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范畴，二者是“历时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超越，并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在半工业化的生产力水平上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但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直接获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果从传统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以俄国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同时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变成了“共时性”的关系。
一、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就与问题
苏联探索形成了一套以保障重工业建设为核心目的的资源调配机制和社会发展体系，开辟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走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取得重工业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陷入发展困境。
（一）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现代化与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相互成就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没有“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可以加入，亦不能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这使拒绝走依附型现代化道路的苏联对自身的经济技术落后有强烈的危机感，在制定现代化战略时，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谋求在本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现代化的高速度，提出“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
这就要求苏联采取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资本积累和资源调配方式，苏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启示。马克恩恩格斯并未尝试给后人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具体方案，但在其著作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二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特殊历史环境和国情需要的促使下，苏联将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理解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现实国情需要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成就下，苏联构建起“公有制＋计划指令＋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基本格局，成为二十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型。实践中，苏联凭借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通过计划经济集中调配社会资源，将有限的剩余产品（主要是本国农业剩余产品）集中投入到重工业领域，迅速构建起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为保障国家经济计划指令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构建起了单一公有制。
在整个这套被称为苏联模式的体系中，其目标和积极效应是快速重工业化，直接推动力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核心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保障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代价是在获取剩余产品过程中通过价格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和对产业工人工资的适度压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则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证。重工业化的成就又反过来增添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信服度，使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备受推崇。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模式彰显了其独特优势，在二三十年时间内把俄国从一个“小农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吸引力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习苏联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学习及其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和重心所在，内部的分歧和转变只在于具体方式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远未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因而需要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曾提出：“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曾试图贯彻这一思路，一度构想使社会经济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然而这种构想并未真正成为现实。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一直被赋予了革命色彩，不仅被看成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更被视为赢得民族独立、抵御外部侵略的必需。与革命目的相联系的现代化使中国与苏联一样，一方面，首先致力于重工业建设，谋求建立独立而强大的工业和国防体系；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现代化的高速度。在“一五”计划的工业基本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比达88.8%，轻工业投资则只占11.2%。设定的工业产值增长目标为年均14.7%，其中生产资料的增长目标更是高达年均17.8%。这显然是不加国家干预的经济发展难以达到的，因而中国很自然地学习苏联，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随着工业投资迅速增长，城市工业原料和粮食供应紧张，快速重工业化的目标遇到困难。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整体转变也随之发生，变成了“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转变的发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而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上的高速度能够使中国迅速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改变国际上被动挨打的地位，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理性选择。1953年下半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之着手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学习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给中国带来的成就是巨大的，通过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以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形成了“单位制”的社会结构体系。在全国党政组织系统的连接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被组织动员起来，国家计划指令的调配得以高效实施，将大量农业剩余产品在未经商品化的情况下转化为工业积累，迅速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
（三）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缺陷和困境
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取得重工业化成就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重工业畸重的现代化格局。世界各国早期的现代化普遍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但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会自然带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也会传导到社会组织与行为方式层面。而在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尽管在理论上现代化具有不限于工业化的内涵，但实践中现代化局限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这是由于丰富的社会生产本身具有“不可计划性”，国家计划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力不可能有效计算出国民经济运行所需完成的复杂资源配置，国家计划指令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且在发展目标上过于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其结果是，以强大国家政治力量为保障的计划指令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重工业领域，其他领域的资源和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没有随工业化的发展发生系统性的现代变革。这也意味着重工业化的成本是高昂的，对重工业的高投入伴随着对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牺牲，牺牲了人民群众近期的生活改善，但这种牺牲必定只能是短期的。因而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推进重工业建设，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势，也是其严重缺陷。
第二，在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上，长期以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限定现代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反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集中于阐述其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却忽视对其本质和客观进程的深入思考。长期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条件，抽象谈论生产关系，片面强调单一公有制；带有空想色彩地将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分析作为社会建设的具体蓝图和实践标准，教条化、公式化地理解社会主义，并用其限定现实社会的发展轨迹。
实践中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但建成理想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急迫愿望，使国家建设中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因素和特征；现代化则被严重轻视，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简单附属。长时间里，“离开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从而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分离与脱节”。这就颠倒了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现代化实践的关系，背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当现代化的实践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发生冲突时，没有及时按照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调整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和理论，而是在不断加强国家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控制。
随着重工业积累的逐步完成，其积极效应和优势逐步丧失。苏共二十大后，其弊端开始暴露，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兴起改革浪潮。中国也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尝试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在一定时期对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化实践间的巨大差距有所认识，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同时中国尝试对国民经济的比重、计划管理体制和社会各群体的分配关系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矛盾。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整套体系仍然长期延续，理论和制度上一直没有突破性的变革，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向“左”的方向严重偏离。究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前的探索一直局限在对具体体制机制的调整，没能在化解理想社会主义形态与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现代化实践这一深层次矛盾上有实质性突破。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刻调整与历史性成就
（一）现代化内涵的调整丰富和实践方式的转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城乡劳动者冒着风险开始进行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束缚的尝试，领导层也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高昂成本和人民生活的极端艰苦，开始了系统性反思，推动了思想路线、工作重心的转变，进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现代化的内容和实践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改变。
首先，现代化的内涵逐步调整丰富。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不再一味追求重工业发展，而是直面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社会现实，从解决温饱问题出发致力于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逐步减少国家指令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广阔的自由空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一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丰富社会产品的经济活动，即使尚处于不被传统理论和制度认可的灰色地带，仍然大胆的允许其发展探索。我国经济活动和现代化的内涵也开始丰富起来。不仅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重新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协调发展也受到关注，明确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社会组织结构、国家政治体系和法治体系、经济体制、教育文化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开始被重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核心发展布局，其后逐步发展丰富为“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同时，丰富的实践又促使对现代化的理解有进一步的提升。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初步形成了从制度层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识。
其次，现代化的推动力和发展战略发生了转变。改革开放后，现代化不再依靠国家力量直接推动，而是主要依靠社会劳动者和市场主体的力量。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国营经济逐步进行体制改革，从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目的出发，从逐步下放计划权限开始，放宽放活，渐进式地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给社会让渡出广阔的公共空间，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各种创造被肯定和推广。
同时改革开放后放弃了对现代化高速度的偏执追求，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并且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渐进发展步骤。党的十二大确定了“翻两番”和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的阶段性安排。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在“前两步”目标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将“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性目标，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而国民经济一个个前后相继的“五年规划”使这些发展战略和步骤得到较好落实。
（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理论创新
首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再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从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被反复强调，并且被作为一切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其基本特征，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认识到不能脱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立即向理想社会主义形态过渡这个客观事实，调低了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标准”和建设目标。这一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述弥合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理想追求之间的巨大鸿沟，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相衔接，构建起化解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矛盾的理论“桥梁”。
其次，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再认识。在改革实践的推进过程中，在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为突破，经过“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步骤，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同年，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外，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发展生产力这一关键出发，经过十多年探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本质科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认识立足于生产力这一根本，更为开放地理解社会主义，不再拘泥于从制度形式上“规定”社会主义，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到功能的层面。这也破除了传统理论中各项抽象“原则”、“特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束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置于现实之上。
随着这些关键性理论的突破，现代化实践中的诸多新做法、新观点得到理论上的肯定和认同，助推了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也使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理论上的飞跃，基本化解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调整
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新认识，二者的关系也得以调整。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尊重；不再以教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束缚现代化实践，而是从现代化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
首先，正视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将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邓小平曾以“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千秋大业”、“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基本路线”等话语强调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建设已经不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附属存在，而是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这一转变，使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逐步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关系得以纠正。现代化实践不再从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和僵化的国家计划指令出发，市场化、城市化、法治化等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和客观规律得到尊重。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务实的实践方法和理论态度，肯定和包容不同社会主体丰富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形成一种自下而上集中群众智慧，同时高层肯定群众实践并决策指导的机制。正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决策人和决策机关眼睛向下，实行一种当年万里副总理讲的‘事后承认主义’，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
最后，采取“不争论”的方式，搁置理论分歧，在实践中总结回答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里，实践中一项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促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突破原来的禁区。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理论争论，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化实践深层次矛盾的延续，这些争论束缚了现代化实践。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做法，要求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回答理论问题。面对小岗村“大包干”的争议、面对各项改革新举措推行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都强调要实事求是的干下去，把经济搞好。邓小平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的提出不是为了抑制思想自由或者回避理论问题，而是强调要立足于实践，不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最终解答理论上的疑问。也正是在这样务实的态度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得以不断发展，才有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突破。
经历了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调整，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与理论自觉
经过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长期努力，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和要求也有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发展。
（一）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实践方式、目标和理念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丰富。
第一，牢牢抓住生产力现代化这个核心，不断提出推动生产力现代化的新理念和新举措。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浪潮，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发展的政策。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这一系列努力推动着国家经济秩序、组织与运行方式的发展完善，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力现代化上不断取得突破。
第二，着力推进制度现代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到制度现代化的新高度，将制度现代化的初步意识变成了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规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四个现代化”的简单递增，而是我国现代化内涵的整体发展和全面超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实现制度层面的改革完善与法治化、市场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协调互动，构建起一整套科学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发展。这体现了国家政治运行方式、社会发展机制和现代化路径的整体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全会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了其与时俱进发展和完善的前进方向、总体目标和各项具体要求，从顶层设计上有力地推动了制度现代化。
第三，提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和战略目标。在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理论观点以及实践成就积淀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判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将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等目标，提升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战略目标的提出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二）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在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社会主义是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努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思想、运动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正是基于此，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实践中为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努力推进各方面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且将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作为判断改革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准。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鲜明指标，2020年中国将以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运动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中国基本政治特征的明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第四，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治建设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践中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各项工作依法进行，以法治建设为推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此外，还形成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认识，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对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自觉的形成
进入新时代，我们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觉，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和推动现代化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要去尝试完成的“一体两面”的完整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对制度现代化的认识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就明确了制度现代化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因而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继续探索和拓展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尝试从实践和理论上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途径，而不仅仅把现代化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简单附属；也是要探索和拓展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新路径。“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当前中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不仅是要在政策层面协调处理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更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这既是实践中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理论自觉。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觉还体现在开始发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上，不再只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来论证中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也阐述中国现代化道路在世界范围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苏联模式否认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其后各国的探索又过于强调民族特色而忽略了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性，中国方案既有立足中国国情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共性、一般性，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否定之否定，是飞跃和升华。
四、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认识的关键和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一个可以反复适用、长久不变的新模式。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需要探索和回答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新时代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关键
第一，社会主义“后初级阶段”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为搁置抽象的理论争论，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界对初级阶段的理解不再仅仅视其为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初级阶段的下半场”、结束时间和标志，以及初级阶段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一些学者依据“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论断将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界定为100年，并以新中国成立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起点，认为在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结束。若按此论断，则意味着二三十年后，中国就必须直接应对初级阶段结束的问题了。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初级阶段结束后，社会主义是不是又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纯粹模式、“标准模式”？相关联的另一个根本理论问题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还是仅仅是超越阶段了？这些理论问题有巨大的现实影响，这类问题不阐述清楚，就无法真正弥合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也无法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真正区别究竟在哪里。
第二，“后现代化”社会主义问题。按照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规划，大约在三十年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告一段落，其后将面临“后现代化”阶段中怎样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后，原本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而诞生的社会主义是否会向经典作家的设想“复归”，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在中国是否会再变成“历时性”的关系亦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模式，必须尊重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在世界范围内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进程仍是尚需解答的问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制度现代化，并已具有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自觉的阶段。中国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启示，但仍没有形成成熟的答案。
（二）新时代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基本原则
第一，把握生产力这一核心要素。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都必须立足生产力这个核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现代化则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系统性变革的一个客观过程。因而生产力是统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和关键。在生产力问题上既需要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更要具体地历史地看待不同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生产领域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力戒脱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根据某些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原则”抽象谈论生产力，更不能用其来限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方向。
第二，将现代化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位置。只有将现代化放在中心位置，遵循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才能推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创造条件解决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而推动社会结构、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彰显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并科学认识其本质和基本特征。没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超越“不发达”“不够格”的初级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在现代化的实现中才能逐渐呈现出其科学的实践形态，才能被人们科学认知。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第三，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一是要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要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是坚持我们在实践中证实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上的显著优势。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1918年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必须立足实践，特别是立足现代化的客观进程，从现代化的实践中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要致力于发现社会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因素、新趋势，才能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基本规律，并基于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规律和趋势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有效研判“后现代化”、“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