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系列讲话精神中不难得知，“文化自信”中的文化，不是别的什么文化，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将当代的文化自信问题放置在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新文化运动以来100余年，鸦片战争以来180年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这一历史纵轴中，通过阐明各个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变迁逻辑与相应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相互关系，认识当下文化自信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

    一、从“自大”走向“自卑”：中华传统文化由盛转衰的演变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们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就需要首先理解孕育她的文化母体——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要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禀赋和性格，又需要深入到孕育和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中去探寻其历史演变逻辑。
    众所周知，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就越大。我们祖先创造的华夏文化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性格就与他们生存于黄河中下游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这一地区适合于农业生产，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就会孕育出与之相匹配的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内守性、封闭性、静止性等一系列决然不同于商业型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文化秉性。再加上我们祖先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东部是太平洋，北部是荒原和森林，往西属于戈壁沙漠带，继而又被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南部是丛林密布的烟瘴之地且无独立的文明中心。我们的华夏文化就是在保守的小农经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华夏文明的稳定传承，使之不易受其他异质文明的侵扰和同化，使得我们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形态；但另一方面也严重阻隔了我们与域外文明的交往，使得我们祖先对诸如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其他异质文化几无认识，由此容易滋生“唯我独尊”的世界观和文化心理。
    这一世界观和文化心理集中体现在“中国”这一概念上。“中国”意为被周边“四夷”包围的“中央之国”，如同《孟子·梁惠王上》所言：“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在古人的观念中，华夏民族是天下的中心，礼乐教化的文明化程度最高，周边则是未开化的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于此形成了古代华夏人“华夷之辩”的文化秩序观念。这种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如放置在古代东亚文明圈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倒也算不上是妄自尊大，因为华夏文明在东亚属于早熟的文明，相较于周边其他民族而言确实要先进很多。历史上我们即使在政治军事上失利，也总能在文化上成功同化周边部族，由此也形成了“用夏变夷”的单向度的文化传播路径。东亚文明的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得古代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
    当历史发展到15-16世纪的关口，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与之同步的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已开始从过去相对隔绝的民族历史发展为交往日益密切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型呼唤着中国人也应在精神文化上做出相应的调适。然而，面对新的世界形势，那时的中国人仍旧沿用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认知模式去定位自己和其他异质文明的关系，继续沉醉于天下中心、唯我独尊的幻觉之中。华夏文化从此开始从过去的自信、开放、包容走向自大、封闭与僵化，“自我中心”的潜意识最终蜕变为“妄自尊大”的虚娇心理。如果说此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主要是由于交往关系不发达和东亚文明圈本身的结构性特征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话，那么此后中国人继续秉持这一文化心理和认知模式，则是由于主观的思维和心理定势造成的。身处异质文明的利玛窦（1552-1610）曾对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做过如下描述：“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同时，这一时期来自西方各国的殖民者和商人“惟孜孜于利，不顾国家之耻辱，为欲得贸易权，故对于中国一切惟命是听。……1637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长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对于广东官吏，曾执跪拜礼”。西方人的屈尊迎合无疑强化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大心理。加上他们不仅在外表上与我们大相径庭，而且在行为上唯利是图、冒险奸诈甚至烧杀抢掠，更是“证实”了当时中国人“华夷之辨”的文化认知模式，也将他们纳入未开化的蛮夷之列。直至1876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其游记中说了一句“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竟然遭致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与唾骂，由此就不难窥见当时士人的狭隘与无知程度了。
    根据现代耗散结构理论，任何系统只有在开放条件下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互作用才能保持动态平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会发生熵增效应，整个系统会趋于无序化的死寂状态。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理应在开放状态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动态平衡与进化。因此，当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在夜郎自大的心理作用下逐步走向故步自封、拒绝与异质文化交往之后，这一系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丛林法则面前，落后便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打破了中国文化唯我独尊的迷梦。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挫败，中国的一部分社会精英逐渐觉醒，开始了“自知不足”和“自我革新”的转变历程：先是觉得“器物不如人”，于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兴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持续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在甲午战争中被“撮尔小国”的日本打败，方觉是“制度不如人”，触发了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后虽搬进了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所希望的仍旧件件落空，才意识到是“文化不如人”。中国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屡次冲击中接连失败，每次失败都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的否定，最终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就如胡适所说：“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毛泽东后来曾批评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由盛转衰，最终遭致彻底的否定和批判，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逻辑和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就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而言，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旧文化的解体和新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因此，以自然经济、君主专制和宗法关系为存在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势必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原子化等近代历史浪潮的冲击下遭致解体和批判。二是就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逻辑而言，由小农经济、君主专制和儒家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持续了一两千年，“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等小生产观念极其顽固，从中不太可能孕育出以自由、民主、科学、开放、包容、创新等为核心的近代启蒙理性；而没有启蒙主义文化的先导作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就不太可能被触动和瓦解。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死结”，没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外力冲击很难破解这个死结。这使中国的近代化只能是“后发外生型”的而非“早发内生型”的，因而也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加剧了传统文化在历史大转型中的悲剧性。三是就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而言，明清时期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已经逻辑地蕴含在早期华夏文化潜在的“自我中心”的世界观之中，导致我们在异质文化交往日甚频繁的近代世界选择中故步自封、盲目排外，没能主动借鉴其它文化系统的有益成分实现自主转型和自我革新，结果只能是被卷入历史漩涡。从自大走向自卑，应验了“物极必反，两极相通”的辩证逻辑。
    二、从“自省”走向“自立”：在“古今中西”之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面对民族和文化危机的步步加深，中国人没有在自卑中沉沦，而是选择在自省中奋起。就如陈独秀所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胡适也主张，应在承认“百事不如人”的基础上“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因此，陈独秀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开始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兴起了一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文化革新运动。

    “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在那些文化革命家看来，中国文化属于封建主义旧文化，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新文化，两者的差异“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他们因而把文化上的“古-今”、“中-外”问题放置在“新-旧”的二元逻辑中进行一元化的价值认定和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于是成了“提倡西学，反对中学”的同义语。在“破旧以立新”的逻辑下，他们首先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戊戌变法前后，“提倡西学，反对中学”的文化自省思潮就已萌发。当时严复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就带有明显的“抑中扬西”的价值倾向。谭嗣同则提出“冲决罗网”的口号，他说的“罗网”就是由传统文化的利禄、俗学、伦常、群教、佛法等织就而成的，反传统色彩已十分明显。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倾向进一步走向激进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致全面的批判和否弃。陈独秀认为，全部十三经，与民主国家不容者十之九九，孔子所主张的道德、礼教、政治等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现代社会已格格不入。吴稚晖更是将被世人长期尊崇的先秦诸子贬斥为“周秦间几个死鬼”，声称要把“孔孟老墨再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他们甚至提出不读中国书、废汉字等激进主张。
    他们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主张全面效法西方文化。陈独秀认为西洋人拥护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上一切黑暗，要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必须首先输入主张平等人权的西洋式新信仰；钱玄同提出要“把法国美国做榜样”。胡适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和系统，具有不可分割性，因而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西化，别无他途。然而，一战的爆发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危机此起彼伏，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状，不仅引发了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迷茫、反思和批判，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可谓代表性之作。残酷的现实和批判的理论（也包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传播）也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执迷，加上文化的民族情感的作祟，促使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便是当时一些中国人对中西方文化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他在书中描绘了西方世界的乱象丛生状，包括各国生计与财政危机、贫富分化、思想纷争、国家间的恶斗以及由科学万能和物质至上引发的信仰危机等，大呼“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提出要拿“我的文明补助西洋文明”。同一时期的梁漱溟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则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欧洲文化是“意欲向前”，偏重物质生活，属最低层次；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偏重精神生活，是最高级的；中国文化则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偏重社会生活，发展程度介于印欧之间。如此一来，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文化保守主义者固然看到了西方文化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发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积极合理的成分，但他们因此就试图回头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机，显然是南辕北辙。因为正如瞿秋白等人所言：“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试图以本质上从属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所患的“现代病”，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全盘西化”固然不可取，但走回头路更不可行。西方的文化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继续往前走，创建“第三之文明”（李大钊语），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
    正当中国人在东西文化之间游移彷徨、争执不休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以俄为师”。一方面，他们逐渐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立足于历史新起点，重新审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再将之等同于新文化。比如，陈独秀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有如新陈代谢，时时相续和变异，“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另一方面，他们从开启人类新文明的高度去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李大钊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青年毛泽东也认为：“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新方向。然而，如何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中国社会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仅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不够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有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探索和回答。
    正是在历史的呼唤下，毛泽东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新思想，最终确立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基本方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界定既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大众的即是民主的”——毛泽东语）的基本精神，又新增了“民族的”这一主体向度。毛泽东将“民族的”这一向度放在首位，是有其深意的：其一，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其二，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实际，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外国的进步文化；其三，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其四，吸收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精华，提高民族自信心。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了科学和民主的时代精神，使之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区别；又强调了“民族的”这一主体向度，不仅与“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化论者相区别，也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既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又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最终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正如毛泽东所言，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就要打败仗。我们接连取得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这时起，“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三、从“自强”走向“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最终确立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民在其指引下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既彰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心。不过，“自立”只是“自强”和“自信”的前提条件，而“自强”则是“自立”和“自信”的根本保障。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自强”的“自信”注定是无法持久的，甚至会重新蜕变为妄自尊大的盲目自信。即是说，就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自信而言，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更伟大的目标，这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战略逻辑。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战略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因此，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党和人民便着手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然而，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毕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面对的“问题域”是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应适时转换。不幸的是，一些共产党人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建设时期的问题，结果发生了严重失误。加上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使得我们党的很多路线、方针、政策严重背离了实际需要，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一连串的失误和挫折，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充分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没能充分彰显。以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逃港潮”等这类“用脚投票”的现象屡屡发生。
    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和政治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愈发显见。因为我们在走弯路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亚洲四小龙”却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加上我们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离开生产力去空谈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对资本主义反动性和腐朽性的过度宣传，由此造成的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初入国际社会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苦恋》等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盲目羡慕资本主义的思潮。“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等崇洋媚外的论调再次喧嚣云上。“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上对社会主义的不自信根本上是由于我们长期在经济上的不发展、政治体制上的不完善和民主法治的不健全引起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封建法西斯主义”之实，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形象，动摇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深刻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实现了继新民主主文化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建设纲领，即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文化纲领是我们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在总结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化建设思想和积累的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政策等的辩证统一，既是“继往”的结果，又具有“开来”的里程碑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引领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了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同时，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些成就标志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彰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最终在中国人民“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再次树立起来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的历史逻辑对坚持文化自信的启示
    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中华文化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中，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我们只有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朝着更加健康自信的方向不断前进。
    （一）文化自信要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如前文所述，中华文化只有在选择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之后，才成功实现了新陈代谢，并在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再次树立了文化自信；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曲折经历也一再证明，唯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唯有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不同历史时代的问题；唯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才能使之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效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文化自信才能随之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先进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哲学，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等，无不是我们认识文化的性质、地位、功能、存在基础、价值取向、演变规律和发展方向等的科学方法和依据。它在理论上为我们认识文化本质、鉴别文化优劣、实现文化自觉等提供了重要认识工具；在实践上为我们定位文化发展方向、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实现文化自立自强等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价值引领。所有这些都是巩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
    （二）文化自信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
    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之所以在近代出现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其中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我们的祖先对自身文化的社会存在基础、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然也就没能及时根据转型时代的环境变化而适时作出调整和改进，以顺乎变化了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客观形势的需要。主观认识之“理”如不能自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之“势”，做到因势而利导，结果就只能是在“势”的自发性力量的作用下被动地做出改变，由此而付出的历史代价自然就要大得多。“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境况和未来走向做出科学分析和深切体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只有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离开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是盲目的，也是无法持久的。
    （三）文化自信要以文化开放为前提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出现由盛转衰的局面，始源于近古时期中国人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及由此导致的闭关自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也是因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而选择自我封闭。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文化之所以再次走向繁荣昌盛，与我们在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上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是分不开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进化，任何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守都势必要走向衰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从历史观之，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文化越自信越敢于对外开放；越是开放包容，就越能在吸收借鉴、取长补短中不断发展自己，也就会变得越自信。
    （四）文化自信要以文化自强为根本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精神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归根结底受制于社会存在，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的祖先之所以长期具有文化优越感，跟我们华夏民族在文明发展水平上高于周边部族有根本关联。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自卑心理，跟鸦片战争后屡遭挨打的国运有直接关系，而这又是由我们在经济、政治、科技、国防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初，崇洋媚外的思潮再次喧嚣云上，跟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有根本关系。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得以大幅提升，文化自信心越来越强，跟我们在经济上、科技上、国防上等硬实力的大幅增强有根本关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离开强国富民的物质基础，文化自信就会成为空谈，就会失去底气和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巩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之道。
    总之，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中阐明文化自信的“来龙”与“去脉”，同时在社会存在论的视域中分析和理解当下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如此我们才能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