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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
2020-08-11 18:08:29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池步云 【 】 浏览:253次 评论:0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留下了大量著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使这一理论不断充实和扩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其鲜明特征是将多党合作制度定位为“新型政党制度”。本文以基本文献资料为依据,分析和总结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基本立场和观点的坚持与发展。
       一、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思想
       政党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治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由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指出:要认清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形式,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实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实践中,都实行了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体制,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不同政党轮流执政。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一党领导的认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必要条件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阶级的关系上,也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和一般阶级群众的关系上。“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意味着其他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但这些阶级并不代表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只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伙伴存在,这些阶级的政党也不应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由无产阶级政党一党执政,并不意味着只允许无产阶级政党一党存在。列宁认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爱国民主党派和团体,共产党与它们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些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和议政党而存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如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源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社会、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1956年毛泽东表示不赞成苏联的一党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十六字方针”。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70多年来,多党合作制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的本质特征,是包括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治优势的发挥中,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避免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现象的发生。

       对于多党合作制度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提出“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伟大政治创造”的内涵体现为:首先,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都是在特定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多党合作制度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发轫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其次,评判政治制度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也不存在千篇一律、归于一尊的抽象标准。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讲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奋进新时期,圆梦新时代,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力量。

       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观
       马克思主义将民主的基本含义概括为“人民的权力”。《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认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民主与政治权力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揭示了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的阶级实质,认为民主的具体形式会随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随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发展。民主的每一次发展,都将使更多人获得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制“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而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毛泽东指出:“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所有社会成员转化为劳动者,广大劳动者也就自然成为国家生活的管理者,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目标。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形成正确的集中和统一的前提与基础。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约束,就会出现极端自由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1979年邓小平首次使用多党合作概念,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首次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将选举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对应,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制度相对应,指出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从未停止,政治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此起彼伏。从民主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出发,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是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基本目标是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可以通过依法选举人民的代表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选举以外的其他制度和方式来实现。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全党一定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方面,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排斥了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习近平概括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一是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二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三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上,习近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
       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方法学说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领导方法的最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应以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最基本的是要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列宁认为:人民群众看问题时不是凭理论而是凭实际,我们的错误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只有从千百万群众着眼,才可能使所制定的政策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也只有以事实为基础的政策,才可能是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
       要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还要有科学的领导决策方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原理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到政治领导和决策方面,总结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决策方法。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一基本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加以具体化和现实化,使群众路线具有可操作性。
       协商民主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决策重要方式的有机统一。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首次规定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提出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文件还区分了政治协商的两种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七种协商形式。其中,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和人民团体协商都与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或载体密切相连。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在这个大政治前提下,我们应该也能够广泛听取人民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领域明确了以下具体举措。
       第一,深入开展政党协商。政党协商应为其它形式的协商树立榜样。首先,建立多样化的协商内容甄选机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聚焦改革焦点和群众关切。其次,设置制度化的协商情形与规范化的协商程序。通过专业化的协商平台与精准性的协商过程提升协商质量与效率,避免协商泛化与形式化。第三,以制度赋权与规约相结合,实现决策主体与协商主体职责衔接。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围绕成果转化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实施细则。
       第二,全面推进政协协商。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多党合作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第三,落实协商主体责任。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要为党外人士履职尽责创造条件,对于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虚心听取并认真对待,同时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抓好自身各方面建设。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引领下,着力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协商过程中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策和策略原理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具有一整套科学的政策和策略原理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正确运用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是其政治艺术和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多党合作制度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关论述,在许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策和策略原理。
       首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某一整个阶段内提出的革命或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种政策是坚定的严肃的,不能随意变动,与此同时,在每一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最近的任务”。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对处理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统战工作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统战工作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有,也应该有。“虽然党外人士有些人说的话、提的意见有时听着不舒服,征求意见、统一思想要花时间,但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即便说得尖锐一些,即便工作费时一些,也是十分有益的。”
       其次,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诚如毛泽东所言:“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习近平指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工程。它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改革与改进,必须推动各领域的进步和创新实现联动与集成。对于多党合作制度而言,要认真总结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的宝贵经验,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发扬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传承,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为多党合作发展打牢组织和人才基础。
       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革命生涯的早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实行民众大联合,打败反动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建立和巩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为党的事业凝聚起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在团结全社会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指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巨大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
       第四,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不能单从阶级斗争的思维解释政治,“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洞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必须加以正确区分和处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与此同时“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许多被冠以“新”的概念,如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新型国家、新型民主、新型专政,这些“新”都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既有概念而言的。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对西方政党理论的批判和扬弃。其思想内涵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加丰富,对其理论探索自然也未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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