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作为一个否定性动宾短语，意涵肯定性正面描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鲜明主题”。其叙事主线虽总体不变，但时代场域却时刻切换，随之而变的是阶段性的叙事语境、话语符号、语言特色、表达方式。

（一）叙事语境之变

语境即话语叙事所处的语言环境。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引入语言学后，语境分析开始进入不同学科门派，成为语言符号学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之一。“脱离语境去确定每个词、句子（群）、话语的意思和交际功能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难达目的的。”建党百年历史场域在变，初心话语所处的语言环境也随之而变，其叙事的效果、表达的格调也有所差异。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无产阶级革命语境中这种局限性即将被打破，生产工具与劳动成果“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历史语境，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初心使命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如何对资本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胜利过渡是中国共产党初心话语的表达旨趣。“不忘初心”话语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扭转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内部矛盾取代阶级敌我矛盾，如何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实现先进生产力匹配先进社会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话语的历史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所需。现实生活中个人不再满足基础性的物质文化，转向更高诉求的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话语的努力方向。话语初心同历史语境内在互动、紧密关联，主要矛盾变化，初心语境也随之更变。

（二）话语符号之变

话语符号是由主、谓、宾构成的音义动宾短语。口头语、书写语、人体语是编织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具有话语表达与价值传递功能。建党百年“不忘初心”话语历史演进中的逻辑主线、情感导向、观念意旨根本不变，但其使用的话语符号在“形式”表现上却略有异同。1893年恩格斯在与倍倍尔通信中回复“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这深刻阐明了初心使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明确了话语初心，规范了价值导向，中共一大通过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革命纲领，中共二大通过了“民族独立”最低纲领、“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邓小平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指出“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胡锦涛在《关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五大方面的重大关系》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党百年不忘初心的话语场域主要活动在“民族”“人民”“国家”“社会”四个语码之间，虽然其表达的内在主线基本不变，但呈现的话语符号在构词、组词、结构、句法等外在形式上却不尽相同。

（三）语言特色之变

“话语类型是动态的，是与社会系统内部的其他变化相一致的。”历史情景与文化境遇不同，话语在时空谱系中所呈现的语言特点也不尽相同，会自动调节叙事风格与语言基调，更好发挥话语在场的作用影响力。185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这种社会要求越是强烈，其革命的动机就越是强烈。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不忘初心”的话语表达就表现得越发激动、热情、高涨，语言符号富有强烈的革命性、牺牲性特色。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为了实现永久的全体存在，只能牺牲暂时的个人存在。“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这样的话语符号也就成为了衡量政党初心的重要标尺。随着话语场域的变化，语言符号会自觉动态切换，社会主义和平时期“不忘初心”话语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直接、壮烈，“是否付出生命代价”不再是衡量政党初心的唯一标准，语言符号的使用相对比较温和，由“强烈”向“沉稳”自动切换。新时代如何保持“初心话语”“常”态化，实现“党的执政”长期化，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未来问题，只有不断自我革命，自反自变，才能在回溯“我是谁”的历史答案中，探明“向何去”的历史航向。

（四）表达方式之变

话语不是纯粹的思维造物，表达不能停留于口头，关键要付诸于实践。“不忘初心”作为党的显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场域，其表达的行为方式呈现阶段性的目标差异。1844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手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合法斗争无法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话语，实现民族解放，只能采取武装斗争，运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此时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合法斗争已经成为可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实现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左”还是“右”，“资”还是“社”，“解放思想”还是“因循守旧”是悬浮在党左右的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也是检验党初心使命的重要考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反左防右”，守好社会主义旗帜方向，表达政治初心的主要方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前进、越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唯有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才能拒腐防变，守好初心使命。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从“改革开放”到“自我革命”党初心话语的内在主旨虽一脉相承，但表达方式却呈现各异。

       “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建党百年“不忘初心”话语虽呈现阶段性的历史差异，但马克思主义话语立场总体不变，人民主体价值导向总体不变，民族复兴逻辑主线总体不变，现实生活情感温度总体不变。

      （一）话语立场不变

       话语词汇语句、文体结构、修辞隐喻的选择实质上就是信仰体系、意识形态、立场观念的选择，表达一定的立场，传递一定的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语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政治立场在于同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裂，同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决裂，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真正和解的共产主义。既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列宁系统阐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依据经济成熟程度，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并围绕这一目标，领导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初心话语的叙事语境在变，阶段目标在变，但围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却始终不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经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实践日渐成熟，丰富填充着政党初心的话语内涵。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话语的政治立场一脉相承，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守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二）主体导向不变

       话语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基本语言单位，并不是纯粹的语句、言词、符号、代码的简单陈述，具有一定的叙事导向，寄托一定的主体意义。历史主体与受益主体是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话语”的两条主线。其中历史主体即人民历史主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毛泽东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动力来源，虽然他们的作用程度各异，但分别是革命争取的中间力量、主体力量，同样发挥着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人民不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亦是社会创造的主体力量，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受益主体即人民受益主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人民是历史主体，逻辑自恰中自然要契合人民受益主体。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人民放在主体位置，“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人民性话语始终以“人民”为核心，以“主体”为导向，站稳人民主体叙事立场。

       （三）逻辑主线不变

       建党百年“不忘初心”话语的叙事语境在变、语码词汇在变、修辞结构在变、表达方式在变，但民族复兴的逻辑主线始终不变，“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维逻辑，一脉相通、同频共向、层增递进，“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领导中国最广大人民破解一道道‘考题’的历史”。回溯历史，“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中国产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催生了新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民族危机在即，中共二大首次提出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为领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实现民族独立指明方向。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的首次飞跃。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初步构想，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此时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小康，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提出“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即2020-203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2050基本实现社会化现代化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革命”旨在实现人民独立，“新时期”旨在实现人民富裕，“新时代”旨在实现人民富强。从历史、现实、到未来，“不忘初心”话语三维聚焦，同频递进，共同指向“民族复兴”逻辑主线。

      （四）情感温度不变

       “‘话语’是语言，但不是对象化的物化语言，而是有着时间向度的、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寄存着特定的话语意义，传递着特定的话语情感。建党百年“不忘初心”既是一种政治话语，具有政治高度；也是一种情感话语，饱含情感温度，不同历史阶段其表达的话语符号虽形式各异，但情感温度却始终不变。有生活才有温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最富有感情的语言莫过于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提出过明确的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列宁也提出过明确的要求，少发些学究式评论，多谈些生活实际，关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如果“不忘初心”只是给自己的话语披上华丽的外衣，停留于空谈理论、口头主义，那么必然脱离生活实际，丧失情感温度，辜负人民信任。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使用群众话语，用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语言践行初心使命，唤起群众热情；另一方面关注实际生活，用接地气、富有烟火气的行为方式践行初心使命，引起社会共鸣。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如果不学群众语言，宣传就会变得乏味，演讲就会变得枯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指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切实关心关注群众生活”，只有用生活话语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了，才能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新时代习近平继续用真挚的人民性、直白的通俗性、生动的故事性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彰显初心话语的情感温度。

       话语表达不能停留于文本，还要付诸于实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变”与“不变”中践行初心话语，要厘清源与流、内与外、情与理、制与治的内在逻辑关系，推动“不忘初心”的制度出场与话语在场。

       （一）源与流：回溯原初话语，指明历史航向

       “初心之‘初’蕴含着对自身起源的追思和体味，蕴含着对自身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取得的成效的总结和检讨”，“不忘初心”就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规定中、科学社会主义精髓意蕴中，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实现理论、历史、现实的辩证统一。资本逻辑视阈中人的主体性被消解，资本具有独立性与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与个性，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初心”话语的本质规定在于超越资本逻辑，践行人的逻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那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完成这项伟大事业，需要考察其本身发生的条件、性质，需要认清历史条件，辨明革命方向，明确运动性质，确立斗争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百年史，实质上就是党救国、富国、强国的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历史是对“过去”的诉说，但指明的是“现实”，规范着现实场域中政党的行为目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源”与“流”中践行初心使命，一方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初心话语的原初规定，从现实实际出发，围绕人的主体属性，致力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真正和解，满足人的多元劳动诉求与多样价值需求。另一方面要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血泪史、励志史，谨记“我是谁”“从哪来”“向何去”，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二）内与外：谋求人民幸福，兼具人类事业

       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具有一定的指涉向度与叙述导向。“不忘初心”话语意义制造与再造的过程，实质是话语主体内在规定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其意义生产越是丰富，其内在规定性越是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初心话语丰富的意义空间指向体现在“内”与“外”的整体逻辑，国内空间旨在“为人民谋幸福”，国际空间旨在“为世界谋大同”。“一大会址”“南湖红船”是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党从这里出生，也从不停息，建党伊始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首要诉求。从民主革命到民族独立，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聚焦人们的多元劳动诉求，扩展人们的多样价值需求，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体验。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话语不是片面的、狭隘的本土话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阶级对立的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关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谋求人类整体事业，兼具他国关切，饱含世界情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内”与“外”中践行初心使命，一方面要为人民“谋幸福”，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手，从最细微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做好基础性、惠普性、现实性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要为世界“谋大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促使人民梦、民族梦、世界梦彼此成全、相互补充。

       （三）情与理：彰显情感温度，提升话语高度

       话语是人文的载体，饱含深情、传递温情；亦是思想的载体，赋有高度、兼具深度。任何一种话语如若只“陈情”，必然流于庸俗，如若只“说理”，必然影响认同，只有情理兼具才能合情、合理、赋有魅力。“不忘初心”是党的人民话语，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天然地内嵌着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不忘初心”亦是党的政治话语，从“词汇”走向“语句”，其政治语义被不断激活、补充定义。中国共产党在“情”与“理”中践行初心话语既要以真挚的人民性传递情感温度，也要以严肃的政治性提升话语高度。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的人民包括雇佣劳动者、中间阶级以及少数向无产阶级自觉归附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历史变革的主体，发挥着主体作用，新时代语境中以真挚的人民性表达初心、传递温情，就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依靠人民决胜伟大事业；“以什么为标准”“用什么来衡量”实质上是一个“对谁负责”“使谁满意”的问题，丈量初心话语的温情深情，只能以“人民群众”为标尺，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真挚的人民性最终要落实到“为了谁”的具体行动中，提高话语温度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利益。然而“不忘初心”作为凝聚党民情感的共通话语，不能止步于“陈情”，为了“陈情”而“陈情”，“陈情”的目的在于“说理”。这就要求共产党要以严肃的政治态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化马克思主义精髓意蕴，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辩证方法，提升话语高度、增进理论深度，彰显“不忘初心”的话语魅力与表达威力。

      （四）制与治：保障制度出场，推动治理在场

       “制度是约束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规则”，涉及社会群体非正式约束与国家规定正式性约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本属于政治道德范畴，主要通过政党主体的思想自觉与政治觉悟等柔性力量借以实现，然而“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以刚性、具体性、可量化的制度规范，代替柔性、模糊性、难以精准化的道德规范，确保非制度化初心话语的践行。如果硬性规定是为了保障初心话语的“制度出场”，那么进一步完善则是为了实现初心话语的治理在场，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制”与“治”中践行初心使命，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初心话语的制度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语境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又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个别论断；从时代语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凝练与升华，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时代变革的总体规律，又实现了个别国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殊性，“不忘初心”具体制度的“出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保障。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病，推动初心话语的治理在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为了使它更好，更好发挥对具体社会制度的引领、规范与约束，以日渐完善的根本制度为旗帜、方向，推动“不忘初心”具体制度的“在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话语的表达既要依靠制度出场这一根本前提，又要依赖治理在场这一长期保障，在制度出场与治理在场的良性互动中，被赋予强制性、约束性、制度性，形成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