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话语体系是一套特定的符号系统，但从实质内容上看，话语体系则蕴含着系统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特定的话语体系是否有力量，既离不开形式意义上符号系统的呈现与表征，也离不开特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灌注与支撑。当前，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面临多重因素的影响和挑战，但最为根本的，则是话语体系的实质内容在发展上滞后、在创新上不足。树立历史意识，有助于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根基，拓展中国话语体系的视野，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实质内容的创新发展。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必须回答“谁在说话”、“如何说话”、“说什么话”和“为谁说话”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回避或者无法正确回答这些根本问题，话语体系存在的根基就会动摇、瓦解。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而言，要想正确回答这些根本性问题，就必须始终着眼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阐释和透彻表达，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矗立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上的奇迹事业；不是镜花水月，而是中国人民艰难探索并为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选择。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要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正确阐释和透辟表达，进而正确回答自身赖以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就必须增强历史意识自觉，从历史中获得话语体系构建的强大动力。
       首先，历史意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对传统中国话语体系的接续与转换、继承与光大，进而夯实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根基。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系统、完整、全面、深刻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准则，彰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远大抱负；不但内蕴着浩如烟海的知识和博大精深的智慧，而且外化出诗词歌赋、绘画建筑等多种极具创造性、艺术性的话语表征体系。正是这套话语体系，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思想根基、报效国家的价值支撑和追逐梦想的精神指引。正是在这套话语体系所提供的精神养料的浸淫下，中华文明能够历经沧桑而绵绵相续。近代以来，虽然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逐渐动摇并逐步走向瓦解，但其强大的生命基因却并未彻底消亡。无论是鲁迅对新旧国民性的呼唤与批判，还是孔飞力对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过程的剖析与明辨，无论是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倡导与阐发，还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厘定与高扬，都体现出传统中国话语体系对现代中国的渗透和影响。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实质，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始终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困厄与屈辱、抗争与奋起、光荣与梦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诸如“实事求是”“小康”“和合”“公平”等传统中国的话语表达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另一方面，那些富含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等方面历史智慧的格言古训，与崇德重义、公平诚信、爱国孝悌、和而不同等反映传统中国话语体系精神特质与实质内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础。因此，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更加自觉地在表达方式上，实现对传统中国话语体系的接续和继承；在思想精髓和价值观念上，实现对传统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在风格气质上，实现对传统中国话语体系崇尚的民族精神予以光大和张扬，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根基。
       其次，历史意识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视野，增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自信。经济全球化，使人们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不断升级，基于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文化渊源的话语体系间的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增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要想全面透彻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国回应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逻辑必然。因此，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也必须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及其话语体系进行回溯和剖析，以便认清现代性及其话语体系的多样面孔，明确自身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特质和正义所在，从而丰富和增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与自信。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产生与全球扩张是一个宗教蒙昧被解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和崛起的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逻辑性结果，一方面，人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获得了解放，资本及其化身——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获得了大幅提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要素被激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使资本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并成为资本拓展生存空间、实现自我增殖的强大工具。资本至上地位的确立，在推动了物质财富增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正当性理据，并由此确立起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的神圣霸权。同时，西方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张又具有残酷的剥削性、压迫性和掠夺性，因而，其话语体系表达无论辞藻怎样华丽，都始终无法掩盖其维护少数资本家的自由和人权、无视和剥夺广大劳动者基本生存福祉的客观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为西方现代性所极力倡导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始终是服务于资本的，原本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概念，遮蔽了资本为持续膨胀自身而制造的肮脏与罪恶，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已经成了专断片面的抽象教条、终结历史的绝对教义和掩盖资本贪欲的遮羞布。
       基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特殊革命道路的双重影响，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呈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相区别。一方面，不同于西方上千年的宗教历史及其相应的二元论、独断性对立思维和话语，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更为包容、通达的辩证思维与人文关怀，而这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扬弃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宗旨，加之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西方现代性复杂、多元面相的警惕和反思，并由此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大同、尚和合、互利共赢、和平相处等价值理念。以自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宏阔的历史眼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价值内核及其演变历史进行剖析和扬弃，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维度，对彰显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特质、回应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历史意识的内涵
       历史有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之分，前者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后者是指今人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认知、叙述和评价等，前者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历史真实”，后者则是今人对“历史真实”的认知，必然包含着今人的现实考量。历史意识属于主观历史的范畴，“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自我认知深化的体现”。面对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的社会思潮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持续挑战，必须明确话语体系构建中历史意识的基本内涵，不断增强历史意识自觉。
       首先，历史观是历史意识的深层基石，决定历史意识的根本立场，影响话语体系的内容构建。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和创造主体等社会历史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历史观既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蕴含着价值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投射因子。历史观不同，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判断和取舍所采取的立场就会不同，进而对同一历史进程的解释和对当下发展道路、未来社会愿景的话语阐释和期许就会不同。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是由“现实的人”构成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唯心史观看来，社会历史就是精神发展史，是个人精神意志的外在呈现，是宇宙神秘宿命的逻辑必然。在当代中国，坚持唯物史观，能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背后隐含的历史逻辑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有助于面向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全面、正确的阐释和表达。秉持唯心史观，则无法辨明推动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真正主体和根本原因，进而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人民群众、丑化英雄人物，导致话语主体虚无和话语自信丧失，难以正确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苦难与辉煌，以及中国道路形成和确立的根本动因，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倾心于那些偏离、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得出殖民有理的荒谬结论。此外，秉持唯心史观，极易落入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陷阱，被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空洞、貌似正确的话语体系所俘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渗透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自觉的传声筒和扩音器。
       其次，历史思维是历史意识生成的逻辑支撑，决定历史意识的自觉程度，影响话语体系的阐释表达。所谓历史思维，一方面是指自觉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去看待事物，并善于通过对历史源流及其具体过程的分析比较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它是立足并服务于现实和未来的，具有鲜明的鉴古知今色彩。相较于西方上千年间充斥整个社会的宗教话语和五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话语，绵延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始终具有浓烈的历史意识。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学习历史，不断从历史中寻找道义支持、发展动力和价值指引等，是传统中国话语体系中贯穿始终的基调。这种基调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历朝历代对前朝历史的修撰及其兴衰治乱之道的总结，以至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累积了汗牛充栋的史籍典册。另一方面，所谓历史思维是指以特定文化传统为基础而在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自觉坚持和创新，是对基于长期历史积淀而定型化的思维意识的自觉和辨明。自古以来，各个国家由于文化本元的不同以及受到长期历史发展中文化因革损益的影响，形成了基于不同文化类型的特定历史思维模式。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以家国同构为核心的世俗文化，因而形成了敬天法祖、慎终追远、鉴往知今、重视大局、关注长远、应时变化的历史思维模式不同，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源流中，排他性很强的使命感型宗教文化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进而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历史思维模式。可以说，历史思维意识的强弱和有无，直接反映了历史自觉程度的高低，进而深刻影响话语体系的历史底蕴、雄辩程度和表达风格。具有历史思维的话语体系，视野广阔、高屋建瓴，善于从历史比较和分析的层面看待事物的发展和演变，更能发现事物的优点和特质，因而更加雄辩，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更大。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秉承和发扬“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传统，又要汲取西方国家历史思维模式蕴含的智慧，不断提升历史思维能力，推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发展。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历史观和历史思维就是历史意识的根本，历史观是历史意识的生成基石，历史思维是推动历史意识生成的逻辑支撑，历史观决定历史思维的类型和特点，历史思维是历史观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二者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历史意识的基本内涵。
       三、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历史意识的现实表征
       如果说历史观和历史思维是隐藏于历史意识的背后，因而在话语体系中不易察觉的话，那么，历史情感、历史智慧汲取和历史批判则是历史意识的直观体现和现实表征，更能在话语体系中获得全面呈现。
       历史情感是历史意识觉醒最直观的表现，历史意识自觉的程度越高，历史情感就越强烈。“在我们这个集体记忆迅速变化的世界中，面对着历史的加速发展，任何人都想摆脱成为过去的孤儿、没有根基的人这种苦恼，所有人都热衷于寻求自己的身份，到处都在清点和保护历史遗产，为了过去和未来而建立信息库；惊惶失措的人们试图把握看来正从他们手中逃遁的历史。”对个体而言，历史意味着人的生老病死、族群的新陈代谢和国家的兴亡盛衰，藉由历史情感，个体为自身的生活意义、存在价值找到了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消除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存在焦虑而获得了“与天地万物同化”的生命体验。历史情感有“私情”和“公情”之别，前者从个人或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在对待客观的“历史真实”时，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主观独断，后者是以宽广的历史眼光，通观全局、比较分析，在历史的偶然中探寻必然，在历史的突变中寻求逻辑；前者以今人之是非来评判历史、臧否前贤，从而服务于眼前私利，后者是设身处地、同情地理解，从而为今人提供经验和启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必须融入历史情感，才能获得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增强话语体系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增强话语体系的公信力和说服力。
       如果说历史情感是历史意识的感性流露的话，那么，历史智慧汲取意识和历史批判意识则是历史意识的理性表现。所谓历史智慧汲取意识就是要重视历史智慧的现实价值，增强以历史经验和智慧指导现实的思维自觉。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和历史智慧的汲取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在革命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总结党在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及时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智慧提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破败的现实国情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苏联、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融入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建设实践中，从而在短时间内巩固了新生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奇迹的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广泛汲取和吸纳其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建设的经验和智慧，成功开辟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正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国际影响，这就更加需要增强历史智慧汲取意识，既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又深入分析其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挖掘现实借鉴价值，从而推动构建富有历史智慧、具有博大胸怀、能够凝聚广泛共识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
       与历史智慧汲取意识是对历史意识理性表达的正面呈现不同，历史批判意识具有更多否定性意味和斗争性色彩，历史批判的目的不是批判本身，而是通过批判洞悉事物的本质，从而摒弃错误、获得教益、坚守正道。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一整套以“革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并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期较量，不但揭示了他们长期欺压奴役人民的丑恶嘴脸和反动行径，而且暴露了中外反动势力话语宣传长期虚伪、欺骗的实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以“建设”“改革”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并从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对比分析的角度，同各种长期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贡献、宣扬中国崩溃的话语和言论作斗争，进而不但最大限度地凝聚起社会共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而且有力揭示了各种错误言论的产生根源和本质，既警醒了世人、教育了群众，又增强了“建设”和“改革”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新时代，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批评错误、揭露问题；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逆向种族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敢于发声亮剑、批判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存在空间和社会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列宁也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增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历史意识，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指导地位，不断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在增强历史情感、汲取历史智慧、开展历史批判的社会实践中推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