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西方国家，全面暴露了资本主导逻辑之下的种种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西方主要国家的统治力量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施加压力，试图以非经济手段汲取经济利益，尽管达到了部分的目的，但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抵制；另一方面是在国内一边采取一些以“再工业化”为代表的经济措施，一边煽动并利用民粹主义情绪以缓释压力。这些措施表面上看能够收到一些效果，但实际上，这些措施非但不能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摆脱总体性困境，而在事实上又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重大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从而将加剧西方国家自身的困境。特别是，冷战以来西方世界所捞取的“自由”“和平”“人权”等桂冠，开始黯淡起来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力量正面临着冷战以来甚至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信心不足局面。

       二、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困境
       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具有两重特性：一方面，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之下，各种生产要素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组合，从而创造出高效率的生产关系和高程度的生产力；然而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有利于资本便利地追逐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这种行为以最高正当性的经济体系，这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
       冷战时期，得益于二战红利、技术垄断、较高的劳动者素质、军事实力、西方内部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掠取，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带来的竞争刺激压力等因素，这一经济体系得以以较高的水平和效率运行，为西方国家所谓的“不战而胜”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之后所造成的西方空前的霸权地位，使得资本的逻辑在全球扩张获得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好的最便利条件，已经进化为“复合体”的西方国家，得以在全世界不遗余力、相对顺利地推广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这一过程外在表现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实质上则是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超级红利”。“全球商品链使得帝国主义以单个商品为基础嵌入全球化生产。在全球商品链中，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环节位于南方国家，因为这里的产业后备军规模较大，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剥削率相应较高。生产全球化的结果是跨国公司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利润率，而附加值往往归功于中心国家本身的生产，整个剥削过程产生的利润为中心国家带来了大量财富。”
       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本来是以资本为中心配置和调节包括技术、市场、劳动力和原料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实体性”经济体系，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生产生活体系。这也是主要西方国家竞争力强大的根本所在。然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套路放大到全世界，资本就立刻暴露了其内在空虚的一面：仅仅依靠金融控制与资本运作而生存。但是，在这场如梦如幻形同“博彩”的资本游戏中，只有极少数中间阶层能够升到上层，大多数中间阶层不具备持续参与游戏的能力，而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坠入了社会的下层乃至底层。更加真实的是，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纯粹“资本”家，其好运气也就用尽了。
       2008年以来西方世界的自我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逻辑在自身的圈套中打转的表现。按照20世纪以来的常规逻辑，它们最惯于采用的手段，就是动用武力或者利用武力相威胁，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采取非常规的经济手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中国等国家从冷战以及冷战以后的世界局势中，看到了军事力量的根本保障作用，加强了军事力量建设，使得西方国家难以承受动武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得不偿失。于是，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随着资本‘空间转移’的余地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走到尽头，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通过‘逆全球化’寻找解困之道。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积累的过剩资本无处流动，金融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也将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负能量’和‘负资产’而走向穷途末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际上恰恰暴露了资本逻辑下“自私自利”的深层实质；其所带来的收益尚未可知，而其产生的负面后果则已经显现出来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使得西方彻底违背了二战以来其苦心孤诣塑造的“自由经济”道义形象，堪称“为了一磅肉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典型表现。按照国际政治逻辑，这种道义上破产的危害不亚于经济上的破产。
       三、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困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有时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又起着主导作用。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理解，资本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政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各种资本力量的分化与联系，传导到政治领域，就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互动；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西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决策。
       所谓西方“民主政治”，内在地看乃是一种平衡和调节各种社会优势力量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从西方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到二战之前，西方政治无论从实质还是表象上看，都是一种精英政治，精英阶层牢牢占据着各种上层位置，对内对外的政策决策都以满足和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优先选择。冷战期间，为了平息和缓和某些社会矛盾，社会中下层获得了某些政治权利，而西方政治也就具有了某种大众政治的特征。代表性的举措就是引入了大众选举，把选举权扩展到了大多数公民之中。列宁说，“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让渡和兑现，并没有改变精英政治的实质，只不过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内核、大众政治的外表”的特征。这种改变所取得的政治收效就是，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精英过大的权力与权利，大体上营造了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某种阶段性均衡。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得益于西方政治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西方国家收获了盆满钵满的“冷战红利”。这种“超额垄断利润”也经由所谓的“民主政治”运行的扩散机制，使得中下层从上层那里分享到了部分的全球性剩余价值。红利以及对红利的分享，神奇般地在西方精英与大众之中造成了一种迷幻性的共识与自信：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这种“自信心”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是“历史终结论”；最有代表性的行动就是“颜色革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说以中间阶层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是资本市场的“群众演员”的话，那么，以有投票权的选民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则是“政治市场”的“群众演员”。但与资本市场有所不同的是，在“政治市场”，“群众演员”们经常被政治理论家们灌输为、甚且他们也自以为是主要演员。实际上，“群众演员”终归是“群众演员”。当西方国家在全球制造的动荡与不安，如所谓的“文明冲突”、难民问题、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反过来向西方国家进行传导的时候；特别是当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大众与精英在政治上的平衡感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机，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开始产生严重冲突。
       为了化解这种政治上的困境，西方政治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重要转向，那就是：精英阶层总体性地发生了朝着右翼保守主义的转向，开始系统性地放弃那种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形象，于是“遏制”“打压”“强权”等，逐渐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新的关键词，这实际上是重新捡起冷战的老套路。另一方面，为了策应这种右翼保守主义倾向，一种刺激和调动中下阶层民粹主义的政治操纵开始有意识地被采取。这两种潮流其实都是所谓西方“民主政治”不能以有效的政治调适顺应新的世界变局的必然结果。而这两种潮流的汇合，以及在西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的体现，是造成世界大变局中最大的不安定的政治根源。
       此外，西方的困境同样也体现在其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需要认清的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挟持下的美国，必然要寻求战争和军事扩张，否则资本权力就维持不下去。因此，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原以为世界会更加太平，而实际上世界更加不太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清除其构建有利于西方的世界体系之路上的绊脚石，连续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肢解南联盟等战争，以及制造海湾地区、东亚地区、南海地区新的不稳定等；当前更加需要警惕的是，为了从国际金融危机之中恢复过来，为了稳住其在世界体系中的霸主位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意把一些国家使劲推向战争的边缘，资本主导的逻辑按其本性来说是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动的。
       四、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困境
       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对各种人权的相对较强的维护，通常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种优越性的表现。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刺透这个“优越性”皮囊，所暴露的乃是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密码机”。资本之所以能够增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人及其劳动。因而，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体系之中，西方社会中的人以“劳动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和画像出现，这两种角色的呼应与切换联手成就了资本这个主角的生存与发展。由这个现实出发，可以看出，为了保持“劳动者”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消费力，在“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行一定的投入，实为社会之必需。宏观地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性投入，是一种投资行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由来。这套体系经由西方理论家们的意识形态的加工，竟成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据。
       冷战期间，借助于二战后“婴儿潮”所造就的优质劳动力资源，不断强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高素质的“生产者”，从而维持了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强购买力的“消费者”，从而维持了较为庞大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采取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因。冷战结束之后，独占的霸权地位以及不断加深的全球化使得西方国家从全球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也就更有资本完善其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从而也就更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和聚集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金融和科技人才为其服务。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内的所谓资本主义为什么“好”的种种说辞与论调，主要的证据都是从这些方面引出来的。
       但“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给西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带来深刻挑战。由于世界大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不再单纯依赖本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从而也就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渐渐放缓乃至削减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持续投入，使得社会中下层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持续恶化。而中间阶层群体的持续衰落越来越使得西方具有某种优越性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沦落为“兜底线”的工具。同时，新兴市场国家购买力的增强，以及由社会条件恶化和“中产梦”破灭所带来的，使西方吸纳和聚集全球优秀人才能力的下降，这又反过来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自此，聪明、智慧、创新的桂冠不再单独属于西方国家——这也是二战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更进一步地说，这样一种已经变了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调整上出现了经济的与政治的两难困境。从经济上说，由于相对恶化的财经困境难以支撑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体系投入，而势必要求进行根本性改变；但是，从政治上说，任何对于这种改变的政策努力都会遭到强烈的抗议与抗争，而这种抗议与抗争恰恰是所谓“民主政治”条件下底层社会人员的正当权利。法国的“暗夜站立”“黄马甲运动”就很能说明问题。于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一直拖到这套制度体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为止。
       五、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困境
       尽管西方极端敌视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落后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却在相当程度上唤醒了其求生欲，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
       关键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渗透下，一切都资本化了，连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以资本为秘密武器，通过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的市场化控制，牢牢控制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一整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得任何敌对的、反抗的、反思性的思想言论，都得不到大范围传播和广泛的认同，翻不起任何大的涟漪，激不起任何大的浪花。这些言论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也不过是其主流意识形态“锻炼身体”的手段而已。实际上，在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逻辑，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手段，切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迫切需要的中下层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中下层群众关于改变自身境况的任何宏观理性的思考，仅能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场域进行，从而也只能在不违背资本主义逻辑前提下得出一些改良性的口号与举措。
       在《共产党宣言》乃至更早的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也就是人为资本所异化的社会；而最深刻的异化，就是人际关系与人的生存境况的异化。资本逻辑“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样境况下的所谓“人”，在其思想和精神世界已经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自由被简化为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被简化为了在市场面前的平等，人权被简化为了人实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由此，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实质上不过是满足和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的价值观体系。更进一步地说，由于人沦为了资本实现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文化生活也被深刻地由资本逻辑所钳制了。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关系之外，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都被大大压缩了，因此人就被原子化了；这种意义上的“人”实际上是简化缩水的“人”，是剥皮待宰的“人”。“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已本身。”无论个体主义、个人理性显得多么正确，实际上都是在集体主义、宏观理性被消解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西方所津津乐道的人性人道的某些内容，看起来“很高级”，充其量也不过是对简化版的“人”的一种抚慰，实际上依然掩盖不了西方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中“人性”之简陋与匮乏。
       因此，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然而，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实现无止境扩张的目的，必然要将资本积累生成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统治力与文化上的价值导向，逐步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将并不互相往来的不同国家与文明全部纳入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被纳入同一平台的不同国家能够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中进行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相同的文化价值认同，从被迫屈服到主动学习再到复刻传播。”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借助于“丰裕社会”的优势，西方国家以“自由世界”自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污名化”，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不战而胜”的秘密武器之一。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肆虐横行，实质上是为构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提供一整套合法化论证。这套话语体系的内在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居于世界体系的优越位置而被有意无意忽略了。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他之美酒可能是我之毒药，甚至他之美酒里面很可能已经下了致命毒药。意识形态推销在国际上的受挫，传导到国内，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
       这种危机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了：首先，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深刻暴露了西方国家的虚伪性。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对于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法化论证，然而，这样一个服务于西方少数人利益的世界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被论证的。非西方国家一旦具有了思想上的觉醒，那么这种觉醒就再也不可逆了。其次，资本增殖驱动下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的种种做法，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近距离看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质。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借口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以维护自由民主的名义毁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等等。这样的做法，连西方自身都难以自圆其说了。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国家的民众来说，在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仍然在全球范围霸道地、挥霍性地运用军事、经济和其他力量，而置本国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这样的政策决策合法性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
       如今世人已经看到，资本逻辑下的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了全球体系，但是“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西方模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最全面的挑战：经济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开放与收缩性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平衡；政治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之间进行平衡；社会困境使得它们必须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进行平衡；意识形态困境则使得它们必须在道义和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在当代，金融资本不只役使经济，也掌控政治、文化与生态；不仅支配社会和自然，同时宰制人和资本；不但统摄特定国度，而且侵蚀整个世界。“在金融资本全面而深刻地统摄资本、世界与人本身的历史条件下，借助、导控和超越金融资本，实现更高程度的解放与自由，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课题，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与驾驭金融资本，人类理性不能不对其加以认真思索。”
       剖析资本主义困境，是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更好地走好自己的路。从历史逻辑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案无法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因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历史必然。回溯历史，可以领悟，正是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救国兴国方案，中国才以决裂的姿态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霸权体系的掳掠钳制，并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传统中国进行了最彻底的革命性重塑，从而为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充分的基础，也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此，只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才能更好保持中国发展的独立自主性，才不至于落入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体系。从现实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既是不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过程，也是不断引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要素和形式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引入，就是对资本逻辑的引入，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资本发挥其推动经济、调配资源的重要作用。发挥资本的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很重要但又很要命。由此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自觉性要求就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不被资本资本逻辑所俘虏，运用资本的力量但不让资本逻辑成为主导。
       保持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的核心要义在于：一是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论断，也是为实践证明了的赢得新的伟大斗争、确保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从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中，可以获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明，“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也就是说，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既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必然要求，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的反作用；使资本服务于社会，而非社会受制于资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最重要政治功能。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不可否认，借鉴和利用市场手段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资本逻辑，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更深层地，我们要看到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中国之所以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又没有产生资本逻辑之困境，根本的在于社会主义这一关键的“定性”因素。
       三是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与理论逻辑在于，它是在充分考量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际比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匹配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孕育推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在一个广博的、比较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而不是被‘资本逻辑’的支配) 来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通过驾驭‘资本逻辑’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广义文化的特点。”由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要“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驾驭资本逻辑是为了利用资本自身的力量和矛盾发展最终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发展中前进的。深刻的自觉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更加深刻的创新创造意识与能力。
       最后要指出的是，指明资本主义困境也并不能使我们沾沾自喜。我们既要坚定自觉与自信，坚定坚持“两个必然”，又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科学把握“两个决不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的：“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