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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全劳动”要素的运用
2019-10-16 19:53:27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余金成 【 】 浏览:134次 评论:0

    劳动是人类特有生命活动,对劳动的考察就是从生命活动意义上对人类本身的考察。所谓“全劳动”,指全面或整体意义的劳动。仅就其客观展现形式而言,可以区别为劳动方式、劳动时态、劳动样态,三者都从一定角度反映劳动现象。其中,劳动方式是指“以体力支出为主方式、以脑力支出为主方式”,或者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劳动时态分为“过去劳动、现在劳动、未来劳动”,或者说“死劳动、活劳动、拟劳动”;劳动样态包括“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外化形态”,或者说“劳动能力、劳动时间、劳动产品”。
    本文选择劳动时态作为研究全劳动问题切入点,理由有二:首先,劳动作为特定生命活动,其现实形态逻辑上展开为过去形态和未来形态,在时间轴上三者实属一体,即活劳动前接拟劳动后变死劳动,要认识“全劳动”现象,莫过于从劳动三种时态入手。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从劳动发展史中寻找社会发展史的锁钥,劳动发展集中体现为活劳动方面,但活劳动能力却取决于对死劳动资源运用和对拟劳动资源的开发,“全劳动”要素运用本质上是对死劳动、活劳动、拟劳动的统筹兼顾;在此意义上,所谓劳动发展史,就是对全劳动要素认识从自发到自觉、运用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
    “全劳动”三种形态各有所指:死劳动是成果形态劳动,通常表现为物质或精神产品;活劳动是过程形态劳动,通常表现为以时间为载体的劳动展开;拟劳动是储备形态劳动,通常表现为体力和脑力的养成过程。如果说,人类生命活动本质体现为劳动活动的话,那么,所谓“全劳动”就是对劳动全形态的概括,从而也是对生命全样态的认识,进而还是对人本身存在方式的自觉。显然,“全劳动”概念提出,表明人们对劳动现象认识进入了整体性、一元性认知阶段,实现了劳动形态和劳动本质的对立统一。
    理论来自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新型经济形态,率先在“全劳动”要素运用方面进行了实践,在创造出一流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展示了趋向理想社会的必然性。
    一、计划经济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
    (一)在自然经济时期生产资料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
    马克思时代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脑力劳动刚刚染指物质生产,标志是蒸汽机出现,由此推动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但保留着诸多自然经济底色。此时,劳动主要是体力支出,后者受制人类生理条件,成长空间很小,无法成为社会生产力标志;唯一展示生产力变化的是其中的物——劳动资料体现了人们世世代代“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形成了缓慢而稳定的发展过程,人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明确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强调了劳动资料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关键地位。
    马克思所谓“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取决于既有的“物质生产力”即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表现为死劳动的生产资料由“社会劳动”经由“历史积累”形成。作为“社会劳动”成果,它取决于诸多劳动者,却并不指向任何具体劳动主体;作为“历史积累”成果,它体现总体历史产物,却并不特指某个历史时期。这样一种生成机制的死劳动,一方面与人们劳动活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脱离任何主体自在独立;属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伴生现象,并成为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
    唯物史观从分析社会关系起步,在社会关系中找到经济关系,从经济关系中找到生产力,再从生产力中找到生产资料。列宁揭示了“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力”三个环节的逻辑递进,却没有考虑第四个环节即生产资料在唯物史观中的作用。其实,要完整地解读唯物史观,最后一步至关重要,是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指向的关键一环。
    (二)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引发经济危机浪费了大机器生产力
    马克思时代面临两大事实:一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引发了工业革命,后者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共产党宣言》指出,人类在一百年时间中所创造生产力超过了有史以来生产力总和;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严重恶化了雇佣劳动者生存条件,迫使他们进行暴力性质的阶级斗争。显然,两大时代事实始发因素是生产资料——正是大机器出现,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而言,是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考察的结果。
    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人类有望告别以匮乏为特征的“史前史”时期;当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危机的时候,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马克思时代,一方面,自然经济仍然构成时代底蕴,生产资料大体是劳动者依靠经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成果,马克思将之视为“社会一般生产力”;另一方面,当大机器出现时,对既有生产方式冲击具有革命性,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将转向计划经济。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衷是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资料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针对资本主义弊端形成,计划经济可以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大机器生产力。要实行计划经济,首要条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主张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只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者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途径。在这一路线图中,阶级斗争是起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关键;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原则;实行计划经济是目标。当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何时消灭阶级的答案:当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时候,消灭阶级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
    从上面分析看出,马克思重视死劳动的作用。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充分发挥死劳动作用。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承认死劳动或生产资料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他认为剩余价值只能由活劳动创造,而死劳动可以参与价值构成,但仅仅是转移自身既定价值。这样一来,死劳动在马克思理论中就具有十分特殊地位:一方面,它成为历史递进发展的标志性存在,有什么样生产资料,就有什么样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它并不参与剩余价值产生过程,只是转移自身价值。不难看出,死劳动这种二元性质,使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一切都取决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现实活劳动所需要做的就是顺应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要求,充分发挥其作用,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代之以计划经济;这当然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方式去实现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19世纪就信心满满断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出现。“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的主张,是“两大发现”共同的逻辑指向。
    (四)唯物史观原创形态对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两大重要启迪
    当代事实证明:死劳动作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并不是永远的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主义改革对此作出的修正印证了这一点。唯物史观原创形态显然具有时代烙印,然而马克思在其中的方法论贡献则是不容抹杀的。
    其一,死劳动在唯物史观中作为社会发展标志和历史进步基础条件,一方面属于人们自觉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决定历史基本面貌。这种二元性质要素,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逻辑佐证。当代实践表明,唯物史观以死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力标志物,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唯物史观藉此证明存在历史规律所体现的方法原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该原则可以概括为:考察社会发展规律,需要找到伴随历史发展的客体存在——其发展状态决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而决定生产关系性质,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状况;该客体存在具有二元特征,一方面是主体生命活动产物,另一方面呈客体性质存在。由于时代条件限制,人们寻找该客体存在时,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失误,但通过确认该客体存在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路径是始终正确的。
    其二,计划经济在夸大死劳动支配作用的同时,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并掌控资源提供了最初的实践经验。计划经济特点有二:首先,存在一个权威的社会主体,即国家权力,计划经济的指令性质与国家权威作用密切相关;其次,计划经济覆盖一切资源对象,逻辑上可以包含全劳动要素,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即便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很容易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计划经济虽然被市场经济所替代,但它所呈现的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继承,甚至可以说在新时代条件中涅槃重生。
    当代事实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考察存在误判: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成熟形态,无论体制还是机制都面临进一步完善,而有待生长的青涩与熟透过后的腐烂,都会失去使用价值,所呈现弊端都具有某种致命性。然而双方毕竟不同。“青涩”拥有一定生命力,在时间中可以更新自身状态,而“熟透”则时日不多,唯有寿终正寝一途。
    二、市场经济是活劳动主导死劳动
    (一)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对经济危机的制衡机制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成熟状态:一是随着经济活动深入,针对供需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体系,订单生产大大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局面,股市、汇市、期货、债券以及大数据运用,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市场供求信号,形成了实体经济应对供求矛盾的缓冲地带;二是以民主政治为支撑的法制体系形成,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做法很难再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普遍的生存需要条件,使劳资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状态,阶级斗争虽然存在,但大多转向利益诉求,资本积累取决于经营能力,体现按劳分配性质。
    生产资料地位已经大不相同。昔日社会劳动被今天个人劳动代替,历史积累被现实发展所代替;受竞争激励的活劳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持续推出新的生产资料。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样态,很大程度上修改了劳动发展机制,即从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转变为活劳动主导死劳动。社会主义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正是以这种变化为前提的。
    (二)现代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推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脑体分工被马克思看作是阶级分野的基础,那时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需要,即人们对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要。物质生产因此被视为唯一生产劳动领域。而在当时,物质生产主要靠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则集中到社会管理领域。由于资本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法治并不健全,资产阶级之间竞争往往采取压榨剥削各自辖下雇佣劳动者方式进行,致使体力劳动者生存权利遭到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脱离物质生产活动的脑力劳动存在方式,认为他们把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体力劳动强加给他人身上,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
    资本属于死劳动或积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只在有限意义上肯定其作用,总体上确认了其“剥削”性质。社会主义者很长时期在涉及资本作用时裹足不前,就是担心误入剥削这一雷区。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死劳动进入生产过程并不创造价值,仅仅转移自身价值,表现为新产品成本价格一部分。即便这个判断合理,如果不同活劳动启用的死劳动数量不同的话,所转移价值量当然也会出现差别,那些更多使用了死劳动的活劳动,会使自己产品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其中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实际上,当一种活劳动更多启用了死劳动的时候,就等于拥有了更多剩余价值。事情当然取决于活劳动,但却与其启用的死劳动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使剩余价值来源变得复杂起来:取决于活劳动,但源自于死劳动。
    问题在于,资本作为积累劳动,同时是强者劳动,唯有强者按劳分配所得才能产生积累。对资本限制,同时就是对强者劳动的限制,也即对劳动本身设置了上限。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不是劳动者,而是生产资料,当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时候,他一方面肯定其强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强调其弱化了劳动技能。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问题得以改变:生产资料不再作为前提,而是变成结果。生产力发展要素指向劳动能力,只有拥有相当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才能源源不断更新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因此,承认劳动能力不同,切实落实按劳分配,就变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不二法门。
    显然,要充分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就不能为劳动设限,就不能限制积累劳动出现,尤其不能杜绝资本形成——资本是积累劳动转化为生产要素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通过按资分配集聚财富的基本形式。当年,社会主义者拦阻按资分配就是防止两极分化,但与此同时却阻断了强者劳动,降低了生产力水平。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建劳动与资本关系促进了生产力
    对资本的固化认识让社会主义者走入弯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最初资本是劳动产物,作为积累劳动出现;但是,此时积累劳动还没有转化为生产要素,仅仅是劳动成果,只是在可能性上属于资本。一旦这种积累劳动成果转化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购买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才真正具有了资本身份,如果与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之后的追加资本才算剥削产物,即“前资本”阶段属于劳动所得,“资本后”阶段属于剥削所得;在商品经济中,两个阶段基本是无缝对接。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警惕,与商品经济客观上连通了这两个阶段有关。所以,在他主张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按劳分配是取消了商品货币存在的。
    消除剥削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防止按劳分配成果向资本性质转变,就像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所做的那样;二是资本本身消除了剥削性质,就像资本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所实现的转变。前者只能封堵资本出现,首先是尽可能压缩按劳分配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使按劳分配趋向“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大降低劳动者积极性,尤其是降低劳动能力强者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萎缩下滑。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原因即在于此。

    资本剥削性质向劳动性质回归取决于其理性。理性对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使资本运用既不固定为劳动方式,也不固定为剥削方式,而体现为效率最大化方式。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之所以普遍选择了剥削途径,是因为资本主义刚刚战胜封建主义制度,还没有为商品经济发展建立起完备的法制体系,此时流行“自由放任”原则,资本家之间竞争最直接最便利的资源是雇佣工人劳动。压榨剥削他们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成为资产阶级普遍采用的方式。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普遍觉醒,开始有组织地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显著增加了资产阶级管理成本,使剥削方式变得越来越不经济。加之,资产阶级在海外扩张成功,已有余力改善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直至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了劳资关系。在当代,资本家竞争重心移向科学技术领域,较量的已经是资本家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后者使按资分配越来越具有按劳分配性质。
    资本本性是剥削的观点,一度左右了社会主义者视野,在计划经济前提下,完全摒弃了资本作用,贻误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改革重建了与资本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可以放任资本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时代资本为恶就是因为资本自由放任的话,那么,在资本已经被关进法制笼子里的今天,仍然存在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作用的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资本是人类理性产物。理性展开为两个方面:主体动机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主体行为选择效率最大化手段。资本正是这两种功能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表现。众所周知,理性是人类生命活动特性,既可以为恶,也可以行善。资本作为理性成果,同样具有亦恶亦善的或然性。学界有一种观点,咬定资本天性“吃人”,虽然有马克思相关观点佐证,却忽略了马克思立论的时代条件是资本正在“吃人”;当现代资本放弃了“吃人”,主要变成了一种助推生产力发展要素的时候,仍然秉持此论,显然不合事实。因此,恢复资本作为理性成果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要求。
    其次,资本理性二重性,或者说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是一个视环境条件变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对资本而言,制度、规则所具有的意义都是相对的:建立规则和无视规则均取决于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需要。资本越是强大,就越是自以为是;资本越是自由,就越是强权霸凌。资本底气在于它所拥有的生产能力。而人类生存和发展都仰仗着这种能力。可以说,人类受资本支配的时代,经历的是炼狱过程。除非人类在劳动能力方面得到普遍升华,消除了彼此之间质的差别,否则无法走出这一困境。
    最后,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有所不同。比较起来,国内资本更多受制于政治生态环境,得到更多施展空间的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约束,更多体现出文化性。而国际资本沿袭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更多体现出某种自然性。两种资本很难不发生碰撞,碰撞时仍然存在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即便社会主义者一心求和平发展,却不能不做好应变准备。事情的逻辑是:如果资本本质是理性的,那么,真正的和平发展局面应该取决于成本考量:战争如果是必输的结果,就很难发生;而社会主义要确保己方“必胜”,只能是足够强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拟劳动发展机制
    (一)人类发展对拟劳动的依赖
    人类对自身劳动管控的重要方面体现在对未来劳动的认识上,即所谓拟劳动问题。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劳动以体力为主,体力劳动以劳动者本身为载体,人在劳动在,人离劳动无。所谓拟劳动,无非是形成未来劳动力人口,即通过人口生产环节来体现;比较起来,男性要强于女性,多子多福观念以及相应男权意识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一旦劳动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变为脑力劳动,拟劳动领域也就从人口生产转变为能力生产。双方最大区别是:消费品从物质形态转变为精神形态。如果说,物质生产受制于生产要素有限性的话,那么,精神生产资料由于可复制特点,则拥有无限发展空间。唯一需要考量的是:从事能力生产的劳动者主体,无论是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都会在此期间脱离物质生产活动,但他们却需要消费物质产品,由于教育场所要求精神生产过程的专注性、独立性、安全性,比物质生产需要更好的资源条件保证。由此决定了能力生产从一开始就属于高阶消费品范畴,社会往往在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这种发展需要的满足。能力生产规模和水平,取决于社会拥有财富总量;只有在社会财富足以稳定供养一个在一定时期只消费不生产群体的时候,能力生产才能进行。换句话说,人类在拟劳动环节,并不拥有自由,而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力水平。人类最早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群体,之所以成为稀缺现象,与当时低下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在工业化社会,稳定地解决人们生存需要已经不再成为难题,拟劳动作为理性考察对象才提上日程。
    (二)拟劳动发展的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
    社会主体如何认识拟劳动问题,将决定着公共资源如何投向,是侧重物质生产领域,还是侧重能力生产领域?通常而言,生产力水平越高,对劳动能力要求就越高,能力生产会随着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因此,一般国家所形成物质生产和能力生产大体相一致;双方呈正相关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特殊性表现在:因为设置了共同富裕目标,还受制于价值目标引导。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优胜劣汰自发趋向两极分化。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放弃竞争机制——这正是市场经济激励劳动从而形成高效率的原因;唯一能够展示共同富裕前景的只能是促劣变优,一旦劳动者能力消除了优劣差别,即不再具有质的不同,即便仍然实行市场竞争,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特别重视能力生产环节,尤其是重视弱势群体能力生产,拟劳动领域相应成为展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所在。
    在个人主体方面,市场经济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强化,使劳动者拥有了提升自身能力的自觉,促劣变优是按劳分配伴生现象。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注并提高拟劳动能力并无根本区别。关键在于,双方所提供宏观经济环境有显著区别。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把促体变脑视为政治责任的时候,当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掌控着强大国有企业资源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在拟劳动领域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做一些事情:把劳动者个人提高能力的意愿从自发、分散、随机状态,整合为自觉、集中、有序状态,在规模和水平上呈现全新局面。
    政府一般作用止步于对市场竞争前提予以规范,通过制定并维护法制体系体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作用将指向共同富裕目标,体现在拟劳动领域特别施为。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拟劳动的两大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拟劳动领域的促劣变优,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要满足对美好生活需要与自身劳动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所仰赖的发展条件尚处在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即在发展资源方面,一部分人有或多,一部分人无或少。
    所谓促劣变优并不是抹掉劳动能力一切差别,而是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种质差。事实证明,在当代社会分工领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被视为拥有专业能力,可以进入科技部门或管理部门,否则不具有进入资质。分工往往是分配前提。社会两极分化往往与人们不能在分工岗位之间自由流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拟劳动领域中的发展优势,将通过把义务教育从基础教育提高到高等教育来体现。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快速走过精英化——大众化阶段,目前已经达到普及化水平,显然,这不是终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方面形成显著优势,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能力生产基础。
    不仅如此,与共同富裕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拟劳动领域发展,会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价值取向,吸引越来越多社会资源向拟劳动领域投入。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可供资本作出选择的重要方向。
    四、全劳动发展战略与人类理想社会
    (一)市场经济对全劳动要素的发掘运用
    全劳动逻辑起点是市场经济:人们为了竞争需要,千方百计汇聚生产资源,使以资本出现的死劳动得到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所展现的这种高效率正是重视运用死劳动因素的结果。市场经济的逻辑终点是价值理念:市场竞争归结为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能否发现人所未见、能否利用人所不能的资源条件,越来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价值理念;资本主义恪守个体本位价值观,把强者支配弱者视为天经地义,逻辑上排除了弱势群体的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认识和运用全劳动资源的视野。社会主义秉持社会本位价值观,确立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弱者劳动能力,使之在未来劳动中逐步变强,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选择。正是这一考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人类发展模式,成就了对人类全劳动的动员运用。
    如果把注重死劳动利用看作从生产力需要出发,就可以把注重拟劳动利用看作从生产关系需要出发。所谓全劳动,是从整体上或战略上思考的劳动,也是针对生产方式合理性思考的劳动。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史最佳动员劳动方式,属于客观规律性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市场经济起步于活劳动对死劳动的发掘运用,发展指向活劳动对拟劳动的开拓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将体现活劳动、死劳动、拟劳动一体运用特征,不仅将提供市场经济促进全劳动运用的完善形态,而且将对接人类理想社会发展模式。
    (二)全劳动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方法论方面考察,需要体现“一个核心”:即理性或脑力劳动是全劳动现象的灵魂;立足于这一实质,才能对全劳动予以认识,两种市场经济于此完全一样。还有“两个全面”:一是对劳动者需要的全面兼顾,既体现现实利益又体现长远利益;一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兼顾,即拿到先进生产力又获得共同富裕生产关系。
    “两个全面”体现出了社会制度区别。就全面兼顾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资本主义在资本家层面可以做到,但在全体劳动者层面则做不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可以从全体劳动者层面兼顾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全面兼顾生产力需要和生产关系需要而言,资本主义可以体现对生产力需要的满足,但在满足生产关系需要方面,则表现出某种被动性和消极性。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使其在生产关系方面保持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考量,也是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当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转变为现代模式,或者说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之后,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途径选择,也相应从注重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转变为注重劳动者能力同等化原则。后者客观上要求重视拟劳动环节,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将坚定地、有序地使公共资源配置向弱势群体倾斜,帮助他们在若干阶段之后,获得足够发展资源,最终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使全体劳动者拥有同质劳动能力,使“优胜劣汰”经由“促劣变优”,带来共同富裕局面。
    “一个核心两个全面”是认识全劳动现象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因此实现两个超越:第一,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通过充分发挥生产资料作用发展生产力,客观上使活劳动被死劳动所决定。计划经济脱离活劳动来使用死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都“死掉了”;而作为资本的死劳动挂靠了活劳动即资本家,则表现出强大生命活力。计划经济固化了死劳动,就是因为它让活劳动服从死劳动作用,活劳动只能配合死劳动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则反其道而行之,让死劳动服从活劳动,死劳动变成了活劳动运用的资源手段,这就回归至劳动过程本意。第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体本位价值观,把“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视为终极的发展方式,听凭两极分化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把活劳动运用与拟劳动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公共资源的倾向性投入,帮助弱者逐步变强,运用渐进方式缩小优劣差距,使市场竞争越来越呈现共同富裕前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劳动的前景
    拟劳动领域发展及其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推动,使人类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身陷两极分化困境,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信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将开拓它的视野。
    如果说,为资本打开绿灯从而把过去劳动纳入现在劳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做到并且率先做到的事情的话,那么,发展拟劳动从而把现在劳动纳入未来劳动,形成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态势,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有的优势。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是昔日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流血牺牲阶级斗争获胜的成果,一开始就肩负着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历史使命。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社会主义通过自身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后者与计划经济直接营造全体劳动者大体平等的方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制造利益差别方式创造消除利益差别的财富条件。一方面,解放穷人被纳入一个历史过程,从原来一步到位的质变转变为循序渐进的量变;另一方面,“穷人”解放不再是单纯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外在客体条件,而是依靠在市场竞争中持续提高自身劳动能力这种内在主体条件。
    一旦劳动方式脑力化,生产方式将越来越呈现为精神生产性质,物质生产将因此获得更大自由度,也将具有更高效率。问题当然并不局限于经济学意义,在政治学方面,拟劳动环节的着力将奠定社会平等关系的真正基础,人们平等关系将摆脱对外在条件的依赖,而变成了个体能力之间的平等。
    人类将因此进入全新社会形态。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将因此得到实现。这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当劳动方式脑力化时,劳动产品就具有了精神形态,而精神产品天然特点是其可复制性,一个人使用和所有人使用并无区别;值此,一方面,每个人都把自己劳动成果交付给社会,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可以从社会中获得自己所心仪的任一劳动成果,以价值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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