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亚文化是政治亚文化的特定类型。阶层亚文化是特定阶层相对固定、一致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和思想信仰的凝结，由于群体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从本质上来看，阶层亚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差异。这些观念与由社会主导性文化所生成的社会主流价值组成了影响个体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的观念集合，并在个体生活环境和价值偏好的推动下构成了一个型塑其思想模式的价值序列。在此序列中，处于社会共同体层面上的作为凝聚思想共识并且由官方利用权力加以推广的价值被称为主导性价值，而除此之外的价值则是次级价值。次级价值在一些方面与主导性价值相契合，而在其它方面则表现出与其不一致甚至相对立。这必然引发深受次级价值影响的个体对主导性价值的怀疑和排斥，制约社会主导性价值认同的真正实现。高丙中认为： “社会群体通常是在普遍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下形成适合自己的生活处境的亚文化。一种亚文化出现以后，会逐渐渗透进主流文化之中，有时表现为‘价值扩张’。”⁴亚文化常常借助于家庭、同辈群体、社团、媒体等渠道对个体的政治观念、政治信仰以及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使其所主导的次级价值体系为在更广泛范围内获得认同。也就是说，次级价值和主导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次级价值作为一种阶层亚文化必然的产物，只有不断内化并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才能成为自我认同和阶层认同的标识。主导性价值不仅承载着民族的情感、社会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还是政治体制及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那么，主导性价值观念只有被越多的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成员所认同，才能维护自身地位并同时维护其所依附的制度及政党的稳定和安全。可以说，无论主导性价值抑或次级价值都内在地具有通过价值扩张而获取更多成员认同的需要和必要。两种价值体系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和碰撞既为主导性价值更大范围的认同提供了契机，也为其认同带来了障碍。

    在当代中国，“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⁵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教育水平、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契合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以及与体制或政策的密切关系，更愿意通过政治活动的参与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也经常在利益受到损害时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因而，中产阶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毕竟是作为社会各阶层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不可能与作为中产阶层次级价值体系完全相吻合。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为中产阶层提供符合其利益和思想模式的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价值准则时，便产生了该阶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问题。

二、中产阶层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消极影响

    当前，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社会群体是中国现有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是指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群体相比，他们也同样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他们与国家权力的联系没有前者密切，甚至缺少直接的联系，而且所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又少于私营企业主群体。因而，这一群体应归入到中产阶层，并且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一群体因其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他们又以教学或研究为工作内容而成为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建构、诠释和创新的主体，也即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办事人员阶层主要包括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非领导职务的专职办事人员，他们具体包括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等。这一群体往往在获得某种机会后可以从中产阶层转为更高阶层，因此与后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也紧紧依附于国家权力或现有体制。不仅如此，这一群体还为吸纳由更低阶层流动而来的部分个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个体工商户，是指以个人有限资本小规模进入生产、流通和经营服务等领域的群体，主要涵盖了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小股东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且部分商户由于经营的成功，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私营企业主群体中的一员。当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不仅具有中产阶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功能，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 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而且还兼具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相适应的特殊社会功能，承载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性社会价值观的行为示范功能”。因此，与社会其他社会阶层的次级价值体系相比，中产阶层的次级价值体系不仅更适应当下现代化发展程度而且已经呈现出未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目标。那么，中产阶层的次级价值体系就蕴含着超越当下现实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期望。而当下的政治供给体制则主要是维护与已有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主导性价值体系为目标，不可能过多地关注和保障更高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导致中产阶层理想价值诉求与现有政治供给存在落差，影响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知识分子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中从事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个体构成的特定群体。由于许多知识分子是思想或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因而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最大的也是最合理的价值公约数，体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因此，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更多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主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分化的加剧，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容许来自不同社会结构上的个体都有机会进入的开放阶层。知识分子的开放性不仅导致了思想和价值的多元性，还使得早期知识分子因身份地位的接近而产生的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身份团体意识或者精神被打破。曼海姆认为：“一旦早期知识阶层的团队精神被打破，其紧密的组织形式被抛弃，那么质疑和探求，而不是确证就成为其永恒的特征。这一质疑过程的多极化创造了一种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倾向，……并摧毁任何规定了终极因素的固定参考框架。”³质疑导致了不同群体的价值共识所生成安全感的丧失，而“对于一种世界观的确信有赖于其支持者的安全感，当个体在群体中的立足点开始变得不安全或这一群体的团结开始瓦解时，个体就开始怀疑该群体既定的信念。”⁴这种质疑不仅针对原有的缺失了某些时代要求的政治性价值，也涉及吸纳了新的社会需要但尚未在制度和政治规范、道德和文化期望以及政治和社会行为中广泛普及的新政治价值。与此同时，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多种劳动要素在市场中获得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土地、房屋、资本的拥有者以及众多有着商业能力或者适合于商业性格的个体，都可能在特定机会中获得比知识分子更多的经济利益。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从事基层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相对失落感便会不断增加，通过知识或者技能的获取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的期望也因而落空。这种上升的受阻，一方面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常常采用一种上升阶级的充满希望的乌托邦，而不是隐退阶层的浪漫理想。”另一方面，增加了该群体对现有体制及依附于其上的政治价值的怀疑，甚至产生反抗情绪，“一个被突然扔回原来位置的阶层并不会去仿效上层阶级，而是采取反抗的态度，并发展出反抗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知识分子这些特征和状况的存在都严重限制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认同。

    中产阶层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现代化动员的政治参与层面。现代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教育的普及，还推动了个体所能享有的物质财富和生活设施的增加，同时，还使得外部的多元化信息通过多种途径为个体所触及。这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家庭意识、权利意识，强化了中产阶层亚文化所孕育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目标，而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与政治体系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输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输出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成为中产阶层普遍的必然的选择。这种意识的增强在政治体系尚未为个体的参与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常常给整个体制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价值观念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中产阶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和权益的追求日益强烈，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滞后而未能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保障，也无法完全契合中产阶层所企及的价值目标和权益要求。亨廷顿进一步解释到：在这样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迈进的过程中，“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果出现这种不安定，不仅会使中产阶层对政治体系输出的不满转移到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整个政治系统及其输出的不满，还会增加他们与其他阶层的分歧和矛盾，蚀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不同群体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障碍。克罗齐、亨廷顿、绵贯让治对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还表明，“在所有三边地区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即从物质主义的、着重工作的和热心公益的价值观念，转向重视个人满足、闲暇以及‘物质的、知识的和审美的自我完善’的需要，这样一些价值观念。……经常是与对政治领袖和制度的更强烈的怀疑主义并存的，也经常是与同政治问题的更大程度的疏远并存的。在它们的影响和意义中，这些价值观念倾向于不介入与自己直接利益无关事情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经济领域不断向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领域渗透，当前中国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中产阶层，不可避免更多地受到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浸染，与体现集体和公共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嫌隙存在拉大的趋势。

三、提升中产阶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中所面临的认同困境，归结起来是由中产阶层自身利益被触及、政治参与缺失和大众传播效力不足造成的。因而，促进中产阶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需要建构起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渠道、提高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以及增强大众传播的功用。

    政治性价值观念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而政治文化是对现有政治系统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因而，社会成员对政治性价值观念的认同或排斥，与其内心的情感有着密切关系。利益是影响个体喜怒哀乐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了其对价值认同的关键性因素，构成了社会成员对某一价值给予特定偏好的重要动力。诚如伊斯顿所言：“利益本身是一个概念上含糊不清的术语，它通常涉及政治生活中个人或集团的基本价值体系、基本目标、希望和追求。”罗尔斯也进一步指出政治正义观念“就像任何其他的政治观念那样，由于它是实践性的，所以它的各种要求和公民理想就必须是人们能够理解和运用的，也必须是人们有充足的动机激励他们去尊重的要求和理想”。这表明，增强中产阶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需要该阶层成员在价值观践行的过程中感知到切实的利益。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满足这一目的最主要的是构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因为，利益的表达形成了政治系统应及时面对的重大的压力输入，促进了政治系统对利益综合的展开，进而以政策输出实现利益的合理配置。利益表达的渠道通常有机构性利益集团和社团性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认为机构性利益集团常常存在于诸如政党、公司、立法部门、军队、政府行政机构之中，这些机构“无论作为整个机构性结构，或是作为次级集团（例如，作为军事机构或作为其中专门的派别），因为它们的组织基础为其提供了许多资源和接近权力的机会，都很可能是强有力的。”社团性利益集团是“从事利益表达的专门结构，它们是为了表达某些特定集团的目标而专门建立起来的。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有一批专职工作人员集中致力于利益表达目标的专业化内部角色，还有制定利益和要求的有条理的程序”。为此，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健全中产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既要注重发挥与中产阶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机构性利益集团的作用，又要积极支持各级工商联、各种商会和各种专业团体等社团性利益集团的工作，使得中产阶层的不同群体都有适合自身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坚持协商民主制度，在推动各级人民政协更好参政议政基础上，还要完善公共政策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其它渠道，使得中产阶层各种不同的利益表达集团都能够参与到利益综合过程中，将本群体的价值诉求转化为权威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