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算法为核心引擎、生态协同为组织形态，其本质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深度融合。劳动者作为核心能动主体，其质态跃升既是衡量生产力“新质”程度的标尺，也是可持续价值创造的能动载体。历史地看，劳动者质态历经自然依附、经验传承、机器附庸、技术协同，正向人机共生演进。当前，新质劳动者在能力结构上呈现复合型创新特质，在协作模式上形成跨域耦合协同生态，在价值导向上追求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统一，在思维范式上秉持开放共享与敏捷迭代。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劳动者向创新、协作、生态自觉、开放共享的新质态跃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主体支撑。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劳动者；新发展格局；主体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催生一种具有高度系统性与渗透性的生产力新质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这一框架下，劳动者作为最具能动性的核心要素，其自身的跃迁是其他要素变革的根本前提与核心驱动力，确立了其在生产力质变中的核心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技术范式的迭代与人类劳动方式、社会关系乃至主体性存在的全面重塑，为探讨劳动者的历史形态开辟了新视域。由此，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在何种维度上赋予劳动者以“新质态”，以及此种新质态又如何作为内生动力塑造并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前的理论探讨，或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与经济效能，或主要沿用传统劳动要素的分析框架，对新质生产力范畴下劳动者主体性的系统性、结构性嬗变，尚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论观照。因此，将研究视角回归劳动者这一能动主体，系统阐释其新质态，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人”的深刻变革，为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战略提供理论支撑，更是对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这一终极命题在新时代的继承与深化，彰显了生产力发展服务于人的价值旨归。

    一、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系统中的理论定位

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新质生产力体系中，劳动者的素质结构、能力维度与创新活力等直接标示着生产力发展的“新质”程度。新质劳动者作为知识型、技能型与创新型的统一体，已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运行的关键载体，其主体性释放程度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一）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最能动的主体性要素

依据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构成客观要素，而人类劳动作为主观要素，是驱动生产力运行的核心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等作为人类有目的活动的产物，只有与人的“活劳动”相结合，才能实现潜在的使用价值向现实的使用价值转化。列宁也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这凸显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劳动者通过“活劳动”扬弃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死的对象性”，以体力和脑力为中介改进生产资料、拓展劳动对象边界，推动生产力系统循环运转。当劳动对象转化为产品并重新投入生产时，既保存过去劳动的价值，又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形成生产力运行的关键循环。其次，劳动者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体力量。作为知识、技术及创新要素的载体，劳动者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一方面通过技能积累改进生产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要素协同，优化空间配置以减少资源错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协同共振。最后，劳动者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直接规定其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规模和层次，促进生产力要素系统迭代升级。马克思指出，“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高素质劳动者能实现更先进的技术结合，推动生产资料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有效结合，为技术迭代与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供核心动力。因此，劳动者不仅是生产力系统运行的必要前提，更是驱动其动态演进与效能倍增的根本支撑。

（二）劳动者质态跃迁是衡量生产力“新质”程度的标尺

新质生产力的这种“新质”体现于生产力系统各要素的深刻变革。相较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变革，劳动者的变化更具能动性、根本性。一方面，劳动者质态跃迁是生产力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的内在要求。传统工业化阶段以劳动时间延长与机器设备规模化应用为主导，形成“量”型增长模式；而新质生产力则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根本动力在于“一般社会知识”深度嵌入生产过程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劳动者由此超越机器附属品角色，成为掌握、运用乃至创造科学知识的“复杂劳动者”，其劳动的复杂程度、知识密度与创新含量直接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质”含量。另一方面，劳动者质态跃迁是应对生产力“新质”技术特征与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依托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型生产体系，对劳动者提出了全新要求：既要突破单一学科壁垒、掌握跨领域知识体系，又要实现技能从传统操作向智能系统编程、维护与优化的转型，同时还需具备系统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以适应高度网络化、动态化的生产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并就“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出系列重要部署，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劳动者质态跃迁的核心方向。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潜能无法充分释放，其“新质”也无从谈起。因此，劳动者质态跃迁是新质生产力内在的、核心的构成部分与衡量标准，体现了生产力发展逻辑从“物”向“人”的回归。

（三）新质劳动者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能动载体

面对技术范式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传统劳动要素已难以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复杂运行逻辑，而新质劳动者通过创造性转化与主体性实践，将前沿科技内化为生产动能，驱动生产系统实现智能化、绿色化与高效能协同，成为新质生产力持续演进的内生动力与核心支撑。其一，新质劳动者的“新型”特征集中体现为劳动能力的质变，是其成为“新型载体”的根本前提。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的能力结构具有高度复合性，不仅涵盖科学文化基础，更强调数字素养、跨界整合能力、复杂问题解决与创新创造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所指正是新质劳动者。其劳动过程是知识生产、技术迭代与价值创造的统一，能使数据、算力、算法等新质要素现实化，从而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核心能动载体。其二，新质劳动者的“能动”属性，是其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和灵魂，其能动作用在新质生产力系统中被空前放大。面对海量数据、复杂算法与智能化机器，没有新质劳动者的能动介入，这些生产要素将只是沉睡的“死”资本。其能动性体现为创造性应用、引领性创新与适应性进化三方面，使新质劳动者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从“潜在”走向“现实”、从“形成”走向“成熟”的决定性力量。其三，新质劳动者作为“能动载体”的系统功能，在于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有机融合与效能倍增。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关键在于各要素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新质劳动者正是这一融合过程的“催化剂”与“黏合剂”，通过高能“接口”作用，将抽象科技创新与具体产业应用场景有效连接，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模式与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新质劳动者正是“四链融合”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能动因子。其创造性劳动实现了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与效能跃升，是整个新质生产力系统得以运转与发展的中枢性、能动性载体。

二、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质态的历史演进

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生产活动既是人本质的塑造载体，也是生产力发展历史性的重要表征。“有生命的个人”依赖物质生产维系生存，劳动者质态始终与生产力演进同频共振。随着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的深化，劳动者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自身，二者在螺旋式上升中共同推动历史进程，构成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

（一）渔猎农耕时代：劳动者从“自然－依附”向“经验传承”转变

人类最早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生存，可划分为原始自然生存与农业自然生存两个阶段。在原始社会，人类以采集、捕鱼、狩猎获取生存资料，生产力水平极低，劳动者完全受制于自然条件，劳动能力局限于本能与简单工具使用，尚未形成系统化生产技能。马克思对“自然”的两种区分为此阶段劳动者质态提供了理论框架：一是人自身的自然力，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之外的自然，指向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此时劳动者主体性尚未充分觉醒，劳动活动以被动适应自然资源为主，而非主动改造，“自然－依附”特征导致生产力长期停滞。农业革命后，人类进入奴隶制与封建社会，劳动者质态开始向“经验积累”转型。奴隶制下，劳动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技能被严格限制在实用范围，仅掌握维持生产的最低技术，如古埃及奴隶能操作“沙杜夫”提水装置，却不懂水利原理，技能传承依赖模仿而非系统教育，工具化属性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在封建社会，农奴虽仍被束缚于土地，但已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质态呈现“人身依附”与“经验积累”的混合特征。自耕农通过掌握节气、育种等系统经验，实现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积累生产的转变；手工业者以行会为组织形式，通过师徒制传承技艺，拥有工具与生产场所，社会地位显著提升。此时，劳动者质态已从单纯体力劳动转向经验型劳动，成为推动农业生产力缓慢发展的关键力量。整体而言，渔猎农耕时代的劳动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物在生命负熵进程中生长的辅助作用”，劳动者主体能动性的欠缺限制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生存逻辑呈现“自然提供—需求利用”的被动性，认识逻辑则遵循“需求利用—认知探索”的路径。尽管农耕时代人类已开始谋求改造自然，但仍以被动顺从为主、主动改造为辅。劳动者依托血缘或地缘形成共同体，以“人的依赖”为存在形态，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受到压制，人类文明处于低级阶段。

（二）工业时代：劳动者从“机器附庸”向“技术协同”转变

历经文艺复兴至资产阶级革命，人类从神权社会步入理性社会。工业时代以机器大生产为核心，蒸汽机、电力等技术推动生产力质变，劳动者摆脱土地束缚，成为工厂体系的核心，其质态随技术迭代呈现清晰的演进脉络。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技能单一，承担重复性、机械化操作，被视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劳动过程高度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乃至他人形成深刻对立，陷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困境。随着电力与内燃机普及，流水线生产成为主流，“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机器体系复杂化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机械维修工、电工、工程师等新型职业涌现，劳动者开始具备“体力—脑力”复合特征。同时，工会组织的壮大推动了劳动者权益改善，使其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但“泰勒制”下的异化问题依然存在。这一阶段，劳动者在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双重塑造下，完成了从“土地依附”到“机器协同”的蜕变。尽管机器文明导致财富不平等积累与人对物的片面依赖，却也带来财富增长和人的存在状态进步。技术的演进不再局限于增强劳动者能力，更逐步迈向对人类自身的改造。一方面，劳动者的技术化打破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使其从“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中解放，借助技术主动改造自然，在劳动实践中展现人性力量，完成了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的转变；另一方面，技术应用目标从改造自然转向改造人类自身，人类试图打破自身本性与极限，实现深度技术化以增强本质力量。

（三）数字时代：劳动者迈向“算法驱动”与“人机共生”

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化不仅实现物理信息、流程等的线上迁移，更通过对人类行为的颗粒化处理，使人类进入基于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共享与利用的生存状态。数字劳动作为“数字化生存”的深度表征，通过对物理空间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映射，不仅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推动劳动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更深刻改变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路径，使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被打上浓重的数字化烙印。具体而言，一是劳动诸要素“去身体化”，算法以抽象代码形式嵌入生产工具，传统流水线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隐藏于算法背后，在光学意义上变得不可见；二是劳动过程以算法运行逻辑为核心基准，协作方式“云端化”，传统车间线性生产流程转变为围绕算法需求的模块协作，形成吉登斯所言的“脱域现象”；三是社会关系“幽灵化”，劳动者与雇主的“不可见”导致传统雇佣关系被数字化匹配取代，人与人的联系被数字叠加替代，算法逻辑对生产分配、雇佣关系及个体与社会联结进行了高度抽象化处理。需注意的是，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衍生出数字控制、剥削与异化等背离人本质的后果，呈现数字经济的深刻“悖论”：数字效率与数字沉重一道增长，数字丰裕与数字贫困并存，数字便捷与数字囚笼同在。这种悖论反映了技术发展过程中文明与野蛮交织、前进与倒退交替的辩证关系。但技术演进的终极逻辑并非人的异化，而是人机关系的重构。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属性升维至协作能力，劳动者必然从算法的被动执行者进化为“人机共生”的主动塑造者。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过程，赋予生产力各要素智能化特征，人的劳动逐渐演变为“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的新型劳动形式，既体现“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又通过客体主体化的智能因素为劳动者提供提升劳动技能的智能工具与思维模式。在量化、符号化、数字化的基本逻辑以及递归算法驱动下，劳动者潜力被充分激活，实现对“智能”本质的深刻回应。同时，数字劳动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为劳动者的自由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架设了新的桥梁。

三、新质生产力范畴中劳动者的新质态表征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并非“力”的简单增强，而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力中“人”和“物”要素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质”的颠覆性变革，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劳动者的能力结构、协作模式、价值导向与思维范式均呈现出系统性跃迁，不仅体现了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与融合化趋势，也彰显了劳动者作为核心载体的主体性重塑与能动性提升。

（一）在能力结构上，呈现出“复合型创新”特质

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单一领域的技能积累难以应对复杂系统的创新需求。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新质劳动者正是这种“重新组合”的能力载体，体现为知识、技术与实践的多维耦合。具体而言，一是知识结构的复合化，新质劳动者不仅具备自然科学中的理性思维、社会科学中的制度理解，还兼具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判断，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知识体系，使其从工业时代的“局部工人”向“系统创新者”转变；二是技能结构的智能化，劳动者从传统的“重复性操作”转向“创造性人机协同”，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智能技术，更要具备对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与前瞻性驾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懂技术会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目标，正是对这一特质的精准概括；三是创新思维的系统化，新质劳动者能够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创新方向，实现从“从0到1”的原始创新到“从1到N”的颠覆性应用，成为推动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二）在协作模式上，体现为“跨域耦合协同”生态

与传统生产力中基于分工与层级控制的协作模式不同，新质劳动者的协作关系突破了时空限制与组织边界，形成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产业链协同为核心、以社会关系再生产为延伸的复杂网络结构。在物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生产过程不再依赖于单一劳动者的技能，而是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整合与经验汇聚，形成超越个体能力的集体生产力；在知识生产领域，数字劳动者依托数据采集传输系统与先进算法构建的数字平台，实现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信息的跨部门、跨国界乃至跨时空集成，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在社会关系生产领域，数字化劳动过程使得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同合作突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会区隔，偏远乡村居民、社会边缘群体等多元主体得以通过数字平台建立新型社会交往关系。这种网络化协同生态，既体现了“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的规模效应，也彰显了新质劳动者作为生产力核心载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三）在价值导向上，遵循“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统一的可持续创新”理念

传统工业化阶段，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被嵌入“资本—剩余价值”轴心，社会使用价值与生态使用价值被外化为可忽略的“外部性”，导致马克思所批判的“破坏性聚集”，即资源枯竭、环境熵增与阶层分化成为内生性代价。进入新质生产力阶段，数据、算法与可再生能源的耦合使劳动过程的可逆性、可循环性显著增强，劳动者的价值导向随之发生“三重根”转换：一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生，劳动者通过知识溢出、技能扩散与社群协作，将人力资本升值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本的同步扩张，形成“共享剩余价值”新范畴；二是当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跨期协调，劳动者以“负熵劳动”对传统贴现率进行修正，通过绿色工艺设计、循环生产标准与低碳专利布局，把未来生态成本内部化为当下技术路径的硬约束；三是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系统耦合，劳动者在“智能—生态”双重网络中重新获得生态主体性，通过“代谢劳动”将自身活劳动嵌入地球物质循环，实现使用价值生产的“生态化再编码”。由此，劳动者的“新质态”在价值层面呈现为可持续创新理性的内生建构，其每一次技能迭代、知识外溢与生态实践，都在同步扩张经济剩余、社会公共品与生态负熵，从而将“绿色剩余价值”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循环的能动性支点。

（四）在思维范式上，秉持“开放共享”与敏捷迭代的演化思维

传统工业化以“机械可复制”为效率准则，劳动者的思维被锁定在标准化、线性化、边界清晰的范式之中，导致认知冗余度降低、系统韧性脆弱。新质生产力则以数据的非排他性、算法的可重写性、网络的外部性为技术基底，将“共享—迭代”确立为价值增殖的默认路径。在知识论维度，其思维范式转向“开源认知”，知识不再是被占有的私人物品，而是处于持续分叉与合并的公共代码库，劳动者通过参与分布式协作、共同治理与动态测试，将个体隐性经验转化为可版本化、可分叉的集体记忆；在空间维度，思维范式呈现“边界液态化”特征，新质劳动者以“云身份”在多平台、多任务、多角色间瞬时切换，其认知结构既嵌入组织网络，又随时可重构为跨域数据流，能够在生态、社会、技术三重耦合的复杂系统中充当“界面劳动者”。由此，劳动者的“新质态”在思维层面凝聚为一种“演化理性”元能力，既承认局部无知，又以快速试错压缩认知时差；既共享知识盈余，又以网络正反馈放大个体微创新；既尊重生态阈值，又以负熵设计反向约束技术路线。在这种范式之下，劳动者成为新质生产力持续自我突破的核心能动者，其思维开放度与迭代速率直接决定了系统能否穿越技术锁定、生态临界与社会撕裂的三重陷阱，迈向可持续的共同繁荣。

四、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质态跃迁路径探索

新质生产力作为智能文明催生的创造性劳动产物，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内核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维度的综合要求。劳动者唯有实现“新质态”重塑，方能将“物化智力”高效转化为现实财富。这种重塑须嵌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熵减通道，推动劳动主体从“要素附着”向“系统变量”跃迁，实现能力结构动态重构。这既是生产力演进对主体性的内在规定，也是知识、技术、制度与社会关系多重耦合下的系统性再造，为生产力质态跃迁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主体性支撑。

其一，要将“物化智力”的结构性跃迁置于核心地位，培育具有“新质学习力”并能自觉融入社会变革的创新型劳动者。在数字智能技术语境中，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已物化为算法、数据与模型权重等新型生产要素，并以可迭代、可分叉的代码形态深度嵌入生产全流程，不再是外在于劳动过程的客体。若劳动者无法对此类“物化智力”实时解码与再编码，将沦为高阶自动化系统的认知附庸。因此，构建面向复杂系统的“新质学习力”是培育关键。这要求劳动者在跨学科知识图谱中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形成对技术复杂性的解释能力与对制度规范性的治理能力。在价值维度，须以“科技向善”为导向，将“人民至上”理念融入认知实践，使能力提升既追求技术效率，又接受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与代际正义的约束。由此，劳动者从“人力资本”升维为“生态营造型主体”，其创新能力表现为在爱国情怀、社会责任与坚强意志等构成的价值坐标系中对智能化方案进行负向熵增筛选与伦理权重赋值，确保“物化智力”增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一致。技能层面，劳动者需具备驾驭“双重接口”的复合能力：既精通高端智能装备的物理操作逻辑，又深谙制度、市场与产业的抽象运行规则。这种能力使其能在虚拟仿真中精准控制，在政策框架内预判博弈均衡，并通过“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将创新构想转化为产业标准，同步提升创新生成与扩散速率。最终，新质学习力将个体人力资本转化为系统的知识再生产引擎，推动技术、制度与生态从耦合走向共生，使劳动者成为新质生产力持续自我突破的创新驱动主体。

其二，要着眼于全链条的系统性整合与效能释放，激活集体劳动的内在潜力，培育具备高度计划性与协同效率的协作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依托“数据—算法—生态”复杂网络，赋予劳动过程实时可逆、跨域耦合与负熵内生的技术属性。若劳动者固守原子化分工的“机械协同”模式，将无法释放系统级的增益效应。因此，其培育须超越“物理叠加”逻辑，转向以全链条序参量调控为核心的“化学融合”范式，凝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与价值链中的潜在能量，形成面向复杂任务的集体智能。认知层面，劳动者需具备计划性协同能力，以共同愿景为导向形成自组织结构，从系统动力学视角将自身行为编码为可与其他节点协调的动态规则，确保局部决策与宏观目标同轨，从而构筑抑制熵增的序参量场，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工具层面，需发展数字孪生协同能力，借助实时数据流与分布式算力将协作过程镜像为可迭代的虚拟模型，优化任务流、资源流与知识流，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将协同摩擦转化为网络正外部性，提升协作的精准度与效率。制度层面，需具备生态化协同能力，掌握跨边界资源调度与冲突治理的“接口主权”，运用智能合约、共识算法、声誉机制，将组织认同升华为对共享生态的“制度性忠诚”。当计划性、数字孪生与生态化深度耦合，集体力将实现从简单协作到涌现创新的质变，劳动者成为可即时重构的“协同主体”，其微观操作可放大为系统级价值增殖，释放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效能。

其三，要实现技术创新与价值理念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驱动可持续发展实践，培育具备绿色创造与绿色实践能力的生态自觉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生态要求，并非叠加“绿色素养”，而是将其重塑为“技术—价值”双螺旋的内生性变量。培育过程需将对象性活动还原为“人—地”协同代谢的负熵协议，使劳动者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实现自身自然的升维，生成生态自觉主体。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既外化人的本质力量，又将自然材料纳入社会代谢。传统工业化将代谢简化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链条，生态成本外化为全球公共负资产。新质生产力则以数据、算法与可再生能源为基底，赋予代谢过程可追踪、可预测、可逆转特征，将生态外部性内化为价值函数。劳动者须实现“双重代谢”，即既改变身外自然，又通过绿色知识、循环技能与生态伦理的反向嵌入，重塑认知图式与价值排序，为“自身自然”提供可持续演化方向。此外，绿色科技是重构生产函数的中介变量，劳动者需具备“技术—生态”翻译能力：以生命周期评估与物质流分析拆解生产流程，将碳足迹、水足迹等转化为设计约束；将节能算法、循环模型写入工艺协议，推动资源利用效率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劳动过程由此成为负熵增益的“生态协议”部署过程，劳动者从操作者转变为协议维护者与迭代者。同时，要将人文关怀、公平正义与可持续性转化为技术路线硬参数，实现技术与伦理双向赋能，在劳动实践中协同增殖经济剩余、社会福祉与生态负熵，使劳动者成为新质生产力穿越生态临界点的关键人力资本。

其四，要以跨域整合与共生演进的思维范式拓展全球视野，培育具备跨界认知能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开放型劳动者。数据流穿透疆界、算法重构比较优势，使新质生产力生成空间升维为“天地空网”复合拓扑结构。若劳动者受限于民族、学科、组织刚性边界，将难以捕捉瞬时机遇，甚至被全球网络外部性边缘化。因此，培育核心在于将主体性重构为“开放型主体”，使其认知框架容纳多重异质坐标，在实时交互中生成协同维度。一方面，要实现从“领域专精”向“破界耦合”的范式转换。破界通过“扩界—跨界—穿界”三阶运动消解隔阂：扩界以元模型抽象将异质问题转化为同构变量；跨界借混合方法库实现范式翻译；穿界则用数字孪生与生成式仿真预演协同效应。由此，劳动者获得“认知整合”能力，可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捕捉潜在机遇，将局部知识转化为系统级组合创新。另一方面，要升维为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跨文化行动者。数据要素流动使局部决策可能产生全球影响，全球风险也会渗透至个体劳动。劳动者需内置“全球责任内化”机制：借助多语言语义网络与情境化智能工具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降低协作成本；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社会治理标准等转化为行动指南，使创新既合规又不悖全球伦理。最终，劳动者成为“全球—本地”双循环的界面耦合器，其身份在跨域协作中动态生成，通过内化破界能力、跨文化理解与共责伦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观“传感—执行”节点，以共生演进将全球资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增量。

其五，要立足于制度建构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系统推进社会资源的共建共创，培育秉持共同劳动理念、致力于社会财富公平共享的共创共享型劳动者。数据要素的可复制性与可共享性消解了传统稀缺性假设，推动生产资料从“排他占有”转向“关系激活”，为共创共享型主体涌现奠定了技术与经济基础，但潜能释放仍需制度范式重构。首先，劳动者应以“社会个人”身份融入生产体系。只有在公有制框架下，通过“数据—算法—平台”三重开放机制，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者“有机身体”的延伸，个人才能在共同劳动中获得社会化呈现，既确立主体性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价值，又为自我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其次，需推进分配正义的算法化重构。借助机器学习与智能合约技术，劳动者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将个体边际贡献实时映射为可审计的权益凭证，使“按劳分配”颗粒度由年度降至小时级，形成“贡献—回报”高频耦合的正反馈循环，激发创造活力。再次，要将渐进共享原则内化为动态治理机制。劳动者共同参与数据清洗、标注与模型训练，既拓展共享范围，又通过合理配置治理权重降低技术精英垄断风险，使共享水平随生产力跃迁呈阶梯式上升。由此，制度建构与实践探索在共享型生产力平台实现辩证统一，共同劳动向共享劳动质性跃升，成为劳动者以数据为媒介、算法为规则、人民为中心的自主协作现实，不仅体现了“经由共同劳动向共享劳动的质性跃升是人类社会朝向和谐共生发展的基本逻辑”，也彰显了对象化劳动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主体支撑。

五、结语

随着数据、算法与生态呈现出深度耦合，推动生产力迈入质变临界点，劳动者新质态已突破传统人力资本边际优化范畴，从“一般智力”外化转向“生态理性”内化，从“社会关系总和”跃升为“人—机—地”协同节点，其存在方式被编码为可持续价值增殖的稳定源泉。新质生产力的深层意涵，不仅是技术经济范式更替，更是人类以自身为场域的复杂反馈机制。认知迭代、绿色实践与跨域协作的推进，同步拓展物质变换自由度与生态系统稳态边界。劳动者新质态由此成为文明演化关键变量：主体性提升将科技革命转化为存在论变革；社会性扩展使交往升维为多元节点松散耦合创新；发展性反思将“认识你自己”转化为可计算、可实验、可共享的公共知识体系。这表明，劳动者既是新质生产力创造者，更是新文明形态建构者。未来，新质态劳动者将以开放演化理性应对不确定性，将“自由个性”融入生产力核心，推动文明在熵增宇宙中创造有序发展空间，实现从“改造世界”到“与世界共同生成”的叙事转变，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