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形象是政党表现出的客观现象与公众主观认知的综合结果。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定位与构建的重要原理与机制。一个始终要保持先进性的政党，自我革命既是政党更 新的内动力，也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外动力。自我革命在赋予政党形象新动力的同时，它自身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构建一个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自我革命型政党形象，这是当前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与自我管理的重大命题。 

       一、中国语境中“自我革命”的政党形象与复合逻辑 

       （一）政党形象：政党属性与功能的外在表现

       政党与社会关系理论是政党形象构建的理论之源。一般而言，政党形象具有两重性，一是政党自身呈现 的客观形象；二是公众对政党产生的主观形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最早提出政党形象一词，他认为“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 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 。发达国家早期政党形象缘起于宗派形象，它经历了“从不宽容到宽容、从宽容到持歧见、从歧见到相信多样性”  的演变，当前发达国家的政党形象多与选举紧密相关。格雷厄姆·沃拉斯指出，选举过程中的投票往往情感的 非理性因素要多于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是由政党形象产生的“联想”和“感情”而形成的“反应”，后来学者总结为政党形象。基于选举过程中政党的价值观、组织、领袖、政策等呈现的综合情况，最终公众形成对政党的综合性认知与特定的情感反应与评价。应该说，以选举结果为导向是西方政党形象塑造的主要线索，政党形象构建的主体是选民，基点是选举，载体是政策，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政党形象是选民所感知的政党图像。当然，组织和参与选举并非政党活动的全部。

       广义上，政党活动的本质就是塑造政党特定的外在形象，所有政党组织与成员的言行都事关政党形象；狭义上，政党形象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展现出的组织状态与行为特征，以及给成员与受众留下的综合 印象和评价，有学者总结为知晓度和美誉度，知晓度是政党形象产生的前提，美誉度则是政党形象塑造的核 心指标，体现的是政党赢得社会公众认同与信任的程度，两者构成政党形象的结构化层次。本文认为，政党 形象是指在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下，政党呈现的组织状态，包括价值理念、组织特征、行为模式等呈现的导向、属性与结果，以及在参与、影响或控制国家过程中所展示的价值立场与具体行为，在公众中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和情感评价。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政党形象蕴含的多重逻辑

       政党形象是政党属性与功能的外在形式，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党的“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 党性”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属性是自我革命形象的理论基点，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维度构成自我革命形象的 历史脉络与未来导向，实践中自我革命形象是继承传统与实践创新的综合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形象 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一，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镜像。《共产党宣言》中明确了先进性与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鲜明品格和组织特征，先进性源自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它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自我革命的 特质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党派的自我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深层 次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由“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 分子组成，因而，维系组织的纯洁性是实现 其先进性的重要条件，也是政党自我革命的表现之一。中国语境中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是受使命性、革命性和 纪律性一体化关系规律的支配。使命性指引政党前进方向，革命性是维系组织先进性的动力机制与组织特 征，纪律性则为使命性和革命性的政党形象提供管理保障。自我革命的内容和表现是在与环境互动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DNA决定着其形象，党中央经常强调保持党的强大生命力，就是要保证其DNA构造不发生质 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政党品格维系是依赖于自我革命动力系统的不断创新，来应对环境变化诱发政党“基 因”突变的风险。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 人民利益的时代 性特点决定了党的使命性、革命性与纪律性的一体化规律及其运行模式要与时俱进。

       第二，承载现代化使命的历史镜像。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坚强领导 力量。现代化的使命型叙事是中国共产党构建自我革命政党形象的主要脉络，党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成 为其价值诉求的工具性表达。虽然现代化转型具有阵痛并蕴含各种不确定性，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一直在现代性理念的引领与支配下自觉前进。在现代化叙事模式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国家现代化在历史与现实间形成稳定的延续性。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一体化伟大使命对党的领导现代化与其组织的自我革命提出长规划与高标准。因而，现代化赋予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动力系统以时代化内涵、模式与机制，革命年代表现为激烈的自我革命模式，建设阶段呈现为自我学习的消化模式，改革初期表现为渐进的探索发展模式，新时代以来深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承载着中国现代化的带领者与践行者双重形象。

       第三，构建日常多维度的实践镜像。现代化使命的外在引领与先进性政党的内在驱动共同塑造中国共产党多维一体的自我革命形象，公众对执政党有多维现实需求，不仅学习、服务、创新等都是其形象的标签，同时，一个集亲民、强大、开放、民主、务实、廉洁、法治等多侧面是升级的新要求，展现了使命型政党的愿景、 理念、方式、能力和队伍等多维复合型政党形象。因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一面是聚焦政党形象构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形象的构建：问题与挑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其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征。自我革命的原理与形象构建 具体表现为：党内实施“打铁原理”的质量强党战略；国家内优化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该过程中政 党形象也通过量的积累形成质的提升。同时，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仍存在深层次难题，主要存在以下四方 面挑战。 

       （一）“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原理的变化

       影响政党形象因素既有外部环境变化，也有政党内组织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党与社会关系是支配政党形 象构建的基本原理。外部看，当前全球化、社会化、网络化多重趋势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受众高度群体分化和 小众化，政治系统和传播系统间交互影响并深度嵌入。内部看，政党组织对环境变化反应的灵敏度与有效性 都仍有提升空间。总体上，环境的聚变性与政党形象构建之间仍需进行融合型创新。

       第一，脱离群众与形式主义的理论难题。通常，政党发起于社会也反向影响社会，政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 程度提高会加深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高度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意味着党组织整合能力的提高，同时不 可避免的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间接化，米歇尔斯看到政党发展的两难，“在政党组织中，作为组织基础的大 众利益很少与已经被人格化了的官僚机构的利益相一致” ，理论上政党的代表功能与实践中的代议功能之 间存在一定的错位，会损害政党代表与服务社会的正面形象。虽然党的宗旨要求党的整体利益与公众的整体 利益具有一致性，但现实中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并非总能完全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密切 联系群众，但实践中仍存在党组织脱离群众的现象，不同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与管理都要解决脱离 群众所导致的形式主义难题。

       第二，社会分权与组织集权的均衡两难。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原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 制度化原则。新时代实现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制度化均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一方 面，现代社会的主体多元与需求多元对国家治理提出分权化需求：一部分新生社会力量寻求组织承认与体制 吸纳；另一部分社会力量则在体制外形成一定的参与压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将各种社会力 量纳入党的领导体系内，党领导的国家体系是开放的，为任何社会群体及其成员进入体系提供多样化路径。 另一方面，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对组织集权与制度集权提出现实需求，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 全面展开，国家体系内党的领导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既诱发社会热情和参 与，主动与自觉的社会参与又进一步诱发组织集权与社会分权的内在紧张。

       第三，去中心化与弥散化的主体性解构。信息时代中社会网络中的公民与正式的政治组织之间的界限正在坍塌，进一步加剧了现代国家治理去中心化与权力弥散化的双重趋势。当然各国“坍塌”的方向、形式与 产生的影响虽不同，但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去中心化的传播特点和弥散化的网络社交解构了传统个体的主体 性特点，同时也正在形成新的主体性特征。一方面，网络在解构组织的主体性与瓦解个体主体性的同时，正在 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组织的网络化权力，话语与网络交互影响塑造了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化力量，这是政党 形象构建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面对政党形象构建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政党组织 的权力形态与权威基础。党的自我革命核心之一是塑造政党组织与个体的双重主体性，党通过自我革命提升 领导的价值自觉，引领社会革命实现治理领域的行为自主。 

       （二）“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动力的钝化

       自我革命既源于环境的压力，更源于主体的自觉。中国共产党能否自我革命以及如何成功实现自我革命主 要依赖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政党内部的自主型动力是前提，二是能否转化外部环境压力为现实动力。实践中这两大动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钝化”。

       首先，对外部压力反应的钝化。“钝化”原始意思是指金属表面通过特殊工艺形成一层保护膜，杜绝与外 界的关系。本文用其描述组织与环境间关系的一种形态，主要是指，当政党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时，它与 社会关系的间接化导致其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受到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党面临“执政、改革 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多重外部风险与压力，党要通过自我革命的反应机制应对挑战、化解风险。自 我革命型政党首先就要有敏锐感知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及时作出回应的行动能力，核心影响因素之一是党 组织在社会中的覆盖度与融合度。首先，组织覆盖面是敏锐性的前提。党组织的覆盖面整体上有很大发展，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比上年净增132.0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7.1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4.9万个，总支部30.5万个，支部 412.7万个。扭转了组织覆盖的“死角”问题。其次，回应度取决于党组织嵌入社会的结构与自觉的意识。形式上党组织自身只有“中央—地方—基层”三级， 但地方与基层的党组织包含复杂的隶属领导关系。在不同行业中，党组织的覆盖程度与效果差异较大。覆盖 程度上看，“两新”党建弱于机关党建；覆盖效果上，基层党建弱于地方党建与中央层面的党建。正是党的组织数量、形态复杂性以及组织回应机制的间接性，制约了政党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与回应度。 

       其次，政党内生动力的弱化。政党管理的自我革命并非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 。当前，党组织管理方面，自我革命的政党形象重点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党员持续更新产生的影响。从党员组成 看，截至2019年底，现有党员中，99.8%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入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入党的超过82.9%，“80后、90后”党员已超过总数三分之一。党员数量持续大规模在增加组织力量的同时，也加大了组织管理、团结与自我革命实践的实现难度。党员的年龄及其行为对党组织自我革命的方向、动力与效果的 影响呈现较大差异。二是教育方式面临滞后性。通常，党员更新速度的加快要求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 创新速度与方式都要及时跟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党内开展周期性的政治动员、学习与教育，实现党员 政治社会化的任务，这种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方式在实现组织更新与教育管理稳定的同时，对新加入的年轻 党员群体吸引力有限。总体上，超大规模政党要维系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核心问题是实现内生动力的可 持续与外在方式的有效。

       （三）“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逻辑的异化

       通常，政党形象是政党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先进性政党形象取决于 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与公众之间形成的信任。历史和实践表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与管理的力量源泉，实践中政党形象构建的逻辑存在两重异化情形。

       第一，能力不足导致形象内卷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自我革命是要在执政层面平衡“一个人民的 党和一个专业化的党” 的治理目标，党的人民性的价值属性决定了现代化与专业化政党塑造的方向，当前， 自我革命重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围绕现代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一般来说，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执政模式的可持续性。其中，发展能力与服务能力是决定执政模式可持续性的两大基本元素。改革开放以 来，发展型模式下中国经济取得良好的发展绩效，发展型体制在产生高效的动员与整合能力的同时，政党也 强化了行政化的科层逻辑，该逻辑既给政党形象构建提供权力与资源，同时，它也是自我革命政党形象内卷 化的原因之一。二是执政能力的公众评价性。除执政绩效的客观因素外，执政能力也涉及到公众对执政能力与结果的主观评价。现代国家治理意味着公开、透明、责任等趋势，公众对国家治理的软性因素更加重视， 因而，自我革命政党形象将开放、包容、协商与合作等责任型政党的多维元素纳入形象构建指标；同时，政党 的权威性与纪律性偏好强化了行政化的组织逻辑，两者间的现实张力导致了对执政能力主观评价的内卷化问 题。实践证明，垂直的组织权力塑造了强大的整合能力，但良好的政党形象与权力并没有天然的联系。 

       第二，信任不够导致认同的耗散。形象是政党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公众对政党产生信任的载体，政党形象与政党认同之间交互影响。自我革命的政党特质一方面强化了党与社会的紧密关系，这为近距离观察政 党行为提供了“放大镜”，既放大了政党的优点，也放大其缺点；另一方面，公众在充分信任政党同时也提出 高期待与高标准，而且公众对组织的信任与其对组织成员的信任容易产生错位，导致公众对政党认同产生一定程度耗散。由于，一是政党与社会关系需要有“合适距离”，政党与社会距离过大会导致疏远，关系过近会导致社会活力下降；二是公众因政党成员个体的负面行为进而对组织产生负面印象，导致公众对政党信任出现减损与耗损，对政党认同产生分散与涣散。一般来说，政党公信力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政党的组织与个体行为。组织管理核心问题之一是要解决由腐败产生的非组织化等现象，其侵蚀了自我革命型政党的认知基 础并耗散公众信任。同时，公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与服务能力的认知及其情感认同也十分关键。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服务能力得到公众高度认可，但实践中社会对党的形象与感情呈现出分类与分层化的差异。 其中，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成员比较普遍对党的形象呈现正面认知与积极情感，而所谓体制外成员的私营 企业主与社会困难群体因为自身境遇和认知，不仅产生疏离感甚至还有部分出现不满与对立的情绪。党组织对部分新领域新行业新阶层对象的覆盖和影响仍需扩大深化，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当前，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重要任务之一要解决政党形象内在问题，尤其是重点解决因治理失效或治理无效等造成的信任损耗。 

       （四）“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模式的固化

       要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构建及其模式既要保持稳定性，也要进行持续性创新，自我革命的 政党形象构建要不断突破其在革命中固化为成功的经验、模式与做法，同时，又在不断革命中及时适应、调整 与变革，打破已有的固化模式，在政党形象构建的沟通模式、话语体系与方式方法方面进行重点提升。

       其一，沟通模式固化与单向输出。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自我革命型政党形象构建的主要支配模式，它决 定了政党的组织与个体是否能形成主体性自觉。目前，自我革命政党形象构建主要模式还是依赖自上而下与由内而外的双压力模式，两者都呈现出非均衡的单向化输出，当然并非说没有互动，而是指在沟通全过程中 政党拥有主动权，而且社会向政党的输入取决于党组织的意愿与能力，自我革命的意愿、动力和效果都取决 于政党自身。除政党形象的内涵与模式由执政党主导外，作为一个强调权威的自律性政党，强化了形象生产中 “你说我听”的单向构建与输出，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双向互动有距离。另一方面，互联网在改变政党与公 众互动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政党与社会互动新的程序、规则和标准，政党形象构建模式要适应互动性与及 时性的变革要求。

       其二，话语体系固化与吸引力下降。话语是政党形象呈现的阐释方式与形式媒介，话语体系变革是由主体分化与技术变革共同决定的。应该说，在与话语高度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中国共产党已展现出相当程度的适应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服务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的开放型政党形象，官方话语体系也生成对应的意识形态框架，正是精英的框架化尝试以及他们提供连续性的意识形态框架，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制度稳定和在民众中获得高度的政治信赖。该话语体系与话语框架在解释执政党的 具体政策和事件时起到指导作用，但微观层面的话语方式相对固化，减弱了政党话语对公众的吸引力。总体而言，在阐释传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时，政党形象输出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等仍具有 较强的传统特质和路径依赖，与社会多元化与分众化的话语思维与方式大相径庭。从实践看，传统政党话语 体系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政党形象的话语模式变革势在必行。 

       其三，塑造方式老化与创新性不够。政党形象塑造方式既取决于受众的主体性特点，很大程度上也依赖 生产与传播的技术性因素。增强政党形象的吸引力从这两大方面聚焦，提高受众的关注度及其关注粘性。主 体上，与传统公众聚焦政治性与宏观性议题相比，互联网时代公众兴趣聚焦点倾向于生活化与微观化议题，行为上具有典型的反权威性，他们不仅对传统政党形象单向单维单面的宣传方式产生疏离感。自我革命型政 党面临的现实是，“陈旧的‘群众动员型政治’和‘赞同型工程’将会变得更加步履维艰” 。技术上，中国共 产党已关注到互联网技术与受众的双重变化，主流党媒的生产与宣传都在逐步实现整体上网，目前政党形象塑造还处于借网说话和使用网言网语的初始阶段，离深层次的网式思维仍有一定差距。政党形象构建在运用 媒介化技术与塑造融合型网络平台方面需重点用力。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复合型政党形象的优化

       中国共产党塑造自我革命型的政党形象，重心是围绕“使命与责任”“服务与高效”“自律与廉洁”的复合 型政党定位，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实践。

       （一）推动政党形象构建的动力转化与维系可持续性

       实践表明，政党执政时间与形象构建动力间呈现逐步衰减关系，因而，长期执政就决定了自我革命首先 要从动力上着手，优化政党形象构建的动力系统，实现自我革命形象的可持续性。

       第一，实现外在压力的内部转化。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面临的四大风险外部考验集中在两个“端口”体现 出来。其一，重视互联网技术与社交的网络化端口。互联网技术与社交的交互性影响的表现是，网络能够有 效修复现存的民主结构甚至可能会重建它，政党正视网络解构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其构建力。一方面，充分运用网络生产与传播的能量效应，保持政党形象构建的组织敏感性与反应及时性；另一方面，借助各大网络社 交软件生产端口，将政党形象构建延伸至网络空间，不仅做好日常的政党形象生产，更要充分利用网络突发 公共事件的契机。其二，打通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垂直化端口，基层党组织是政党形象的“细胞”单元，强化基 层党的组织“神经”分布，这是组织感知力和反应力的端口。党的十九大以来，以突出政治建设为抓手，围绕 基层组织力的建设主线，重塑基层组织多元化与网络化形态建设。例如在城市，除完善机关党建外，以网格 化党建为重点，实现全方位覆盖多元化党建主体，既做实“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的微链条建设， 也着重完善党中央—地方（省、市）委—基层（街道、社区）党委的全链条，通过民主集中原则的制度化，实现 不同层级党组织关系的联动化与党建责任的实体化，提升党组织的感知力和反应力。

       第二，强化主体自觉的内生动力。长期执政的核心议题要解决自我革命与推动社会革命双重动力的可持 续性问题。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核心动力的党本身是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中国国家治理核心动力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即其领导、执政与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因而，党组织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主体自觉的表现。党的主体自觉是指政党及其成员在思想与行动中与政党形象定位保持一致性。首先，意识自觉是前提，党内自上而下都应有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主体自觉意识，在政党形象构建的目标、行为与管理上系统规划。使命与责任的领导者形象是政党形象构建的目标，服务与高效的执政者形象是动力机制， 而自律与廉洁的管理者形象是保障。其次，行动自觉是关键。行动自觉与党内的管理形态高度相关，党内借助各类周期性的动员化教育，以及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期制度化教育落地，强化党组织与成员的共识 性与纪律性，为自我革命提供可持续动力。实践中根据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的形象定位，“以服务群 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无论是意识自觉还是行动自觉，最终要转向制 度自觉，实现自我革命形象动力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 

       （二）实现政党形象构建的逻辑优化与保持适应性

       组织、受众与环境三者关系的均衡化是保持自我革命政党形象的核心机制。从组织到受众的单向化灌输 逻辑面临现实挑战，重点解决政党垂直型的行政化管理逻辑与受众分众型的网络化需求间鸿沟扩大的问题，同时政党形象构建要遵循专业化方向与标准化逻辑，借助社会化规律进行逻辑性重构，实现自我革命政党形 象构建的稳定性。

       实践中政党形象构建逻辑主要实现趋势的转变升级：一是从单向输出逻辑到双向互动逻辑转变。当前党自我革命首要条件是在党、媒介和公众之间的多向与复杂的互动形态中完成的，媒介化工具已深度嵌入政治体系，并融合成自我革命型政党形象体系的组成元素。互联网重塑政党与社会互动逻辑的同时，也在重构政党内部的沟通逻辑。与传统单向灌输模式相比，任何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关键性变量，政党形象构建过程具有 较大的易变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政党与社会沟通的多向多方多维趋势，尤其要求政党要适应形势与赢得主动。二是从垂直型的行政化逻辑向服务型的社会化逻辑转变。行政化逻辑在提供政党整合能力的同时，该功 能也是有限度的，社会化逻辑既指政党形象的构建导向，也指构建过程中要采取社会化模式，而且服务型政 党形象本身也是社会化的典型表现。社会化导向不仅体现在党的纲领、绩效、符号等形式，更是中国共产党 杰出的领导集团、科学的决策与优良的作风等综合结果的呈现。三是从传统型的政治化逻辑向专业型的标准 化逻辑转变。执政党要不断增强对社会舆论的掌握、分析、回应与引导能力，对受众的基本情绪和心理期待 有敏锐的感知和准确的研判。因此，执政党要建设一支形象采集、研判和分析队伍，构建一套政党形象的监测、分析、预警的制度化安排，对社会民意的变化有着准确掌控。当然，专业化与标准化并非以行政化为导向，而是与上述社会化逻辑紧密相关。

       （三）创新政党形象构建的实践模式与提升有效性

       与传统政党形象整体性的塑造模式相比，媒介化时代形象构建要从平台、路径与技术三大方面系统谋划：一是宏观层面，解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由传统的单向化与单维化的形象塑造，向务实化与立体式的政党形象转变；二是中观层面，党的组织作风形象的诠释模式与传播策略要因时而变；三是微观层面，从小视角和微叙事角度展现党的领导层以及党员的形象叙事。

       第一，构建融合型的政党传播矩阵。政党形象构建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平台化、及时性与网络化等优 势。“互联网+ ”为政党形象构建提供机遇，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掌握着丰富的政治传播资源，既有传统线下 系统化的党报党刊基础，也有延伸至网络空间多元化的传播端口，已形成涵盖政务网站、微信政务服务、微博政务、政务头条号的立体化传播矩阵，在媒体资源塑造与整合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传统党报党刊平台与资源的数字化转型，网络空间中党报党刊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在与网络受众的对接与融合上重点着力，要将对网络从技术嵌入式应用，向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融合型传播矩阵转变，更好地实现政党形象的日常维护与突发情况的差异化的应对。因而，实践模式要从“政党+互联网”的技术型传播模式，转向“互联网 +政党传播”的矩阵化的融合模式，实现组织与技术在价值与功能层面深度融合。

       第二，创新社会化的形象构建路径。基于社会化的网络平台与受众特点，政党形象构建要适应政治社会 化的现实，即分众化与小众化已成为受众社会化的典型特点，传统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逐渐失灵，单一的教 化方式随之失效。因而，一方面，政党形象构建要精准判断和识别，政党形象构建要扭转自言自语、自说自 话、自我欣赏、自我娱乐的单向沟通路径，政党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着眼于提升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 面，受众的分众化决定了话 语体系与方式创新的重要性，时代的“碎微性” 特点与网络社交的聚合传播效应共同强化了微视角、微叙事的形象构建路径与话语叙事方式。因而，自我革命型政党形象在话语体系与话语方式上要避免两种趋势：一是简单沿用西方既定的话语思维，忽视中国话语的情境感与适用性；二是继续 简单沿用传统叙事逻辑，话语思维上，“重组织而轻成员、重整体而轻个体”的话语逻辑；话语路径上，要从 “讲大道理”的框架与“大讲道理”的宣传中走出来，以“说小事”的个体关怀切入，小切口的叙事角度与讲 小故事的叙事路径，既实现明理，更实现融情与动情。例如，党的十八大后，政党形象构建更重视执政理念与 行为的统一，话语叙事方式从细节处展现领导层的亲民务实。“中国过去谈政治都是刻板、严肃的，但现在用漫画可以诙谐、有趣、大众化。政治人物形象不再是冷面，而是丰富多彩、有人情味。”在生活化叙事中展现先锋队政党的丰满形象。

       第三，塑造时代化的政党话语体系。网络时代随着中国社会日常社交重心的线上化与网络化，政党形象 构建的场域与重心也随之转移。这对于政党而言，政党话语在保持典型特色基础上，不断适应网络社会话语 体系的规律与特点。党的话语既要在空间上实现“上网”，也要在思维上“触网”，更要在话语上“融网”。根据网络受众社交的吸引力与传播力的双重原理，从三大方面创新政党的话语体系。一是增强党的话语创新能力。根据网络受众的多元化与分众化特点，适应网络思维的生活化与场景化的发展趋势，迎合网络话语的小众化与碎微化的主体需求，党的话语体系通过整体性变革实现时代化引领；二是提升话语生产能力。根据网络时代传播的传播规律，话语形式是吸引力的典型表现，因而，无论是党内宣传还是党外传播，党组织成员与 社会成员的年龄圈层与社会圈层是话语生产的两大关键基点，提升党组织话语生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强化党的话语的传播能力。话语生产与传播主要取决于网络社会的结构，政党话语传播要充分考虑网络社交 的个体间的点状链接与社区间的网状分布共同支配的综合规律。应该说，自我革命政党形象的构建是集理念 思维、内容生产、话语表达与传播模式一体化的自我革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