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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考量
2020-02-14 14:19:31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胡柳娟 【 】 浏览:57次 评论:0

    宣传思想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开启治国理政的重要机制,也是链接政党、国家、社会有机统一的现实手段。因而,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自始至终都被视为一项重要工作,服务于党的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之中。在政党层面,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层面,与展示国家形象相得益彰;在社会层面,起到了维护社会大团结、大稳定的作用。就这点来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不仅是一种可以被激发的力量,也是一种芳华常驻的力量,它如同胶水一般,牢牢黏附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换言之,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种力量,最奇妙之处在于掌握了使得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的秘密,它不仅仅是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还是政治发动机的那部分。那么,这种不朽的秘密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如何延续这一力量呢?这就是笔者在本文致力要探索的问题。
    一、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逻辑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谈到思想文明的一大异彩时,有这样一段论述:“人类社会正是借着矛盾而得进步。虽矛盾,却不能无秩序;无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秩序而要在矛盾上建立,则强制之力夫岂可少?人类理性方待渐次开发,社会秩序纯全基于理性而立”。这里,阐释了社会发展的线性逻辑关系: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重塑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激发社会理性。沿着这一基本思路,我们作进一步分析:对于任何政治系统来说,内部冲突和矛盾引发对新秩序的渴望,然而新秩序的建立并不是可以割裂的要素,从思想文明延续出的社会理性,成为新秩序的文化灵魂,一切关乎秩序的组织、制度安排都是以思想文化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相应的,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也催生出了思想文明火花。因而,组织秩序与思想文明作为新政治系统的两大支柱,客观上使得秩序与思想的转化实现了有机统一。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前者作为硬力量,决定新型政治系统的结构,关系能否维持稳定的问题;后者作为软力量,决定对新型政治系统的认同,其触角远远超越于政治秩序本身而深入整个政治社会系统,关系能否维持长远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任何政治系统的诞生,无论是基于“内源性变迁”的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基于“外诱变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国家建构的线性发展历程都遵循着这样的政治通则。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在开辟中国这样一个外生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遵循着两条行动逻辑:首先是革命的逻辑。当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社会矛盾与冲突直接作用于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社会各个阶级身上,进而导致暴力的革命。尽管暴力的革命摧毁了旧有社会生产关系,然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用新的社会结构替代旧的社会结构,建立新社会。就此而言,革命仅仅是第一步,只是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最终确立新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结构。由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创造了第二条行动逻辑,即思想宣教。通过确立适应发展形势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主义”,进而唤醒沉睡的社会和民众,使他们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进而与他们确立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这样,“相互依存的行动者才能在彼此的共同体行动中培养同舟共济的情感”,并主动支持和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事业。可以看出,“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因为暴力的革命实际上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力,实现人与资源秩序的重新组合,而支撑着这种秩序组合延续的力量是认同。而认同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价值文化方面的宣教,此时,一旦这种宣教工作深入到社会转型和政治体系的更替之中,就会感化思想、开启心智,成为革命运动和国家重塑的主导力量,进而成为重塑价值、构建国家、谋划未来的基本路径。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主义能实行,然后乃得为真成功也。此则纯然倚靠宣传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需要,思想宣教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但相对革命时期而言,更显得超然一些。因为,它与革命时期单纯的动员、激励存在本质区别。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宣传思想工作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执政党本身,还与国家建构、社会重塑存在直接联系。一方面,思想宣教包含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之中,成为一种解释和创造现实政治实践的理论信仰,引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方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将宣传与政治融为一体,并直接作用和扩散于国家和社会,为中国共产党所架构的政治体系长期延续提供支撑。这样一来,前者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向内发力”的集聚倾向,呈现出政党的使命感;后者是中国共产党“向外用力”的扩散性表现,二者结合使得宣传思想工作自然而然实现了与政权建设的无缝对接,形成了相互塑造的政治局面。因而,宣传思想工作既有教育的一面,又有政治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实践的展开中,也同样证明了这套行动模式的现实可行性与适用性,形成了独特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同时,这也意味着,从中国政治体系的最终确立到发展转型,就必然面临如何选择思想再塑与如何赢得思想认同的问题。于是,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消解思想与认同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甚至在未来都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形成机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的努力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显性进步:把散漫的社会整合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然而,这种进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迹可循。
    (一)围绕党的阶段性任务和中心工作
    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在分析思维与目标行动的关系时认为:“思维本身也从属于这种行动……尤其关系到预先确定的目标时,思维为他本人的未来行动设定了法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行动都以某种思维为出发点,反过来,目标行为是被某种清晰而明确的思维所运用的过程。如果把二者的关系比作一张桌子,思维就是桌面,行动就是柱子。离开了柱子,桌面就支撑不起来;没有桌面,柱子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那么折射出来的逻辑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思想理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是执政的预设法则,而这种法则要持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不仅要体现出理念本身的先进性,而且这种先进性还必须从属于现实的政策、策略之中。这样,就使党的理念与使命,既作为观念的产物活跃于思想战线,又作为现实的综合反映指导实践。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阶段性目标赋予具体的内容开展,以此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价值和实际能力。刘少奇同志在建国后不久就明确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也是这一思想指引之下,围绕国家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所展开: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到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再到新时代确立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宣传思想始终围绕这些核心问题确立自身宣传内容。这产生的直接效应在于:既抓住了时代特征、体现了工作上的与时俱进,又从整体上阐释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为有效维护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家和社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进步提供了动力。
    (二)深入人民、深入实际的宣传方法和形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的规律表明:对于处在新生社会结构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承认其政治行为和执政活动更带有主动性。然而,这种主动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自身执政理念之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现实生活中”。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相生相长的结构中,党的思想理念能否融入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不断攀升的生命力,是否能在政治大局中真正掌握主动权。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同时,他也给出了目标和实现途径:“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这就要求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上,在工作方法上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工作中首先注重调查研究。1958年,毛泽东同志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谈话中着重强调:“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在宣传工作中,“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扎实的调查研究,因而创造出了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宣传口号和文艺歌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身做主人”、“人民公社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到改革开放时期“共同致富”、“发展才是硬道理”、“春天的故事”;再到今天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初心”等等。
    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宣传方法的调查研究,还是作为一种简单、通俗、易懂的宣传标语和文艺歌曲,都是为了将高远理想与现实途径统一于人民群众在各个时期最迫切现实需要的表现载体,传递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正能量。同样,人民群众因为这种具有强烈亲和力、渲染力和带动力的宣传形式和载体,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进而确立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和信心,成为促成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精神力量。
    (三)宣传思想工作体系的引导与植入
    从本质上说,宣传思想工作是思想的植入与强化过程,是组织和政治引导工作的结合,这也决定了“宣传工作由人来做”的必然与必要。因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政治潜能的激发一方面受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受外力的教育与灌输,这就决定了人的政治天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形成的,需要借助外力进行思想灌输与植入。中国共产党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至今,都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实际上,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到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点出了军队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宣教体系的构建,开辟出两条独特优势的宣教路径:一是“内生式”党内宣传培训体系;二是“辐射式”国民教育体系。
    党内宣传体系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专业干部培训学院为载体,“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党校体系,专门教育培训干部,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通过对各级党员干部接受培训的周期、内容做出制度化规定,在党内形成自上而下的内生式宣传教育渠道,在实现对党员干部思想及时引导的同时,也为形成足够的党内认同提供了组织支撑。纵观世界各大党、老党发展历程,其兴衰无一不是首先从党员的思想认同开始。执政74年的“苏共”之所以一夜之间崩塌,首要原因在于“苏共”党员本身失去了对该党的认同与依赖,以致崩塌之际没有一位“苏共”党员对此抱有遗憾和叹息,这给“苏共”的倒台送上了一个更为荒凉的葬礼。国民教育体系则是一种外部宣教力量,是宣传思想工作对外辐射的表现形式,反映的是政党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互动并不直接通过国家权力强加给社会,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塑造与融合,主要以初级教育、高级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为载体,通过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授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宣传工作促成了社会的凝聚,形成了现实力量;思想引导开启了民智,形成了社会认同力量。尽管两套工作体系的逻辑取向不同,前一套逻辑是针对政党的发展而设计,后一套体系则是为了满足重塑社会现代化的要求。然而,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两种教育模式的结合,是思想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同时,对于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这三种力量扮演的角色都是独特而深远的。
    三、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现实发展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宣传思想工作,就是把党的内部思想、理念、政策等诸要素作为一种“黏合剂”传递于国家和社会。然而,这种传递作用并不是万能的,相反,如果宣传方式不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那么党所主导的政治形态也随之不再发挥作用。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这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如何回应这些要求呢?
    (一)树立科学的宣传思想观
    所谓宣传思想观,就是对待宣传思想工作的态度问题。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现实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宣传思想工作的态度也需要随之改变。这不仅可以优化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是中国政治的发展要求宣传思想工作不断趋向理性化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目标也决定了必须借助现代化政治治理机理与结构,在思想、价值等诸多层面推进政党的理性成长。所以,树立科学的宣传思想观,是中国共产党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首要步骤。

    第一,要坚持政治导向。从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本身来看,其内容涵盖了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这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具体表现,也恰恰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体现。可以看出,“讲政治”贯穿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始终。因而,坚持坚定的政治导向,“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构成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主题。这就要求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握好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始终体现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思想,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要讲求灵活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倡导政治理念、道路、文化的传播与宣传,但是,“政治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现实政治生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这就要求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根据千变万化的政治现实,适度、灵活地做出回应性调试。比如,在新媒体盛行的时代,面对网民规模的扩大、网络思想传播之迅速,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及时调整宣传策略:一方面积极引导和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另一方面,在宣传形式和话语体系上适度调整,充分利用微信、视频等表达工具,同时在语言风格上,要选择简洁、凝练、“接地气”,但又富有深情的语言,这样才能迎合大众心理需求,提高社会关注度。第三,要回归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总体来说,造就了整个社会的向心大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这种自信并不意味着过度美化或者拔高自己,也不是要丑化或者矮化其他思想,而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构建宣传思想体系的自觉认可、优化、发展、创新而获得的优越感。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做到回归自信,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思想与道路的一致、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二)构建独特的宣传思想生长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宣传思想工作问题的研究,关键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套宣传思想体系,来达到社会共识,以确立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回顾中国共产党70年的执政历程,可以看出:现代国家的整体置换决定了必然面临文化重塑问题,也就是政治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转型问题。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国家的转型是根本性、彻底性的,而政治话语要服务于这种转型,并为这种转型提供必要的心理建设基础。所以,构建一套独特政治宣传思想体系,自然而然成为了内生于这些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也成为了维持这一政治结构稳定性的基础途径。恰如经典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描述的那样:“罪恶并不在于社会、文明自身及其结构,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取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把社会和文明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要继续发挥宣传思想工作的作用,需要寻找哪些生长点呢?
    一方面,重视传统文化的滋养价值。客观地说,文化是社会个体思想、习俗、风情的凝结;而宣传思想工作是政党与个体相衔接的桥梁。也就是说,宣传思想工作就是在做人的工作,“而人的心灵与精神的安顿是离不开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滋养与安抚的”。所以,要构建一个有思想有价值的宣传思想体系离不开文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同时,挖掘出蕴含其中的精神种子;在完善文化话语权的同时,构建政治话语权,实现社会个体与政党、国家构建的内在契合。另一方面,探索构建新的宣传话语源。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在于对现实世界的阐释能力,而现实是处于变动之中的。比如,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显著提升,此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人们的话语焦点已远远超出传统民生领域,生态环境、政治参与、带薪休假等高层次诉求日益摆上议程。而这些话语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甚至变得比设立政治稳定机制更重要,也正是这些演变,才使得党的执政更有生命力和活力。因为,从政党层面来看,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那么党的合法性势必下降。从执政角度来看,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承担更多责任,那么政治有效性就将大打折扣。所以,无论在宣传内容还是思想体系上,寻求新的政治话语源都可以提高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引领力与吸引力。
    (三)培养高素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将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思想分配给每一社会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拥护政治统治的支持者,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宣传思想工作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现实政治的出发点。美国政治思想家杜威认为:“在某处的中心,不管存在着怎样好的理想、资源、过去经验结果和过去人生文化等,只是当它们被执行和分配后,它们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杜威不仅肯定了宣传思想工作“执行和分配”的价值,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由谁来执行和分配?怎样推进才是有效的?这就涉及到了推进主体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建设问题,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对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贡献也非常大。然而,随着执政环境的变迁,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理论宣传讲不清、讲不深、讲不透;知识积累不够,胜任能力跟不上现实要求,导致宣传效果不佳;等等。要逐步消除这些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做到:
    第一,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培训。相比于党的其他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既讲求技术,又讲求艺术。其作为科学的一面,需要通过专业化业务培训来实现,提高宣传思想工作人员对形势的认识与理解;掌握基本政治理论,提高处理复杂矛盾、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做到既能掌控面上的工作,又能对点上的工作有详细了解,成为宣传战线的“活字典”。其作为艺术的一面,是在理论和专业能力的基础上,考虑宣传思想工作需要融入的人际关系,考虑现实中需要面对的艰难困苦,考虑要在工作中立足所需要的品格、道德、情怀等因素。这样,才能使宣传思想工作富有“人情味”,更具特色和渲染力。第二,建立宣传思想工作人员考评机制。考评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和选配更合适、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宣传思想工作人员的政治效能感。基于此,首先在考评主体的选定方面,需要借助第三方专业组织机构,这样,不仅可以使测评流程更为客观,而且专业的服务更为提升测评的效度与信度。另外,在设立考评指标要素时,需要重点考虑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知识积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形象气质、语言表达等等,这些要素的组合一旦被激活,就能够在人民群众心里产生共鸣,进而走进他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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