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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
2019-08-18 17:45:14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张明皓 【 】 浏览:872次 评论:0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状态、社会进步标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体,是遵循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基本准则,是在自然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的和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成果总和,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内在逻辑的超越和对人—自然—社会关系的自反性调整。现代工业文明将生态向度纳入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自然界和社会系统物质交换的连续性环节正在断联和失活,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元素。生态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自救的药方,在世界总体范围内普遍发生的“绿色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转型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并日益得到公民广泛的政治信奉。
    相较于西方国家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温和”和“浅绿”的现代化转型,我国也开启了生态现代化的进程,而生态现代化的成果集中凝缩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价值概念之中。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和实践呈现出阶梯式发展的状态,生态文明建设已从隶属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目前,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而且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将非实体化的生态因子融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实现彻底的生态转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格局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调整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而设置的相关制度、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和根本性要素,具有驱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的功能。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有相对滞后性,且生态文明体制与其余各系统体制间尚未建立严密的耦合机制,生态文明体制内部的制度衔接也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状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相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势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路径和方向分别是什么?对这些议题的解答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根本诉求的回应,同时也具有持续驱动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执政绿色化和促进公共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意义。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理路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构性背景中,突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根本性,重点在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推进生态为先的发展战略,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表现为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
    (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外围逻辑: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深度耦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行的主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所有社会子系统的生态化。不同社会子系统内部对应不同的运行逻辑和功能模式,根据帕森斯社会系统的AGIL功能分析范式,经济子系统的功能是“适应”(Adaption),是为社会系统提供资源和获取资源的方式;而政治子系统的功能是“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重点是为社会系统调度资源并确定目标次序;社会子系统的功能是“整合”(Integration),即对各社会子系统联结协调;文化子系统的功能是“潜在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即作为维持社会运行的价值模式而出现。不同子系统的功能互补最终维系社会大系统的常规运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生态危机倒逼的问题导向型改革,也是统筹兼顾型的“大改革”。在社会主要矛盾结构性转化的背景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仅仅固守在生态环境领域将难以释放改革的全部优势,只有通过深化生态与社会各子系统的耦合关系才能催动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耦合”(coupling)表明的是两个变量间相互作用以形成合力的过程和状态,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中介机制,其分别表现于生态与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在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的耦合方面,重点处理的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融合问题,即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资源配置方式和获取方式的生态化,继而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同时以经济的生态化和绿色化缓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压力,从而在生态与经济系统间建立顺畅的物质能量流;在生态与政治子系统的耦合方面,重点处理的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公共治理体系相结合的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政治系统设定了更为综合性的目标,促进公共治理的绿色化和现代化,而政治系统的综合性和绿色化改革也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赋予持续的制度驱动力和合法性,从而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为长效和常态的政治战略;在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耦合方面,重点处理的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协调的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会重新组织社会格局,将社会各部门纳入以生态为先的一体化改革中,将会缓解生态与社会不协调关系所导致的社会失序压力,而社会管理格局的生态化调整将会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促进社会子系统对生态的融入整合;在生态与文化子系统的耦合方面,重点处理的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社会价值系统的互嵌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逐步破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将生态文明因子融入至社会各实体领域,逐步形成全社会的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继而凝练为生态文化价值系统。而生态文化价值系统藉由社会主义生态观教育和生态公民的培育,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备内化的人格和行为基础,从而赋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深远持久的价值动力。
    (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中层逻辑:生态文明制度的衔接整合
    在由“外”向“内”视角的转化中,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制度内部的衔接关系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中层逻辑。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并提出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促进生态文明制度的衔接整合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发力焦点,具体是将“体系化的制度”和“制度化的体系”相结合,从而使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备运作自洽和科学规范的特性。生态与社会系统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发展除要求生态与外部社会子系统的深度耦合外,也需释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内生动力,即规避生态文明制度间的抵牾并强化生态文明制度间的关联效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的衔接整合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衔接整合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声明对生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生态文明制度的对象不是为“统治自然”而是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而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时则应坚持生态为先的总体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则是指导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即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是单项的制度改革,而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转型的总体格局中寻求生态文明制度的整合方式。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则以生态系统要素的强关联效应表明生态文明制度系统化管理的必要性。因此,生态文明制度间应具备整体论思维和系统合作意识。二是生态文明制度内部应精细定位,明确不同生态文明制度的作用主体和作用领域。从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逐步拓展至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余处的论述,其鲜明的变化是生态文明制度设计更加精细化和具有针对性,其中不仅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体职责,同时也制定了较为清晰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沿循生态文明制度的精细化思路,应继续明确生态文明制度的主体分工和功能区间,以此作为生态文明制度衔接整合的基础条件。三是突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生态文明制度机制整合。在生态文明制度精细化的基础上,在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中,重点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内部的机制整合,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治理方式的协同和统筹,以推动形成治理方式多元化和权力运行多向化的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以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价值内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阶段性转化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来说,生产和发展依然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我国物质生产力已有较大发展,但生产力发展依然不够充分和不够协调,发展质量总体不高,直接制约党和政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而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来说,人民需求的地位、结构和层次发生重大变化,结构性需求和层次性需求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断释放并拉升,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从“物的依赖性”的需求到追求“人的独立性”的生活质量转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的变化。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价值依归,其根本任务在于着重突出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品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在于通过内外联动改革破除生态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状态,改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公共政策和体制机制,变“生产为先”为“生态为先”,突出生态对社会的纳入程度,从而提升党和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治理能力。因此,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在于以调整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反哺”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最终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范式。
    总体说来,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三重逻辑呈现出相互作用关系。生态与社会子系统关系耦合的外部改革有助于强化生态与社会子系统动态性的互补关系,从而不断创生新的改革空间和制度调整的压力,继而为生态文明制度的整合重构创造了持续的动力。而生态与社会子系统关系耦合的外部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衔接整合的根本目标均回归至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价值内核并以此价值内核作为改革的依据。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三重逻辑呈现出“系统—制度—价值”完整的互动结构。
    三、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路径推进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深层逻辑,以生态与社会子系统深度耦合为外围逻辑和以生态文明制度衔接整合为中层逻辑的差序结构。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应建构合理的战略架构、治理体系和政策设计以顺应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转化。
    (一)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改革:建构多重体制适配的战略架构
    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深度耦合的外围逻辑要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调整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内在关系,创新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改革,具体路径是建构多重体制适配的战略架构。沿循生态与社会子系统深度耦合的外围改革逻辑,建构多重体制适配的战略架构应着重建构不同系统体制间的适配机制:
    第一,从生态文明体制和经济体制间的适配机制来说,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的获得方式和分配方式,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构生态文明体制与经济体制适配机制应重点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产业链,即扶持清洁生产、能源高效绿色运用和资源循环利用的融合型市场和企业,以市场开放引领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市场规范推进生态产业合规经营,以市场效率引导生态产业的良性竞争,从而实现产业链、效益链和环境链的有机统一,生态文明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适配机制实现的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在战略架构的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第二,从生态文明体制和政治体制间的适配机制来说,政治体制是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形式和组织形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则是推进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参与化和监督化。因此,建构生态文明体制与政治体制适配机制的关键是突出民主化为导向的生态适应性改革和生态责任型政府建设。生态适应性改革以“生态民主重建”为根本出发点,在当前社会生态转型的压力下,应逐步激活政府在生态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制,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以生态适应性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序正义”;同时,以建设生态责任制政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合理化目标,推动政府主动承担生态保护的行政职责、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依法行使行政责任、提供必要的生态型公共服务并维护生态公正的道德价值,改变政府的消极回应机制,强化对政府行政的法治监督和问责制。生态文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适配机制着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战略架构的顶层设计,因此具有全局性的定位。
    第三,从生态文明体制与社会体制的适配机制来说,社会体制是调整社会结构格局和权利利益关系的具体制度,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构建以社会管理、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综合性的社会建设格局。建构生态文明体制与社会体制适配机制的重点在于以社会扩权为主的生态社会建设。保护和凸显公民所具有的生态权利,政府赋权公民以积极参与生态社会建设,优化政府、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着力破除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生态不公正格局,以社会管理体制优化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生态社会建设的“结果正义”。在社会事业体制方面,推动科教文卫等传统社会事业领域率先生态化,实现绿色科技研发、生态教育培训和生态医药等方面的绿色改革,同时在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方面重点倾斜环境贫困地区和环境贫困人口,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上实现生态社会效益普惠的整体推进和环境贫困的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组织体制方面,为生态环境保护组织释放成长空间和资源,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参与数量和参与层次,同时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建设,在生态社会建设方面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的共振模式。生态文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适配机制具有促动社会活力和社会质量的功能,因此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架构中具有建设性的基础地位。
    第四,从生态文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适配机制来说,文化体制是文化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方法。建构生态文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适配机制在于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创新。充分整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纳入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的全过程,在推进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权限分割的文化管理体制基础上,激励并调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多元活力,创造具有高价值品级的生态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在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突出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实现“红”“绿”结合,并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机构和线上线下的教育方法扩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影响力,从而促成全社会的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增强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自信。生态文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适配机制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架构中发挥价值整合的功能,具有深层的规范性地位。
    总而言之,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改革以构建多重体制适配的战略架构为推进路径,重点是以生态为先的战略为主线整合不同社会子系统的体制优势,在社会系统运行的总过程中形成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互依互强关系,具体在经济生产方式、顶层设计、社会共振和价值整合方面完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架构,从而释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最大合力。
    (二)生态文明制度的综合改革:推动形成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衔接整合的中观逻辑要求以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综合改革作为合理性的应对方案,其具体路径在于推动形成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重点在于横向和纵向结构的有序化运作。
    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综合改革的横向内容包括不同领域相互协作、不同区域合作以及不同制度的有机衔接三个方面。首先,不同领域的相互协作成为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横向基础。当前已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的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模式,不同领域的主导模式具有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向和生态治理优势,因此兼容公域和私域的生态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外部关系协同的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体系成为生态文明制度综合改革的应有之义。其次,不同制度的相互衔接成为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横向结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内含自然资源产权、国土空间开发、生态补偿以及环境治理体系等多维取向,不同制度的执行具有不同的对接部门和任务目标,从而阻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统一推进。因此,应根据整体论的思维探索生态文明制度间的良性互补关系。具体以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为牵引,建立适合自然资源公有产权、共有产权以及私有产权的多元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治理模式,并积极筹备专职的领导部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再次,不同区域合作成为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横向拓展。面对复合型和具有跨界性的生态问题,在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为规避生态问题的属地化管理思维和逃避生态治理责任的“囚徒困境”,构建区域性和磋商性的地方政府联盟以加强生态治理的属地合作成为生态文明制度综合改革的合宜措施。在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建构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重点,建立综合性的领导决策机制、行政管理职能、法律政策体系以及政绩评价考核指标成为生态文明制度结构横向改革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综合改革的纵向内容包括改变环境的管制模式和协调中央和地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二重性关系问题。首先,以中央行政赋权和层级控制取向的“命令—服从”型环境管理制度具有制度结构僵化和规制俘虏的内生缺陷,因此引入环境第三方治理成为转变“命令—服从”型环境行政管理闭环逻辑的突破口,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环境保护合同、环境保险等市场化制度体系,第三方参与治理提供前提,改变政府单向执行的制度结构;二是改进环境代执行制度,赋予企业由第三方社会主体代为恢复环境的选择权限;三是引入环境治理第三方机构,吸引社会资本成立专业的环保公司,推动企业购买环境社会服务,以降低政府监管污染企业的难度并提升环境治理的效率。第三方治理体系的引入有助于实现生态治理从纵向的管制模式向互动模式转变。其次,地方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中央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有二重性关系,二者的改革内容往往存在交叉和嫌隙。中央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作为国家层面的综合集成,地方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国家下属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对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落实,同时也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命制地方性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特别是中央根据国家全局情况统筹考虑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治理任务,层层施压的生态治理目标因受制于整体目标偏好差异和合作成员影响力的不均衡容易导致区域生态协作治理中“被剥削感”的产生。因此,建立区域生态治理中合理的利益分配共享和恶性竞争规避机制,对因一体化生态治理任务而发展受限的行政区域进行倾斜性的利益补缺并基于区域比较优势进行弱势区域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改造,这是增进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性、区域一体化生态治理协同度以及地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获得感的关键举措。

    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综合改革从横向和纵向的格局上为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搭建了基础平台。在横向上,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横向改革以政府机构职能的综合性改革为核心,以不同领域、不同制度和不同区域的生态体制机制衔接适配为基础;在纵向上,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综合改革主要是以引入第三方治理推动环境管制模式转变和调整央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二重性关系为主线,目的是推动形成全域性、治理方式多元化和权力运行多向化的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三)生态文明体制的目标体系改革:以生态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设计
    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为深层逻辑,其直接决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生态文明体制的目标体系改革是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对上负责的“唯指标化”转变为对下负责的“唯民生化”,以生态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设计寻求生态与民生的最佳结合点。生态与民生具有辩证关系,生态问题本身就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生态破坏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民生问题也影响生态,贫富差距和社会福利缺失等问题已经成为生态问题的主要诱因。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将重点置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统筹上,而忽视生态与民生的协调性,因此致使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建设相互分离,改善民生却破坏生态,保护生态却影响民生。因此,首先应将生态文明体制的目标体系转变为生态与民生的根本统筹,把以生态民生化为引领,彻底突破生态与民生的对立关系作为政策设计的基本内容。民生关乎人民群众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等均是民生的主要领域,而生态民生化则是将生态理念纳入民生建设中,形成民生全领域的生态化,生态民生化的政策设计表现为:在教育方面,完善绿色学校建设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减少高校内部的资源浪费,同时将生态文明宣传纳入教育教学评价指标,提升教育服务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能力;在就业方面,维护劳动者的生态权,对有毒有害的工作场所应进行严格的政策限制,同时积极推动绿色就业和绿色创业,在低能高效和可持续性的产业平台如农业、新能源行业、生态保护工作等行业出台优惠政策刺激人员从业的积极性;在分配方面,阻断贫富分化和环境代价分配的叠加机制,严格落实污染者付费和受害者补偿政策,同时在城乡和区域间建立合理的农村和弱势区域的利益补偿政策,实现生态收益的分配正义,但在根本上应完善缩小个人贫富差距、城乡和区域差异的政策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以缓解“穷人无环保”的社会状态;同时也应建立环境救助体系,使因环境问题而陷入生存危机的公民得到及时救助,以尽快实现环境贫困人群的生计替代和生活的可持续性;另外,政府在保证住房寿命的前提下逐步推进绿色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绿色“安居工程”,在绿色建筑和节能建材行业建立适度奖补政策。在医疗方面,首先应建立医用设备和废弃物的管理和回收政策,防止废弃物污染环境并流入社会,推动医疗机构的绿色化和清洁化;同时建立环境医疗救助制度,对因公害和大型污染问题而导致健康受损的公民及时救助并进行医疗费用减免,保障人民群体的身体健康权益。民生全领域的生态化是找寻生态和民生的最佳接点,是生态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有机结合,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深层逻辑的具体反映。而为配合生态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设计,应改革压力型体制下唯指标化的生态治理干部考核体系,拓展生态实践纳入社会的包容性程度,设置民生全领域生态化的目标评价制度,变“唯指标”为“唯民生”,从而提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标与改善民生的契合程度,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精细化至社会民生的各个领域。
    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改革、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的综合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的目标体系改革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逻辑转化所要求的推进路径,其目的在于形成从多重体制适配的战略架构、生态文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到生态民生化为导向政策设计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布局。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中的差序结构相对应,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空间内也呈现出完整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层级互动结构。

    四、中国经验: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意义方位
    生态与社会子系统的深度耦合、生态文明制度的衔接整合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必然的逻辑转变,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要在提升生态对社会的纳入程度、制度体系的统合性以及生态民生化程度方面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路径也在生态与社会子系统关系改革、生态文明制度结构综合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目标体系改革方面实施全面布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转化与现实路径具有严密的统一关系。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型范式具有根本性和开创性,将全面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化。而将视角从国内移向国际,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生态转型的宏大语境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则具有重要的“样板意义”。
    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样板意义”需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所具有性质定位和内容高度。首先,在根本特性方面,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有自我革新的性质。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的优势,其不具有封闭性而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不断深化改革的内在驱力;其次,在涉及范围方面,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是全方位的“大改革”。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本身是一场深远意义的“革命”,是牵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生态化的“大改革”,因此不同于西方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温和”和“浅绿”的生态现代化,本质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对生态向度的全纳性。再次,在具体布局方面,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兼容战略架构、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及生态民生化政策的有机体系,在布局上具有系统性,因此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高的改革力度。最后,在文明高度方面,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整合生态化物质文明、生态化政治文明和生态化精神文明,创造的是将社会主义政治性质和生态可持续性价值融合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鲜明的“红”“绿”结合的底色,其不仅作为与“绿色资本主义”相对的话语体系,而且也可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态转型贡献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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