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作为人类生命意识的客观映射与朴素希冀，决定着民族国家的文明传续。而在当前世界秩序中，人类健康需求与医疗资源供给的普遍性矛盾凸显，公共领域威胁健康安全的突发性事件迭起，防范疾病风险、促进全面健康愈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国民健康问题置于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价值视野，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有权得享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健康观念（简称“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习近平人民健康观顺应新时代民生矛盾的解决向度，在理论探问实践中体现着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的人民旨向，构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一、思想奠基：劳动健康理念、中医诊疗智慧、共产党卫健经验的精神传续
健康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宽泛概念，存在着循证与叙事、世俗认知与学理定论等不同阐释维度，当其附着于具体生理活动时，更表现出多样态的过程镜像，因而常会遭遇界说困境。世界卫生组织则比较权威地将其定义为疾病或羸弱的消除，以及躯体、精神与社会适应力的完满状态。习近平阐证健康作为人类和谐幸福与文明进步的基础条件，正以健康责任、健康权利等规范形式调节着人类生活秩序，“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其人民健康观建构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特别表现为对经典作家劳动健康理念、传统中医诊疗智慧、共产党卫生建设经验的精神继承。
首先，经典作家劳动健康理念关注民众生存困境的基本规律，深刻影响着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价值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命意义上确证无产阶级有着对健康权利的朴素需求，应避免其所承担的共同劳动出现退化甚至损害健康，但“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因而必须根本解决市场经济与人民健康的悖论性矛盾。一是考察健康不平等的生成规律、剖析无产阶级的健康处境，通过批判性联结健康与道德问题，对底层劳动群众的基本生存权益进行正义追问：无产阶级的属人性质在雇佣劳动中被剥夺，导致“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由此形成反映资本社会阶层结构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二是纠偏市场经济的健康异化倾向，纾解现代公民的健康生活难题，确保人民参加劳动生产能够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继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通过社会立法、工会协商、政策监督等途径来保障无产阶级的健康生活，特别是丰富资料供给、提高福利待遇、规范行业管理、改善环境设施、加强疾病防控，避免因劳动生产附属于资本增值而造成的健康过度损耗现象。三是创新社会医学模式、争取人的全面健康，将生理活动、精神智力、社交关系等健康要素均纳入考察范畴，阐证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最终以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来代替资本剥削制度。
其次，传统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论以及病理预防等医学智慧，为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提供思想助益。中医药文化源自中华民族健康管理的历史实践与人文思悟，蕴含着丰厚的保健诊疗智慧，习近平强调要古为今用地传承好中医药宝库，“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一是推崇生命整体观与病理辨证论的科学诊疗思维，着眼人体生理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普遍联系，在生命运动的功能性统一中聚合精气神；厘清病因本质、病位症候、病性内理的转化规律，通过标本兼治、辨证施治协同解决潜在之病与表象之症。二是遵循“治未病不治已病”的预防医学思想，重视生命肌体可能出现的病态趋向，避免治疗行动延迟于疾病显露的病理悖论，在日常摄生、医事策略中普遍采行固护正气而未病先防、砭石汤液而既病防变、食调静养而瘥后防复的治疗理念。三是继承保健养生的健康管理传统，在健康教育中普及天人和谐的生命观念、培育祛病健身的生活习惯，通过维持运动锻炼、合理饮食起居、调理阴阳平衡来提高生命质量。
再次，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健康作为赓续现代化建设的生命资源保障，为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战略施策提供经验借鉴。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进路与社会矛盾的解决逻辑保持同向，实现了由服务革命战争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服务改革开放的转变：从近代中华“保种救国”的健康隐喻中走来，共产党将医疗救助、卫生防疫和健康劳动作为配合革命战争的新民主主义事业，坚持不做脱离群众生活的特殊诊疗；新中国成立后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城乡初级医疗制度，实现公共卫生治理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后贯彻“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期健康事业方针，启动多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综合能力，颁布卫生防疫法律、加强公共卫生监督，建立起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和惠民制度。其内在规律性体现在：秉承健康事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公益属性，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审视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由政府主导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政策和福利救助体系，以及共享医疗服务与健康权益的卫生资料公有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权利，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更实在地服务人民；将发挥制度优势与深化体制改革辩证结合，既坚持社会主义卫生制度的集体协作传统、基层动员特色，又根据国情实际破除各时期阻碍健康事业发展的体制壁垒与思想顽疾；在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中坚持共产党对健康事业的理论指导与政治领导，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参与国际健康治理中加强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二、实践观照：风险性因素、结构性矛盾、全球性格局的形势要求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依循现代国家治理的形势需要，历经从“作为小康社会重要内涵的人民健康理念”到“服务全民健康的健康中国战略”，再到“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的人民健康事业”的发展演进，不断指导我国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新成就，使人民群众更公平、更实在地享受到健康福祉。而新时代公共卫生领域正表现出新景象，人民健康要素也显现着新的关系形态，特别是生命秩序的风险性因素、医疗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健康合作的全球性格局，要求我国健康治理作出新应对，客观推动着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接续完善。
首先，人类生命秩序的风险性因素正在增加，需要维持生存环境与发展条件的稳定状态。生命秩序风险表现为发生健康要素损失或公共卫生灾难的可能性，也包括人类因罹患疾病而导致的劳动生产能力减弱、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像艾滋病等传染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症，以及营养失衡、快速老龄化、结构性贫困等健康管理隐患，都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质量的风险性因素。虽然现代社会中纯粹自然状态的传统灾害，正因人类改造能力的提高而减少，但某些过度活动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环境反馈，“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现代性风险正加速集聚，使人类健康安全更加面临着环境污染、生产事故等次生威胁。与此同时，利益核心的资本理念、超高强度的生存压力使更多现代公民沦为缺乏同情心、吝啬正义感的“理性人”，导致负荷劳动与职业事故、食品危机与道德怀疑等社会事件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非自然健康风险正向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渗透。因而我们萌生出对健康规律的认知意愿和控制欲望，努力提高抵抗风险的防护意识和应处卫生事件的管理能力，同时在健康教育普及化、疾控信息共享化的现代环境中，注重避免媒体舆论、社会心态所造成的风险叠加效应，使健康治理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安全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其次，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多样态、全方位需求与医疗资源供给侧不充分、分布域不平衡的矛盾愈发凸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健康需求不断释放，“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对政府提供高质量健康保障寄予更多期望。虽然我国正在建立健全更可持续的公共医疗卫生体制，但健康事业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短板与缺憾，像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致使“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看病难、治病贵等现象所反映的社会资源管理及分配问题尚待纾解，国民健康水平在区域间、阶层间存在不平衡性；医院综合改革与医药体制改革尚需推进，福利保险体系与住房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重大疾病防控与应急管理机制应继续完善；健康生活观念、食品药品安全意识和心理咨询服务须待普及，城乡人居环境整洁行动、全民健身运动需要广泛开展等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和建构向度，决定着社会主义健康事业必须重点解决医疗供需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求、保障其最基本最现实的健康权益。
再次，全球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正影响着人类健康安全，促进健康愈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重要议题。虽然欧美国家正将卫生健康领域作为其控制国际秩序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但不得不承认，愈加开放包容的世界公共卫生合作已经进入制度成熟阶段，“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健康确定为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健康体系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在现代性的世界历史图景中，生态环境与公共卫生的不健康因素也在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有1260万人因在不健康环境中工作或生活而死亡，约占人类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健康危险因素的全球蔓延也已突破传统的空间限域，通过自然循环、交通线路等途径互相耦合、叠加关联，诸多区域性卫生事件正扩展为国际性健康问题，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愈加严重的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光化学烟雾、传染病疫情等环境公害频发，甚至超出现有公共治理系统的承载能力，人类仍未完全征服其危害性。
三、人民伦理：敬佑生命价值、保障健康权益、统筹健康谱系的中心旨向
健康是蕴含着人文底蕴的伦理命题，实现全民健康是党和国家的郑重承诺，体现着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伦理责任。人类世界的健康概念已然突破微观生物界限，成为关乎个体生命质量和群体存在价值的公共事实，而像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全民性反思，正赋予人民健康以更多的情感眷顾和道德追问。社会主义健康事业的人民属性不容动摇，习近平将人民健康视作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要素、关涉治国理政的战略任务，其对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健康福祉的伦理关切，构成为新时代健康事业最基本的正义理念和善性追求，体现着维护人民生命尊严与健康权益的合目的性：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并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新时代健康治理实践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人得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首先，将生命安全作为人民健康的最高伦理，重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状态。“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作为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经验存在物，是健康得以生成的客观基础，而健康又是生命延续的理想境遇和目的善性。一方面在生命安全的基础意义上，习近平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价值与健康尊严，在社会治安、生产建设、应急管理、疫病防控与救助等诸多领域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将人民生命健康作为国家安全、社会建设的首要资源和基本前提。同时注意健康不能超越生命规律或回避伦理属性，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同人类健康的融合进路成为可能，但要将敬佑生命意义的人文精神与情感关怀渗透到医学诊疗中，着重解决新科技应用于生命体时所产生的伦理问题，防止因技术盲目与金钱崇拜所造成的健康异化趋向。另一方面在生命赓续的发展意义上，习近平关注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状态，即贯通生-长-壮-老-已和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全程的生命质量问题，要求发展全龄、全科、全病种的全面医疗服务和连续健康管理。根据国家建设的未来意义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特别加强青少年的健康知识宣教和疾病预防工作，保障少年儿童的成长发育和素质培养；为老年人提供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服务，构建孝老敬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其次，使卫生健康服务惠及全体国民，尊重人民健康权益、保障社会健康正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人人有权享受维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中国民法通则也规定公民享有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一方面，习近平强调人民健康权具有普遍性，并将其作为在伦理意义上保障人民幸福生活、在法治意义上判断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比如使医疗卫生资源（保险制度、救助政策、设施建设）下沉至最大限度贴近群众，在国民健康政策中重点增强基层的防病治病能力；针对妇幼老残等重点群体“提供多元化和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非歧视地均等满足各类群体的特殊需求”，实施健康扶贫工程解决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因病致贫返贫者的生活难题等等，而不像西方国家将健康权作为一种普世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习近平阐证健康权的平等性同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密切关联，把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为保障健康正义的出发点，实现各地域、各阶层的公共健康服务均等化，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全体人民公平获得”来衡量评判健康权益分配的合理性。这不同于罗尔斯等学者所阐述的社会经济（财富权力）不平等条件下补偿缺失利益的虚假正义行为，习近平要求建构覆盖全民的“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公益主导、公平普惠、共建共享”的健康权保障模式，保障人民群众不因职业、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而享受到平等的最高健康标准。
再次，以大健康理念统筹全领域健康要素，促进人民群众健康质量的综合提高。人类医学从传统神灵主义、生物机械论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型，愈益验证着生命健康不只局限在单纯身体的无伤残或无病痛状态，还应包含心理意识、社会关系、生存环境等大健康要素，这也是经典作家语意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旨向。习近平重视生命存在的整体性内涵，将肌体、心理等生命要素纳入健康谱系的考察范畴。一是强调生理层面的体医融合、内修外治：发挥群众性体育活动对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积极作用，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提高疾病防控能力和诊疗救治技术，增进医药科研攻关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二是确保心理层面的矛盾疏解、美德培育：“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完善精神疾病的综合防控与管理工作；教育群众培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提高个人品德和文明素养、遵守社会公德和规则秩序。三是营造关系和谐、共治共享的生活健康：通过建构领域协同-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体制、培育互助友爱-向上向善的人文氛围，来预防和化解社会利益矛盾，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民众自觉的良性互动，保持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四是实现合理整治、空间美化的环境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健康的基础条件，加快推进污染治理和国土绿化，切实解决影响人民健康质量的突出环境问题；继承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传统，深化城乡卫生整洁行动和人居环境治理力度，使人民群众乐享宜居美丽家园。
四、改革智慧：纾解医改难题、完善疾控管理、健全政策体系的基本依循
新时代仍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生存需要-医疗资源供给”矛盾依然存在，医药保障与健康服务的政策机制尚待完善，因而健康事业改革成为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重要议题。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背景下，习近平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作为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基本方针，旨在破解体制转型滞后、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等医改难题，应对未知风险增加、环境公害频发、疫情危机复杂等公共卫生困境，增进医疗资源配置均衡性、卫生健康服务普及性、健康福祉惠民获得感，实现从卫生爱国向健康强国的现代化转变。
首先，把基本医药卫生制度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合理调整医疗服务模式和就医寻诊秩序。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关键节点，我国健康事业还面临着发展任务与改革需求叠加、巩固已有成果与拓展全新领域并重的复杂局面，不少交叉性、深维度风险因素成为亟待逾越的健康障碍，甚至在健康资源流通中出现无序逐利倾向、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出现紧急应处难题，使医疗痼疾凸显、医患矛盾激化。习近平强调“把健康‘守门人’制度建立起来，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治本之策”，着重在医药卫生制度改革及管理创新方面做好利当前、惠长远的顶层设计，建设整合型卫生服务网络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渐由打基础转向提质增效、由单项突破转向综合推进。基本医药卫生体制因其内在规律性和程序连贯性而为整体性存在，涉及分层诊疗、医院管理、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监督管理等五个方面的综合创新：一是强基层的分级诊疗制度，坚持居民自愿、基层首诊、政策引导、创新机制的原则理念，为城乡居民提供立体化、连续性的健康管理；二是优管服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处理好政府-医院的政事、管办关系，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组织运行效率；三是保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医保筹资运行、待遇保障、支付与基金监管机制，加快城乡医保整合、创新经办服务模式，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与目录；四是促整治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从药品产供销全流程发力抓好药品保障，彻底解决医药领域乱象，特别“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五是固效能的综合监管制度，健全医药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和盈利管控，规范医药卫生机构建立内审制度。在医务工作体制改革方面，习近平强调提升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增强其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责任感，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和行业自律，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其次，完善疾病风险特别是重大疫情的防控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生命肌体运行并非完全遵循线性规律，还会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活动的影响而出现健康偏离，特别是当前现代性问题与全球化进程深度融合，正增加着健康风险的集聚性、跨界性和不确定性，即使对小微疾病的不慎防控也可能造成世界性灾难，极容易引发超出政府常规管理能力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危及人类生命安全、损害人民健康利益，甚至对社会运行秩序形成严重负面影响。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在指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指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处管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考验。面对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同新时代形势要求、现代化发展任务、人民健康愿景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习近平将“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视野，将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性改革任务。一是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法治保障，修改完善疾病预防及治疗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传染病、生物安全风险等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防治规范，明确部门间、区域间权责结构；二是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职能机构设置，以及公共卫生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发挥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资源调配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三是改革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立统一联动的疫情应急响应机制、救治管理规范和领导指挥体系，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协同机制，促进健康研究院所与基层疾控队伍建设；四是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应急救助和医保异地结算机制，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的医药费豁免制度；五是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应急物资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建设国家集中调配的物资储备体系和应急采购供应网络。
再次，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适应新时代健康治理形态改革完善政策结构。维护人民健康须以积极的公共卫生政策消除障碍性因素，但“健康问题不是一个性质单一、根源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跨域问题”，所以健康治理及其政策改革不只局限在医药卫生领域，还关涉着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基层组织等诸多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3年《赫尔辛基宣言》中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申此理念，将健康思维融入社会公共政策和发展指标，“使其成为健康实践活动主体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行为准则，如此才能减少健康活动主体的自在性和盲目性，朝着应然的、合乎道义的方向发展”。习近平观照健康影响因素的社会整体性特点，一方面统筹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等全领域的政策结构，使政府在培育健康理念与塑造文明行动、提升医疗技术与优化卫生服务、环境治理与保障公共安全、推进多元办医与拓展健康业态等方面综合施策，比如将健康作为评估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融入经济政策，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再比如将健康融入生态治理，实施环境污染防治和修复工程、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和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察管理体制等等。另一方面集合社会各领域的能动性要素实施国民健康政策，“加强各部门各行业的沟通协作，形成促进健康的合力”，既推动健康法制及其监管评估体系完善，又调动公民参与健康治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正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的落地实施，使我国健康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并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居民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全民健身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
五、辩证思维：科学协调健康要素关系、完善健康治理格局
人民健康事业关涉多重社会要素和利益关系，必须增强驾驭复杂局面、解决核心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既要突出国家健康战略的系统性谋划，运用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也要抓好人民健康生活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依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最根本的辩证特质是社会行为个体与国家管理主体的辩证协同：人民健康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要发挥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职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生活；而“健康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实现全民健康也是个人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与道德责任，每位公民都应遵循健康生活理念、履行健康治理义务、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在具体政策实施方面，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辩证思维表现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普遍预防与精准诊疗、健康中国建设与全球健康治理等方面。
首先，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处理好健康事业公益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存在制度优势：政府在医疗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保障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健康服务，市场则凭借灵活特性为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习近平在新时代健康治理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思维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强调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责任，确保其在基本医疗卫生领域有作为、避免主体责任缺位，支持基础医药研发、调控卫生资源配置、消除医疗政策障碍、遏制健康产业乱象，同时注意政府管控的职责范围与限度；第二，在健康事业中引入竞争机制，确保市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领域有活力、避免资源结构的无序状态，鼓励社会力量提供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差异化健康需求，但要防止医疗市场中的技术冲动或利益冲动背离健康事业的“善本性”；第三，马克思曾论证医疗服务不同于生产劳动而具有社会公益性，习近平循此逻辑明确社会主义健康事业的经济维度，“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严禁市场挤压人民群众的基本健康权益，同时切忌简单将医疗资源平均化或把胃口吊得过高。
其次，厘清预防与诊疗的功能差异，解决好健康防护普遍性与精准性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方针，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疾病防控始终作为保障人民健康的关键环节；治疗病患属于健康事业存在的基本功能，提高治病能力是守护生命安全的最后防线，“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医疗科技支撑下的精准诊断、科学防治是病体康复的根本举措。因而新时代健康治理要兼顾普遍性健康保障与精准性疾病诊疗，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为人民群众提供覆盖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全程的健康服务。一方面坚持预防为主、增强预防意识，从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上阻断疫病传播、减少人群患病，根据国家免疫规划加强预防接种和随访管理，完善疾病监测预警机制、公共安全防护设施、动植物检疫举措。另一方面，在把握肌体生理规律的基础上优化疾病治疗技术，加强临床救治以及药物与医疗设备的研发攻关，对传统流行病、突发传染病、慢性病进行科学筛查、因病施策，推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习近平人民健康观中普遍预防与精准诊疗的辩证逻辑，还体现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方面：既重视蕴含着整体观、辨证论的传统中医药养生智慧的继承转化，提倡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人文属性；还强调发挥现代医学的精细化分科、靶向性治疗的优势，注重医疗科技的精准防治与特定实效。
再次，明晰健康中国战略与全球健康治理的互促关系，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探索实践契合点。各国发展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健康作为全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共同责任，其全球治理已成为联合国千年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主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的国家战略，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组成世界健康体系的重要举措。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以来，习近平统筹国家健康战略和国际健康事务两个场域，在推进国内健康事业发展、履行全球健康治理义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方面，坚持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确保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健康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围绕全球健康治理问题建设交流合作平台、紧急应处机制与风险防控系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实施中增进互学互鉴，“在相关国际标准、规范、指南等的研究、谈判与制定中发挥影响，提升健康领域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全面展示我国国际人道主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
六、结语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在新时代健康治理形态中生成，是对人民健康权益的整体认知、对国家健康利益分配的战略选择，作为当前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指导理念，正推动着国家健康制度、社会健康观念、人民健康行为等健康文化的深度整合。一方面，阐明社会主义健康事业的本质属性和建构向度，纠正极端健康主义的价值悖论和意识形态偏向，既反对因超越集体健康责任、推崇个体主动赋权而忽视政府医疗制度作用的弱纲领趋向，也反对因无限追求生命完美、盲信医学技术指标而忽视健康伦理涵义的强纲领倾向，回归共建共享的全民健康主题。另一方面，着眼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与期待全面发展的核心关切，将对健康生活的个体渴望转化为对良好秩序的公共追求，将“健康中国”由建设任务提升为国家战略，协调健康国民与健康环境、健康制度的逻辑联系，解决新时代健康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和现代性风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人民健康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将为健康治理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奠定生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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