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我国过往改革实践经验的继承与弘扬，又是对新时代我国改革现实的全新阐释，是推动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彰显了历史视野、时代观照、世界格局和人类情怀的辩证统一。这些重要论述从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三个层面，生动阐明了“为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缘由；从坚守人民价值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三个向度，科学厘定了对“何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定基”“明向”与“确标”的逻辑架构；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生成改革政治动能、坚持系统集成优化改革顶层设计和坚持法治道路确保改革规范有序三个视角，系统提出了“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遵循。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对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发展经验，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问题导向，从我国社会物质条件总和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要求出发，作出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重要判断，并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何”“何为”以及“如何”等一系列关乎我国前途命运的时代之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层面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缘由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功解决了改革开放前半篇如何“发展起来”的问题，但随着后半篇实践的生动展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便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面对影响我国发展的全新挑战，习近平站在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定位，以广阔的视野揭示了新时代“为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缘由。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强烈而自觉的使命意识。习近平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践行自身初心使命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根本体现。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形态，“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经过了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入探索，改革开放在政治制度完善和物质文化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才能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了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和谐统一，我国的改革一开始采用了以体制外增量改革为突破口，以增量改革带动体制内存量改革为补充的渐进式改革，具有边缘突破、双轨推进与帕累托改进等特征，有效确保了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会明显受损，“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全体人民总体进入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在向着“强起来”的宏伟目标扎实前进，但也让我国对渐进式改革产生了方法依赖。由于在前期改革进程中采取先边缘后中心、先简单后艰难的改革策略，导致改革过程中存留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因而，当下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既是经济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世界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前期改革不彻底、不全面所造成失衡的结果。为此，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需要通过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对前期渐进式改革遗留的负效应进行清理，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结构性调整，这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酪多的利益调整改革，更“要担当作为、蹄疾步稳、奋勇前进，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为此，中国共产党唯有秉持党的初心使命，从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现实需要出发，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构建起“改革—发展—稳定—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发展—动态稳定”的螺旋式发展格局，积极回应人民期待，不断提升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活力，为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奠定根基。因而，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体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守初心、担使命的根本要求。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集中为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社会变革则构成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提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从贫穷型国家大步迈入了温饱型国家，长期所处的物资短缺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上已经满足了广大人民对物质文化生产的需求，人民对生活的要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且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仅反映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关键命题和核心要素，而且主导和支配新时代社会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呈现出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派生性矛盾不断增加，既有前现代性问题，又有现代性问题，也有后现代性问题，凸显出社会发展进程中矛盾多领域、多方位的特征，这内在地要求需要用全面且深化的改革来创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重点、机制和路径。究其本质，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使我国的发展从之前的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高速度发展转变为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特征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解决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问题—改革—新的问题—进一步改革”的循环往复绘制了我国40余年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画卷，也决定了我国“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虽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但表征着我国改革面临矛盾多、攻坚难度大，涉及范围广、触及层次深前所未有，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从过去的“普惠型改革”转为了“利益调整型改革”。“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面对我国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强调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聚焦卡点堵点、痛点难点、焦点热点问题，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牵引，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不断拓宽改革广度、延伸改革深度、提高改革精度，以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来打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制约，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凸显改革的公正性、协调性和全面性的前提下，“持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实现改革的质量、速度、效益相统一，“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百余年奋斗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进和拓展的。“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作为当前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对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具有引领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因此，要在科学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前提下，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以“创造性的改革举措”1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国家治理方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让社会各主体和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活起来，共同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创设发展条件、营造发展环境、激起发展活力、提供发展动力，从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无不以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并发挥着推动、壮大、维系和保障的关键作用，正如马克思而言：“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国部分体制机制在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时，出现了“不适应”“不管用”“不到位”的问题，不同领域的新旧制度过渡也呈现出“制度漏洞”“制度缺失”“制度真空”的困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仅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和丰富实践的支撑，更需要成熟制度的保障，要求通过“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来适应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作为改革的高级形态，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破除影响和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和全局指导性的前提下，实现对基本制度的完善、重要制度的创新和具体体制机制的变革，不仅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不断增强其发展性和创新性，促使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从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架构
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变革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展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结合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全新机遇与挑战，对“何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科学化、时代化的阐释，生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定基”“明向”与“确标”的逻辑架构。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政党的本质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表者，必然有其特定的阶级立场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运动的延续，其必然拥有无产阶级运动的表征，必然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纵观中国的改革历程，其本身就是一部“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的历史。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人民对改革的期望必然不断提高，希望通过改革过上“更好”的日子，不但必然会对物质生活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需求日益提升，还会对社会公正、法治产生全新的期待。对此，习近平指出：“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科学规划和推动改革，始终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花大力气、下硬功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通过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好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使广大人民过上“有保障”“有盼头”“有奔头”的好日子，真正做到改革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做到“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切实回答好“为谁改革”这一关乎改革方向性与目的性的现实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更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希望通过“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的动态共同富裕路径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40多年的实践，在总体发展的基础上已有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实现了先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城乡、区域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导致部分民众的社会心理失衡，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提出了新的考验，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社会期待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旨在通过不断调整体制机制，打破基于原有权力体制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藩篱，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同时，在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努力在发展中不断平衡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提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广大人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从而在促进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推动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有效弥合争议、凝聚共识，形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广泛合力，在全局性谋划、整体性布局、持续性推进的改革中焕发出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根本目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基础和本质特征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和创新制度体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增进人民幸福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能。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利用“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的方法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的前提下，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传统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双重裹挟下，对我国的改革不断进行恶意批判和质疑，认为我国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抛弃和悖离，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实践”；同时，肆意放大我国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渲染“改革迷茫论”，进而企图给我国兜售西方社会的“改革方案”，企图在我国完成“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告诫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这些论断不仅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观点鲜明地对外界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批判与质疑进行了铿锵有力地回应，也对我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作出了深刻总结，更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回答了关乎我国改革的“实质性”问题，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什么目标前进”等关键性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我国的具体实践运用，需要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指出，虽然我国改革“也经历过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而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给全面深化改革划出了红线、提出了要求，强调“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明确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保持改革的政治定力、战略定力为根本，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完备、更成熟为重点，以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为关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坚定了立场、清晰了道路，确保其理正、旗正、路正。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始终从现实国情和现实需要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制度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首先会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现实却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俄国、中国等非资本主义（至少是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实现的。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显著特征是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获得并改造国家政权，利用掌握的国家政权推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建立起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先进生产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虽然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但如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并从一开始就把制度建设放在改革开放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强调需要用30年的时间才能在我国建设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因此，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民生来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不仅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进行了许多深入探索和创新，构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解决了制度体系“有没有”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不仅实现了现代化从生产力领域转向生产关系领域，更使改革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这一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既调整原有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充分发挥出来，并转化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经历了从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后期“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建设历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制度建设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基本可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完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使各方面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这一阶段性目标。但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亮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导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道不变、志不改、力不减的坚定决心，将持续在建成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上进一步发力，使“中国之制”的优越性不断彰显、“中国之治”的生命力日益迸发，“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遵循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场生动实践。习近平结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点，直面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明道”“取势”“优术”“抓时”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集聚战略性、科学性、创造性的方法路径，为解决在新时代“如何”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大实践命题提供了方法论遵循。
（一）坚持党的领导生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动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繁重复杂的改革任务与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敏锐地认识到，我国的发展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但全面深化改革“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单靠某一个部门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诚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其自身的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这是政治基础和改革前提。为此，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内容。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健全完善党的战略规划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利益调整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与创新型执政党，增强全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才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通过“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来持续精准改革，确定好改革内容，选定好改革次序，把握好改革时机，不断提升改革动力，排除改革阻力。要而言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最透彻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在根本上保证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偏航、不封闭、不易帜，使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拥有道不变、志不改、力不减的强大定力，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使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同时，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推进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从而确保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别人的经验”出发，继而通过不断斗争“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在动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好历史发展规律和走势，把握好发展主动权和改革主动权。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改革实践展开的“定海针”“指南针”和“北极星”，始终是改革的倡导者、引领者、推动者、领导者，始终为改革明方向、指道路、注动力。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要求，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之源。
（二）坚持系统集成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涵盖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方方面面，其本身就是系统性思维和系统性实践的集中表现。可见，坚持系统观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实践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任务和内容的交融性、耦合性和综合性明显加强，如果继续沿用原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仅依靠某个领域、某个层次的改革已难以解决当下面临的复杂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考虑、协同推进，从顶层设计入手，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性、统领性作用，“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推进所有领域改革，“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所谓顶层设计，就是在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同时，“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作出统筹设计”，通过更深刻、更精准地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内在规律来加强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以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政策制定可以相互配合、政策实施可以相互促进、政策效果可以相得益彰，既牢牢把稳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改”的航向舵盘，又清晰界定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的任务清单，向党内外、国内外昭示当代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一贯性、确定性、稳定性，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统一。需要强调的是，坚持系统集成并不代表全面深化改革没有主次、没有层级，而是“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入手，从“落一子而活全力”的关键环节发力，“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集中解决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以“点”带“面”，用“点”激活改革全盘。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强顶层设计的引领并不代表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过时了，而是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在坚持改革总体方向的基础上不断把握改革内在规律，在创新改革路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必须尊重和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和创新氛围，使全社会树立“变”的意识、增强“革”的勇气、强化“创”的自觉。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统一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获得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最澎湃的动力，确保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必须坚持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广泛吸纳基层实践经验，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完善和补充顶层设计中不合理的地方，从全局着眼、从宏观思考、从长远入手，使顶层设计更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顶层设计，以此扩大改革范围、攻克改革难关、优化改革结构、增强改革力度，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实践证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辅相成，有效“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能以更全面、更平衡、更稳定的关联性组合拳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坚持法治道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规范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正如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并作出决定，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矛盾和实践阻力必然进一步凸显，“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必须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和引领推动功能，“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在法治下推动改革，确保改革得到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才能增强改革的穿透力，“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凝聚改革共识、排除改革阻力、引领改革方向、推进改革进程、化解改革风险、巩固改革成果，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进而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实践证明，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的同时，必须坚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内在地要求通过加强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加强涉及改革有关法律的立改废释纂工作，对与改革方案相抵触、已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进行清理，修改或废止，不让某些过时的法律法规或其个别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和措施要及时推进相关立法，上升为法律制度，使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及时在面上推广，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以法律制度巩固、调适、创新的方式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法律制度供给，形成各领域法律制度共同发展、协同支撑、有机联动的动态定型格局，进而“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终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必须维护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法律制度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保证相关法律制度能够被执行到位，实现法律制度执行时时生威、处处有效，增强法律制度执行力，确保改革方案有效落实。除此之外，法律制度建设必须谨记“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防止出现叠床架屋现象，影响执行效率，确保法律制度建设的优质成效，使其内在生命力、优越性充分昭彰，将“中国之制”更好地转换为“中国之治”。
四、结语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既遵循了全球性社会发展规律，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多元特征，还突出了社会体制与经济架构的平衡整合，不仅从理论视角对西方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与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更从现实层面为我国在新时代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与系统安排，释放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坚决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变为现实，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将思想和行动贯彻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洞察时代潮流，把握发展大势，顺应人民期盼，形成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合力、展现改革勇气、凝聚改革智慧、抓住改革机遇，掌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