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观是历史观的形成基石，也是其区分标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重塑了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创立了全新的唯物史观，并在我国发展成为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然而，当下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却发生了明显偏差，以致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频繁出现，严重制约了群众工作的机制和成效。而长期在场的群众观研究同质化趋势明显，群众观中的权力机制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掘，明显滞缓了理念创新和制度供给。为此，学界理当转换视角，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进行权力批判，为调适群众观提供新的理论引领。
    一、权力功能与群众观的权力机制
    在当下中国强调群众观，并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革命和执政业绩的理论总结和自我慰藉。杂多的社会问题、艰巨的治理重任和远大的政治理想，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立足唯物史观厘清来路，把握现实，明确去向，进而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在西方的传统语境中，身居底层的群众人数众多，结构庞杂，“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可谓乌合之众或“无组织的集体”。因此，作为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群众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由此形成的群众观则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但在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承认群众具有有待放弃或改造的消极因素，而且在理性思考中发现其亟待发掘和彰显的积极因素，尤其是重压之下蓄积的反抗精神和革命力量。这一思想先声不仅最终将群众长期难以摆脱的粗鄙、无知、缺个性、待驯服的群氓形象擢升为积极的革命力量和真实的历史创造者，而且在全新时空中推动了理念生成、制度创新和政治行动，以至于拉克劳（Ernesto Laclau）盛赞毛泽东“从诸种对抗性情境的多元性中，努力构建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行动者的‘人民’”。由此可见，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先声到执政理念，逐步明晰的不仅是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有群众工作的态度和方法，以至于群众不仅是教育和动员的对象、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而且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和必须依靠的社会主体。这样，群众和权力的传统关系就融汇了新的实践元素，进而为权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群众观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权力视角。
    群众和权力的共生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群众观，群众观的发展也反映了权力功能的相应调整。人类起源之初，权力就作为一种具有明确利益取向的社会关系和保障个体权益、促进社会进步的公共资源，在整合与协调中推动着社会发展，并以其与人类共始终的永恒性体现着自身价值。一方面，实践的社会性要求权力发挥化分散为集中的整合功能，以帮助个体克服实践中的不确定性，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同时提升人类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在整合功能的基础上还生发出协调功能，以便在淡化权力强制性的同时，对人的能动性兴利除弊，在化解矛盾中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权力的整合功能通过组织化机制，更多着眼宏观，但也会压制个性，因而需要通过协调功能，合理兼顾微观，保证集体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使双重功能形成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并日渐彰显出权力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只有当权力功能在消长中保持互补和平衡，权力的开放性才能逐步提升，并以相应的包容性保障其公共性，个体与人类才能实现共同进步。
    “群众与权力的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权力本质的逐步展开，权力功能和属性的发展也对应着群众观的变化。在前国家时代，直接来自并真正服务全民的权力以其真实的开放性和公共性保障了双重功能，全民真实的主体地位则对应着朴素的群众观和真正的公共权力。但政治生活面世后，权力功能便迅速失衡，权力属性也隐匿不彰，因为异化的权力“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在此背景下，群众迅速客体化和边缘化，在政治生活中也屡遭贬斥，根本无缘置喙权力系统。当然，这种倒退也并非毫无底线，至少要避免对立阶级的两败俱伤。这样，逐步明晰的经济基础地位决定了群众“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国家对群众的物质依赖也无法长期否认群众的真实地位及其目的性意义，进而使其敢于并善于主张合理诉求。因此，经过这一历史拐点，群众的生存条件总体上又呈逐渐改善之势，进而彰显其不断上升的积极作用，并逼近唯心史观的上限。而这一过程自然也伴随着权力功能的消长及其属性的彰显。
    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价值，揭示了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从英雄主体到群众主体、从统治对象到社会主体、从消极依附到自主独立的群众观转型，进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并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群众观辩证回归的进程。在苏联时期，这一群众观又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继续得以丰富和完善，并从不同层面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的风险，空前凸显了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革命高潮，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不仅在于相信和依靠群众，而且在于教育和提升群众，直至形成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引领中国发展的群众路线。
    立足权力视角，审视当下的群众观实践，其中的权力功能无疑遭遇到一些典型问题。一方面，权力的整合功能尚且顺畅，但也因协调低效而加剧了整合压力。当下，群众仍主要被定位为干部的工作对象，具有明显的客体色彩和被动性，但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共精神的提升，他们已不只是静等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对象，甚至不再是简单固守市场原则的市民角色，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逐渐主动地关注社会利益。这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集及其扩展使得权力尚可顺畅地发挥整合功能，但也因个性发展和权力异化而加剧权力运行阻力，甚至因群众的政治冷漠而导致协调低效，整合压力剧增。另一方面，权力的协调功能日益凸显，但也因此淡化了整合功能。随着经济成分、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的变化，群众由曾经的同一化、均质化逐渐向多样化、层次化过渡，其思想更加活跃，诉求更加多元，明显改变了他们传统的消极印记，逐步凸显了他们的主体性特征。在此背景下，群众工作的难题既表现为空前复杂的干群矛盾，又表现为群众在分层和离散中产生的冲突以及自我认同的混乱和困惑。置身于这一环境，尤其当群众遭遇到难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时，执政的使命必然要求干部超越传统思维，在担当中加强权力的协调功能，以及时化解矛盾。但是，在不侵犯群众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样性乃至冲突性的诉求既加剧了权力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制约了权力的整合功能和干部的主导作用。这样，权力功能的顾此失彼明显加剧了干群关系的非对称性，掣肘了群众观的当下意义和群众工作的实践真谛，以致最终走到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极端。
    二、命令主义：群众观的权力批判
    作为一种错误的群众观，命令主义指代违反群众意愿、简单诉诸强迫命令的领导作风。命令主义虽有多种面相，但无不严重损害了群众路线，因而需要在视角转换和思维创新中，对其进行权力批判。首先，命令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官本位的传统惯性。政治生活中强制手段的客观存在及意识形态的刻意渲染持续异化着曾经真实的公共权力，催生了权力的封闭化和神秘化，也夸大了官员的品行和能力，进而在膨胀其心理优势的同时，也固化了官民的绝对界分，形成了英雄决定发展、书写历史的唯心史观，以致群众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个性隐匿、能动丧失、听任驱遣的自在群体，并无自我提升、自我解放的觉悟和能力。而这一主张又在文化传承中驯服了大多数群众，强化了自以为是、独断专横的官本位思想，即使久已宣传的群众路线也难以奏效。客观而言，个体间确有诸多差异，也始终存在一些明显超越他人、具有综合优势的精英，但这种优势也只是整体中的局部优势，是多种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可能持续优于全体民众，更不能脱离集体而存在。立足权力视角，最初的权力异化便对应着权力功能的过度失衡，也是对权力属性的严重背离，其结果不仅催生了激烈的官民对立和阶级冲突，而且也造成了频繁的政权更替和权力易帜，以致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当下对这一根源的批判，并非说明官本位空前严重，而是其遭遇到空前抵制，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因此，一些干部再以文化传统为借口，延续命令主义作风，不仅会悖逆干群之间持续消长的趋势，面临着道德、行政和法律的风险，而且也将变理论上的群众路线为事实上的干部路线，持续侵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国家的道义形象。
    其次，命令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于非理性的社会风气和多元复杂的民意诉求。时至当下，敬畏权力的传统仍未在时过境迁中消失，也未因群众路线的宣传而显著减少，反而在计划和市场的相互渗透中加剧了权力的中心地位和资本化，以致权力崇拜泛滥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同样在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当下，多元复杂的民意诉求，尤其是一些群众对其利益的锱铢必较，也明显增加了协调难度，激发了干部强行整合的冲动和一刀切的强硬作风。立足权力视角，尽管整合功能仍必不可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多元诉求却空前凸显了权力的协调功能，要求权力在统治和治理、管理和服务的消长中加以回应，缩小干群之间的身份差距。然而，对干群高低尊卑的相互确认，既强化了群众迷信权力、丧失自我的风气，又诱发了干部强化整合、淡忘协调的作风，进而掣肘了群众的政治自觉和主体担当，阻碍了权力功能的消长。在此背景下，逆势而动的命令主义以权力的封闭化和神秘化滞缓其开放化进程，抵制权力监督和政治社会化进程，延续权力主客体二元化的传统格局，必然严重掣肘权力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因此，各级干部应当明白，面对空前觉悟、诉求多元的群众，仍有一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他们再无重现“一声号令、天下云集”的可能，唯有努力提升其精准协调的能力，才能保证其职业成就，减少权力的污名化和政治冷漠，优化群众工作的社会环境。

    再次，命令主义的制度根源在于普遍的政绩锦标赛与相对封闭的权力系统。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的式微，各级政府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政绩评价中的经济权重迅速提高，甚至成为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催生了激烈的政绩锦标赛。当干部内心仅存对领导的忠诚时，基于邀功的施政行为更易得到上级首肯，群众利益必然式微，尤其渗透在政绩中的命令主义自然会泛滥蔓延，也必然滋生对群众观的蓄意背离和对群众的制度性忽视乃至合法性伤害，进而直接危及权力的协调功能和公共性。另一方面，由于局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算计，以及由此滋生的权力互惠和情感偏好，权力系统的封闭性明显削弱了日益广泛的群众监督，也消解了国家监督的压力，以致命令主义的制度诱因难以消除。立足权力视角，社会化机制要求其日益包容民意，公共化进程更是要求其放弃私利化的企图，以持续提升权力的公共性，但上述制度根源却使权力失范拥有保护性乃至包庇性的制度外壳，进而加剧了权力运行的风险。但是，各级干部也必须认识到，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显性化、碎片化的群众诉求根本不会接受命令主义的安排，反而会全方位揭示其不当动机，暴露其综合素质的缺陷，加剧其职业风险。这样，命令主义不仅与曾经的优良传统相去甚远，而且偏离了慎用强制、注重协商的治理诉求，进而消解了群众路线的道义力量，侵蚀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地位。
    最后，命令主义的心理根源在于个人英雄主义和急切的升迁情结。一方面，由于实践的社会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英雄情结曾长期伴随人类历史，当权者更会蓄意将其意识形态化，因为“权力的代表者懂得，在一定范围内，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距离，群众就会敬畏权力，就容易被控制”。受其影响，至今仍有人企图将干群之间基于分工的上下位关系放大为学识、能力、品行等方面的综合差距，进而为个人英雄主义寻找依据。另一方面，权力内含的组织机制和担当精神强化了干部刚健有为的职业伦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已成为许多干部的政治情怀，但事实上的职务任命制又抵消了群众对干部仕途的影响，以致在上级的决定性影响和群众的象征性地位的失衡角力中，职业伦理和政治情怀最终异化为急切的升迁情结。这样，一些干部自然会以国家意志或群众利益为名，在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中动用制度资源，强行贯彻个人意志，以不断放大的强制色彩掩盖乃至代替权力的基本属性，加剧群众客体化和权力污名化的倾向。事实上，整合功能在赋予干部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因其平等诉求而否定了群众的依附地位和干部的决定作用，更因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而明确了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重要影响，尤其在政绩评价和干部升迁中的决定作用。因此，各级干部理当明白，权力中的强制成分更多基于共同意志和舆论压力，且有严格的时空限定，否则极易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催生事实上的干部路线，进而孤立自己，危及政权，因为“尽管命令迅速而顺利地达到目的，但在服从命令的人身上留下其他更深刻的，也许甚至是敌意的痕迹”。
    三、尾巴主义：群众观的权力反思
    作为另一种错误的群众观，尾巴主义指代群众工作中放弃领导、迎合落后的作风。虽然其表现与命令主义截然不同，但同样背离了群众路线，自然也需要对其进行权力批判。首先，尾巴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儒家学说强调不偏不倚、适度得体的“中庸之道”有其合理性，作为其方法论的“过犹不及”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就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而道家的“无为”主张则强调施政理念要道法自然，尊重社会规律和群众自觉自主的潜能。但是，由于主体的差异性及其认知的多样性，原本合理的施政理念经过人间世故、尤其是官场文化的发酵，逐渐片面化为追求平稳的为官之道和放弃领导的惰政托辞，进而沦落为尾随民意的无原则平庸，催生了尸位素餐的尾巴主义。如果说这一生态曾因传统文化的式微而有所淡化，当下又因传统文化的复兴而粉墨登场，更因权力生态退化而迅速蔓延。立足权力的视角，在民主法治进程中，随着协调功能中教育引导成分的显著增加，整合功能中的强制色彩必然趋于弱化，但也不会彻底消失，因为权力的集体化机制不可能没有强制成分，即使舆论引导也有一定的强制色彩。而当下权力在辩证回归中仍置身于思想多元、诉求各异的现实之中，当然更离不开整合功能，以便在弥合分歧、化解矛盾中将群众的觉悟和智慧提升到国家建设、社会自治所需的高度，否则，再频繁的协调也难以持续生效，只能淡化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权力的社会意义，加剧冲突和无序。因此，在文化自信日渐强烈、民意逐步高涨的当下，各级干部应当明白，“中庸”和“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要在准确把握干群辩证关系基础上尊重规律和民意的精准作为。因此，如果一些干部仍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视为生存智慧予以固守，忽视时代变迁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塑，必将因传统文化的新生和政治生态的优化而落后于时代，更被群众抛弃。
    其次，尾巴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于仍不规范的群众监督和干部面临的职业风险。一方面，历时考察权力的运行环境，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空前提升，但也存在明显失衡的局面。其中，部分群众远未具有行使法定权利的公民素质，甚至尚未褪除其传统的消极色彩，以致难以对国家监督形成足够压力，更遑论对权力运行的实质影响。而另外部分群众维权意识膨胀，对权力运行缺乏基本包容，以致干部在怀疑主义、民粹主义的氛围中进退维谷，进而选择不作为或少作为以伺机诿责，以免暴露其更多的失范行为，承担更大的职业风险。这样，乏力或过度的监督必然导致群众或干部的缺位，恶化权力运行环境，以致尾巴主义屡禁不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在全球化和我国压缩型、跨越式发展交汇的当下，群众日益显著的个性需求也在呼唤权力的精准整合和高效协调，但其范围和难度也在相应增加。“官员的作为或不作为不仅仅在于国家提供的激励，而且还在于社会所提供的激励。”由于权利意识膨胀的群众既长期固守其私利，或对干部期待过载，又缺乏应有的自律和包容，更不愿分担权力运行的风险，其结果必然强化对干部的负面激励，导致干部选择少作为乃至迎合落后，以规避职业风险。但是，即使面对众口难调、风险剧增的现实，各级干部也应当清楚，群众尚未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无法准确认识其真实利益，更无力协调杂多的利益分歧，但他们对权力的期待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持续走高，以致基于任何理由的简单尾随民意，或者从曾经普遍的邀功走向当下更为常见的避责，不仅会放纵不良风气，而且将使自身和国家遭受更大的道义压力和政治风险。
    再次，尾巴主义的制度根源在于权力系统相对封闭，且干部遴选机制尚待完善。一方面，相对于国家在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中承担科学化、法制化的责任，各级干部也有相应职责，因为作为上位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有责任及时反馈决策的科学性及其完善方向，更何况作为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他们更有科学决策的直接责任。但是，当下权力系统的相对封闭以及由此造成的职责模糊不仅背离了权力公开和公共化趋势，明显排斥了民意，而且还延续着权力神秘化的传统，制约了权力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相对于权力终极来源于群众的理论，现实中的权力更多直接产生于上级，进而使得干部必须对上级负责，又无法公然推卸群众的期待，进而形成目标错位和强度差别，以致在强度悬殊的双向压力下，干部更多刻意满足上级心愿，而极少对群众负责、为群众担当。这样，干部利益最大化或责任最小化的偏好，必然导致其对权力功能和属性的无知或无视，甚至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托辞，推卸其应有责任。但是，日益明显的权力公开又必然要求他们必须以相应的开放性接纳回应民意，简单地尾随民意必然意味着相应的职业风险；而权力的公共性则要求他们始终着眼群众利益，而非落后民意和不当诉求，否则也必然与公共性背道而驰。
    最后，尾巴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干部能力不足而不敢担当，也因其私利泛滥而不愿担当。一方面，干部的综合素质已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相对于群众迅速增长的主体意识及其多元诉求，仍有明显距离，由此产生的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必然导致其无法经受日益高涨的民意审视，尾随民意、迎合落后自然会成为一种成本低廉、相对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在廉政呼声日益高涨、权力运行逐渐制度化、特权渐受削弱的当下，依法履责、服务群众的显性规定明显挤占了权力失范的空间，使得一些干部再也无法一如既往地以权谋私，进而不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更遑论工作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但是，各级干部也应当认识到，在自媒体日渐发达的当下，尾随民意以推诿责任的可能性日渐走低，最终被识破已是大概率事件，也必然招致更多的反感和不信任，自然难以拥有相对平坦的职业生涯，更遑论理想的职业成就。因此，他们唯有顺应时势，着眼长远，在追求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的有机统一中提升职业权威，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职业成就。其中，与职位密切联系的合法权威否定了少作为或不规范作为的任何理由，自然也逐步修补了尾巴主义的制度缺陷；取决于职业素养的合格权威规定了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自然也暴露了尾巴主义者的低下能力；而扎根于职业伦理和道德境界的个人权威则贬斥了任何形式的个人算计，同样也剑指尾巴主义者的谋私冲动。
    四、倾听与引导：群众观的权力调适
    命令主义作为全能政治在群众观上的表现，具有强制掌控的特征，是整合功能的过度强化，也是专制传统的故步自封。而尾巴主义作为对有限政治的曲解，则有放任迎合的特点，是对权力功能的彻底放弃和对现实国情的过度超越。就其动机而言，两者都是用主观代替客观，明显扭曲了干群关系，只不过前者强调了个人意志，后者偏重于落后民意。就其危害而言，两者都是利己主义的现实表现，明显背离了主流民意，恶化了干群关系，只不过前者激进冒险，后者保守退缩。因此，毛泽东不仅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群众观，正确描述了干群的辩证关系，而且明确了干部要“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设法兼顾和平衡“人民的儿子”和“人民的教师”的角色，进而指明了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超越路径，即既不放任个人意志，也不迎合落后民意，而是应当秉持主体间性思维，通过倾听民意和引导群众，改变其主体性凸显和群众主体性隐匿的现状，在平衡和优化干群关系中逐步改进群众工作。
    倾听民意并不是对所有民意的简单归拢和全盘接受，也不是对部分民意的偏听偏信，而是要在广泛倾听中把握主流民意。“群众在它出现的地方，在它真正的核心中并不完全像表面现象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具有自发性”，进而说明，面对复杂多元的民意诉求，各级干部只有主动收集、整理和甄别民意，才有可能总结和提炼出合乎发展规律的主流民意。而主体意识显著增强的群众也希望与干部平等地讨论问题，而非被简单地动员，更非被置之不理。实践证明，真诚倾听既能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提高其政治信任，激发其未来预期，又能凸显其主体地位，完善群众工作的双主体机制，进而能在显著消除群众消极因素的基础上，发挥群众工作的双主体潜能。不仅如此，真诚倾听还意味着，权力在整合过程中会因分歧减少而较少遇阻，更无需延续简单依赖强制的传统，进而意味着权力协调将有更多机会和更好效果。这样，在精准整合和高效协调的基础上，对民意的坦诚开放保障了权力公开，对民利的真心维护实现了权力的公共性，必然有助于变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进而为群众素质的提升及其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为消除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改善了权力机制和社会环境。
    作为倾听民意的升华，引导群众旨在通过说服和示范，使群众逐步摆脱其传统角色，不断提升其自治能力。在落实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正确引导必须以正视干群的现实差距为前提，以至于“它有时不得不采取与群众对立的立场；它必须通过拒绝他们的现在的愿望来向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它不得不指望，只是在事后，只是在经过许多痛苦的经验之后，群众才会理解党的观点的正确性”。面对这一现实，干部显然不能指望群众言听计从，唯有有效的说服教育才能化解分歧，凝聚民意，赢得信任与共同行动。这就意味着，肩负引导重任的干部既不能延续传统的强制命令，也不能对群众听之任之，而是要始终牢记“我是谁”的定位和“为了谁”的追求，着眼群众利益，在持续的自我提升中做好说服教育和示范引领，让群众工作最终惠及群众。相对于革命时期的说服教育旨在激发群众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斗志，现在则重在唤醒其主体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挣脱现实诱惑中坚定前行，必然存在更大难度，进而要求各级干部在说服教育的同时率先垂范，甚至作出相应的奉献和牺牲，因为“群众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相信讲话，而是相信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事实的”。这样，基于说服和示范的正确引导不仅能彰显干群的结构一体性、利益一致性和目标共同性，顺畅整合与协调，降低权力运行的外部效应，而且能将同质、机械的个体凝聚成个性化的有机集体，形成更加理性的社会资本，进而以相互依存的有机集体消除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生存环境。在此过程中，群众也会逐渐认识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自觉克服狭隘偏私，进而以日益丰富的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政治信任和更加理性的民主方式，主动配合群众工作，同时推动自身政治角色的现代性转换和权力的现代性发展。
    对群众观进行权力调适，不可能在倾听到引导的线性思维和短暂努力中毕其功于一役，仍需要厘清倾听和引导的辩证关系，进而在多次循环和螺旋上升中为实践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首先，作为引导群众的前提和基础，倾听民意是为了更精准的引导，因而应反对一切形式化和目的化的倾听。群众工作中大量复杂乃至对立的民意不仅会牵扯干部精力，甚至会导致整合乏力、协调低效。这就意味着，在倾听民意过程中，各级干部应按照开放性和公共性的要求，及时甄别民意诉求的合理性，准确把握主流民意，即“按照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否则，偏听偏信将因利益偏好而催生强硬作风，导致整合与协调的严重失衡，进而退回到命令主义的窠臼；而缺乏引导的倾听必然因复杂民意而放弃整合与协调，继续在尾巴主义中挣扎。由此也说明，“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其次，作为倾听民意的延续和提升，引导群众既回应了现实民意，又保证了可持续的高效倾听，因而否定了一切形式化的引导。复杂民意极易使人迷失方向，丧失宏观考量，遗忘权力的终极追求。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倾听基础上仍要按照开放性和公共性的标准，设法掌握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在科学决策中宣传和发动群众，带领其不断超越现实，逐步摆脱群氓的印记，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否则必然引发倾听形式化、目的化或假公济私的命令主义，或催生丧失方向或迎合落后的尾巴主义。为此，各级干部应设法提升其职业能力和担当精神，坚定维护群众利益，毕竟只有群众利益的可持续，才能保证干部利益的可预期，才能实现干群关系的真正平等和良性互动。唯有如此，干群双方才会不断超越各种偏激与狭隘，将其传统的非对称性并存逐步发展为对称性共生，实现干部关键少数和群众主体地位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进而逐步压缩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空间，同时为发挥权力功能、提升权力属性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