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当代中国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国际国内广泛热议的话题。在热议中也不乏以思维定势、主观臆断甚至用有色眼镜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譬如，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翻版；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持续更无可借鉴。因此，不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创性及其价值，就不足以回应这些扭曲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具有其原创价值。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需要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不懈探索和创新。有的西方学者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理解，认为它违背了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事实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有其历史逻辑以及原创价值。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
    1953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状况时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和创造的政治模式，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然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第一，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基础薄弱，现代化动力不足，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下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须有统一而坚强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有利于领导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保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中国实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离不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坚持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品格，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就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第三，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集中力量协调稳定推进国家各项事业。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原创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安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原创性表现在对既有政党政治模式的突破上：它超越了苏联一党制模式，又创造了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为破解政党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这一领导核心周围，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导下共同奋斗，既避免了苏联一党制模式下缺乏监督、思想僵化的弊端，又避免了西方多党制模式下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实现更高程度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协调和处理社会矛盾，克服了西方多党制模式下党派利益冲突导致的效率低下弊端，以及阶级利益冲突、地区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撕裂弊端。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明确提出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系列有原创性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独特的民主形式、政治运行机制。
    （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相结合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取得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必须将各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因此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召开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人民政协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保留了下来，逐渐形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召开的“两会”制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是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使人民不仅有投票的权利，还能参与到各层次的管理和社会治理中，避免了西方民主实践中“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问题。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有利于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一是出现了民主与效率的两难。分权制衡只是有限地缓解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但又容易导致权力机关之间的推诿和掣肘。二是出现了民主与科学决策的悖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个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民主标准并在保持一个满意的政治平等程度的同时，又借助于专家及其知识”，也就是说民主的程序不一定能保证科学、正义的结果。中国的民主政治则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反映各方意愿和利益，又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实现了民主与效率的兼顾，实现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统一。
    （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又相继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以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重要论断。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民主道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道路往往面临一个难题：被现代化所唤醒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可能带来政治动乱。解决这一难题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因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体制可以通过制度本身扩大政治参与，引导新近动员起来的群体有序参与政治。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一条有利于保持国家稳定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体制内逐步扩大民主参与和竞争性选举，完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将人民民主发展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缓冲和引导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参与需求，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权利扩大的产物，民主的国家制度先于政党而存在。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特殊性在于以党建国，中国共产党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因此，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不可替代。在党内民主建设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机制、培养的作风和意识可以对人民民主建设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进而调动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优质的党内民主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自身引导民主政治的能力。强调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并不是说人民民主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我国的民主实践中，人民民主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完善。党内民主不能取代人民民主，而是发展人民民主的保障和条件。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有序发展。
    （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党代政、践踏民主法治的问题，90年代初又在改革中错误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避免苏联民主建设中两个方向上的极端错误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别于西方宪政民主的根本特征。“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宪政民主”不仅是指“宪法的实施”，还包含特定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模式标准，例如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军队中立等。人民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强调依宪执政，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是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中国共产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有关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政策、方针和主张，在国家立法机关表决通过后，将其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这一过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法治的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三者不可分割。首先，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没有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冲突的特殊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且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起来，把人民的政治参与组织起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党的执政过程就是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党的执政方式决定法治的实现程度。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本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忘的初心。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受损害，保障人民切实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法治也是民主有序运行的保障，民主超出法治的原则就会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造成损害。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鲜明的原创特点。
    （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了把计划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思维桎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具有首创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忽略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建立起排斥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起，各国开始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并尝试通过分权、引入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推动改革，但都无果而终。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也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重要论断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思想。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借助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重大成就的宝贵经验。
    （二）在具体实现形式上有创造性
    “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特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创性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必然要求改革并创新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创新了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使其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激发了国有企业活力，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也因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而具有特殊性。市场经济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都可以存在，这是市场经济的工具属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脱嵌于社会，成为反过来控制、支配社会的力量，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容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反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以资本积累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社会主义生产的首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物质的、精神的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统一。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不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能通过国有企业调节经济运行，配置社会资源；宏观调控的作用不仅限于短期调节，还能进行长远规划。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交织，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
    四、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道路原创价值的实践来源，改革开放就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
    （一）社会主义改革是渐进式的发展
    20世纪80年至9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改革，不但造成了经济危机，还丧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与之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决不把全盘否定当作彻底的改革。目标决定手段，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方式方法上都有自己原创性的特点。
    第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改革如果只从抽象的理论和原则出发，设计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再通过政府法令自上而下推行，就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大胆地闯，但也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摸着石头过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改革事业中的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及时总结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这就是说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各方积极性，让改革开放的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摸着石头过河”要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顶层设计”是对基层、局部、人民群众探索的经验的总结、提升和推广，是对改革进行整体的布局和协调。此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全面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各自为政，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整体思维，使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协调配合。
    第二，先易后难，局部推进。与戈尔巴乔夫急躁冒进式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循序渐进，缓急有度。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先从改革阻力小、难度低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向深水区推进。浅水区的改革容易产生实际效应，有利于在社会中达成改革共识，推进改革顺利进行。在经济改革上，中国先从非公有制经济入手，营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经济活力，从而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先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入手，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市场，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改革；形成从沿海到内地的开放格局，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带动内地的改革和发展。
    （二）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
    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却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利用世界市场吸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参与在经济全球化中还面临着依附化和边缘化的危险。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发达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获得更多利益；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的冲击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都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不少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先是获得了增长的奇迹，但随后由于推行私有化，过度依靠外资和出口，忽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又陷入了依附地位：它们的生产限于产业链下游，金融体系和经济生产的关键部门受控于西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历史的惨痛教训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中国走出了一条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道路，在吸引外资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始终注重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中国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制定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防范金融风险。其次，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加快科学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量子通信、高速铁路、北斗导航、载人航天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印记，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其本质是对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就为在思想文化层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有其独创的表现形式。首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追求客观真理，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可能超脱其研究对象之外，完全价值中立，“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价值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第二，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贴近人民群众的形式，打通思想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抓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好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回应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绵延生成、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中国革命传统中就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创造。”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本身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涌现出的开拓进取的首创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当代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在中华民族的生产实践、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并且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原创特征。
    （三）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创性，它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出创造性发展；它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反映中国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特征和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把自己包装成“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和价值共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处世为人的准则，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概括了当代中国发展、社会建设、公民道德培育的价值追求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既立足实际，有坚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和认同基础，又能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这使其具有了极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