2018年2月24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妄称中国正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来输出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抨击“一带一路”不利于沿线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国总理菲利普则“告诫”称：欧洲不应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制定。2018年2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见马其顿总理扎埃夫时“警告”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渗透巴尔干，强调如果中国试图将政治问题与经济关系捆绑就显然违背自由贸易精神。
    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少数国家，我国“一带一路”项目成为所在国家政党斗争的议题，致使中国的外交形象受损，影响到相关项目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执政党、反对党之间经常出现政治斗争，“一带一路”项目常被卷入斗争的漩涡，所在国对“一带一路”的反对、扭曲、抹黑之举时有发生。2015年1月27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胜选组建新内阁后表示，希腊新一届政府将重新审核上届政府向中方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口股权的进程，中止已启动的股权出售交易。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项目在东南亚重点建设的国家，期间引进大量中国资金参与对港口、机场、轨道交通及房地产投资，但很快成为马来西亚在野党的炒作热点。2016年11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出访中国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320亿美元的投资备忘录，创下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额，却被反对党联盟贴上所谓“卖国”的标签。马来西亚部分保守分子还别有用心地污蔑中国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说什么“中国在殖民马来西亚”。
    其二，经济粗放性经营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粗放性缺陷，顶层设计规划性不强，精细化不够，存在无序竞争，重政治效益，轻经济效益，算政治账多，经济账少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过环保、用工、文化沟通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国内，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考量不一，前期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互联互通”还做得不够到位，在如何协调国内各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将“一带一路”的蛋糕做大做好等方面存在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首先，部分地区对“一带一路”建设持观望态度，认为“一带一路”是大工程，建设周期长，加上部分项目的收益在官员任期内无法作为自身政绩来体现，难免产生“尽心尽力却肥了他人田”的担忧。其次“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势必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各省市都希望参与其中，少数领域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在国家出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国内整体规划前，部分省市独自设计本地区规划，产生各地区间定位趋同、产业结构布局交叉、同质化产品竞争等问题。在“一带一路”全局性规划未出台前，西安、洛阳、郑州、重庆均提出争创“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的口号，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将本省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连云港、义乌等城市相继开通往返中欧的中欧国际货运专列，但这些专列时常面临着列车始发货物满载、返程货物匮乏的窘境，甚至出现列车空载现象。
    国际上，尽管“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通过“高层政治”间的国际合作来实现，焦点在于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最终还是要下沉到民间，当地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将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在“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过程中也暴露出少数项目盲目推进，未考虑项目所在国家的环保、劳工、文化差异等问题，忽视了与当地环保组织、劳工协会、宗教团体和民族部落群体的关系协调。如2011年9月30日，密松大坝没有遵守环评而在缅甸当地引发了环保运动，加上当地克钦人宗族势力极力反对修建大坝，担心会对心目中“圣山龙脉”造成破坏，迫使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单方面叫停价值36亿美元的密松大坝建设项目。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纠纷产生也有忽视环保的因素，由于在前期报价中未将修建动物通道、珍惜动物栖息地保护列入预算，致使后期施工中不得不追加资金进而引发业主单位与中方施工单位的纠纷。在印尼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中资企业雇佣中国劳工较多，引发印尼工会组织多次游行，抗议所谓的中国劳工“挤占”印尼当地工人工作机会。
    其三，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稳定不安全的挑战。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地位于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地区，所在国国内的地缘冲突和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游行示威、政治冲突等往往对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施工人员安全等产生影响，影响项目安全和持续稳定实施。
    “一带一路”跨出国门后，途经的很多地区不仅存在地缘冲突、领土争端、个别国家内部政局动荡等传统安全风险，也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尤其是中东地区存在难以调和的部族矛盾、宗教派别冲突以及猖獗的恐怖势力，不排除“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项目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例如，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时常有塔利班分子出没，2016年10月14日，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阿矿产专列从阿富汗通过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利比亚内战，2014年12月5日，中印在利比亚联合投资的代尔祖尔油田被“伊斯兰国”武装占领，油田员工遭到“伊斯兰国”武装绑架，再加上合同终止、项目停工、工厂遇袭、大规模撤侨等，中国损失近200亿美元。2016年5月，巴基斯坦地方党派信德联合阵线、俾路支共和党等组织针对“中巴经济走廊”发动了小规模的示威，但巴基斯坦开普省警方拒绝向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框架下的哈维至塔科特段公路工作的中国工程师派出安保力量，原因是该省的主要部族和官员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持保留意见。
    其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在传播方面遭遇被污名化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遭遇所在国民众和媒体的误解、疑惧以及少数西方媒体的过度解读、抹黑诋毁等传播黑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名化现象。
    海外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妄议和抹黑抑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交流、树立国家形象的效果，使项目建设遭遇传播污名化的重大挑战。海外媒体大肆制造所谓的中国“海外殖民扩张”的谬论、散布中国“称霸沿线国家”的谣言，炮制形形色色所谓的“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海外媒体主要从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方面或造谣诋毁，或抹黑污蔑，或断章取义，或扭曲放大，持续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歪曲、负面的报道与解读。例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2018年1月31日的报道中指出：“一带一路”不仅是钢筋混凝土与沥青，还是一种将“中国符号”全球化的愿景，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渗透远超出纯粹的投资建设相关基础设施。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在政治层面将“一带一路”倡议拿来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实施这一倡议的目的是恢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但这种地缘政治重构行动必将挑战现有域外超级大国美国的地位。马来西亚媒体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质疑。《星洲日报》2018年2月14日报道称，以阿里巴巴主导建设的大马数字自贸区会对马来西亚企业产生冲击。巴基斯坦媒体则抱怨政府未替本国企业创造出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呼吁政府应实施一套不偏袒中国企业、不歧视国内投资者和企业的政策，让所有企业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进行公平竞争。
    三、“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未来创新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有些挑战还十分突出，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要迎难而上，不断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关键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方向发展。
    针对的各类挑战，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中问诊把脉，及时提出了重要的解决思路。例如，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绘制“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坚持阳光合作，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经营，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以上思路既有效回应了来自国际社会的不实指责，也反映了中国正视问题，努力推进解决问题的务实作风。
    展望“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应该以习近平主席的上述讲话思路为指导，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创新。未来五至十年，“一带一路”建设要通过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投资、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交流，充分发挥经济外交功能，带动沿线国家在中国的主导下，跨越贫困，共享繁荣，实现更紧密的政治合作和安全协调，推动建立亚非命运共同体。
    未来五至十年，“一带一路”倡议要坚持基建先行，经贸引路的总体战略，发挥中国在交通、桥隧、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巨大优势，发挥亚投行的融资投资作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充分展现“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的溢出效应。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要逐步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台搭建、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上，在交通设施、通讯协议、经贸往来、金融投资、能源资源合作、国际货币结算等方面探索制定共同标准，实施共建共享方案，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协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转型升级，向集约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稳妥处理“一带一路”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间的关系，强化“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功能，使其政治效果逐渐外溢，最终构建起以中国为核心的分甘共苦的亚非命运共同体。
    第一，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要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加强顶层设计，尤其在推进项目合作时要开展精准施策，首要考量经济合作意义，确定经济效益优先原则。从2013年至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施五年，对五年的工作应该进行有效的总结。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五年的“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不但大大推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了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以实际行动推进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这种正面意义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功能自然而然的体现，即经济合作本身上。另一方面，从自我反省的角度来看，过去五年中，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工作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如前所述，部分项目存在一哄而上、粗放经营现象，有些项目科学论证不足，匆忙上马；对一些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或贷款规模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规模太大，对投资可行性的科学评估不足，等等；同时，国内媒体或学界在宣传或解读“一带一路”倡议时，某些时候也存在过度强调其战略和安全意义，这种强调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外溢到国际社会，成为国际负面解读的一个知识来源。
    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要由过去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提质增效，重点放在算经济账上，首要关心的应该是项目的可行性上。政府主管部门在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时，要主要聚焦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本身，将工作的着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工程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上，精准施策，重点评估项目合作的可行性和经济收益，不要过度考量项目的政治安全收益。未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合作项目应该将提质增效放在优先考量的地位。算政治账当然重要，但政治账是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设计的层面上来算的，它是经济账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一个个具体项目来说，首要的仍然是算好经济账，这个经济账不仅是中方的经济账，也指项目本身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收益程度。这就需要评估一个个具体项目究竟可不可行？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会不会对合作方造成过分的负担？项目本身有没有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有多大？合作各方的各自收益分配如何？不但要算中国的投资效益、工程施工效益，也要算合作方的经济收益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还有环境保护、社区稳定、地缘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所在国政客或政府高级官员推动的基于政治上需要的形象工程，如果经过商业评估不具备实施可行性或风险较大，收益较低，中国应该勇敢拒绝，不管这些工程是直接投资，还是提供贷款或融资。中国要避免被少数合作国政客利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卷入腐败，如果最后项目失败了，风险和形象成本却要中国承担。总之，中国未来在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时，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就事论事，主要算经济上的可行性，关注项目本身的收益和可持续性。
    只有关注一个个具体经济合作项目本身的可行性、各方投资收益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才能让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与合作国家在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互惠互利上，淡化这种经济合作的政治安全意义。经济外交具有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双重意义，但当前外部世界的解读往往更多关注它的政治安全意义，而非经济合作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中国与合作国家经济利益的增长和民众福祉的提升。某种程度上，在世界经济低位运行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的政治安全意义被过分解读了。正因如此，中国政府、企业、相关单位在开展“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时要充分评估其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可能带来较大政治风险、安全风险以及有可能陷入所在国政治纷争、国际政治纷争或者导致内部政治分歧、经济财政风险的项目要进行准确的评估。经济账做好了，账面漂亮了，政治结果迟早会到来，经济账是政治账的基础，政治账则是经济账自然而然的结果。最可怕的是，经济账还没算好，账面一塌糊涂，就先打起政治算盘了。国内媒体在开展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宣传时更要注意这一点，要重点关注合作的经济收益尤其对合作国家的民众福祉增加的好处，重要的是先把事情做起来，不要事情没做好，先搞得锣鼓喧天，世人皆知。
    第二，未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应加强顶层设计，实现转型升级。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作为主导国，应对倡议本身开展新的顶层设计，推动“一带一路”转型升级。这种顶层设计和转型升级至少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双边经济合作向多边经济合作扩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将其规划定位为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它本来就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经济合作形式，但从实际推进来看，它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1对N的双边经济合作平台，即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实体制造业国家，是“一带一路”平台经济合作的主导国，现有的经济合作都是由中国主动推动发起的，在战略设计、制度供给、资金融通、技术配备、企业参与等各个方面，都是中国在发挥主角作用，都体现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体现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上。然而，沿线国家彼此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以及多边合作相对较少。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本身就是希望中国周边和沿线国家能够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搭中国经济这趟高铁。但是，如果着眼“一带一路”倡议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如何淡化破解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政治后果的妖魔化以及对标中国未来成为世界性责任大国的长远战略目标，那么，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有更长远的计划，要为“一带一路”注入更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首要的就是避免让“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的独角戏，“一带一路”可以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但更应该成为一个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中国要学会从唱独角戏变为唱群戏，不能搞独舞。因此，未来的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外交创新要逐渐推动“一带一路”的多边化。例如，未来每两年一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能否移师其他重要国家举办呢？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等，中国是否应该以“一带一路”框架、亚投行为基础，推动形成一个多边化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机制或组织呢？如果条件暂不成熟，是否可以先在六大经济走廊中选择一至两个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成为一个小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例如孟中印缅四边框架或新亚欧大陆桥多边框架。
    二是中国应该推动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平台框架下的国际新型标准建设。“一带一路”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实务层面的合作，应该在实务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经济、金融、投资、贸易等相关领域的标准化等形而上层面的合作。这种规则、标准的制定权，中国必须牢牢控制在手里。未来五年、十年及更长时间，中国虽然倡导“一带一路”的多边化，但对“一带一路”的控制不能弱化，这就体现在中国要持续保证对“一带一路”平台的公共产品供应上。当前阶段，公共产品主要是资金、技术、项目、工程、商品等（当然，也包括理念、规则、标准等），未来，除了继续保持前者外，还要更多向标准、规则、制度、理念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延伸。
    第三，未来的“一带一路”经济外交应致力于解决一些有可能持续影响其进程的实际问题，如合作方的贷款偿还能力问题、合作方的经济主权、国际政治竞争问题等。中国在政治上历来坚持“一带一路”只是一个经济合作计划，反对对它的政治安全意义进行过分的解读，但实际情况是，西方大国尤其是那些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上的竞争者往往是从它的政治外交意义方面来解读，并加以抹黑和妖魔化。对于这些抹黑，中国当然要进行宣传反击。另一方面，如果要使西方的抹黑发挥不了作用，还是要针对这些国家或媒体所指涉的具体问题逐个排查，应对解决。例如，部分西方媒体抹黑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对一些沿线国家搞所谓的“债务外交”或“债务陷阱”问题。那么，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其一，中国可以对“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所有债务问题进行总体调查，对债务在合作国家总体债务中的占比、债务相关项目对合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贷款利率、质押方式问题等等，进行详细调查，然后发布白皮书一类的调查报告，系统地回应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债务外交”或“债务陷阱”问题。
    其二，认真区分中国投资与中国贷款，尤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问题要审慎评估，仔细检视借贷国的资金偿还能力，如果合作国家的资金偿很有可能迈入警戒线，应该及早启动相应的应对机制，以推动解决问题。同时，对于贷款的利率、贷款的质押等，也要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存在优化改进的可能性。
    其三，对于未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资金合作，包括借贷问题，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合理评估合作国家的资金负担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对于那些经过评估难以如期偿还债务的贷款项目，中方不要轻易基于政治考量而勉强借出，否则会造成更为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一旦合作国家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按照合同就不得不进行质押，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质押物大多是本国的战略资产，如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经营权。但是，由于这些战略资产又与一国经济主权挂钩，容易激发借款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也容易为国际势力指责中国提供借口。例如，斯里兰卡政府要求中国提供贷款，中国并没有强迫斯里兰卡接受贷款，但消极的结果是，项目进展到后来，变成中国获得了斯里兰卡港口99年的经营权，看起来像是中国“抢走”了斯里兰卡的港口，抹黑了中国的形象。
    对于中方来说，“一带一路”合作中一个重要的政治风险在于，有少数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甚至巴基斯坦，在政府更替之后，新任政府往往会以各种理由中止或暂停上任政府实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其中有些理由是本国资金不足，有些是环境保护、社区稳定（如可能由拆迁引发）因素，有些则涉及到经济主权或政治安全问题等。这些所谓的理由中，有些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合作国人事更替、内部政策调整或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对于那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中国应该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维方式，对相关项目加以认真检视，在保证中方利益的前提下对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那些有可能引发经济主权或政治安全争议的项目，应该充分评估，审慎推进，特别是要尽量避免质押那些合作国的战略资产资源。
    第四，妥善务实应对解决“一带一路”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一带一路”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合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在西方大国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和政治安全背景，并对此大加炒作，这就使得部分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怀疑和猜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这些国家中，既有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也有关系相对较为冷淡的印度等周边大国。它们分别担心中国在中亚和南亚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会形成对俄罗斯、印度的地缘政治竞争，担心本国影响力的下降。有消息指出，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印度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将转化为政治外交影响力和安全关切。
    如何应对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用事实说话，只要中国坚持“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而非谋求政治安全收益，误解自然会逐渐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要推进主动沟通，一是加强沟通协调和国际宣传，消除误会，二是将俄罗斯、印度拉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边经济合作，让他们参与了解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过程，同时提高双边经济合作的透明度。
    那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是不是就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了？当然不是，中国要实现未来的战略目标定位，作为经济外交主要形式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发挥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功能，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一要巧妙，二要水到渠成。中国需要将政治安全目标巧妙地隐藏在经济合作背后，使经济外交的第二个功能始终包裹在第一个功能之中，而不是直接地、赤裸裸地寻求某一政治安全目标。因此，放眼长远，深耕周边，如果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紧紧绑在一起，各国与中国真正变成了经济命运共同体，那么政治、安全上的休戚与共就会自然到来。在未来五年、十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功能使用不可揠苗助长，应该适当收缩战线，精准施策，不要过多暴露或宣示其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