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并沿用至今的一个标志性话语。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话语的使用，既是对佛教术语“法宝”的创造性转化，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武器”理论内涵相通。自毛泽东提出“三个法宝”的论断开始，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党内，用以指代党在斗争中掌握的具有特效的武器、方法和经验，但其含义指向长期存在“他者之物”与“自我之物”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法宝”从他者的语境中消失，专指党的“法宝”，其语义的感情色彩更加积极，指涉对象有所调整和扩大。新时代以来，党的“法宝”话语被广泛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在使用中有了不同层次的区分，初步形成了党的“法宝”话语体系。党的“法宝”话语彰显着党对自身优势的清醒认识，反映了党对斗争武器的深刻把握，凝结着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推动了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法宝；话语变迁；话语体系

  作为一个富有斗争本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许多具有独特效用的武器、方法与经验，并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党的“法宝”。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法宝”，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使用“重要法宝”“制胜法宝”“最大法宝”等论述，“法宝”一词经过党内的长期塑造与运用，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标志性政治话语。然而，检视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一党内高频话语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其重心多集中于对诸如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两个结合”等具体“法宝”的内容阐释与价值探讨，尚未实现从分散研究向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党的法宝”话语的整体性跃升。实际上，“党的法宝”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已形成其独特的内涵结构与价值指向。其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映射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系统总结斗争经验的生动实践。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法宝”这一话语的源流考释、语义变迁，进而分析这一话语的价值意蕴，以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用好党的“法宝”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提供有益启迪。

  一、党的“法宝”话语的源流考释

  “法宝”一词原是佛教用语，指佛的教义和教典，是构成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宝之一。佛教语中的“法”，是梵语Dharma（达摩）的意译，指的是能够洞悉事物本质、超脱生死烦恼的佛法。佛、法、僧为何称之为“宝”？《究竟一乘宝性论》说道：“真宝世希有，明净及势力，能庄严世间，最上不变等。”此外，僧人所用之衣钵、锡杖之类，亦称“法宝”，此为其词义在宗教器物层面的延伸。唐以后，伴随佛教的世俗化和僧侣生活的民众化，“法宝”一词开始逐步脱离其严格的宗教范畴，向日常语言渗透。至明清时期，话本、小说的兴盛与市民文化的繁荣，进一步拓展了“法宝”的使用场景与语义内涵。或指神话中降妖除魔的宝物，如清代李渔《蜃中楼·试术》：“蒙玉皇授我三件法宝，一来成就好事，二来降服火龙。”或同珍宝、宝贝之意，如清代曹寅《题铜官秋色图》：“《富春山图》、《待渡图》、《洛神女》、《孝经图》，皆前代法宝。”由此，“法宝”的语义完成了由宗教“圣物”向世俗“宝物”的转变。

  近代以来，“法宝”一词彻底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语义蜕变，指涉范围大为扩展，普遍用以指代被认为极具效力、能克敌制胜或解决关键问题的武器、策略、方法或经验。例如，梁启超认为，音乐、美术、文学这些艺术形式，是情感教育的“三件法宝”，在提升国民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窥知，“法宝”一词的语义流变呈现出一条从佛教术语到大众日常用语的演变轨迹，其核心语义从“佛法”，到神话小说具有超凡力量的“宝物”，最终定型为具有一定效能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武器”理论在内涵上与党的“法宝”相通，构成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宝”话语的理论渊源。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武器”并非仅指物质兵刃，而是一个蕴含着丰富哲学内涵与实践指向的科学范畴，其内涵覆盖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组织及斗争实践等多个维度。其一，批判的武器，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共产党人“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并强调了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其二，组织的武器。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言：“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其三，斗争实践中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实践中，必须掌握并运用具体的斗争形式与策略手段，如罢工、普选权、示威游行、议会讲坛、党的报刊等。恩格斯认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是我们的武器”，绝不容许敌人抢走这些武器。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武器”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武器”的内涵与外延。一方面，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理论武器和组织武器的表达。列宁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反对宗教的武器。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此外，列宁在批判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时，引用考茨基的观点强调：“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比如，列宁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手段，视为苏维埃政权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法宝”是指其基于自身阶级属性与历史使命，在革命和建设中所运用的具有关键效能的理论、策略、方法、手段与经验的总称。

  二、革命和建设语境中“法宝”话语含义指向的二元对立

  “五四”以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带来的语言变革，越来越多的民间用语进入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中，并逐步向政治话语转化。原是佛教语的“法宝”一词，经过大众话语的词义改造，开始被中国共产党人所关注。

  面对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现实，早期共产党人亟须构建独特的革命话语体系以阐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此背景下，“法宝”一词被引入党的话语表达中。蔡和森在党的历史上较早地使用了“法宝”这一概念。1923年11月27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文指出，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所承诺召开的用以保护中国关税的“二五附加税会议”实则是其“时常拿着来做外交上敲诈中国的法宝”。同样的，陈独秀在1924年3月19日发表于《向导》的《寸铁》一文中亦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帝国主义者对我恐吓的唯一法宝，便是华府会议许我的利益。”这两处对“法宝”一词的运用均聚焦于外交斗争领域，揭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强势地位，将国际会议、条约承诺等作为对中国进行外交讹诈与欺骗的手段或工具。不仅如此，“法宝”一词还被运用于揭露国内资产阶级的政治欺骗。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一文中指出，被奉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核心的“三样法宝”——“大贫小贫的国情观，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究其实质，不过是“甜蜜的话头”和“中国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幻术”。由此可见，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使用中，“法宝”一词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隐喻含义——它指称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效力或欺骗性的策略、手段或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法宝”是作为“他者之物”存在的，且多用于指代帝国主义对付中国的阴谋手段，故而具有贬义色彩。

  毛泽东第一个把“法宝”从“他者”所有之物引入党内话语体系中，正式提出了“党的法宝”概念。1939年7月，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们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式提炼并确定了党的“三个主要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在这里赋予了“三个法宝”以特定意义和明确指向，使其内涵由此得到固定，后来被称为“三大法宝”。此后，随着党内对这一范畴的反复运用与理论深化，“三大法宝”逐步实现了从日常词汇向具有固定内涵、高度凝练的政治话语的升华，成为阐释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一个标志性话语范畴。

  这一时期，党的“法宝”话语的含义指向呈现出二元对立图景：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克敌制胜的“我之法宝”；另一方面则被用以指称敌对势力破坏革命、维护统治的“敌之法宝”。在积极构建党的自身“法宝”话语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倚仗的“法宝”。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及其对国民党当局的“拉拢手段”，这种“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是其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大法宝”。同样，王稼祥也指出，日本推行的“反共”政策，是其“破裂中国民族统一的阴谋”和“引诱中国投降的法宝”。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清醒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手中掌握的“法宝”。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惯用的“恐吓”手段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将发动内战和操控“国民大会”视为其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对于后者，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当局祭起所谓“国民大会”的法宝，其真实意图在于：“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法宝”话语的含义指向始终呈现出尖锐的敌我对立结构，“我之法宝”与“敌之法宝”构成了革命话语叙事中一组彼此对立的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党的“法宝”话语在使用中的对立性，并非仅限于敌我之间，亦同时体现于党内路线斗争之中。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者在革命策略上反对统一战线的方针，而认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在战略战术上反对积极防御的政策，而“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这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的统一战线方针与积极防御战略形成了根本对立。这表明，“法宝”话语的对立性不仅映射了外部敌我矛盾，也深刻反映出党内不同政治路线和思想观点的交锋。

  新中国成立后，“法宝”一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语境下，一方面延续了革命年代斗争双方“法宝”对立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其作为党的“法宝”的表达和使用更加普遍，指向也有所拓展。首先，中国共产党用“法宝”来指代异己势力用以诋毁共产党和破坏人民政权的武器或手段。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把原子武器视为其策动侵略战争和讹诈的“法宝”，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战争威胁。对此，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原子弹的有限效能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表示美帝国主义所倚仗的原子弹不过是一种“吓唬人的法宝”，强调原子弹“不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东西”。同样，针对赫鲁晓夫以及党内外怀疑派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责难时，毛泽东再次运用了“法宝”的比喻。他指出：“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其次，党内继续坚持和使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三大法宝”话语，并同样将其视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武器。例如，1962年6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同时，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至于“武装斗争”这一“法宝”，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党的主要斗争方式，但党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就不能丢掉革命的武装，并强调“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最后，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具体举措也被纳入党的“法宝”话语之中。例如，党内普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法宝”。此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改造中，陈云还将诸如加征资本家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政策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具体手段形象地称之为党“手里头的法宝”。

  总之，在革命与建设的语境中，党的“法宝”话语的含义指向贯穿并凸显着一种二元对立结构。这种对立性集中体现为“我之法宝”与“敌之法宝”的尖锐对抗，反映出党在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对敌我矛盾、路线分歧的深刻体认。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创造和运用“法宝”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时代要求相呼应，“法宝”一词成为党内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更加广泛地进入到党内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话语表达之中，其话语运用亦呈现出新的变化。

  第一，“法宝”一词从“他者”的语境中消失，其指涉的主体被固定为中国共产党自身，词义的感情色彩更加积极。“法宝”一词的概念内核原指具有特殊效力的策略、方法或手段，本身并不预设特定主体归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法宝”一词彻底从“他者”语境中剥离。党内文件和领导人的话语实践不再使用“法宝”指称党外或敌对势力的手段，“法宝”的指涉主体被明确且固定为中国共产党自身。随着主体归属的明确，“法宝”话语负载的感情色彩发生了重要转变，其语义内涵实现了褒扬化跃升。它不再是单纯的“方法”或“手段”，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意涵与价值属性——特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淬炼形成、系统凝练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工作方法与历史智慧。这些“法宝”凝结着党的斗争智慧，既是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破解复杂难题的有效路径，也是党带领人民不断赢得胜利的核心要素，其内涵已超越工具理性层面，升华为彰显党的历史主动性与实践创新性的核心符号。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三大法宝”话语的同时，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对其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是论及频次最高的“法宝”，常以“重要法宝”相称。其核心内涵实现了从革命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向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转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对于党的建设这一“法宝”，党深刻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认识到“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同时敏锐洞察到改革开放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基于此，党明确“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要求全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时期，党还提出并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等目标任务，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党的建设“法宝”的内涵。此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革命战争年代以暴力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武装斗争”话语在党的话语体系中自然淡化，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核心原则始终未变。在表述上，“武装斗争”的话语表达被“人民战争”或“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之类的表述所取代。

  第三，党的“法宝”的语义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在给党带来许多新挑战的同时，也给党注入了新的活力。面对历史重任和时代考验，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并更加自觉地致力于探索和总结在应对新矛盾、新问题的实践中所淬炼出的新“法宝”。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升华，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宝”被纳入党的“法宝”话语。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法宝”。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再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法宝”。2001年5月25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也是我们克服困难、开创事业的重要法宝。”再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法宝”。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此外，诸如“党的基本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军政军民团结思想”等重大路线、方针、政策与核心价值理念，也被确立为党的“法宝”。

  总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法宝”话语在主体归属、感情色彩及其内涵外延上实现了拓展深化。这一话语变迁，本质上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新问题、破解新矛盾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时代方位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发挥党的“法宝”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的支撑作用，在继承党的历史中形成的“法宝”基础上，赋予党的“法宝”以更加丰富的内容，使党的“法宝”话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发展。

  首先，肯定、坚持和发展党的“三大法宝”话语。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武装斗争这一“法宝”“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建设这一“法宝”“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三个“创造性”的论断，充分肯定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拓展了“三大法宝”的时代内涵。其一，在统一战线“法宝”方面，不仅把其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明确“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还立足全球治理变革语境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统一战线的团结范围从全民族拓展至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其二，对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法宝”，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下，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了人民战争“法宝”从赢得革命胜利的军事斗争工具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支撑力量的功能拓展。其三，对于党的建设这一“法宝”，党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还在实践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丰富了党的建设“法宝”的时代内涵。

  其次，党的“法宝”话语的外延拓展到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法宝”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为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多的有力武器。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在治国理政的各领域总结提炼党的“法宝”。在外交工作方面，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视为党和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法宝”。在科技创新方面，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视为推进科技创新跨越的“法宝”。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明确“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中，明确“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总之，新时代党的“法宝”话语的外延得到了极大扩展，基本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

  最后，注重从不同层次来认识和区分党的“法宝”。从话语的使用来看，党的文献或是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使用“法宝”语词时大多会在前面冠以“重要”“强大”“制胜”等形容词以凸显其地位。基于具体语境的差异，这些修饰词的运用并非绝对固化，其中“重要法宝”的表述频次尤为突出。新时代以来，党内已经注意到“法宝”的层次与分类问题，开始有意识地规范“法宝”话语的使用。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法宝”。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论断，把“两个结合”这一“法宝”摆在了党的“法宝”话语体系中的最高位置，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认识。在“最大法宝”之下，“重要法宝”与“强大法宝”在实践运用中构成了同一层级的范畴，通常用以指称那些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地位的指导方针、基本路线与重要原则，如改革开放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等。而“制胜法宝”则多对应于党的“法宝”话语体系中更为具体的实践方略层面，主要指代党在特定历史阶段、针对具体工作领域所采取的关键性行动策略与政策举措。

  总之，新时代党的“法宝”话语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了多维度跃升：一是通过赋予“三大法宝”以时代内涵，深化了对传统“法宝”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认知；二是将“法宝”外延拓展至治国理政各领域，形成覆盖治国理政各方面的“法宝集群”；三是构建起以“最大法宝”为统领、“重要法宝”“强大法宝”为支撑、“制胜法宝”为补充的话语体系。

  在概念史的视野下，党史的“事实”只能由语言（含概念）来呈现。在党的历史中形成的特定话语，作为党的实践活动的言语表达，不仅是简单的思维符号，而且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党的“法宝”话语，经过持续塑造和不断发展，科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攻坚克难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法宝”话语的构建彰显了党对自身优势的清醒认识。从“法宝”的实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各种“法宝”，源于党的本质属性，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性所外化的独特优势。党的“法宝”话语的建构，实际上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于自身的先进品格和独特优势的认识与把握，映射出党对自身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力量的高度凝练。从党的“法宝”的出场语境来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在革命中的“三个主要法宝”之际，中国的抗战形势正面临着对日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投降、分裂、倒退的倾向动摇着国人的抗战信心。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三大法宝”这一话语范式，将党在革命斗争中赖以制胜的主要经验和核心武器予以生动概括，深刻揭示了党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维系团结、引领方向的关键优势所在，为全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从党的“法宝”的发展来看，随着党对自身优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法宝”的外延也随之不断丰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陆续把“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等纳入党的“法宝”话语，进一步反映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作风优势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新时代以来，“两个结合”被确立为党的“最大法宝”，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方位对自身根本优势的定位与确认，是其主体性认知视野的重大拓展。总之，党的“法宝”话语所表征的自我认知自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审视自我、剖析优势的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法宝”话语的构建反映了党对斗争武器的深刻把握。在党的话语体系中，“法宝”同“武器”是一组高度关联的语词，两者都用以指代党在斗争实践中掌握的具有强大效能的方法与经验。从话语使用来看，“武器”指涉范围更大、表达内涵更具体。如，毛泽东强调，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持党性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力武器”，等等。在特定语境下，两者语义互通，常可互换使用。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武器”作为“法宝”的同义词来使用，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由此可见，党的“法宝”可视为党的武器资源中最具价值、最高位阶的斗争武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锻造和运用斗争的有力武器，已经形成一个丰富的“法宝库”。在革命和建设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明确“党是最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它应该使用一切武器去对付敌人”，提出了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下，针对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把“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党的基本路线”“群众路线”“人民战争”“军政军民团结”“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斗争武器纳入党的“法宝”话语体系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两个结合”的“最大法宝”，并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精准扶贫”等纳入党的“法宝”话语体系。总之，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深刻昭示了党对掌握和运用斗争武器的历史自觉与实践智慧，体现了党在深刻把握时代课题与风险挑战中，不断深化对斗争规律认识、锤炼高超斗争本领的战略思考。

  中国共产党“法宝”话语的构建凝结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一切概念或话语都是“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作为历史实践的产物，话语反映了主体对其过往实践的深刻体认与价值判断。“法宝”这一富含象征意涵的表达，作为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运用的主要斗争武器的概念化指称，反映了党对斗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化提升。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随意地去界定或发明一个“法宝”，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来提炼党的“法宝”。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是通过分析党过去十八年的斗争历史提出了党的“三个主要法宝”。此后，诸如党的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两个结合”等等，每一件被确立为“法宝”的思想武器或战略策略，无不是历经历史实践的反复淬炼与验证，最终沉淀下来的宝贵经验。可见，党的“法宝”话语的创造和使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把握历史主动的优良传统和显著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党不断丰富和发展“法宝”话语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党在实践中总结运用历史经验的过程。当然，从党的历史中产生的“法宝”，对完成党当下和将来的使命任务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这些源自历史深处的“法宝”，其价值绝非仅限于历史叙事，更承载着强大的现实指向性与未来预见性。党在使用这一话语时，常常将其置于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叙事框架中，以此凸显其跨越时空的实践指导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法宝”话语的构建推动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斗争武器的话语呈现，党的“法宝”话语的持续生成与发展，深刻参与了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形塑过程。从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到新时代的“最大法宝”，以及其间不断纳入的“党的基本路线”“群众路线”“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话语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的完整体系。这一系列以“法宝”为核心的话语，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支撑要素。更重要的是，它把原本分散于党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思想和原则，在“法宝”这一统摄性话语下进行了有机整合与意义关联，极大增强了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和解释力。每一次“法宝”的凝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在特定历史方位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命题的深刻回应。可以说，党的“法宝”话语的演进史，是一部党的建设话语回应时代课题、实现自我超越的创新史。这一话语的持续扩容和话语体系的逐步构建，正是党对自身建设规律、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话语呈现。它通过持续提炼具有标识性、实践性的核心概念，不仅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符号表征与精神资源，更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话语体系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旺盛生命力。这些自主生成、内涵丰富的“法宝”话语，也成为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区别于其他政党建设理论的鲜明标识。

  任何一个概念，作为实践活动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都反映着话语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思想观念。近代以来，原属佛教用语的“法宝”一词，开始从日常用语进入政治话语体系，后经毛泽东将这一概念介入党内，形成了“党的法宝”的话语表达，用以指代党在斗争实践中克敌制胜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武器。从奠基性的“三个主要的法宝”的论断，到后续衍生出的“重要法宝”“强大法宝”“制胜法宝”“最大法宝”等一系列创新性表述，其指称对象随着历史语境的深刻变迁、党的中心任务与使命内涵的演进而不断扩展，生动映射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自身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一个层次分明、逻辑自洽、内涵丰富的话语体系已然初步成型。当然，任何一个话语的生产创造活动，都“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话语游戏”，其背后都包含着话语生产者的实践活动和主观意图，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法宝”话语的塑造、使用和发展，是党在伟大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方法的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清晰地呈现出党在奋斗历程中把握自身优势、探索斗争方法、总结历史经验的历史面相。党的“法宝”话语的历史变迁，也成为观察党的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话语系统，党的“法宝”话语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