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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新中国70年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和未来展望
2020-02-14 13:39:3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殷文贵 王岩 【 】 浏览:547次 评论:0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国际政治权力博弈的重要议题,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并明确指出“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善于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厘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洞悉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客观展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无疑有助于更好地向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倡议,更好地在国际话语场上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制高点。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历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过去那个傲视环球的东方大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凌辱和宰割的弱国、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际话语权几乎为零。1949年10月,新中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孕育而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谋求发展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也开启了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事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新征程。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曲折构建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
    诞生于美苏冷战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政府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第一件事就是果断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略,彻底否定了民国政府同外国建立的一切旧的外交关系,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残余势力和特权,由此开创了新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之先河。在此基础上,中国相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条线,一大片”构想等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其中,生动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堪称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具代表性的外交话语。1953年底,自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其不仅在中国、印度、缅甸等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日益走向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直到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国际话语贡献。除此之外,196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71年,在美国等国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仍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顺利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70年代末中美建交,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逐渐正常化;等等。这一系列重要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世界威望和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然,囿于综合国力的限制和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干扰,90年代之前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总体上还停留在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层面,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系统的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思维,中国国际话语权显得相当有限而且比较脆弱。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的首要选择,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终结了长达44年的冷战对峙,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南南合作也步履维艰,第三世界国家日益走向分化,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竭力争取国际话语权,但往往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诋毁和抹黑。在意识形态上,不断鼓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荒唐论调;在社会经济方面,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以及“市场万能”“国家资本主义”“威权社会主义”等说辞来抨击和对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等话语;在国家形象上,大肆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人权高于主权”等话语陷阱。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国际话语权遭受重创,给中国国家形象造成恶劣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即便如此,鉴于当时综合国力的限制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加之美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威慑,中国不得不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在战略目标、战略意识和行动计划上,都实行“不争论”“不当头”“不冒进”的外交策略,中国由此常常陷于“被定位”“被反应”的尴尬境地,国际话语权发展比较缓慢。
    (三)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稳步提升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暴露无遗,“华盛顿共识”的神话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质疑。借此契机,中国政府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上积极作为、频频发力,使21世纪中国国际话语权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首先,习近平提出许多契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外交话语概念。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亲、诚、惠、容”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及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正确义利观等。在这些外交话语概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国际话语中具有最高价值理念的话语,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制高点”。迄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连续四次被载入联合国相关重要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赞赏和普遍欢迎,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其次,中国通过主场外交的形式全力搭建国际话语平台。2008年以来,北京奥运会、金砖国家峰会、亚信会议、APEC会议、C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重要国际会议相继在中国举办或召开。会议期间,中国以东道主身份,全力开展主场外交,不断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倡导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平台,不断地提升着中国的文化整合力、国际感召力、舆论引导力和政治参与力。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
    通观新中国成立70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虽然困难重重、一波三折,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态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和发展特征,而这种逻辑和特征是同中国当时所处时代背景、综合实力、战略格局、国家利益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本质上是中国自身发展逻辑和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根本遵循
    纵览新中国成立70年外交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新中国在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坚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宗旨早已成为新中国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根本遵循。这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交往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的影响。从独立自主来看,它作为新中国外交方针从根本上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进而指导中国在外交实践中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参与度和话语权。就此而言,中国的独立自主,“既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独立自主,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无产阶级和党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就和平发展而言,它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价值精髓,内含着中国人民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在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中,这些价值和追求早已渗透进中华儿女的血液中,融入到炎黄子孙的身体里,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过程中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就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和平、热爱和平、守护和平的国家,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无意走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靠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实现崛起的老路,也不会走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靠意识形态对抗和军备竞赛来争夺霸权的旧路。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促进中国发展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以及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迈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把本国利益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有机结合的体现,因而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首要选择和根本遵循。
    (二)加强对外援助、承担国际责任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道义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不断增加对外援助、努力承担国际责任,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道义基础。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一再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成立之初的新中国虽然自身比较贫穷,但仍然无条件地向亚非拉各国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和帮助,担负起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据统计,从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向国外派遣了60多万援助人员,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对外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并且有700多人为他国的发展付出了宝贵生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进入21世纪,在世界难题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以大国的理性、担当和胸怀同世界各国承担起了应对国际难题、化解国际矛盾的时代重任,在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能源资源安全、核武器扩散等诸多国际问题上不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不断向世界解答“中国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疑问,并且得到“如果现在大家要想想,自己应该走哪条路,未来在哪里,那么就请看一看中国”的高度评价。由是观之,中国既是世界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国际社会的贡献者。“负责任大国是中国国际话语走向世界的驱动力,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拓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支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负责任大国形象日渐凸显、国际话语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年拓展,无疑离不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无私援助和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三)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开展主场外交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平台
    国际话语权建设是一个系统、综合的战略工程,坚实有力的话语平台是国际话语权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表明,加强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和积极开展主场外交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从多边合作机制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加入各类国际组织以及多边合作论坛。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较量和压力,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一度受挫,但中国仍然不遗余力地借助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等平台,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形式不断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和态度,阐释中国观点和主张,积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对话、沟通与合作。这期间,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成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且陆续加入联合国相关下属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峰会、香格里拉对话等多边合作论坛,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等。这些多边合作机制覆盖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美洲等世界各地区,涵盖政治、安全、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成为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不断提升着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从主场外交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主场外交堪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亮点,从上海亚信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再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主场外交可谓亮点纷呈、硕果累累。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场外交在“议程设置的先导性、理念输出的便利性、国际合作的规模性和媒介影响的引导性”等方面,都蕴含着中国智慧、传递着中国声音、展现着中国担当,是中国提升国际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辉煌见证。
    (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底线思维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属于国家利益之争。中国在建设国际话语权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虽然力图不断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但从未放弃对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首先,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国外势力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历来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但决不会为了和平去换取和平、为了发展去换取发展。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有底线的道路,即中国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和损害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以及近年来中国不遗余力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在建设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不可能以和平为代价牺牲国家利益,不可能在国家利益面前妥协和让步,国家利益的底线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逾越。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任何破坏民族团结、阻碍中国统一、有损中国利益的言行都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央政府对以达赖为代表的“藏独”势力,以热比娅为代表的“疆独”势力,以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以及对香港占中运动、旺角暴乱、暴力冲击立法会等非法活动的强烈谴责和打击,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对国家分裂势力和分裂行为的鲜明态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庄严承诺和坚定意志,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底线思维和根本原则。
    三、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面临的现实挑战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正从“旁观者”“参与者”“协作者”逐步转变为“决策者”“主导者”“拯救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国际社会发展走向,成为国际规则制定、全球事务担当的世界大国。然而,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与排挤、中国学术话语的缺位与乏力等因素的制约和掣肘,新时代中国发展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行动上的巨人”和“语言上的矮子”的矛盾与窘境。
    (一)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扩张致使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难以改变
    众所周知,二战后直到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建构话语霸权的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兜售“普世价值”,实施“和平演变”,并取得了“苏东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巨大胜利”。21世纪以来,西方模式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很多国家逐渐认清了“西式民主”的真实面目,使其在舆论上和心理上都濒临破产的境地。因此,扩张和升级话语霸权受到西方国家的日益重视,由此导致当前西方话语权霸权已经从政治话语权霸权延伸到经济、社会、网络、能源等诸多领域,形成了“整体”话语霸权;从官方主导建构发展为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虚拟空间共同发力,形成了“权力”话语霸权;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展到网络娱乐空间和社会基层,形成了“流行”话语霸权;从语言演绎和归纳转化为操弄数据、模型,形成了“指数”话语霸权。总之,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扩张日益呈现出大众化、年轻化、基层化的趋势,其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已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调整和变化形式各异、手段隐秘、意图明显,涵盖“话语包装”“媒体操控”“价值输出”等各个环节,是一个典型的“心灵洗礼”“价值重构”“思想占领”的过程,极易使我国民众丧失“主体意识”,形成“价值依附”,从而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当前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仍然延续的根本原因,也是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阻碍。
    (二)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荒唐论调和话语陷阱使中国形象频遭抹黑
    毋庸置疑,在“国家权力界定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命题下,长期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绝不可能让中国无限期的发展壮大下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西方国家围堵、遏制中国崛起的一贯伎俩就是想方设法地散布各种荒唐论调、制造各式话语陷阱。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和抨击愈发明显。在散布荒唐论调方面,除了继续鼓吹“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老一套论调外,近年来又不断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搭便车论”“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出尔反尔论”,等等。这些通俗易懂、简单粗暴的论调,虽然形式多样、花样百出,但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其“围剿”中国的本质,因此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饱含着国际话语权之争的“傲慢”。而在制造话语陷阱方面,鉴于中国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外交理念等方面相较于西方更具“异质性”,中国总是成为国际舆论话语陷阱“诱捕”的对象。不论是炒作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挑战美国霸权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质疑中国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抑或编织中国将重蹈拉美国家覆辙陷入难以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建设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使其陷入无力偿还贷款的“债务陷阱”,无不是西方国家精心炮制的政治陷阱。由于它们“具有迷惑性、隐蔽性、煽动性,极易引发人们就这些议题、理论或者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辩论,从而使其影响不断扩大”,所以容易抹黑中国形象、贬损中国声誉、降低中国话语权,成为西方国家遏制和打击中国的“软武器”。
    (三)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的质疑和否定
    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智慧。它“不是西方模式的克隆,不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决定了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有别于东亚话语体系,也有别于前苏联的传统话语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焕发出蓬勃生机、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令人遗憾的是,一向期望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发展的西方国家,在关注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过程中,往往对其横加指责,致使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常常陷入缺乏世界意义的曲解和责难:一些西方国家要么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由,认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成功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小插曲”,终究是要失败的;要么以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远远多于社会主义国家为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具优越性和普遍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要么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一国两制”为由,认为中国道路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本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复制”和“翻版”。在这种错误认知下,近年来西方国家曲解和责难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言论可谓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或诋毁中国共产党“威权”“专政”“独裁”,或抨击中国发展道路是搞“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认为中国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再现。诸如此类的质疑和否定,使得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在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主的国际关系中时常陷入缺乏世界意义的话语陷阱,以至于中国在某些时候只能做“无牙齿的老虎”,显得“有气无力”“有口难辩”。
    (四)中国国际话语传播水平尚难匹敌西方“媒体帝国”的传播优势
    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国际话语传播能力的强弱。冷战期间,在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较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建立了无可匹敌的“媒体帝国”,占据着国际舆论的强势地位。时至今日,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数量只占不到全球人口总人数的两成,但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通讯社仍然垄断着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至90%的新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汉语人口,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但国际上以汉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却只占总量的5%左右。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拥有强大的互联网网站,而且拥有全球覆盖面最广的电视频道、最强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凭借自身科技实力,在网络硬件建设、网络软件配置、网络信息拥有量、网络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均拥有中国难以企及的优势。21世纪的今天,中国虽然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未打造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吻合的国际话语传播平台,没有一家世界一流的国际媒体,国际话语传播能力仍然比较弱小。虽然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新社等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它们在对外传播中往往带有比较浓厚的官方色彩,以至于国外民众对其通常抱有天然的怀疑态度。正因如此,中国主流媒体在不少重大国际问题报道、宣传上,常常不能发出应有的“中国之音”,这种习惯性的失语势必导致中国国际舆论场中对外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旁落,在西方“媒体帝国”的强大威力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四、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方向与路径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面对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挑战,构建出“中国一发声,世界都倾听”的强大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增强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夯实国际话语权构建的硬实力基础
    国际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但归根结底要以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为后盾和支撑。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强大的硬实力,才能取得话语先机、抢占话语高地,从而拥有左右他国、影响世界的资本和能力;反之,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强大的硬实力,即便通过意识形态、文化等软实力暂时取得国际话语权,也很难在恃强凌弱、赢者通吃的国际环境中得到长久维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并且总是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是因为其政治价值体系具有高人一等的道德优势,而是其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反观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一度饱受列强欺压凌辱,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变故,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发展滞后、国力衰弱,在国际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得到日益提升,中国“挨打”“挨饿”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但“挨骂”的问题依旧时常上演。这就说明,中国虽然是“世界大国”,但还算不上“世界强国”,特别是与持续掌握话语霸权的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仍然相对较弱,国际话语权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破除一切妨碍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藩篱,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着力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硬实力,以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硬实力基础。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向国际社会大力推介“中国方案”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的重大命题和战略考量。这“四个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传承和创新,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底蕴和实践价值,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事关“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倡议”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事关“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不仅是稳定中国、发展中国、壮大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让“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进而使中华民族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根本出路。因此,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向国际社会大力推介“中国方案”。首先,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故事,着力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性和优越性所在,让世界明白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和磨难探索出来的一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知道,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终极的道路和制度,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必须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等实际相契合,才能走的通、走得好、走得远。其次,要向世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既向世界传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义利相兼”的伦理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向世界弘扬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女排精神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增强中国学术话语影响力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应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法宝,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增强我国文化吸引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塑造力的基本方略。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效显著,但相较于习近平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目标,仍然存在一些亟待强化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部分学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标准,处于“失语”“失踪”“失声”的状态,面临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趋势;原创学术作品数量有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能力不强,欠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话语;教育培训体系不够健全,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学术评价机制不够科学;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短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必须强化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努力培育一批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实专业基础和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着力聚集一批锐意进取、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充分挖掘诸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原创性中国话语,打造和凝练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中国经验升华为具有自身特质和优势的学术主张、知识范式和理论观点;切实掌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本概念”的定义权、“核心内容”的提供权、“主旨话语”的解释权、“话语标准”的制定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议程”的主导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切实做到“讲什么”由中国决定,“怎么讲”取决于中国,“讲的对不对”“讲得好不好”由中国来判断。
    (四)合理优化国际话语传播平台,提高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效率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技巧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话语平台是话语得以顺利表达的桥梁和纽带,任何话语传播必须通过一定的平台或载体才能得以完成和实现,国内新闻报道如此,国际话语传播同样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已然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对外传播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大部分媒体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依然未能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国际话语传播主导权依然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掌控。鉴于此,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一要努力拓展对外传播新路径。着力打造一批高素质、高科技、高标准的国际一流媒体的同时,充分利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新媒体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道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大国形象。二要坚决管控好中国舆论新动态。大众传媒必须强化监督管控机制,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对各种虚假、诈骗、谩骂、攻击、色情、暴力、恐怖等有损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的新闻和舆论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从根本上守好中国舆论阵地。三要不断革新对外传播新手段。新闻媒体要加强对国外民众的思维习惯、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问题的研究,采用国外民众听得进、听得懂、听得清的通俗话语进行宣传和报道;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善于把“中国味儿”与“国际范儿”、“官方平台”与“民意渠道”、“讲道理”与“讲故事”等理念和方式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国情等,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误解,让中国话语润物无声、直抵人心。
    五、结语
    总之,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既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精神气质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战略目标、运筹能力、国家利益的象征。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一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和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总体上得到很大提升,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尚未完全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和中国“话语贫困”“话语赤字”的窘境仍未得到彻底扭转。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增强主动性、占据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事关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重要标志。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虽然“梦在前方”,但我们必须坚持“路在脚下”,如此,中华民族方能在不久的将来昂首挺胸、岿然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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