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复兴的世纪，也是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世纪。中华民族要在相互激荡的世界文化思潮中站稳脚跟，要在21世纪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夯实强大的物质基础，也需要繁荣的中华文化，更需要挺立中华民族精神。就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并把它放在新时代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
一、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的独特性及发展的自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个人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维度多次阐发与“精神”相关的概念，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精神”话语体系。如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两年后，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强调指出的“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既是事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神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也是事关我们国家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独立性存在与发展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这一概念呢？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放在新时代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这一概念涉及到“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等一系列概念，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这些概念的理论内涵、实践意义做深入的阐释。
关于“民族精神”的内涵诠释、界定，理论界大致可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如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一个民族的精神乃是一种决定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黑格尔从广义上深刻阐释了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民族意识的内在关联，民族精神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的决定意义，其中很多思想、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民族精神”内涵的阐释是在他“绝对精神主宰世界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进行的，他是从“精神”而不是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解释民族的存在，他把“民族精神”提高到民族的“灵魂”的高度来认识，过度强化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民族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永远是我们理解、阐释“民族精神”的一把“钥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告诉我们，“精神”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需要从社会存在，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而不能从精神出发来解释精神。“民族精神”也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对“民族精神”的阐释也一样，要立足于民族历史生成及生产实践。唯有以此为逻辑起点，民族精神的存在与发展才能得到唯物史观的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和斗争问题的研究中。1844年2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强调：“……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白宣告（1793年《人权……宣言》）。”此处，马克思强调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犹太人解放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一种必须高扬的民族精神。1854年8月—12月，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系列文章中，在分析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波拿巴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强调：“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这里的“民族精神”就是指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一种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主发展的精神。1859年，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在提及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小册子时也谈到了“民族精神”，这里的“民族精神”是指德意志民族反对异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精神。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从被压迫民族解放和斗争实践出发来谈民族精神对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他所指的“民族精神”是被压迫民族在自身解放和斗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具体的“精神”。同样，马克思也从民族的生产实践角度来揭示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一种民族精神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另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还谈到“民族的意志”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显然，马克思所指出的“民族的意志”属于民族精神的范畴。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提出了“民族感”的概念，这里的“民族感”就是民族意识的一般表现，是一种对“我族”与“他族”的感知。对“我族”的感知，就是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本民族没有明确认同感和自豪感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民族精神；相反，这种认同和自豪感越强烈的人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也就越鲜明。恩格斯在1844年2月和3月撰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分析了英吉利民族的构成和民族性格，他认为英吉利民族的民族性格与航海、殖民和工业建设紧密相关，民族性格对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一个具有良好民族性格的民族，其民族事业和前途是无量的。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民族性格的客观存在，“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摈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延续下来的天性。”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有关，不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规定着民族精神的各自特殊性。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各民族的生存状况、革命斗争实践来阐述民族精神的，没有直接界定民族精神的内涵，更多的是从意义的角度来强调“民族精神”是一种对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精神。显然这是狭义上的民族精神。概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中的“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具体概念。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生成、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但归根结底是由该民族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不同国家、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民族存在、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对“民族精神”的狭义阐释把黑格尔立足“绝对精神”的“头脚倒置了”的广义阐释颠倒过来了，这为我们理解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复兴提供了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理论逻辑起点。
同样，近代以来理论界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路向、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与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见解，至今仍具有宝贵的启发意义。如我国当代哲学史家张岱年认为，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在（民族的）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根据这种狭义界定，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精神就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有的学者也从广义角度给予界定，认为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意识，其内容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落后的一面。据此，笔者认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角度出发，从狭义角度界定“民族精神”的内涵更为恰当，因为民族精神中的“精粹思想”“精华部分”才值得复兴，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时代要求。同样，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民族精神”的论述都是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的，都是从民族精神对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上来展开的，强调的是“精神支撑”“不竭动力”的意义与作用。
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实践的产物，不同民族从事的不同历史实践活动决定了必然生成不同的民族精神，世界多样性的民族存在决定了民族精神的差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同样，从此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精神可以理解为是中华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存在。就此意义而言，“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实践性与时代性的概念。然而，何谓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这里的“独立性”主要指中华民族精神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存在形态以及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精神共同发展进程中所应有的“自主性”发展状态。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的“独特性”既通过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更通过独特“精神内核”或“精神特质”、独特的价值观形态表现出来。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自主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各民族精神共同发展进程中一种更加“自觉”“主动”发展的状态。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自主性”以中华民族精神“独特性”的存在为前提，没有“独特性”的存在就没有“自主性”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独特性”的存在是以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自主性”为目的，没有“自主性”的发展同样没有“独特性”的存在，二者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存在的内在规定性。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就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自我”存在与“自主”发展，就是保持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精神自我”存在。
当然，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决不能成为排他性，因为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都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都会吸收别的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本身就是56个民族的文化逐步融合而成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壁垒被打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同民族的民族精神相互传播影响、相互吸收融合是一种进步趋势。因此，中华民族精神也要重视保持其“包容性”“开放性”“先进性”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包容、开放的民族精神并不等于是先进的民族精神，“包容性”“开放性”是民族精神“时代性”的体现，世界各民族精神都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积淀，都具有时代性，但并不一定都具有先进性，只有那些符合时代进步要求，体现时代前进的民族精神才是先进的民族精神。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或“独特性”也不会因各民族精神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因为不同的民族精神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同样，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冲破狭隘的民族视野，以更加开放、积极、平等、谦逊的心态和行动来对待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其他世界各民族精神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存在与发展才会因为其“包容性”“开放性”的存在与发展而在更高层面实现其“先进性”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也必将通过中国思维、中国价值、中国道路在世界民族精神图景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二、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生成是中华民族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56个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自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纵观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相互融合、前后传承形成的各民族或部族的总称“华夏”，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形成的“汉族”“唐人”，以及秦、隋统一之后出现的汉唐盛世，再到清朝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疆域的奠定，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得以形成，“救亡图存”的共同命运，把中国各民族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全面抗战爆发，更加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推动了祖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回望过去，正是在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命运才得以形成。就此而言，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又是一个文化复合体、精神聚合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源泉。”正是在这种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格局。正是在这种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中，“五十六个民族共同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形成了这种伟大的、顽强的、独立的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磨难中浴火重生，愈加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继续前行，走向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的精神，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升华。中华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固有之文化与民族的精神，终不能湮没也”。换言之，中华民族精神一旦生成就具有了“浑然一体”性和“特立不可同化”性，即整体性、独立性。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整体性、独立性是随着中华民族、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断发展。
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才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历尽艰难困苦，始终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言而喻，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存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华文化不仅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精神支持”。的确，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还是五四社会变革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都证明，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正是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才具有了强大的修复能力，才能世代延续而不坠于地，中华民族精神才能穿越古今而一脉相传，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始终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进一步追问，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哪些部分最能体现、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标识”呢？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此问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贯通问题，需要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精神中去思考、阐释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精神特质等根基性的问题。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五千多年的繁荣发展过程中，创造和传承下来了丰富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这些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已植根在中国人内心，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特殊的“精神特质”和“精神标记”。如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浦》）；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土》）；《周易大传·坤·象传》提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这些都表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价值观，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宏伟开阔的气魄。董仲舒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司马迁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颜元的“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国一体、忠孝合一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的象征，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孟子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贾谊《新书·大政上》中强调：“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管仲在《管子》一书明确提出的“以人为本”，这些价值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人不仅讲仁爱，强调重民本，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还历来重视实际，讲求实用，形成了一种求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如王符提出了“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潜夫论·叙录》），《国语·晋语第十》说：“华而不实，耻也。”《周易·乾·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普遍的处世态度和人生的价值取向，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和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精神。另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和合”的价值理念，“大同”的社会理想也逐步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发展观、价值观之中，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意识，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体系逐步形成。如《老子》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吕氏春秋》中“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论语·子路》中的“和而不同”等等。
概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这些宽容、民本、务实、自强、爱国、大同的思想和理念都代表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想，是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各类关系中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对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前进起到了重大作用。当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继承中进行创造性发展，特别是对这些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理念，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给予新的诠释，使之融入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并认为这些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想精华，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系，即古人所强调的这些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等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当然，就民族精神的存在而言，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存在的载体，民族文化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同样，中华民族精神也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并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同源同向，互蕴互含的。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来言，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这也是中华文化“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所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详细列举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和合”“仁爱”“民本”“大同”等超越时空的核心道德思想和理念，并用“基因”这个概念来揭示了这些道德思想和理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的奥妙所在，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基因”就是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核”，就是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正因为有这个“基因”，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这些思想和理念才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华文化也才有连续性、稳定性和独特性，中华民族精神也才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独特性，中华民族才能坚守住精神自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才有方向，中国人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华文化才能够“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不言而喻，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道德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生成、发展的历史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是相贯通的，也正是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生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精神逐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精神也就逐渐形成了整体性、独立性。中华文化中具有根基性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为优秀的精神基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存在与发展的根基。
三、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实践的产物，我们不仅要以民族的历史实践为轴心与原点去思考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发展，更要用实践的观点，在历史已然、现实应然与将来必然的辩证统一中来把握其实践意义与时代意义。因此，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更应该放在新时代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理想期许。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地阐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蕴含着三个“目标”与三个“目的”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性认知，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战略目标、发展目的的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性认知。就三个“目标”而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目标，是阶段性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下一阶段的长远目标。此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同一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主体的不同话语方式的表达，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个“目标”中蕴含着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目标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就三个“目的”而言，国家富强主要是从国家的经济、物质层面来强调，国家富强是基础；民族振兴主要是从民族的文化、精神层面来强调，民族振兴是根本；人民幸福是个人层面，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富裕，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富有，人民幸福是归宿。三个层面相辅相成，实现了国家、民族、人民三个“主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宏大的时代主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或者说有不同的时空定位。因此，我们有必要返本求源，探寻早期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民族复兴”的本意，这实际上就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出场及时空定位问题。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五四时期，李大钊也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等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可见，这些具有自觉意识的有识之士提出“民族复兴”思想的本意就是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恢复民族精神、恢复民族文化。他们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其核心和前提是必须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的基本共识。同样，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复兴民族要先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那么，曾经创造出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民族复兴的问题呢？究其根源是在西方率先开启的人类文明转型中，我们浑然不觉而日益落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由此才产生了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等与此相关的一切问题。
其实，不管是我们过去提出“振兴中华”，还是我们现在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中华民族在过去曾经创造出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与文化，曾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个前提是我们讲“民族复兴”的重要参照系。当然，过去提出的“振兴中华”与现在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也是不一样的，过去提出“振兴中华”是在民族国家相对隔离的历史背景下，而现在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已经打破的现实背景下来谈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因此，“民族复兴”的具体时代内涵与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结合早期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内涵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最基本的内涵与要求是民族振兴，即民族精神的振兴、民族文化的振兴。因此，我们只有在理论上把“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复兴”的话语纳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来阐释，在实践中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内涵与根本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在这里，“物质上强大起来”的问题侧重于“国家富强”问题，“精神上强大起来”的问题侧重于“民族振兴”问题，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对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发展大势而言，“精神上强大起来”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长远的问题。唯有抓住此根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生成和实践生成的产物，中华民族精神复兴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实践。就此意义而言，中华民族精神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那么，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实现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的前提是什么？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存在与发展问题，需要我们立足于我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来审视。
当前，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要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孙中山先生提出“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的那个时代所不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把“中华民族精神复兴”放到“全球化”的时空场域中来讨论。在这个时空场域中，各国家、各民族经济一体化，多民族多元文明交往交流交融交锋，这势必会给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全球性的价值观势必消解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性，西方强势民族文化势必弱化中华民族精神中固有的优秀价值观，中华民族精神如何保持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挑战是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是个首要的、前提性的问题。就此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复兴首要的前提是，中华民族精神要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特性，要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挺立，即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以至于不成为西方强势民族国家的附庸。勿需过多论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存在，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存在；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存在，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存在。换言之，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存在，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存在为前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存在是以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存在为前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存在是以中华民族精神“独特性”“自主性”的存在为根本的。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能大大的提振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精神跨越民族界限，实现更高层面的独立性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民族复兴中包含着民族精神的复兴，也不仅仅是一种“根本前提”的意义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要培育出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来支撑民族复兴的问题。此问题是民族精神的发展性问题，也具有根本性。笔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自主创新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的中华民族精神才能支撑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而言，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强调，中华民族精神要主动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以博大的胸怀，虚心地从世界民族精神之中汲取营养，实现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先进性”的提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要正确认识民族自我价值，保持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自信，高扬传统民族精神。当然，自尊自信不是孤芳自赏、抱残守缺，不是自大。自主创新的民族精神强调，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自觉的民族，既要确立和提升保持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体意识，也要确立和提升自主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民族精神只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大势，不断革新，才能走向现代化，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世界各民族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各民族发展、人类的未来走向紧密相连。据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思想与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关联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和合”精神、“大同”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传承和转化，是中华古老民族精神精华在当代的回响，它为世界民族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充分汲取其他民族丰厚的文化养分，以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价值、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中华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而存在、发展，充分挖掘并展现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中的深厚价值底蕴，充分发挥引领世界人民携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重要价值指引作用，为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贡献独特的文化精神与中国智慧。正如毛泽东指出：“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就此而言，我们讨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不仅仅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也应该与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更要放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来思考。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只有主动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新进程中才能找到动力，中华民族精神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新进程中才能确立与凸显其在人类精神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当然，中华民族精神在人类精神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必须始终以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存在与发展为根本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存在与发展具有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历史不管如何发展，民族与国家始终还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以及世界、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人类精神的存在与发展始终也还是以各个国家的国家精神、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的。
世界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与国家构成的共同体，世界民族发展的美好蓝图需要各民族国家共同来描绘，世界民族精神发展的绚丽图景也需要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共同来点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从事更为崭新的实践活动，正在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新时代，放眼于今日之世界，中华民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文明发展，在实践中挺立中华民族精神，在时代的发展中提振、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世界历史发展新进程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再次创造出新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一定会再次给世界民族精神图景中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独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定能坚守住整个中华民族存在的精神自我，也一定能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