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经走过 70年的历史进程，逐步建构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主流政治话 语。虽然“政 治话 语”与“政治学话 语”还存在着一定区别，但毋庸置疑，新中国70年来政治话 语资源的不断丰富，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近年来，这一话题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借助SPSS、Nvivo、Segtag等计量和分词软件，以文本分析和话语解读的方式，分析阐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其政治话语，其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党代会报告、《人民日报》社论等党内相关文稿为文本，通过分析其词语变化、特别是高频词和新旧词语变化，深入揭示其蕴含的政治理念及其话语变迁。日本学者村田忠禧较早运用这一范式进行政治话语研究，所著论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十六大的特点》和《从<人民日报 >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反响较大。二是以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著为文本，通过分析其关键词词频、覆盖率等指标，深入研究其蕴含的政治话语。例如，佟德志的《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一文，以《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为样本，通过分析相应的民主关键词词频及其差异性，从中窥探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变迁。三是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正式文件为文本，借鉴功能语言学、语料库等研究范式，通过分析话语参与者角色、过程等指标，梳理其蕴含的政治话语指向。例如，于雪著《及物性分析模式下的政治话语研究——以2017年中美政府工作报告为例》，狄艳华等著《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核心主题词研究》等。从研究成效来看，这些借助计算机辅助统计软件进行的文本分析和话语阐释具有明显的数据证明优势和较强的可信度。尽管从本质上来说，其最终的数据分析和逻辑提示，仍然需要依赖具体深入的质性研究和专家解读，但毫无疑问，上述研究仍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颇具参考价值。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需要的不仅是反思和回望，而且需要借助于包括文献计量学在内的多维方法深入探讨。从话语分析来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社会科学门类，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专业特征和学科特征” 。正是由于政治学概念、短语，既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最小元素”，故可以选择政治学理论中的常用概念和短语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具体探析其在充分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权威文本中的词频变化及其与相应实践的内在联系，窥探出主流政治话语的意蕴变化。

       依此思路，我们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选择何种最能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权威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在这种权威文本中选择哪些基本概念、词语、短语作为分析对象。惟其如此，最后才有可能得到符合理论和实践逻辑、颇为科学可靠可信的结论。

       在当代中国，“党代会报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思考和部署，是观察中国政治方向的风向标”。简言之，作为官方发布的正式文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无疑是最能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权威文本。这些报告不仅见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内在包含其基本经验和规律，而且无论起草、宣读和发布，还是文中话语、语法结构、逻辑体系等，均十分严谨规范，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探究主流政治话语意蕴变化的首选文本。就基本概念、短语的选择来说，尽管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不乏人民、国家、民主、革命、建设、改革等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诸多词语，但如果从政治学理论演进来看，“政治”这一概念，包括含有“政治”的短语，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以来，“政治”就不仅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而且成为构建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石。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政治”这一概念为基础，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为分析文本，以含有“政治”二字的词语（以下简称“政治”短语）特别是由“政治”二字为基础组成的诸多专有名词或固定短语为研究对象，借助于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其中的“政治”短语进行话语挖掘和统计，通过考察其参考点、覆盖率、出现频次等数据，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究其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意蕴变化和核心语义。

       其一，主流政治话语的内在意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呈现共生互动、互相促进之势。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良好态势，为主流政治话语的生成变迁提供了充沛的理论源泉。纵观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可知，每一篇报告均根据当时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和话语认知，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政治”短语。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政治”短语的使用情况，从中窥探其内在意蕴，我们运用质性分析软件对其参考点和覆盖率进行统计，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2可知，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不等，出现频次也有差异，其内在思维明显呈现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从“革命”走向“建设”，进而转向“改革”的逻辑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推进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社会制度，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进一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因此，党代会报告中主流政治话语的“政治用词”和表达，大都集中在国家政权建设、新的制度设计等政治规范层面。如，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历次党代会报告，同时从上下文内容衔接看，其出现频次排在前三位的 4字短语“政治生活”、“政治利益”、“政治路线”，排在前两位的6字短语“重大政治事件、国家政治生活”，包括一些出现频次较少的“政治教育、政治待遇”等 4字短语，均显示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正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方向前进，表明主流政治话语逐渐褪去革命斗争色彩，正在以建设性思维进行新的理论重构。

       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特别是19 6 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曲折前进态势。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主流政治话语的“建设性”理论重构并未得以有效延续，而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话语回流”。从党的九大至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来看，虽然其使用的 “政治”短语数量大为增加，但却大多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如，4字短语，其中有一些像“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政治方向”等相对较为中性的概念，5字短语、7字短语，一些带有明显对立性和斗争性色彩的概念，如“政治大革命、政治野心家、反革命政治路线”等，为数不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迈向新阶段，全党上下政治自觉意识明确增强，对政治发展的理性认知明显提升，由此使政治话语体系更加务实。从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八大报告来看，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更多，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表明主流政治话语重新回归理性轨道。如，4字短语，既有像“政治生活、政治局面、政治制度”等政治学学科基本概念，又有像“政治体制、政治稳定、政治文明”等具有新时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特色的新概念，尤其 6字短语“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8字短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数量较多，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正确的话语导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如此，且内容更加广泛，像5字短语“政治领导力”、6字短语“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均属首次出现的新概念，凸显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要求。

       其三，主流政治话语中的词语“共享”和“独立”蕴含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传承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前进。体现在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反映话语内涵意蕴的“共享词”和“独立词”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所谓“共享词”，是指“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当中都出现的，并且位置比较接近的关键词”，“独立词”则指“在某个话语体系当中出现得较多，在其他话语体系当中则出现得很少，位置相差较大、差异性也较大的词语”。纵观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特别是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政治”短语，既有大量类型不同、但内容表达相同、内涵相似或相近的“共享词”，也有部分属于首次使用、富有时代气息、推动政治发展创新的“独立词”，既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始终前后相连，又暗含主流政治话语随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新实践而不断完善。

       从“共享词”来看，以4字短语为例，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几乎每一份报告中也都有一些诸如“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政治建设、政治协商、政治领导、政治稳定”等短语，尽管其数量不等、频次不同，但都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些“共享词”表达的内涵意蕴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因素：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政治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三大主要职能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更是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政治领导、特别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政治稳定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其最终发展的应然结果，等。

       如上所述，作为主流政治话语的集中表达，历次党代会报告用词严谨、内涵丰富，在一定意义上提纲挈领式地勾勒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宏伟蓝图，这就为深刻把握其统筹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语义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当代中国的“文件政治”时指出，“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系统能够把所有政治团体和个人联系起来，具有把抽象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的政治功能”。以文本分析中经常出现的“高频词”为例可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尽管有其独特的制度因素和国情影响，但从本质上说，其重点无疑在于遵循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探索一条符合实践诉求和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

       “高频词”是揭示话 语内在意蕴的一项重要指标。所谓“高频词”，是指在整个文本中内涵丰富、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语，其数量越多，说明其共享性和传承性越强，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文本话语的核心语义。遵循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原理，包括“高频词”在内的各类政治话语，按照其结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谓短语、偏正短语、并列短语、动宾短语等类型。但是，由于“政治”这一名词的特殊性，一些字、词与之搭配均较为困难，无论构成何种类型的短语，其在语法和词语构成上很难表达丰富的内涵，因此这里笔者没有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其内在蕴含的语义，而是借鉴和遵循语用学中话轮转换的一般原理，根据组成“政治”短语的字数多少划分其类型。作为人们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单位，话轮是语用学分析中的常用概念，因而大多数学者认为，“通过字数的多少来计算话轮长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尽管按政治话语和访谈话语本质上有较大区别，但从语用学分析角度来说，其内在机理和逻辑没有太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这种以词频高低、字数多少为依据对“政治短语”的语义分析，仅仅只是一种相对较为简单的意蕴揭示，其更加全面深入的内涵阐释仍然需要结合其产生的语境和上下文的话语结构进行系统分析。

       观察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政治”短语可知，其中大量使用数字多少不等，但又多次使用的“高频词”，显示其共享程度的高低差异，表明其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语义也有较大区别。从不同类型“政治”短语的出现频次和共享程度来看，3字短语、5字短语、7字短语、9字短语、10字短语、12字短语、14字短语、20字短语在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出现频次相对较少，而与之相对应，一些4字短语、6字短语、8字短语的出现频次较多，大多在10次以上，远远高于3字短语、5字短语的出现频次，且其覆盖率相对较高。

       例如，3字短语、5字短语，除党的十一大报告外，在新中国70年来的其他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频次均未超过10次，且就其组成来看，3字短语仅有三个：“政治上、讲政治、政治性”；5字短语仅有“政治大革命、政治经济学、政治野心家”等有限的几个；7字短语出现频次也比较少，大都在5次以内，但其组成较多，且主要体现在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报告中，如“反革命政治路线、反革命政治纲领”等，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痕迹；9字短语、10字短语、12字短语、14字短语、20字短语也是如此，出现频次相对也较少，除个别短语外，大多都在2次以内，且其组成数量也较少，如9字短语仅有“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10字短语仅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12字短语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14字短语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参见表3）

       其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由“破”到“立”，较少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均用较大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多次使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道路的质疑之声时有出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尤其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