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一年多来，关于新时代的“变”与“不变”及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者们关心的热点话题。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研究的视角多侧重于对新时代之“变”的理解，而对其“不变”的理解仍处于“遮蔽”状态，即如何从整体性层面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没有变的根本原因。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语境，邓小平曾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新时代之“不变”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具有不发达性，对这一本质特征的重思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不发达”问题的一个基本论述
从语义和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不发达”问题或“不发达性”是相对于发达而言的，本身暗含着一种潜在的、目前还未被发掘的发展趋势，属于历史的范畴。二战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不发达理论成为国外左翼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探寻不发达的原因和克服不发达问题的发展战略，其理论渊源大体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些研究也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但在具体的认识上，他们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和设想有所不同。在不发达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上，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主要是由其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因此，现代生产的发展是落后国家成功的保证。恩格斯也认为，对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而言，由于缺乏现代生产的强大基础，只有获得先进国家的示范和帮助，才可能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战后的多数西方研究者则认为不发达国家陷入贫困和不发达的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并依此形成了结构主义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不发达的发展”说、依附理论等解释系统，其中依附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如保罗·巴兰（Paul Baran）认为，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极端低下。因此，不论各种解释体系的内在机理如何，不发达的状态总是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提出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初步构想。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从确立到建成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是不发达阶段的中心任务；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建设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需要经历上百年时间。其分析的出发点是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刚刚建立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仍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这一前提性认识同金德尔伯格对国家不发达状况的描述存在相似的地方，说明不发达状况具有历史的共性，摆脱不发达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愿望。所不同的是，中国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较小，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但其发展又同时不得不受到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限制。而且对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考量必须考虑纵向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和横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并将其纳入参照体系之中。这两项标准和自身的不发达性长期共存，且存在一定的张力，决定了其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与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技术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不发达”的时空载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基座与实践场域
“阶段”一词，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性意味的空间化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思想，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然而，同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是建立于经济社会不发达而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的初级阶段，其根本依据和核心特征就是经济社会的不发达性。这一不发达阶段的时空载体，即其历史基座和实践场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体由不发达走向中等发达。
（一）历史基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现实地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先有实践再有理论，其支撑物应为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实践的全过程。这样就首先关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问题。一般认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标志是1956年底，事实标志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也有观点认为其起点应是中共八大。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应“确定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而非只是处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区间内。这种观点严格按照唯物史观中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来作线性划分，难免割裂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而忽略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因而无限制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外延和历史过程。其实，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问题并非一个单一的时间规定性的“裁断”或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的精致推敲和“判断”，而是建立在科学“诊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座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基座受制于国情的不发达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激进的革命因素和苏联模式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建设一面同贫穷落后的社会脱钩，一面急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挂钩，在实践中出现超越阶段的现象，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在对国情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认识到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和不成熟性质，实事求是认识问题的方法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为了同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相区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采用这一模糊提法，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此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都奠基于此。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判断，是指我国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时间限定和起点标志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这一明确的规定性是界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性条件，它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实现的阶段区别开来，不仅体现了明确的时间性规定，而且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理论体系生成的载体，即空间性规定。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时间坐标来看，其历史终点至少是本世纪中叶。由此，也就以时间化的方式厘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区间和大致时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阔实践则是其空间化的呈现。
（二）实践场域：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场域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尽管毛泽东在早期已形成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构想，许多构思接近初级阶段的提法，但作为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判断的提出及其深刻内涵的揭示，则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大报告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理论的推进和深化，也是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如改革突破了传统的对社会主义原则理解的局限性，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构筑了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框架。实行对外开放，搞活市场，推动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可以说，改革是促成国家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人民生活从贫穷到小康历史性飞跃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是解决初级阶段存在的不发达问题的根本举措。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实践场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并非有意割裂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前20多年，乃至改革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40年的历史，而必须看到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后40年是前30年未完主题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有关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和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思考范式，对后来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前30年的历史积累，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
在这一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逻辑理路，不难发现，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想，着眼点在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时全程，现实依据是中国的国情，抓住了这一阶段的不发达性质也就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来解码新时代的新特征，即“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话语逻辑来看，这“三个意味着”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参照体系来说的，即纵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以及与横向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而言的结果；从实践成果来看，这些历史性的突破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的，且仍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完成时代使命和各项具体任务。因此，新时代并未脱离初级阶段的分析框架，不仅在时间上和总体任务上与初级阶段相衔接、相一致，二者还在共同的实践场域中交汇。
三、“不发达”的张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目标与动态特征
当前，我们应在初级阶段的基本架构内理解新时代的含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还未彻底解决“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超越的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依据与核心特征没有变，归结起来就是不发达。
（一）摆脱不发达状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目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吊诡的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革命的基础都是经济社会还不够发达，革命后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改变这种不发达的状况。同时，上述矛盾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本阶段不发达状态的张力程度，长期的不发达性与摆脱不发达的要求、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与动态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使得“不发达”成为经济社会成长的内生动力与限制性因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深有感触地提出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中国这种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状态，只能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构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思想来源。党的十三大在对初级阶段的国情进行详细阐述时，将“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作为其核心表述，构成了有关这一话语言说的基本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首先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同时，这种不发达是一种全面性的状态，还体现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即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能力、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落后，还体现为缺乏相对稳定的运转机制、坚硬的社会制度外壳和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精神等，因而使我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的领导集体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的动态性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很快的历史阶段，对其不发达状态的把握不仅涉及到不要超越阶段的问题，还要在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中动态地考察这一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内部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纵向的阶段性的特征；二是从外部来看，世界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不断发展中，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参照标准之一是不断变化的。前者是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可称之为“自变量”，其变化是历时性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后者的变化与前者存在共时性的特征，因而经常作为比较的对象存在，可称之为“参变量”。
从我国国内来看，“不发达”状态呈现出长期性与阶段性、整体性与局部性交织的特点。由于社会主义在走完初级阶段这个漫长过程中，也会出现若干因为部分质变而相互区别的新阶段。这种部分质变体现为阶段性质变和局部质变两种形态。因而，“不发达”状态往往呈现出发展的持续性与阶段性和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状况又是并行存在的。例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从整体上看告别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状态，逐步从极贫走向先富，并向共富转变，这也是确认新时代的主要依据。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种不平衡性既是不发达的标志，也是制约发展的因素。其中既有长期性的存量因素，也有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制约因素。改革转型的要求使得发展的侧重点已经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质量问题；深化改革的内容也不再是经济局部问题，而是社会全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远未走出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
从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来看，“不发达”状态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赶超性。按照既定的目标，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总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据统计，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以上，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却在世界排名前12位的国家中居于落后的水平，处于第11位，与相对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仍有相当的差距。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中国在第90位。从平均水平来看，即使到2020年左右，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均值水平仍存在一定距离。问题在于，即使到2050年左右，人均水平达到预期的固定数值，但由于发达国家仍处于继续发展中，收入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同比我国还可能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摆脱不发达状态的过程中，也须同时实现由赶超到领先的飞跃，这样的双重任务不可能也不会一蹴而就。即使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主要矛盾的部分转变也并未减缓或抵消矛盾的复杂性，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依然与本阶段的不发达性相共生。
（三）摆脱不发达状态与发展的全面性紧密相联
保罗·巴兰曾指出：“正如‘不发达’一词所表明的那样，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很低，它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远未充分利用，或者说完全未被利用。”这种不全面的发展也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差别迥然，然而事实是，实践中建立于不发达状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恰恰是不均衡和不全面的。摆脱这种不发达的现状，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发展的全面性，不仅体现为结构上的均衡，还应是层次提升上的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质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结构性差异的存在，导致实际问题每一个供给侧都具有全局性意义，无论从其任务的复杂度、难度和相互关联度，还是解决进程的时间长度来看，都十分艰巨。因此，正视当前存在的不发达问题，应从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矛盾：一是处理好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的关系问题。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提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初级阶段的发展纲领体现为阶段性的纲领，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当前处理好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的关系，应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保证公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二是处理好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问题，强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经验问题，实践经验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随着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的要求更加突出，现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必须以人民的需要为前提，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公平问题。三是处理好发展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既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制约因素，需要恰当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始于不平衡，深化改革仍要解决不平衡问题，如何利用好这一矛盾，是在实践中取得突破的关键点。
四、“不发达”阶段的总体任务与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互为纽结的两项任务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奋斗目标，也是关键环节，是由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状态决定的。中国现代化目标不断调适的过程，也是“不发达”的张力作用和动态发展的要求。
（一）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是一种源流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在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变化过程中的整体样貌，具体体现为与传统社会相比之下，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以及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等方面的提高程度，因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追求。须明确的一点是，作为“后发赶超型”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天然地表现为双重使命的叠加，即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党必须同时实现国家的两个价值：社会主义与现代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脱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本身意味着现代化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历史发展并非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单线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最终是在大工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并因此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的“多元现代性图景”。由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列宁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转变为这样一个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内在属性和价值的同时，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性。”这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下移，消弭二者之间的斗争性，趋向同一性，成为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共同的难题。毋庸置疑，当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既自然地体现为前者规定后者的实现方式和价值取向，又要求后者为前者提供物质基础。“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其集中表达。
（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长期性。由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为公有化，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后果则要求生产社会化，二者并不等同，且存在张力和矛盾，一方面公有制的发展受制于后者，而另一方面，生产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超越阶段，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具体联系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富强”为标志的国家现代性追求是现阶段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则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二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必须同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即“共同富裕”相吻合。这两个方面不是前后继起的关系，而是相生相促的，后者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是“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思路贯穿于党的基本路线中，其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且是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一切工作的开展都要遵循这一总目标的要求。同时，从“富强”和“共同富裕”的具体内容来看，均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后者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且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
（三）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发展不等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随机杂糅，或简单地表现为近代以来现代化旧主题的新形式，而是二者辩证统一的过程。金耀基曾将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且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三个层级的推进和演化过程，意味着现代化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递进和跃迁。正如费正清所言，“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下的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同文化的民族在它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继承的制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结构的影响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对待现代化和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当然，这些价值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们的变化同与现代化有联系的物质文明的进展相比，则显得更为缓慢。”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演化为不同程度的现代性危机，也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克服的问题。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显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协调性，已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问题。这种不充分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费正清所讲的价值和制度层面，还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从系统建设和全局谋划的高度出发，先后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内容，为修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战略保障。同时，也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摆脱这一影响而成为一座孤岛，今日的中国更是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才能实现。
总而言之，作为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与基本架构，从这三个维度及其具体内容来看，历史基座与实践场域是载体，核心目标与动态特征是根本，总体任务与历史使命是目的，三者相互关联，是在新时代历史方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理解其“不变”的重要窗口。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之“不变”，从本质上来讲是由其不发达状态决定的，我们对任何现象的经验总结都离不开这一根本的规定性。但仍需明确的是，现阶段的不发达状态是动态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和突破性意义更在于对不发达状态的阶段性克服、扬弃与超越，初级阶段的这一特征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实现得到历史地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