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崛起，是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存在方式与文明演进图景的历史事变。它对人类最基本实践形式的“劳动”以及作为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活劳动”的主体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原点，对“活劳动”主体性的哲学内涵进行澄明，继而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活劳动”主体性危机的多重面相与深层逻辑。这一危机源自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深度“共谋”，是对人之为人的劳动本质的系统性遮蔽与结构性消解，但也为实现更高层级的重构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与哲学可能性。重构“活劳动”的主体性必须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视域，在驾驭人工智能这一“对象性存在”的实践中，重新占有被异化的劳动本质，最终指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旨归的、更高层级的“活劳动”主体性形态。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人工智能；活劳动；主体性；人的解放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被加速技术变革所定义的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集群，已不再是漂浮于社会表面的工具性浪花，而是沉潜为重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的“座架”，并以其强大的变革力量对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和实践方式——劳动，进行着全面重塑。在这场波澜壮阔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图景中，一个关乎人类存在根本的命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催促我们进行理论思考：在人工智能展现出其“万能躯体”与“超级智力”的今天，作为创造历史之主体的“人”，其“活劳动”的独特价值与主体性地位，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又当如何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守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本质？
这绝非一个可以简化为“福”或“祸”的实证性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的深刻课题。所谓“前提批判”，即是对那些构成我们思想与行动之根据的、通常被视为“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进行彻底的追问与澄清。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对“劳动”“价值”“主体”“智能”等核心范畴的理解，大多仍滞留在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时代的理论框架内。若不对其展开彻底的批判性反思，便难以把握“活劳动”主体性危机的深层本质，更遑论探寻其重构的现实路径。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穿透现实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如何从人的“生命活动”与“自我实现”的手段，异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即“异化劳动”。而“活劳动”作为“生产活动本身”，作为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在与“对象化劳动”即资本的对立中，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枢纽。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智能化的“对象化劳动”的集合体，以一种更加彻底和隐蔽的方式，与资本逻辑结成新的同盟，将“活劳动”置于一个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生存论困境之中。人工智能借助生产力三要素的数智化跃升等内在机制，推动劳动过程发生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在资本主义应用下，却可能深化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超级剥削。
因此，本文的任务在于：第一，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在哲学层面厘清“活劳动”主体性的核心内涵，为后续分析确立理论标尺；第二，以此为基础，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条件下“活劳动”主体性危机的具体表现，揭示其背后的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机制；第三，在批判性分析“活劳动”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探寻重构“活劳动”主体性的内在可能与现实路径，阐明这种重构不仅是对危机的克服，更是对人类劳动形态与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跃迁；第四，最终将这一问题提升至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追问在“后人类”叙事日益喧嚣的今天，如何坚守以“活劳动”为核心的人之主体性。
一、“活劳动”主体性的哲学内涵：人之为人的劳动本质规定
在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进行任何实质性探讨之前，必须首先回到问题的原点，对“活劳动”及其“主体性”这一核心范畴进行哲学上的澄明。这并非简单的概念复述，而是一次深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的过程，旨在揭示构成全部讨论之基石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在劳动价值论视域中，“活劳动”是相对于“对象化劳动”或“死劳动”而言的。它并非指任何具体的劳动形态，而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正在付出的、流动状态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本身。从本质上而言，“活劳动”是“存在于主体本身中的能力”，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主体性”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区别于物的能动本质，是人之为“劳动主体”的根本规定性。“活劳动”的主体性，具体地、历史地展开为以下五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第一，意向性与目的性：劳动过程的自觉发起。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是由人自主设定目的并主动展开的生命活动。一方面，“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差异在于，人在劳动起始阶段便已在观念中构建了劳动成果。“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另一方面，“活劳动”驱使“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以“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以达到“改变自然”甚至“占有自然物质”的目的。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观念建构能力，是“活劳动”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它意味着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自觉发起者和主导者，而非被动地适应自然。
第二，创造性与对象化：本质力量的能动实现。劳动是人通过自身本质力量的创造性发挥，并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确证的过程。一方面，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不仅包括对自然物的改造，更体现为新价值、新形式乃至新意义的生成；另一方面，对象性则体现在“活劳动”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将自身的目的、情感、审美与力量等赋予对象，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或“人类智慧的结晶”。“活劳动”不仅改造着自然，更在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确认自身本质力量，进而获得自我实现感。这正是人之“类特性”的体现，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此视角下，“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而非对“活劳动”的替代。
第三，自主性与调控性：劳动活动的自我把控。劳动者可以根据情境变化调整劳动目的、方式与手段，对劳动过程进行自主反思与动态调控。这种自主性首先体现为“活劳动”对自身活动的支配能力，既包括对工具使用的灵活应变，也涉及对劳动节奏、强度与协作关系等的主动把握；调控能力不仅体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更深层地表现为“活劳动”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与价值目标的确立。在不确定中作出判断，于实践中确立意义的能动智慧，让劳动不仅成为改造世界的活动，更是把“活劳动”升华为自我创造的根本途径。
第四，社会性与协作性：交往关系的自身建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也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协作形式之中。劳动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生成与再生产的根本场域。一方面，劳动者在协作中通过语言、分工与默契实现目的的协调与力量的整合，使个体劳动融入集体实践；另一方面，协作本身塑造着新型社会关系，推动信任、责任与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社会交往与协作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延伸至人与技术系统的互动，形成“人—机—人”的协同网络。但是，“活劳动”在此过程中保持主导地位，以自主判断与价值选择调节协作方向，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支配人性。
第五，价值创造的源泉：历史发展的能动根基。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看，“活劳动”主体性的最深刻体现，在于它是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唯一创造源泉。正是劳动者在流动状态中付出的抽象人类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实体；而劳动者具体的有用劳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增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量，也降低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这使得“活劳动”成为社会经济运动和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基，是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原始动力。人工智能虽能模拟部分劳动形式，却无法脱离人类设定的目标与意义框架而自主产生价值。唯有“活劳动”能在实践中持续突破既有结构，于变革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重塑自身，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之路。
综上所述，“活劳动”的主体性，是一个集意向性、创造性、自主性、社会性和价值创造性于一体的、丰富的、总体性的哲学范畴。它彰显了人在劳动中作为能动、主导、创造与自为存在的根本地位。澄清这一内涵，为我们接下来剖析人工智能条件下“活劳动”主体性所遭遇的危机，以及探寻其重构的路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标尺和“批判的武器”。
二、主体性的丧失：“活劳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多重危机
人工智能并非一个中性的、透明的工具，当其被嵌入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律令的社会结构中时，它便成为资本权力最为得心应手的“具身化”。由此，前述“活劳动”主体性的五个核心维度，正遭遇系统性、结构性的侵蚀与消解。
（一）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危机
在传统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主要替代并放大了人的体力，然而，在生产过程中，诸如工艺设计、流程管理、故障排查以及经验判断等环节，依旧依赖劳动者的知识积淀、实践经验与临场决断能力，这为劳动者保留了一定的创造性与自主性空间。但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感知、认知与决策系统，正在实现对人类“知性”乃至部分“理性”功能的系统性替代。这导致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使“活劳动”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这一起点上就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
首先，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决策权正被算法逐步架空。昔日的产业工人虽受制于机器的固定节奏，但其大脑仍需应对具体生产情境中的复杂信息，并掌握着相当的局部知识，能够进行自主性的判断。而在高度智能化的“无人工厂”，劳动者的角色正逐渐从“操作者”转变为“监控者”“干预者”乃至“辅助者”。他们的任务被简化为执行AI系统发出的标准化指令，或在系统报警时进行有限的或程序化的处置。劳动者的局部经验、默会知识在算法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劳动的“具体有用性”层面被极大抽空，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抽象的、等待被算法定义和调度的“一般人类劳动”。这种“抽象化”的做法，实质上是对“活劳动”创造性技能运用的直接否定。
其次，劳动者的技艺习得路径被彻底阻断。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形成的决策模型，其内部逻辑往往呈现“黑箱”特性，劳动者不仅难以参与其设计与优化，甚至无法理解其运行机制。新进劳动者无需再经历传统意义上的“学徒－熟练工－专家”成长路径，因为核心技能已被系统编码。这种“认知外包”使劳动过程不再是个体智慧与经验积累的展开，而沦为对预设程序的被动遵循，从而瓦解了主体性赖以生成的知识基础与实践场域。
再次，劳动者长期积累的隐性知识被数据化剥离。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默会知识、情境判断能力与应急处理能力，正被传感器实时采集并转化为训练算法的数据原料。这些原本属于“活劳动”核心的经验，在被剥离、提取并转化为系统智能后，反而成了规训劳动者的新手段。劳动者既失去了对自身经验的所有权，也丧失了运用经验的自主空间，其“主体性”由此被双重剥夺。
（二）劳动产品的“异化替代”危机
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异化形式以更为尖锐且广泛的方式显现，直接冲击着“活劳动”主体性的意向性与对象化层面。
一方面，是“数据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中，数据标注员、零工骑手等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往往不是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数据、标签、优化后的模型或服务。这些产品一经生成，便即刻被资本平台掌控，并融入庞大的数据流中，成为培育更强大AI的“养分”。劳动者与“数据产品”之间不仅缺失了传统工匠与其作品间的情感纽带和价值认同，甚至难以辨识哪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更深刻的是，这些由劳动者参与创造的数据产品和AI模型，反过来又成为规训、评估乃至替代劳动者自身的工具，形成了“劳动者创造异己力量来统治自己”的悖论性循环。劳动者的对象化活动，其结果不是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对自身主体性的否定。这正是算法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圈地”完成对数据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后果。
另一方面，是“算法黑箱”与“数字牢笼”的形成。算法等劳动产品以其高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箱”。劳动者既不了解其内部运作机理，也无法预测其决策输出，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例如，外卖骑手在算法的调度与派单下奔波，他们的劳动节奏、收入水平乃至行为模式，都被一个无法理解和自主控制的“算法产品”所支配。这种支配不再是早期工厂中的显性监督，而是一种更加精细化、无处不在的“数字牢笼”。劳动产品不再是劳动者可以驾驭、实现其意向性和目的性的工具，反而成为驾驭劳动者的“主体”，而真正的劳动主体则被降格为算法系统中的一个“元件”或“节点”，其意向性被系统的意向性所替代。
（三）劳动主体的“自我认同”危机
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确证自身类特性、实现自我价值、构建社会认同的根本途径。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动摇了这一根基，更引发了对人之“类本质”与“价值创造性”的深刻危机。
一方面，“人之无用”的焦虑与存在性恐慌。随着AI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特定技能的潜力，一种关于“技术性失业”和“人之无用”的普遍焦虑开始蔓延。当驾驶、诊断、翻译、分析乃至部分创造性工作都能被AI有效替代时，劳动者赖以建立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尊严的技能基础便发生了动摇。马克思曾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当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模拟和替代时，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拷问。这种存在性恐慌，直接动摇了“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根本自信，引发了对“活劳动”主体性的深刻质疑。
另一方面，“技能过时”的加速与认同的碎片化。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速，致使特定职业技能的生命周期显著缩短。劳动者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岗位，但刚掌握的新技能很快又面临被下一代AI淘汰的命运。这种“技能追赶”的西西弗斯式困境，使得劳动者难以形成稳定、连贯的职业认同和自我认同。其主体性在持续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被动重塑”中变得支离破碎。劳动形态的多元化、灵活化在带来一定自主性的同时，也瓦解了传统基于职业和单位的稳定联系，加剧了劳动者的原子化和认同危机，使其“社会性”维度趋于萎缩。
（四）劳动关系的“权力重构”危机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劳动的技术过程，更深刻地重构了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关系，并使剥削更加隐蔽地压制了“活劳动”的“自主性”与“社会性”。
首先，资本权力的技术强化对“活劳动”自主性的压制。传统模式下，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管理者。而在AI赋能的“算法管理”模式下，资本权力借助数据化与算法化，披上了一层看似客观公正的技术外衣。算法基于全流程的数据监测，可以进行超精细的绩效计算、行为预测和资源调配，实现了资本控制权的空前集中和强化。劳动者面对的并非某个具体的“资本家”或“管理者”，而是无处不在、难以捉摸的算法系统。这种具有“技术中立”表象的数字指令，更具合法性，且更难被质疑与反抗。劳动者的“自主性”空间被压缩至极致，只能服从于算法的精密规划。因而，算法资本主义凭借算法优势极大提升了剩余价值的榨取与资本周转速度，而这正是以剥夺劳动者自主性为前提的。
其次，剥削机制的变相隐蔽瓦解了“活劳动”的社会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剥削源于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在AI时代，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从而掩盖了剥削程度的加深的本质。另一方面，剥削的场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平台经济中，剥削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场域，而是延伸至劳动者所有的在线时间和碎片化活动中。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及被剥削的对象，其产生过程常与劳动者的消费、社交、娱乐等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剥削也变得更为隐蔽且无孔不入。同时，平台算法通过将劳动者原子化，使其在虚拟空间中孤立面对系统，阻碍了传统社会性团结与集体行动的形成，使得劳动者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来抗衡这种隐匿的剥削。这正体现了“算法作为生产工具实现价值转移”以及资本对“活劳动”范畴的扩大化利用，并在这一过程中瓦解了劳动者的社会性力量。
三、危机的根源：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共谋”
“活劳动”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呈现的多重危机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宿命，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作用于技术之上的结果。其深层根源在于以无限增殖为本性的资本逻辑，与以效率和控制为核心的技术理性，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共谋”关系。人工智能作为这种“共谋”关系在当代最集中的体现，其资本主义应用构成了所有危机的总根源。
（一）资本增殖的本性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追逐相对剩余价值让资本具有不竭的动力去变革生产方式，并采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人类对象化劳动在智能层面的最高结晶，当人工智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时，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用以压制“活劳动”、吮吸剩余劳动的最新、最强的武器。
首先，人工智能是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极致手段。马克思指出，“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量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可见，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依赖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从而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人工智能通过强大的自动化、优化和预测能力，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提升各个产业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升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直接服务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所洞察的，“机器要提高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就要减少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因素，即工人数目”。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极大地深化了这一进程。它不仅是体力的替代，更使资本能够将剥削的触角伸向过去难以触及的复杂脑力劳动领域，直接攻击“活劳动”主体性的创造性与价值创造性内核。故而，“作为劳动资料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深化了数字资本对于数字零工的超级剥削”。
其次，人工智能成为压制“活劳动”反抗、强化劳动纪律的有力工具。在传统的劳资对抗中，工人的集体行动、技能垄断曾是制约资本权力的重要力量。然而，AI驱动的算法系统，通过客观、中立的技术表象，有效地消解了劳动者的集体认同和反抗空间。平台零工被原子化为一个个孤立的数据点，在算法的精密算计下相互竞争；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动者，其一切生产行为都被数据化、可视化，置于资本的“全景敞视”监视之下。资本通过AI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空前强化，使得“活劳动”在资本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和被动，其自主性与社会性被严重压制。
（二）数据与算法：新型生产资料与权力载体
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权力的运作依赖于数据和算法两种新型的生产资料与权力载体。它们共同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并使剥削与控制呈现出新的形态。
数据被誉为“新的石油”。它并非天然存在的资源，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本质上由“活劳动”创造。但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平台通过“技术圈地”完成了“数字生产者与平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的分离”，用户和劳动者的日常行为被无偿或低成本地捕获、占有并转化为独占性的数据资产。这种类似于原始积累时期对生产资料的剥夺现象，可称之为“数字原始积累”。被剥夺了数据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平台并接受其算法规则的支配，于是劳动者自身活动产生的数据，反过来成为奴役自身的物质条件，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
算法则是处理数据、执行规则、进行决策的自动化系统。它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架构。算法将资本增殖的意志编码进看似客观、中立的数学语言和程序代码之中，从而将赤裸裸的经济强制和权力支配，转化为一种“技术无意识”的自动运行。劳动者面对的不再是人格化的资本家，而是一个由代码构成的、难以理解和挑战的“黑箱”系统。算法的权力体现在：它定义了何为“有效劳动”，如何计量劳动成果，以及如何进行价值分配。这种“算法权力”因其技术外衣而更具隐蔽性和合法性，但也因其不透明和可能的偏见而潜藏着巨大的不公正。算法资本正是“凭借算法优势，极大提升了剩余价值的榨取与资本的周转速度”。这一过程系统地剥夺了“活劳动”的意向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使其沦为算法指令的被动执行者。
（三）“一般智力”的异化与资本占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即“一般智力”这一颇具预见性的概念。“一般智力”指的是社会知识、技能和知识产出的总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产力而存在。马克思预见，在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中，“一般智力”将日益被对象化、固定在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中，而直接形式的劳动则将转变为看管和调节机器的活动，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
人工智能作为当代“一般智力”的高度发展和集中体现，不仅凝聚了人类数千年的科学知识、技术成果和文化积累，而且通过与统计学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共同的智力资源。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本应属于全人类的“一般智力”，却被资本所独占和垄断。随着资本市场的大量投入，平台企业纷纷研发和收购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术被封装为专利和商业机密，成为企业追求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于是一种深刻的异化现象显现：本是人类集体智慧结晶的“一般智力”，一旦被资本掌控便转化为与“活劳动”相对立、异己的统治力量。
劳动者个体有限的智力在资本所掌控的“一般智力”面前微不足道，这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资本凭借对“一般智力”的垄断，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和利润，导致“智能化革命与社会财富分化失衡”；另一方面，个体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智力活动要么被算法系统所预设和规定，要么被贬低为辅助性的、简单的操作，其创造性的“类本质”力量在强大的对象化智力面前被压抑和否定。尽管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但当其被资本逻辑操控时，非但未确证“活劳动”的主体性，反而导致智能劳动异化，使“活劳动”在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感到无力和失落，其价值创造的主体地位面临空前危机。
四、重构的可能：在驾驭“对象化劳动”中走向新的主体性
危机从来都内在地包含着“危险”与“机遇”的双重性。尽管“活劳动”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条件下面临空前的挑战，但也历史性地获得了跃升与重构的物质条件与哲学可能，这在以往任何时代都是不曾具备的。这种重构绝非对前AI时代劳动形态的浪漫怀旧与简单复归，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梯上，以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视域，在自觉驾驭人工智能这一高度发达的“对象性存在”的实践中，重新占有被技术化和资本化所分裂与异化的劳动本质。这最终将指向一种以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为最高旨归的、更高层级的“活劳动”主体性形态。
（一）哲学基础的再确认：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生命力
任何重构的尝试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石之上。面对“无人化生产”“价值量增加与活劳动减少”等表面现象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造成的冲击，必须首先在哲学层面进行彻底的“前提批判”，重申并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生命力。
首先，“活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人工智能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甚至表现出“类人”的创造性，但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规定性来看，它依然属于“对象化劳动”或“死劳动”的范畴。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是“过去劳动”的结晶，其自身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的驱动而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它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人工智能无法从根本上取代人类，人类劳动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无人生产并非真正的“无人”，而是直接形式的“活劳动”在时空上发生了转移和隐匿。它体现在AI系统的研发、设计、训练、维护、升级，以及整个生产体系的协调与管理之中。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协作的“总体工人”，他们的“活劳动”依然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不仅是对价值源泉的经济学确证，更是对“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哲学地位的捍卫。
其次，人工智能凸显并拓展了“活劳动”的范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没有否定反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印证和丰富劳动价值论。首先，它使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形态从以体力为主的直接操作，转向以智力为主的研发、创新、管理和维护。这要求我们对“生产劳动”的内涵有更广阔的理解。其次，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性本身的对象化”，使人类可以将更多重复性、机械性的智力劳动交由机器完成，从而迫使并赋能人类向更具创造性的劳动领域进军。这实质是“活劳动”内部结构的优化与能级的提升，是人的创造性本质在更高层次上的展开。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人工智能通过扩大“活劳动”范畴的事实，推动了劳动者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这为重构劳动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提供了现实路径。
（二）物质条件的创造：自由时间与劳动形态的变迁
马克思曾将共产主义社会描绘为“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工智能的巨大优势恰恰在于它为整个人类社会创造了巨量的自由时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
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的压缩与自由时间的涌现。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跃升，意味着社会可以用更少的直接劳动时间，生产出满足全体成员物质需求的丰富产品。这将导致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用于谋生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减，而用于个人发展、创造、娱乐和社交的“自由时间”则相应增加。人工智能机器取代生产工人成为“活劳动”的承担者，“能够把生产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给人们创造出更为充分的自由时间”。这为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劳动形态从“谋生手段”向“发展需要”的演进。马克思在畅想未来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当迫于生计的劳动被极大压缩后，劳动的性质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它可能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强制，而逐渐成为人发挥创造潜能、实现其生命价值的“第一需要”。基于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的转换逻辑，被物质生产部门排斥的劳动力可以向教育、健康、文化等非物质生产领域流动，这些领域的劳动同样创造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劳动形态将日趋多元、灵活独特，为劳动者自主性的呈现与社会交往的丰富开辟了广阔空间。
（三）重构的实践路径：超越资本逻辑的制度与主体建设
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经由自觉地实践。要真正重构“活劳动”的主体性，需在多条战线上协同努力，核心在于驾驭并规训资本逻辑，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解放，具体而言，就是要恢复和提升“活劳动”的意向性、创造性、自主性、社会性和价值创造性。
1.制度维度：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AI治理与分配体系
首先，限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增殖固化了经济发展的模式，最终导致非正义的劳动”。要限制资本逻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负面效应，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政策和伦理规范，对算法的设计、应用进行监管，防止算法歧视和过度监控，保障劳动者的数字权益和人格尊严。同时，需要加强智能算法治理，打破科技巨头的算法垄断，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开源技术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发展与共享的良性循环，进而捍卫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使其免于被算法完全支配。
其次，促进社会财富的共有共享。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机器对人工的替代，也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失业。一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或社会分红机制，将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量通过再分配惠及全体人民；二要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机制，明确数据产权归属，推动数据价值共创共享；三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与适应能力，畅通职业转换通道，使人在技术变革中始终保有发展主动权。这既是对劳动者价值创造性的承认，也是为其行使自主性和创造性提供物质保障。
再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国语境下，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举国体制成为新时代改善科技创新治理的有力工具。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应通过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整体布局，统筹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创新资源，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要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着力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并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并有效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目标。
2.技术维度：倡导“人机和谐”的协同发展范式
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主张，技术进步应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当技术出错时，一些关于伦理设计和政策的前瞻性思考可以帮助引导技术发展，从而使人类免受其害。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必须坚持“人机和谐”的协同理念，让其成为增强而非替代人的工具。
首先，从技术的本质看，人工智能并非独立于人类的自主力量，而是根植于人类意图与社会结构中的工具性存在。其算法逻辑源自人类设定的目标函数与训练数据，其本质是人类认知的延伸与放大。因此，在技术设计之初就要嵌入可解释性、透明性与问责机制，确保人在关键决策中的在环地位。只有将人类价值观前置在技术架构之中，才能实现人机之间的真正协同，让技术迭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或控制。
其次，从技术与人的关系看，人不应被视为技术系统的附庸，而应始终作为主导者与受益者。人工智能的演进要以增强人的能力、拓展人的自由为旨归，在医疗、教育、文化等关键方面释放“人机协同”的创造性潜能。通过构建人机互补的协作模式，使技术承担起重复性与危险性的任务，让人得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情感深度与价值判断的工作，进而实现劳动形态的升级，而非消解。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温度应彰显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切之中，确保不同年龄、地域及教育背景的群体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技术红利。
再次，从技术的价值与未来看，技术的价值最终应落脚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就像列宁所言：“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我们要本着“科技向善”的信念，以人文精神引领技术方向，在算法中注入公平、尊重与平等的价值观。未来的技术图景，不应是冷冰冰的智能霸权独舞，而应是人机和谐、共生共荣的生态画卷。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社会正义、提升人类福祉的文明力量。
3.主体维度：推动劳动者的“数智素养”提升与创造性复归
面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者不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成为主动参与者与创新主体。提升“数智素养”，即劳动者对数字技术与智能系统的理解、运用与创新能力，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路径。
首先，教育与“再技能化”。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终身学习和技能更新至关重要。社会需要大规模投入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数智素养”，培养其适应和引领智能时代的关键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创造力和情感智能等，这是“活劳动”主体重塑其创造性和自主性的能力基础。
其次，重塑“赛博格”主体。在技术哲学层面，劳动者不应再被视为与技术对立的纯粹“自然人”，而应积极地拥抱技术，将自己塑造为与智能技术深度互嵌、共同进化的“赛博格”（Cyborg）主体。所谓“赛博格”，就是人与技术共同进化、模糊了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未来形态。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学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拓展自身认知和能力边界，将外部技术资源内化为自身主体性的一部分。这是高技术条件下，重新确证人类意向性与对象化能力的新路径。
再次，复归创造本质。重构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的“活劳动”主体性，核心在于从执行性的、被规训的劳动者，向充满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总体工人”的复归。当人们从重复性劳动和直接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在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社会治理、精神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中，重新确证自己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本质力量。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推动下，我们面临历史的分叉点。一方面，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可能无限制地“共谋”与扩张，导致“活劳动”的主体性在数据洪流和算法规训中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趋势可能催生一个技术高度发展，但人的价值被严重贬低的“异化”未来。另一方面，则是凭借人类理性的自觉与批判，勇敢地驾驭这一强大的“对象性存在”，通过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使技术发展的巨轮驶向人的自由解放的彼岸。
本文的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条件下“活劳动”的主体性危机，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存在论危机。它贯穿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劳动主体及劳动关系的各个层面，根源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对技术的支配性应用。然而，人工智能在造成危机的同一过程中，也为危机的克服与主体性的跃升准备了历史性的条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空前的生产能力宣告了以直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工业文明的式微，同时，它为“自由时间”成为新的社会财富尺度开辟了道路。它以其对“一般智力”的对象化，迫使人类劳动向更高层次的创造性活动演进，倒逼社会制度、技术伦理和主体形态的深刻反思与重构。
因此，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得以应用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技术是为资本增殖服务还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抉择。重构“活劳动”的主体性，根本上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资本对“一般智力”的私人垄断，将技术发展置于民主的、社会的控制之下，使其服务于共同体的福祉。
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我们追求的远景并非人与机器的对立，也不是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而是在驾驭自身对象化产物的实践中，实现一种更高水平的“人机和谐”。人工智能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统治力量，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的体现，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拓展人的自由个性的有力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