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目标, 体现为以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类解放。所谓个人全面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得以展现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 即获得脑力劳动能力。事实表明:脑力劳动需要掌握相关符号系统以及特定专业知识, 其承担者只有具备了充足财富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 一个社会能够培养的脑力劳动者数量与质量, 与其所拥有生产力水平相一致, 如果说脑体分工是阶级分野基础的话, 那么, 消灭阶级则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马克思说,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社会发展“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 所以是自然的规律”2。

应该指出, 在如何实现人类发展目标问题上, 马克思多次强调过资本作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显然, 以资本为灵魂的市场经济扮演了助推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角色。中国改革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是顺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然而, 在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承载上述历史使命问题上, 学界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认为资本具有“吃人”本性, 存在“基因型、制度性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资本, 但要严格限制资本”;主张“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4这一见解把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与马克思时代商品经济中资本混为一谈, 进而制造了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对立;却没有看到:马克思时代尚处在资本主义初期, 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放任”旗帜, 力图摆脱封建意识形态束缚, 同时, 缺少法制约束资本回归自然本性, 秉持丛林法则, 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雇佣劳动者, 致使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顶到脚底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现代市场经济通过建立法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已经把资本关进法制笼子里, 资本产生与强者劳动相一致, 其发展则与资本家经营能力有关。换句话说, 随着时代条件演变, 虽然资本作为“强者支配弱者的生产关系”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此资本已区别于彼资本,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另一方面,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对资本本性解读有误, 会直接影响到对劳动问题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 努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相统一的客观事实。

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 即人具有理性。理性使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4。理性作用在于:它通过对客体事物对象化思考, 掌握其存在规律, 从而再现该事物。以此为前提,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5正因为如此, “人……的正常状态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6;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

人依靠理性活动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黑格尔说法:“理性何等强大, 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 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 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 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8理性不仅使人类形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并且因拥有按照任何物种尺度进行生产的可能性, 而使该目标呈现为无限递进样态。

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人类在生命活动中的理性特征:理性在内容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最大可能地拓展目标的利益空间, 在形式上追求效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操作的投入产出比例。这是人类发展遵循的原则, 同时也是资本采取的原则。换句话说, 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是同源的, 都来自于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性特点。

从人的发展逻辑看, 人类在发展与自然界关系方面, 千方百计地提升生产力水平, 努力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则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其间个人发展需要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历史转变9, 意味着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人类整体将达到最佳发展局面。

从资本逻辑看, 资本利用拥有的劳动成果积累, 使之转变为资源条件并投入新的生产过程, 把死劳动转变为活劳动或把过去劳动转变为现在劳动, 以图获得更多收益, 彰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而资本在组织生产时, 资源配置方面则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 即尽可能地用最小投入赚取最大产出。

随着理性对外部世界认识深化, 利益最大化目标在内容上将不断提升, 在形式上将不断更新。在理性层面上, 资本本性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都受自身需要驱使。资本发展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因此也是一致的。如果说, 资本是强者人格化, 因而形成了与“一般人”某种对立的话, 那么, 该判断前提则是:强者也是人, 并没有因此使资本逻辑背离人的发展逻辑;如果说人的发展体现为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或“个人全面发展”持续趋近的话, 那么, 资本逻辑应该是其中的过渡环节。

人拥有理性决定了其生命活动即劳动始终处在发展状态, 资本就是劳动衍生现象。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 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 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 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1资本像劳动一样, 其灵魂也是理性。

社会关系是理性舞台;理性有多强, 社会关系就有多广。这是因为:社会合作最大奥秘是获得了某种共享空间, 除了分工带来直接共享机会之外, 合作还造成了一定的理性成果共享局面。这常常是潜移默化过程:人们相互交流、彼此观察, 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递和能力学习方式。人类发展始终依靠社会合作这种基本模式。

资本是强者支配弱者的社会合作关系。就此而言, 资本是强者理性的外化, 它对生产过程中人财物配置, 往往依循经济原则, 即用最低投入获得最高产出。劳动是市场竞争的灵魂,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 就是通过“过去劳动”不断转变为“现在劳动”, 即剩余劳动成果不断转变为资本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的。

显然, 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资本天生禀赋, 与人类理性目标相一致。在一定意义上, 人的发展通常是通过自身利益最大化途径实现的。如果说, 理性在内容上体现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话, 那么, 主体行为经济性选择——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 就是理性采取的形式。

理性通过社会合作发展人与自然界关系, 而个体能力差别是需要应对的基本问题。任何社会合作都必须考虑两个原则:一是每一种分工岗位对形成社会合作均不可或缺, 从使用价值角度决定了所有分工之间的平等关系;二是分工岗位之间对劳动能力水平要求不同, 从价值角度决定了分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成功的社会合作往往需要兼顾双方。人类迄今为止文明史都处在发展资源匮乏时期, 所谓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 就是这一时期突出现象。而资本归根结底呈现为对发展条件的强势获得。

共产主义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里, “自由”成为“平等”的尺度, 个体需要可以千差万别, 但都能够得到满足, 人们因享有自由发展而达到了社会平等。这是理性所能够设想的最为理想局面。在当代,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的到来, 理想社会展示了全新前景:一旦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 精神形态劳动成果可复制性使人类共享成为可能;此时, 每个人都把劳动成果交付给社会, 而任何人都可以从社会拿到所需要劳动成果, 人类因整体上展示了自身生命活动特性而诠释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换句话说, 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将以劳动方式脑力化为特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就必须运用市场经济, 即借助资本对个体劳动能力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 资本逻辑是人类发展逻辑的特定历史形态;另一方面, 人类发展逻辑客观上需要经历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

资本具有二重性:其一, 资本代表着强者发财致富的愿望和追求, 主导着生产活动不断发展, 客观上推动着社会财富持续增加, 促进了生产力;其二, 资本掌控了大量资源, 获得了支配巨量财富的权利, 客观上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对抗, 裂解并异化了生产关系。资本历史性出现, 总体上符合人的整体发展需要。资本逻辑构成人的发展逻辑的一个环节。如果说, 人的发展逻辑是人类生命活动特性在一般历史过程中展现的话, 那么, 资本逻辑则是该特性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展现, 资本逻辑是特殊, 人的发展逻辑是一般, 资本逻辑是实然, 人的发展逻辑是应然。

资本的理性禀赋使其对利润最大化追求呈现与时代条件相宜的方式选择。其中, 对雇佣劳动者压榨剥削与资本主义所处工业化初期相联系:首先, 资本受到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启迪, 无论是延长雇佣工人劳动时间, 还是加强其劳动强度, 都转化为机器生产力扩张, 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源泉;其次, 面对蒸汽机技术冲击, 国内市场秩序有待形成, 劳动保护、薪酬原则、劳资关系都没有在法制层面定型;国际市场秩序尚处在拓荒状态, 更是直接取决于丛林法则。两种因素结合构成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显著特征。西方法治原则是“凡无禁止即可为”, 致使资本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资本家市场竞争, 在国内, 纷纷采取了压榨剥削辖下雇佣劳动者方式, 一方面, 雇佣劳动者最好用, 属于最聪明的物质力, 另一方面, 他们缺乏法律保护, 受饥饿压力制约无所逃遁, 资本对雇佣劳动者残酷压迫剥削遂成全局性规模;而在国外, 资本竞争对弱势民族直接诉诸暴力, 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殖民地掠夺、世界大战, 使人类频频陷入空前劫难。资本原始积累罪恶滔天, 千真万确。

资本“吃过人”, 是历史事实;但据此断言资本本性是“吃人”, 则有所失真。资本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其发展过程中, 资产阶级发现:对雇佣劳动者无度压榨剥削, 会反过来影响到再度使用, 首先是他们身体衰败、健康难以为继, 无法继续胜任工作, 其次是他们奋起反抗, 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这些越来越严重影响到资产阶级的利润, 当科学技术成为发展生产力首选的时候, 市场竞争重心已经从挤压雇佣劳动者体力转向发掘人们脑力, 此时资本主义已经积累起相当程度财富资源, 已有余力调整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一度盛行的通过恶化劳资关系以获得竞争主动权方式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且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越是率先规范了劳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制体系, 致使资产阶级市场竞争无法沿袭侵害雇佣劳动者生存权方式, 此时雇佣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已经获得了与雇主进行利益博弈的权利, 市场经济逐渐趋于常态, 即竞争回归至能力竞争, 首先是资本家经营能力竞争, 其次是雇佣工人劳动能力竞争, 竞争结果大体呈现为按劳分配局面。

资本模式按劳分配推出强者优先原则;其结果是社会两极分化。“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 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 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1按劳分配使强者多得, 多得部分经由积累转变为资本;资本组织生产资源进入竞争, 优胜劣汰机制使获胜者资本扩大, 整个社会生产获得新的生产资源, 过去劳动因此不断转化为现在劳动, 由此循环往复, 持续进行。这里, 既解释了市场经济能够获得先进生产力的原因, 也折射了劳动作为市场经济灵魂, 透露出人类需要无限增长的信息。“市场竞争——能力发展”是利用利益差别激励劳动的模式, 而走出其两极分化困局取决于能力发展水平。一旦每个人劳动能力获得全面发展, 或者说一旦人们都转变为脑力劳动者, 那么, 即便还存在着某种性质竞争, 由于劳动能力消除了质差, 也会带来共同富裕局面。

要实现每一个人发展, 社会必须具备足够丰厚的财富条件;而资本历史作用就是提供这种条件。“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 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 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 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 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

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 也许一开始具有某种被动性质, 但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 社会主义者已经有条件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资本客观地位和作用。所谓在资源配置上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就包括让资本在市场机制中畅行其道, 充分发挥其促进生产力作用, 以最终创造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的原创形态完整地体现在资本主义运用上, 资本主义一直主张自由性质市场经济, 政府仅仅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一种是寻常时期扮演“守夜人”角色 (斯密) , 另一种是危机阶段扮演“消防队”角色 (凯恩斯) 。因此, 市场经济伴随着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趋势。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当然不会止步于市场经济自发趋势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精彩的华章, 体现在资源配置领域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相统一。如果说, 市场作用张扬了以资本增长为先导的生产力发展机制, 而政府作用张扬了以能力平等为目标的生产关系完善机制的话, 那么,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创的“优胜劣汰”和“促劣变优”并行的发展模式, 双方相向而行, 势必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碰面”:“促劣变优”机制一旦发展到优劣之间消除了脑体性质质差的时候, 所呈现脑力劳动之间量差, 将使“优胜劣汰”不再表现为两极分化, 而是体现出与自由个性相联系的需求不同, 这将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了人类全新发展模式, 首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如果说,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借助“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较为成功地启动了“资本”这一过去劳动资源的话, 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不仅动用了过去劳动资源, 而且开启了“扶弱”这一未来劳动资源;其次代表了优越生产关系:“优胜劣汰”机制能够提供的社会平等是机会平等——一种客体条件平等, 即尽可能地使自由竞争在平等前提下实现, 而“促劣变优”机制能够提供的社会平等是个人平等——一种主体条件平等, 即通过每个人自由发展而获得平等, 自由成为平等尺度。

可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目标, 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一方面, 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人类整体获得了面对自然界的最强阵容, 获得了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的条件;另一方面, 个人之间平等将最大可能地使人类社会变得和谐, 现在局限人们交往关系全面化, 甚至导致各种斗争、冲突的种种社会弊端将不复存在。而目前, 人们需要谨记的则是:利用资本力量是消除资本现象的必由之路。

不难看出, 社会主义者从敌对资本到利用资本, 是时代条件变化导致的。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一方面, 计划经济将超过商品经济, 取得生产力更为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 公有制原则将消除人们在分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使生产关系向善向好。直到资本主义国家率先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资本在激励劳动从而促进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被凸显出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只能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 社会主义改革选择市场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生产资料转移至劳动能力, 进而重新认识了资本。如果说, 市场经济灵魂是劳动竞争, 而竞争关键是资本运用的话, 那么, 中国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看中了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资本是强者劳动成果转化而成的生产资源, 限制资本意味着阻断强者积极性发挥;对改革而言, 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放劳动, 重点在解放强者劳动, 即解除对资本束缚。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改革千辛万苦, 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二重性, 发现了资本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转移至人, 意味着生产劳动能力、企业经营能力、国家治理能力都构成生产力主导因素, 其中科学技术创新成为剩余价值主要来源;同时, 资本也从决定人, 变成人的工具, 致使其从私有制的静态作用, 演变为生产资源的动态作用。这种变化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全球市场竞争无一不采取资本运动方式, 资本的辗转、腾挪、化形、对冲, 无不努力营造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空间, 并成就着资源配置结果。此时侈谈“严格限制资本”, 岂非放弃发展机遇?

恩格斯指出, 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劳动发展史中寻找社会发展史的锁钥”, 而市场经济又是盘活劳动的经济形式, 那么, 市场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劳动本身发展。广义市场经济包括早期商品生产阶段, 这是人类在漫长自然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萌芽状态, 商品生产仅仅属于使用价值生产中次要部分, 后者解决了人们大部分生活消费品需求, 用于交换的仅仅是其中较少部分;此时, 竞争因素仅居次要地位, 人们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现实劳动, 并努力做到各尽所能。

真正市场经济出现在商品经济时期, 人们生产目的就是交换, 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者之间竞争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动力。正是在这个阶段, 过去劳动即资本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它是人们寻找新的生产途径和方式的前提, 也是竞争获胜的保证。事实上, 人们掌控资本越多, 在市场中寻找机遇自由度越大。资本成为这个阶段人们竞相追逐目标。

最高形态市场经济出现在信息经济时代, 无论生产还是交换, 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信息形式。信息本身属虚拟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源配置的超时空方式。社会主义此时选择市场经济, 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很容易把现实发展与未来目标统一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未来劳动, 是从社会平等目标出发的, 这使它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视野。但同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摒弃了市场经济对现实劳动和过去劳动的运用, 而是在其继续运用基础上, 进一步开发了未来劳动资源。如果说,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示的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展示的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前者导致两极分化, 后者带来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1, “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激活了“劳动”, 其中, “自由竞争”推动劳动能力充分释放, 而“优胜劣汰”推动劳动能力自觉提高。因此, 市场经济展开过程, 往往就是人类劳动活动全面开发和持续提升过程, 其前景:使现实劳动得以各尽所能, 使过去劳动得以充分运用, 使未来劳动得以合理开发。

按照上述理解, 资本是劳动特定形态, 属于过去劳动活化运用。资本所营造的生产关系, 属于强者支配弱者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它使资源向强者手中集中, 能够更好发挥资源作用, 有利于生产力提高;另一方面, 在弱者缺乏法制保护条件下, 会酿成制度性压迫和剥削, 但是, 一旦取得了相应法制保护, 则能够大体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所以, 资本逻辑和人的发展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了高度统一, 事情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前者“走向”后者, 即并非形成一种替代关系, 而是前者“融入”后者, 形成一种融通关系。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融入人的发展逻辑,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人类生命活动即劳动发展的一种特定样态, 它在历史上造成的罪孽, 本质上是人类历史进步付出的代价。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欣赏和肯定这种罪孽, 但却能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要求, 将其置放在特定时代条件下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 在剥去其浓艳意识形态外衣之后, 看到所具备的历史必然性内容, 通过创新方式,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双重机制, 前者给资本以市场发展空间, 使其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内在逻辑得以在竞争机制中进一步张扬, 后者给人的发展以更多物质条件, 使其促进社会平等的内在逻辑得以在劳动方式脑力化目标下逐步实现。

传统社会主义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拘谨, 导致人为掐断了其发展连续性。马克思取消了理想社会中的商品货币, 阻断了劳动能力强者利用积累趋势去拓展自身能力, 虽然化解了两极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 但也带来了生产力进程中断。这里关键是承认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延续, 是后者衍生形态, 从而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2。这一提法的新意在于:双方针对的都是“分配”, 前者说的是分配“原则”, 后者说的是分配“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是落实“原则”的逻辑衍生要求, 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此前情况不同, 这里没有强调“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区别, 不再像过往那样突出双方“为主——并存”的主次模式。虽然并没有明言“按要素分配”就是“按劳分配”, 但在一定程度认同了双方一致性, 并因此开启了按资分配即按劳分配的逻辑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主义选择现代市场经济, 就是选择了彻底的按劳分配。如前所述,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时代事实, 并不认为市场经济中按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 后经由列宁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性质, 把按资分配归入资本主义。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一方面生产力发展重心越来越移至脑力劳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越来越以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法制规范为基础, 致使按资分配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衍生现象。那种认为资本缺陷属于“基因型缺陷”的观点, 强化了资本剥削他人的一般性, 忽视了资本剥削所依赖的制度性条件。这一认识并不客观。应该看到, 资本通过推动过去劳动不断进入现实生产资源领域, 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使其成为体现客观规律要求的发展模式——积累劳动不断转化为现实劳动, 构成人类劳动发展常态。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 之所以保留“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 看重的就是资本这种作用, 该作用保证蛋糕不断做大, 为社会主义对弱势群体施以援手提供越来越充分物质条件;但是, 该作用所带来两极分化同样客观存在, 这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冲突, 社会主义者不能坐视这种局面持续, 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显然包含两个环节:一是“政府一般发挥作用”, 化解通常情况下“市场失灵”矛盾;二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推出促劣变优举措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 意味着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可望达到高度统一:一方面, 资本逻辑借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充分运用强者支配机制, 加快社会财富积累;另一方面, 人的发展逻辑借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劳动能力, 推动市场竞争向共同富裕目标转变。不难看出, 资本逻辑展现“优胜劣汰”与人的发展逻辑展现“促劣变优”, 虽殊途而同归:优胜劣汰生成着促劣变优趋势, 促劣变优预示着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呈现这种通过制造利益差别来创造消除利益差别的机制, 理所当然成为人类市场经济最高形态, 也是最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