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较量中，经历了一系列适应性变革，发展格局以“多元分散为基，局部联合偶现”为特征，意识形态趋于淡化并显现“实用主义”倾向，组织动员模式在层级化、集中化的传统模式基础上向数字化、灵活化的形态升级。同时，面对寡头资本批判、反霸权国际秩序构建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斗争等核心议题，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提出了多维政策主张，积极探索重塑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的路径，在制度约束与社会矛盾交织中展现出一定的韧性。未来，俄罗斯左翼发展既会面临制度环境的持续束缚，也将面对内部分裂与社会基础流失的双重制约，若想从碎片化、边缘化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可谓困难重重。

【关键词】苏东剧变；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末，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沉重打击，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火种并未熄灭。在后苏联时代跌宕起伏的政治格局中，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主流、涵盖多种非政党政治组织的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以下简称俄罗斯左翼）逐渐兴起并经历适应性变革。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不可忽视的一脉，俄罗斯左翼面对新自由主义危机、霸权垄断危机、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等反资本主义议题，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策略，十分值得关注。因此，可试从历史和实践的双重视角考察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左翼的发展境况和政治主张，以期在此基础上洞悉其发展走向。

一、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的适应性嬗变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党主导、多党并存”的政治格局与频发的社会危机中，俄罗斯左翼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分散为基、局部联合偶现”的发展特征，意识形态逐步显现出“实用主义”倾向，组织动员模式在指令化、集中化的传统模式基础上，向民主化、开放化与灵活化、隐蔽化并存的多元形态拓展。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其政治参与程度与社会影响力皆有所提高，在制度约束与社会矛盾交织中展现出一定的韧性。

（一）整体格局多元分散，“局部联合”偶现

首先，俄罗斯政党制度与配套法律体系的调整，为多元左翼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宪法》正式生效，多党制成为俄罗斯法定政党制度，为各类政治力量组建政党提供制度依据，国内随即出现多个左翼政党与政治组织。21世纪初，俄罗斯政府颁布《联邦法第28号：关于对“政党法”的修订》和《国家杜马议员选举规则》，既降低了中小政党的准入门槛，也避免了单一政党垄断议会席位，为左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左翼政党与政治组织数量增长较快，力量构成更趋多元。截至2018年12月，在俄境内已注册的63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中，左翼阵营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意识形态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正统共产主义、激进共产主义等共产主义流派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也包含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同倾向的社会主义力量。

其次，政治目标分歧、组织能力参差和选民基础分化，加之缺乏统一领导核心，使俄罗斯左翼整体呈现分散化发展态势。一是政治目标的根本分歧制约协同合作。各左翼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路径持有不同主张，发展目标存在明显差异，既无法在战略层面达成共识，也常因路线分歧相互牵制。二是各左翼组织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发展呈现碎片化特征。能力失衡会导致左翼阵营内部形成强弱分化、难以互补的格局，强势政党不愿牵头整合，弱势政党无力参与协作，最终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合力。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是俄罗斯左翼阵营的核心力量，组织体系相对健全，但内部官僚化倾向日趋明显，更注重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缺乏主动整合其他左翼的意愿。多数中小左翼政党长期存在资源匮乏、组织松散的问题，社会动员能力偏弱，部分政党甚至因达不到参选门槛面临被注销的风险。三是选民基础持续分化加剧了左翼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同选民群体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与政治期待存在明显差异，使左翼难以形成统一的动员话语与选民联盟，进一步加剧阵营内部分裂。例如，俄共支持者以对苏联存有怀旧情结的中老年群体为主，而公正俄罗斯党等中左翼政党的支持群体，多集中于知识分子与中产阶层。

尽管俄罗斯左翼整体上呈现多元分散状态，但在面临共同利益诉求时仍会尝试进行阶段性局部联合，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部分左翼通过建立选举联盟或合并的方式集中选票资源。1993年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批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规定了混合选举制，设置5%的得票门槛。这一规定客观上提高了左翼小党的参选难度，为此，俄罗斯农业党内部分化出的一股力量与俄共结成选举联盟；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劳动俄罗斯、工人统一战线等则组成“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为了苏联”选举联盟。自2019年起，俄罗斯政府既通过政党清算法规压缩反对党派和政治组织的规模，又通过设定免签名机制以提高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参选门槛。由此，公正俄罗斯党、为了真理党、俄罗斯爱国者党的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三大政治力量统一的宣言，新的联合党被命名为“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党”。俄共则与激进左翼组织——左翼阵线结成了选举联盟，以期实现传统共产党与激进左翼组织的资源互补。二是为了增强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力，开展联合行动。例如，鉴于普京政府对政党发展的限制，加之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被广泛指控存在舞弊，俄共、左翼阵线等左翼力量共同参与了以“打破单一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由公正选举”为诉求的“白丝带”抗议运动。

综上，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左翼呈现出“多元分散”为主、“局部联合”偶现的整体格局，本质上是俄罗斯政党制度松动与再收紧交替、社会利益结构持续分化以及左翼自身组织能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反映出俄罗斯独特政治生态下左翼的生存逻辑与调适轨迹，也暴露出左翼在组织整合、议程协调以及持续性联合能力培育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

（二）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实用主义”凸显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政党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彰显各政治力量的价值坐标，成为区分它们政治立场的关键标识，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选择与社会动员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使俄罗斯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物价飞涨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社会动荡。为探索出路，俄罗斯社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俄罗斯思想展开激烈交锋。面对阶级政治的式微与新兴社会思潮的兴起，俄罗斯左翼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深刻的适应性调整。

第一，调适派，以俄共等温和取向的共产主义政党为代表。该派系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目标的同时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调适：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应以“革新后的形式”存在，需契合“现代生产力水平、生态安全要求及人类面临的任务性质”；二是打破传统共产主义“超民族”的抽象表述，将社会主义转变为本土化的民族理想，提出“国家复兴与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是密不可分的”；三是弱化传统共产主义以“阶级团结”为核心的凝聚逻辑，使社会主义理念扎根于本国历史与文化语境，从而实现团结俄罗斯多民族的现实需求。

第二，转型派，以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等社会民主党为代表。该派系逐渐脱离传统共产主义框架，在党纲中不赞成民主集中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回避马列主义相关表述，转而以“公平、平等、民主、自治、自由、团结”为意识形态基础，将社会主义价值与民主价值相结合，提倡多元经济与法治民主。

第三，融合派，以“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等政治组织为代表。该流派既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强调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跳出“传统社会主义”与“现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构建兼具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特征的“新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制度约束趋紧、体制外行动空间收缩和社会动员基础弱化，左翼阵线、俄罗斯劳动阵线、新“劳动俄罗斯”等激进左翼，在实践中逐步转向更务实的行动策略。这类左翼虽仍以阶级政治与反资本主义为核心目标，但在实际活动中不再局限于街头抗争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可调动的行动资源，将选举合作、工会联动、社会议题动员纳入策略体系，以此提升政治实践效能。整体来看，俄罗斯左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适应性调整，本质上是对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社会危机的差异化回应。俄罗斯左翼既保留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反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立场，又在意识形态表达和行动策略上趋于温和、灵活和务实，集中体现了俄罗斯社会思潮的整体转向。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在社会不平等、福利保障、国家调控等议题上，左翼始终坚持批判立场，明确主张社会公正与公共利益优先；面对政治体制变革、权力结构重组等根本性制度问题，多采取谨慎回避、渐进调整的处理方式。俄罗斯左翼以意识形态调适来取代对抗，这体现了它们对后苏联政治生态的一种理性认知，即在激进自由主义改革之后，极端意识形态已经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了，进行务实的调适既是维系自身生存与影响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民众实际关切的精准回应。这一转变让左翼摆脱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束缚，扩大了社会基础并且获得了有限的政治参与空间。但与此同时，这也弱化了左翼的意识形态辨识度，消解了它们激进变革的锐气，部分核心诉求也在妥协中变得模糊起来，想要突破边缘化的困境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三）组织动员模式革新，“数字技术”增益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主要左翼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层级化、集中化组织结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核心层，组织内普通成员多被动执行领导层部署。这导致组织动员过度依赖行政指令，难以调动内部成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这些左翼的领导层主要与官僚、经济精英以及次精英专家群体有联系，与普通群众缺乏直接联结，使得组织动员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难以获得广泛响应。步入21世纪，随着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和“可控民主”格局的形成，以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分散，俄罗斯左翼政治地位渐趋边缘化，传统选民被进一步分流。为在夹缝中求生存、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俄罗斯左翼逐步加深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组织动员模式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向更具适应性、灵活性和隐蔽性的形态升级，从而在严苛的制度约束下仍维持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一，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激发组织活力。左翼试图通过内部权力的适度让渡、整合吸纳多元诉求，打破派系壁垒，将分散主张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共同行动纲领。2007—2008年，公正俄罗斯党吸纳俄罗斯社会主义统一党、社会公正党等政党后，赋予了这些政党部分党内决策参与权，并将它们的核心诉求纳入新党纲领。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治联盟“公正世界（Справедливыймир）”构建非体制左翼制度化协作平台，将集体领导作为核心组织形式，从而促使跨派别力量协同参与，增强了组织的包容性与活力。

第二，革新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密切联系群众。左翼从传统单向宣传转向数字赋能的双向互动与参与式动员，既能高效传递主张、及时收集民意，也能让民众在实际政治参与中获得真实存在感，进而强化自身与基层社会的稳定联结。在2026年国家杜马选举前，俄共组建由记者、理论家和IT专家组成的“专项团队”，以此为支撑强化社交网络运营，加强与独立博主的合作，并借助党内媒体扩大信息触达、搭建与群众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此外，公正俄罗斯党推出“公正观察员（Справедливыйнаблюдатель）”项目，组织并培训12万名选举观察员，让他们使用专门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监督国家杜马选举过程。

第三，结合传统议题和新议题，契合选民和时代需求。议题作为关键的政治工具，其功能在于凝结政治纲领、传达意识形态立场，并最终服务于吸引与动员特定选民的目标。俄罗斯左翼既坚持传统核心议题以夯实原有的选民基础，又开始主动顺应选民诉求与形势变化扩展新议题。例如，2017至2020年间，俄罗斯多地经历了严重的森林火灾，2020年还发生了诺里尔斯克柴油泄漏和堪察加半岛海洋生物死亡等生态灾难。对此，俄共不仅始终坚持维护国家资源公有、强化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管控等核心议题，还在纲领中扩展了空气污染、绿色技术和舒适居住环境等新议题。公正俄罗斯党始终以社会公正、公民权益保障作为传统核心议题，提出管控污染企业以保障劳动者健康、维护公民生态权利等内容，还在纲领中增加了绿色技术、森林保护等新议题。以绿色替代党、绿党为代表的新兴左翼绿色政党仍坚持生态立法完善、森林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传统核心议题，面对一系列生态灾难也提出了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灾难应急与治理等新议题。

随着国内政治高压持续加剧，信息传播与组织活动受到政府日益严格的管控，制度化参政渠道不断收缩，非体制政治力量的生存与行动空间被显著压缩。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左翼（特别是新兴左翼）着手构建更加隐蔽、灵活的动员模式。该模式先确保组织能维系基本行动能力，再逐步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组织被政府监控和压制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传递，还能降低组织对层级架构与物理空间的依赖，既为左翼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维持行动创造现实可行的条件，又为左翼重塑集体行动模式提供支撑。

一方面，数字技术会赋能组织结构向去中心化分布式网络转型，增强组织的韧性。传统的抗议活动通常围绕某个核心人物建立指挥链条，让信息自上而下流动，但这种结构容易使整个组织被锁定、瓦解。左翼正尝试构建分布式数字动员网络，把参与者划分成多个独立单元，各单元间保持必要联系，这样既可以互相配合，又不必暴露全貌。自2011年“白丝带”抗议运动后，左翼阵线、俄共等左翼力量在开展抗争行动时，便从依靠集中式平台发布统一指令，逐渐转向构建以Telegram为核心的去中心化数字协作体系，广泛运用群组、频道及机器人等功能协调工作。不同城市的参与者能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交换信息，地理定位功能可帮助各单元实时掌握现场动态、作出调整。这种无明确中心的组织结构，让每个单元都能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行动方式，进而增强组织在政治高压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与持续性。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让左翼组织的动员不再局限于常态化、组织化水平较高的行动，而是逐步升级为围绕具体社会议题展开的、参与门槛更低且灵活度更强的抗议与倡议类行动。2019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盟便是典型，该组织逐渐弱化了传统政党的层级化动员机制，聚焦劳工权益、社会公平和区域发展等议题，在俄罗斯及独联体多地借助数字平台协调开展线下街头活动与线上联动，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参与。这种动员模式契合左翼在高压环境下快速集结、灵活撤离的行动需求，有助于左翼突破传统政党动员模式的固有局限、扩大社会参与基础，也让组织动员更具弹性与生命力。

二、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左翼的政策主张呈现出由现象批判走向制度分析、由立场宣示走向路径建构以及由捍卫历史记忆走向价值认同内化的发展态势。

（一）新自由主义批判深化，重构策略分层显现

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引发的社会震荡，使俄罗斯左翼针对新自由主义转型后果进行批判。俄共认为这一转型导致工农业生产持续萎缩，生产力、科技和文化发展遭受严重冲击。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则从所有制变革的视角展开批判，认为私有化将劳动者排除在主要生产资料之外，助长了寄生性、非劳动性和剥削性的财富攫取，削弱了劳动者对生产与分配环节的实际控制。“斯大林联盟—为了苏联”进一步将批判延伸到政治层面，认为俄罗斯虽然具备中央选举委员会、政党、选举机制和杜马等民主政治的外在标识，但在民生困顿和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境况下，真正的民主并不存在。

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与国家反危机政策的阶级倾向，推动俄罗斯左翼将批判重心深入到危机生成机制和反危机治理逻辑。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转型加剧了俄罗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世界——俄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特征……当前的危机已持续近十年，是自美国大萧条和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产物，正在摧毁民主和人权的最后残余。”另一方面，2009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的反危机计划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公正俄罗斯党指出，政府为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拨款近6.5万亿，而用于加强社会保障和创造就业的资金压缩至十四分之一，认为这种资源分配倾向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即制度设计优先保障垄断资本利益而非缓解民众的生存压力。俄共则认为：“提交议员审议的修订预算案不含任何新内容，却充斥着经济上的粗暴措施。”这将导致“穷人将变得更加贫困”，同时关税上涨会抵消所有社会补贴和津贴。

近年来，面对西方制裁、经济困境和民生压力，俄罗斯左翼积极构建以“反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替代型经济体制、社会分配机制与治理逻辑，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路径。俄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迈向人民政权的十个步骤》中呼吁以计划性和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重建路径，具体包括将自然资源、土地、战略产业及关键银行归人民所有、推进新一轮高新技术工业化、设置2.5万卢布最低生活标准、废除不利的养老金改革、推行累进税制等方面，以制度性改革矫正“买办化”倾向。左翼阵线的政策具有革命社会主义特征，《2022年左翼阵线反危机计划》既要求遏制寡头对国民财富的寄生性占有，削弱寡头的社会经济支配力，又提出通过实施大规模国家就业计划、推动失业劳动者再培训、建立人民监督机构等方式广泛动员群众，从而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抗争结合起来，夯实制度性变革的社会基础。“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党”的政策取向则呈现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其应对危机的路径主要依托于体制内改革，强调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公共投资与强化福利分配来推动渐进式的社会转型，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核心。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升级，反霸权统一战线拓展

20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快速扩张，俄罗斯左翼普遍以此为分析框架展开批判，揭示当代帝国主义支配逻辑。其认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核心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借多种手段实现对全球生产资料、经济运行规则和国际秩序的主导，以维持自身霸权地位。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出发明确指出，当前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本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以全球扩张构建霸权的过程。该党提出，“20世纪末，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统一信息场——互联网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帝国主义由此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俄共在近年政治报告中提出，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的延续，仍具有垄断、资本输出、瓜分世界的核心特征。只是相较于传统殖民时代，其霸权扩张采用更隐蔽的实现路径。这种霸权形态可拆解为七个维度：金融资本支配生产体系、市场机制异化为剥削工具、国际分工固化全球不平等、跨国资本侵蚀国家主权、国际规则沦为霸权统治工具、文化扩张削弱民族认同以及垄断资本阻碍科技进步与生态发展。

近年来，西方金融资本霸权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核心—边缘”剥削结构，这既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也对劳动者权益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造成了严重侵蚀。由此，左翼逐步扩大反霸权统一战线的范围，将联合对象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扩展到更广泛的民主力量。例如，俄共注重以历史记忆激活阶级意识，以工会为核心纽带凝聚阶级力量，并团结工人阶级、爱国群体等进步力量，形成更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其以20世纪初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奴役的历史为基础，呼吁工人阶级再次踏上成长之路，全面掌握斗争方法，将工会活动作为主要斗争载体，强化阶级凝聚力，并与独立工会联合推动劳动立法改革，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俄共提倡团结反西方、反资产阶级爱国群体，构建“爱国统一战线”以对抗西方“第五纵队”。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同样重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谋求与其他进步力量联合。该党在党纲中明确将广大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确立为自身的社会基础，把维护这一群体的利益作为政党开展各项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从本质上坚守工人阶级立场，还将恢复工人阶级的各项社会保障权益列为政党发展的关键任务，借此深化与巩固阶级认同。其虽未声明要联合广泛爱国群体，但明确表示将联合所有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并与反寡头力量密切合作。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加剧，单纯的原则性表态已难以适应现实斗争需求，这使左翼更加注重构建可操作的跨国联合方案。例如，俄共主张以务实的跨国协作凝聚全球反帝力量，提出通过经验共享、策略互鉴推动各国左翼形成有效的反法西斯、反新殖民主义斗争路径，并倡导开展多边论坛，搭建跨区域联络机制，强化世界进步力量的协同联动。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跨国协作路径与俄共有所不同，其不满足于零散的跨国协作，试图通过组织建设增强各国左翼的凝聚力。该党支持包括共产党、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各类左翼的反帝斗争，全力推动创建一个强大的世界共产主义组织。

（三）历史记忆重新激活，价值认同逐步重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使左翼把唤醒历史记忆和恢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公正评价，作为重建社会主义合法性的重要前提。面对反苏、反共话语的冲击，左翼的历史叙事呈现出鲜明的防御性与恢复性特征，意在通过重申苏联历史价值，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消解。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1992年党纲中，着重从文化层面激活苏联历史记忆，提出保护并修复历史文化遗迹，弘扬各民族文化成就。俄共在1995年党纲中，侧重于从政治层面延续苏联历史记忆，强调俄罗斯需继承苏维埃社会主义传统，重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斯大林联盟—为了苏联”更直接地依托历史符号，以斯大林形象与苏联国家记忆为政治标识，明确表达捍卫苏联历史记忆的坚定立场。

21世纪以来，随着官方历史叙事逐步重构，历史虚无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合流，反法西斯历史记忆被官方有选择性使用，俄罗斯左翼将斗争重心转向捍卫反法西斯历史记忆的完整性与意识形态底色。在这一阶段，左翼更强调抵制对苏联历史遗产，尤其是反法西斯历史遗产的去意识形态化、工具化使用，普遍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功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紧密结合起来。“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强调苏联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认为这一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并明确号召抵制篡改历史、美化纳粹的行径。俄共注重反法西斯历史功绩的现实意义，强调把捍卫苏联历史同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相结合。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则强调反法西斯历史遗产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苏联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面对青年历史认知逐渐淡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愈加激烈的新形势，俄罗斯左翼致力于搭建并守护红色记忆与群众生活之间的桥梁，使社会主义价值内化于心。它们从教育、文化、基层实践等维度推动红色记忆与社会主义价值具象化，以此深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俄共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着手恢复和保护红色文化遗产，推动修订存在偏误的历史教材，把红色符号嵌入日常生活和学习场景，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在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同时，俄共着力构建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举办社会教育论坛，让劳动价值、社会公正与集体主义理想通过课堂教学和互动交流被理解和实践，推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从认知走向内化。左翼阵线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针对基层出现的具体去苏联化行为展开行动，守护红色记忆与群众生活之间的纽带。“列宁广场”承载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集体记忆，也是群众日常活动的公共场所。2025年左翼阵线反对将雅库茨克市部分“列宁广场”改名为“共和国广场”，认为这种地名去苏联化行为是对共和国缔造者的不尊重，会割裂红色记忆与群众生活的联系，因此通过公听会、集会等方式进行抗争。

三、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趋向

当前，俄罗斯左翼在后苏联政治生态中仍处于边缘地带，其发展面临着制度环境的持续压制，同时受制于内部分裂和社会基础流失。尽管部分左翼在议会中保有席位，在反对寡头资本、霸权秩序等议题上持续发声，但与政权党相比，其动员能力和政策影响力依然有限。

（一）复杂形势下支持率难以有效提升

国内政治压制与经济困境的共同作用，成为制约俄罗斯左翼支持率增长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危机促使民众寻求更有力的政策回应，而政治体制的限制进一步收窄了左翼的政治活动空间与公共表达渠道，二者相互作用，持续侵蚀着左翼的社会根基与政治话语权。具体来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治理失效所引发的传导效应将进一步削弱左翼的动员基础。2018年养老金改革引发的抗议活动凸显了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失业潮与经济衰退进一步增加了民众对现行政治经济治理模式的不满，他们对左翼的政策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期待，但各左翼却未能提出具有突破性的政策构想以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持续收紧压缩左翼的发展空间。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局转向保守主义，强调国家作用和传统价值观。从“俄罗斯新思想”到“可控民主”，再到“主权民主”的理念演变，反映出国家对民主进程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治理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既导致选举制度的结构性偏向，又使主流媒体受到政府严格管控。由此，左翼的政策主张难以广泛传播，支持率也难以有效提升。

近十年来，国际政治呈现出显著的保守主义与右翼民粹化浪潮，重塑政党竞争格局，这为俄罗斯当局的保守主义转向提供了外部话语契机，间接削弱了左翼的议题设置能力，阻碍其社会支持率的提升。在2025年欧洲多国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显著崛起。德国选择党以20.8%的得票率跃居议会第二大党，较上次选举的得票率实现倍增。葡萄牙“够了”党赢得60席，首次超越中左翼社会党，在议会中位列第二。可见，民族主义与反建制议题正日益演化为重要的政治动员资源，对传统政党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权合法性，俄罗斯当局顺势将自身定位为国际保守主义力量，不断强化“爱国—保守主义”叙事，在议题设置中更频繁地聚焦于民族认同、国家安全与传统价值，推动政治话语围绕“强国复兴”与“社会稳定”展开，从而构建起较为稳固的主流政治共识。相较之下，左翼既无法效仿极右翼拥抱民族主义，又难以突破“爱国议程”设定的话语边界，其政策表达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支持率增长乏力。

（二）内部分化趋势将长期存在

当前，面对共同挑战，各左翼在特定议题上尝试过合作，某些政策立场偶有一致，但这种合作的影响远不及各左翼内部及相互间的分歧与对立深远。一方面，政治高压和战争局势加深了左翼内部的裂痕。近年来，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为获取选举利益，曾与当局做过政治交易，这一做法与该党长期标榜的“反资本主义先锋”形象不符，也背离了其“反对所有议会内政党”的立场，党内矛盾由此激化。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共中央委员会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地方分支代表却发起反战抗议活动，该党内部随之分裂。同年，因对俄乌战争立场的分歧，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与俄罗斯劳动联合阵线发生分裂。之后俄罗斯劳动联合阵线更名为俄罗斯劳动阵线，原有的左翼联合机制被瓦解。另一方面，左翼在某些情境下确实展现出联合倾向，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冲突，始终是它们实现长期合作的根本障碍。2024年5月，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党”等左翼力量曾以“反对统一俄罗斯党”“实现政治民主化”为口号联合发起抗议活动，但这种合作仅建立在议题一致的基础上，缺乏深层次的价值共识。部分左翼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僵化理解，“可控反对党”与激进左翼在制度角色和政治目标上的根本冲突，让左翼联合始终缺乏稳定性。

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脱节仍是左翼政治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两者有交集，诉求侧重却不同：工人运动更关心眼前的经济待遇和劳工权益，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ФНПР）是俄罗斯主要工会组织，成员以工人为主，长期与政府保持合作，习惯将经济诉求和政治议题分开处理，通过三方协商机制维护劳工权益。这限制了它与左翼建立稳定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在选举或社会动荡时期，这类主流工会组织通常优先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推动激进变革，这种策略让其与那些主张制度对抗和根本性变革的左翼之间产生距离。近年来，俄共一直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却与基层劳工组织日渐疏远，工会参与政党活动的热情也在下降。部分新兴左翼试图弥合这一裂痕，却因组织资源匮乏、合法性基础薄弱，难以赢得工人阶层的广泛信任。未来，国家对工会体系的控制会更加严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疏离将会长期存在，这会持续制约左翼扩大社会动员的能力。

（三）难以形成可操作的制度替代方案

体制内左翼受制度格局的限制，难以提出实质性改革方案。它们在议会中保有合法地位，但提出并落实超越现有体制的建设性方案的能力始终受到制约，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压政治环境限制了体制内左翼的战略取向。在“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中，体制内左翼普遍采取策略性妥协姿态，既对现有制度保持基本忠诚，又需进行有限反对，在两者间维持微妙平衡。这些左翼多以温和反对派身份参与政治进程，回避与现行政权的激烈对抗。这种策略保住了其自身的议会合法地位，却也削弱了阶级代表性与政治动员能力。随着群众基础的流失，体制内左翼难以回应多元化社会诉求，政策制定又多由精英主导，这进一步限制了它们提出可行的替代性改革路径的能力。二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抑制了体制内左翼的制度创新潜力。由于政治参与空间受限，体制内左翼提出的理论构想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实践的土壤，最终只能向政治现实低头。例如，公正俄罗斯党虽在纲领中宣称要推进民主改革，但实际上在宪政结构、权力分配等关键议题上回避明确表态，甚至在2020年宪法改革进程中，全程高度配合现有制度安排，足见其改革意愿明显不足。

新兴左翼重批判轻建构，缺乏可操作的制度替代方案。其政治视野相对狭隘，政治表达多聚焦于批判而疏于完整制度方案的建构，提出的改革设想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新兴左翼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奉为改革的理想范本，提出的方案在理念与结构上高度依赖历史经验，未能深入回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制度环境的具体特征。正如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既批判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也否定俄共的妥协策略，试图重建以苏联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便该党提出了改进主张，整体方案仍沿用苏联时期的思维路径，未能结合当代现实进行制度创新。二是部分新兴左翼的制度构想呈现出空泛化特征。其政治表达多为激进口号与符号化批判，难以搭建成熟的改革框架，通常依托社会运动或网络平台对特定议题开展短期动员以争取有限舆论关注，主张却往往停留于对现状的抽象否定，缺乏对国家治理、经济结构调整与权力分配的系统重构思路。正如左翼阵线把“人民议会”当作政治动员的核心口号，试图以此替代现行代议制民主，构建更为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但这一构想在宪法衔接机制、制度运行逻辑以及权力过渡路径等关键环节都缺乏系统且深入的论述，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案。

四、结语

俄罗斯左翼的演变历程表明，苏东剧变后，在“一党主导、多党并存”的“可控民主”格局与日趋多元的社会结构中，左翼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未曾止步，还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走上了一条适应性嬗变与困境突围并存的道路。俄罗斯左翼发展呈现出三重规律：在适应性嬗变层面，随着政治活动空间持续收缩，左翼借助意识形态务实化调适、选举协作、数字化动员等方式维持自身行动空间，但这也在客观上弱化了其意识形态辨识度并使组织整合能力下降；在政策主张层面，左翼虽能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矛盾、争夺历史解释权等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但尚未完成从价值宣示到替代性制度建构的实质性转向；在发展趋向层面，左翼若无法解决内部分裂问题、重建稳定的阶级基础，并形成可落地的制度替代方案，就难以把分散的社会不满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动员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