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继 1992 年十四大确认经济体制改革 目标，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向”问题，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作用 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型”问题之后，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问题。

       人类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合理配置资源以获得最高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源配置基础性规范，虽然以生产关系为载体，却需顺应生产力需要。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催生了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发展计划体制的反思，使改革客观上成为选择、坚持、改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具有上层建筑规定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具有生产力规定性的生产关系。

       通常情况下，事物认知顺序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而事物阐释顺序则需要体现事物本身结构层次，即从内容到形式，从本质到现象。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诸多规定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像昔日计划经济一样，发挥标志性作用，既是其他规定内容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他经济原则的践行旨归。马克 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导言》中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之前，计划经济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普照的光”，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新型的“普照之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系目标，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

       人类面临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关系，而发展与自然界关系基本方式是社会合作，所谓“社会制度”就是 实行社会合作的原则体系，或者说是多数人能够接受或认同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成员拥有资源条件 不同，有效社会合作只能是各方妥协至利益平衡的产物——这意味着，任何社会制度生成都需要一个代表全 社会的权力主体——该主体往往经由各方博弈并最终获得普遍认可。一般而言，权力主体需提供三种答案： 一是设置什么目标？二是秉持何种理据？三是践行什么策略？其中，“发展目标”和“秉持理据”属于制度理念或制度灵魂，“策略原则”属于制度载体。

       所谓社会制度，不过是政治权力主体秉持一定发展理念所创设 的社会合作原则或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制度政权主体是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理念是个体本位的社会竞 争原则，运用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是社会本位的社会合作原则——体现为通过民族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目标，运用共同富裕的资源配置方式。

       按照唯物史观，基本经济制度是任何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也是一定意义生产方式；其内涵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规定性：如果说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的话，那么，该生产关系不是抽象或一般生产关系，而是对接了特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形成了自身确定性的生产关系。作为指向理想社会目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灵魂”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即“先进生产力”和“共富生产关系”的统一。政权主体保证了制度灵魂的作用，使所设定制度载体具有自我完善空间，其实质是该主体依据客观条件变化作出适应性调整。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人类解放目标，对接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类解放目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依赖

       马克思主义是从规律意义上认识并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的学说。坚持认同规律存在、坚持经济要素 归根结底起历史决定作用的规律内容、坚持弱势阶级变强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 系最重要的方法理论。在当代，人类解放事业越来越同弱势群体及落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并由此 催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一方法原则的现代形态。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成长经历，使其拥有这 样的胸襟和视野，也具备这样的决心和能力，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经济部分，一定意义上也是其最具标志性的内容。 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说，政治理念是政权主体标配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共产主义为特征的人类解放理念，表明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水平生产力就有什么性质生 产关系；理想社会共同富裕生产关系取决于先进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体现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系的统一。任何离开“先进生产力”去谈“共富生产关系”或者放弃“共富生产关系”只谈“先进生产力”的观点，都会陷入道德空谈或实践迷雾。

       中国共产党是连通改革前后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同一主体，“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之前与“计划经济”结合还是现在与“市场经济”结合，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都秉持了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系原则。社会主义本质兼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规定性，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衍生原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要求。

       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和共富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是“因”，共富生产关系是“果”。只有获得先进生产力才能创建共富生产关系。在百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无论俄国中国，都属于经济落后国家，对先进生产力目标的追求，都无法通过自身经济条件自发获得，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以自身既有资源为 载体，进行实践探索。这种偏重文本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于落后民族而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个客观事实是，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命活动最为活跃领域，始终处在发展状态，其变化导致生产关系持续调整。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百多年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 生产力生成机制，而且深刻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样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 转变，要求对之取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做出相应转变，无论先进生产力获取路径还是共富生产关系内涵， 都必须体现 21 世纪人类发展需要，首先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背景下重建先进生产力发展机制。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度成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选择

       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尚未完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两人所描绘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批判”的理想社会状态，仍然具有浓郁田园色彩。自然经济时期脑力劳动尚 未直接进入物质生产，劳动者以体力支出为主，受到人体物质规定性限制，往往难以发生太大变化；与之相比，生产资料经由“社会劳动”在“历史积累”中逐步形成，成为生产力发展依靠和标志。马克思所谓“一定 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生产关系所由发生的“物质生产力”，指的就是这种生产资料。“各种经济 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 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正因为如此，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之后，机器生产可控性提供了消除匮乏的物质条件，机器生产客体 性提供了弥平能力差别的技术条件——只要发挥大机器生产资料作用，形成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类就能进入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1852 年，马克思据此得出结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 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其隐含逻辑是：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消灭阶级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商品过剩；要避免这一危机，须实行计划经济，要计划经济必须实 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胜利后，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该专政将完成生产资料私有 制向公有制转变，随之实行的计划经济将推动人类进入无阶级的理想社会。上述推论的逻辑起点是“生产资 料是生产力标志”，而“大机器生产资料是先进生产力标志”；一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意味着社会掌控了先进生产力，实现共富生产关系即可水到渠成。

       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抓住先进生产力这一前提条件，但在当时，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被设定为生 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制包含了生产力归属；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体现生产关系性质，也体现生产力水平设定。《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并非仅仅针对生产关系领域变革，也是生产力发展选择——大机器生产 资料当时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其公有制支撑了计划经济，避免了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浪费，就意味着对先进 生产力充分运用，进而为共富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旦生产资料失去了生产力标志意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再具备生产力内涵，“消灭私有制”或“实现公有制”也不能成为直接获取先进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公有制计划经济思路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则面临着不一样的事实。社会主义改革历史使命是重新认识生产力生成机制，重塑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系的发展目标。

       （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成为“普照的光”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来源从“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生成机制从“历史积累”转变为“现实创造”，科学技术从一般物化形态演变为脑力劳动形态，从客体要素转移至主体要素。 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质生产资料”逐步移向“劳动者劳动能力”。生产力两大要素关系由“物支配人”转 变为“人主导物”——原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决定劳动者分工格局，现在劳动者能力高低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这一转变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生成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转移至“人”，生产力发展途径也从对物质生产力计划安排转变为对劳动生产力市场激励。此时，市场生产代替了计划生产成为“普照的光”，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生产的地位和影响”。 市场生产的关系代替了计划生产的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简要说来，计划生产侧重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资料作用，针对“物尽其用”目标，所营造生产关系强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配置资 源；市场生产侧重充分激励劳动者劳动能力，针对“人尽其力”目标，所营造生产关系强调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后者客观上把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都视为激励劳动者“各尽所能”的“手段”。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普照的光”。该观点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犹如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改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质，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的制度性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 ‘结合’中，才融入和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规定的。” 

       这一观点没有把社会主义选择市场体制视为生产力发展机制再认识，与习近平思想并不一致。习近平强调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立足于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转变，把获得先进生产力与广泛 动员劳动者——开放所有制是一种动员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上文中说“以公有制为主体”放弃“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就显得片面，至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才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先有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到人调整，即用市场体制代替了计划体制，才要求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相应修正。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客观上包括“制度理念”和“制度载体”两个环节， 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理念”与“市场经济制度载体”的结合；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结合”之后的产物。无论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或者混淆“公有 制为主体”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看上去不显山露水，没有冲击到对该问题判断大局，实质 上却影响到对“结合”过程中两大要素地位的认知，即“制度理念”与“制度载体”中何者主导了这一结合？用 “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表述代替“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客观上使特定“制度载体”遮蔽了“制度理念”。“以公有制为主体”一旦跟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表述，就超越了本来意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与“市 场经济”“结合”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修正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更新了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从逻辑上说，该自然史既是经济社会形态历史，又是人类劳动能力历史。资本主义在自发过程中率先找到了市 场经济体制，后者运用持续激励劳动方式化解社会合作关系矛盾，一定程度上发现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崛起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穷尽市场体制潜力，市场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现象，客观上压制了弱势群体对自身劳动潜力的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政府作用”以促劣变优， 实现了对整全劳动的动员，提供了更高水平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体现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 系的社会主义本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一旦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占据主导地位，要形成一流生产力，取决于能否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相比之下， 所有制性质需要服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目标。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理念，客观上营造了劳动者各尽所能环境。首先，提供了各尽所能前提条件，即法治原则、自由迁徙原则、自主择业原则；其次，形成了各尽所能成果衡量尺度，即要素市场化配置、商品市场化实现、能力市场化衡量；最后，具备了各尽所能动力机制，即竞争普遍化、常态化、持续化。正因为如此，市场体制成为激励劳动最佳方式，成为文明史以来人类社会合作的客观要求，具有规律性意义。如果说，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话，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坚持，将使“大 众创业”越来越与“万众创新”趋于一致。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消费条件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 有人由此引申：生 产资料所有制属于广义或宏观分配条件，进而把所有制直接视为分配原则。这种观点虽然依据了某种事实， 但也模糊了相关界限。其一，只有当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时候，所有制才属于直接生产力，也 才具有直接分配功能，一旦劳动者成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所有制蜕变成为间接生产力，只具有间接分配 功能。其二，如果消费条件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那么，物质生产条件分配不过是人力生产条件 分配的结果。一些学者单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是也从生产力角度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观点。

       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其一，“共同发展”意味着各种 经济成分都需要适应市场竞争局面，解决各自发展难题，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先孰后问题；其二，公有制主 体地位是历史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是客观存在，既然能够像其他所有制经济一样经历商海沉浮、 破浪前行，就没有理由怀疑其能够保持这一主体地位。

       共富生产关系只能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创造出先进生产力的一切资源和条件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基本任务。所有制开放，是劳动能力开发方式，而公有制原则有助于帮助弱势群体变强，客观上针对拟劳动环 节的发展需要，将是发掘全劳动的重要途径。市场体制启动了“死劳动”资源，它通过认同资本作用，使劳动 积累成果得到持续运用；政府作用启动的“拟劳动”资源，通过促劣变优机制，使劳动未来形态得到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全劳动的动员，正是它得以创造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

       一些人把“消灭私有制”观点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旁证，以此动摇“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论断。如前所述，当代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已经从“物”向“人”转移，所有制不再支配人，而是人利用所有制。市场体制是当代发展生产力的最好经济模式，而公有制既能适应市场体制，又能够为政府作用提供助力，其主体 地位当然“不能动摇”；私有制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竞争，迅速增加社会财富，同样不可或缺。所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获得先进生产力的不二法门。

       学界有一种“所有制中性论”，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模糊了公有制经济成分具有的双重赋能。政府更好 发挥作用当然需要充分利用公有制资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打压私有制发展为代价，也不意味着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刻意给公有制经济吃偏饭——这样一来，就会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在所有制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属于“解放生产力”重大举措，体现了对拥有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者的全面动员；人们无须再视公有制为唯一社会主义性质，民营经济同样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照之光”映射下，公有制为主体首先是客观事实——这是亿万劳动者 共同创造的经济成果，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放弃之、减损之；其次是主观选择——与资本主义市场化必私有化不同， 公有制主体对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不可或缺作用，使中国共产党人下定决心探索出一条使公有制经 济融入市场机制之中的道路，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优做大。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所有制问题比较，分配制度属于更为直接的利益关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就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言， 分配制度效果更为显著。而在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属于“发展生产力”重大举措，是对拥有不同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动员。二者统一，将充分体现市场经济激励劳动性质。按劳分配本来就是市场机制所呈现的分配原则，它衍生出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能够更为全面激励劳动者各尽所能。

       在过往计划经济时期，按劳分配被视为唯一合理原则，其他生产要素均无合法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人们逐步确认了生产要素大体区别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一提法表明，其一， 按要素分配从属于按劳分配原则覆盖范围，劳动、资本、技术、管理都属于特定的劳动方式，按要素分配就 是广义按劳分配；其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区别意义的“劳动”，体现为体力支出为主的特点，以人本身为载体，人在劳动在，人去劳动无，作用空间局限于人体耐受环境，其作用机制呈现“一过性”，属于高成本生产要素； 而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体现为脑力支出为主特点，形成各自不同外化形态，成果一旦形成，往往能够自由投放，其精神形态则可反复使用，属于高效率生产要素。由此决定了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劳动要素处在弱势经济地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践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需要面对两大问题：一是形 成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确保所有生产要素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各得其所，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以形成最为合理的生产力发展样态；二是针对劳动要素客观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运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予以一定程度援手，稳步向着共同富裕目标前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角度对此做了强调：“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 业”，“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应该看到：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完成，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正在经历从生存需要向发 展需要的转移。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呈现在获得发展资源领域——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个人发展条件方面，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或优或劣的区别——所谓“不平衡不充分”针对的就是发展资源优劣多少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将体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里，真正平等以自由为载体，除此之外一切平等都是特 定程度、特定范围平等，而这种平等无论多么完善，相对于主体诸多差别而言，归根结底是不平等。不同等主体一旦与自由发展挂钩，就能够创造真正平等格局。然而，要提供“每个人自由发展”资源条件，意味着社会生产力达到很高水平，任何人想按照自己意愿去发展，都能够获得相应资源条件。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现状距离这一目标还比较远，到目前为止，社会能够充分满足的仅仅是社会整体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任何个人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只有占有了足够资源的富人才能按照个人意愿去发展，而不是所有个人都有条件这样做。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发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就不可能照搬 其模式。从理论上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选择市场体制是必要之举，但如何既调动 劳动积极性又避免两极分化，则需要改造原生态市场体制——既优胜劣汰又促劣变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优胜劣汰”“促劣变优”双重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区别在于政治权力作用不同。如果说，凡市场经济皆存在“政府作用”，即为“自由竞争”提供法治体系约束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这种“政府一般发挥作用”最 大区别，是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直接介入了经济基础塑形，并且，由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内在嵌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其本身已经多少改变了上层建筑形式，转变成为经济基础有机组成部分。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种“粘连”表明：制度形态经济基础从形式上往往来自于政治施为，但能否实质上成立，则要看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换言之，经济基础经由上层建筑获得制度形态表达是历史一般现象，这让人看起来，仿佛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是，上层建筑所推出制度形态生产关系能否成立并延续，并非看上层建筑意愿，而是看其能否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只有那些推动生产力发展即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才能得到认同并存在下去，否则只能被新的选择所代替；也就是说，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区别可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个是预设目标不同，社会主义把人类解放作为目标，致力于发展与自然界关系，资本主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标，致力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个是价值理念不同，资本主义秉持个体本位原则——是否对己有利成为最高原则，社会主义秉持社会本位原则——始终坚持通过整体发展来满足个人利益。

       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决定性作用体现了个体本位原则，经由优胜劣汰形成了财富增值效应，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则体现了社会本位原则，经由促劣变优形成了开源回馈效应。一方面，市场在要素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激励了市场主体积极性，使社会财富总量获得了快速积累，持续提升了政府作用的资源条件；另 一方面，政府对弱势群体帮扶举措大大激活了劳动主体兴业创业积极性，保持了扩大再生产持续发生，使市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增生产要素。双方形成的互通环流机制，构成了一种循环上升，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科技发展的开放体制，创新了社会主义运行机制

       体制作为按照一定目标设置的组织制度，构成人力资源进而全部资源配置的基础；社会经济体制，意味按照一定经济目标所设置的政治组织体系，由此构成政治资源配置的基本样态。主导政治组织资源配置的 原则或目的，构成体制的灵魂。当然，一切社会体制都具有政治性质，但其中仍然存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区别，它们目标设置原则决定了其内涵的不同。

       经济体制是发展经济所建构的组织体系。一切组织体系本质上都具有某种政治性质。政治作为“众人之 事”针对的是某种范围的社会合作，制度体现的是基本合作原则。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区别了社会合作的 领域，但只要进行社会合作，都需要形成合作原则，即解决人们合作目标、途径（分工）、成果共享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制度内容的确定与遵循，就具有某种“政治”性质。

       （一）营造劳动者各尽所能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基本追求

       经济体制致力于经济发展目标，其组织体系设立体现经济发展成果最大化，或者说达到一流的生产力水 平。显然，按照这一目标，经济体制首先需要解决的认知问题是：何者是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以及如何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该要素的最大化？后一问题附着在前一问题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别迈出两大步，完美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第一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转变为人，成功地 奠定了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基础。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普遍存在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者现象，要形成先进生产力， 只能充分发挥生产资料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使大机器生产力被严重浪费。要化解这一矛盾，就必须代之以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事实表明：劳动者才是获得先进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比较起 来，以利益差别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采取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方式激励劳动，更为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改革转而选择市场体制，为形成劳动者各尽所能局面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修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政 府更 好发 挥作用，成功地发掘弱势群体劳动积极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把劳动者群体区别为强弱优劣，历经上百年乃至数 百年“马太效应”，使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固化，严重销蚀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不仅如此，由此产生的“强 者支配弱者”模式，使资源配置单方面地服从强者利益最大化需要，挫伤了弱势群体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开启了促劣变优机制，其间广泛发掘了弱势群体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形成了“强弱平等合作”模式。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部分劳动者的有效动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现了对整全劳动者的持续动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的上述两次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使市场体制自发的两极分化趋势演进为自觉的共同富裕发展。由此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人类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也是最终形态。

       （二）科技创新体制是从深度上对劳动者潜能的开发动员

       凡市场经济均以劳动——资本是其强化形态——为灵魂，即突出理性运用劳动方式对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秉持个体本位价值观，其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呈现出自发性、自足性，社会主义秉持社会本位价值观，其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则呈现出自觉性、自律性。双方都遵循了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但选 择的实践路径不一样。

       在科技创新方面，体现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要求，既弘扬科学精神又弘扬工匠精神，既注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基础研究的创新，又注重企业主体等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既注意科技成果转化又注意 科技人才发现、培养和激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竞争机制对主体劳动活力的科学力发展方向作出了尽可能完善的布局。

       个体本位原则也是市场主体的基础。公有制一旦绑定了相应的权责利标准，彰显的同样是个体本位原则。换句话说，只要是市场体制，一切所有制形态都必须建立在某种个体本位基础上，并遵从生产要素市场 化配置规律。公有制在政府作用环节难以替代，促劣变优所需要的公有制资源，可以直接运用、规模运用、 快速运用,是私有财产无法比拟的。所以，公有制经济虽然经历了市场竞争的逻辑转化 ,仍然构成“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基础环节，对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

       不仅如此，公有制为主体的资源条件，为“举国体制”奠定了基础。面对两制关系紧张相持局面，尤其是美国的刻意打压，中国发展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频频面临霸凌现象。为了早日改变在关键技术方面被“卡脖子”，举国动员体制成为应对的唯一良策。这既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底气，也是其快速发展的主要仰仗。 

       （三）开放发展体制是从广度上对劳动者潜能的拓展动员

       开放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开放的坚持，取决于对形成先进生产力的深刻理解。《德意志意识 形态》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种“社会力” 首先取决于分工关系所营造的集体合作性质，《资本论》认为“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 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 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体现了对客观生成“集体力”的拓展运用，强调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在三大产业、内资外资、政策法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 应该看到，所谓开放，实际上是进入更大范围的分工关系，所有参与者都因此共享分工理性成果。分工关系越是扩大，共享范围就越是增加，对生产力发展就越有帮助。

       一般市场体制都形成了不断演变的分工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强者支配的分工原则，该原则在过往时期具有合理性；在当代，人们普遍接受了基础教育，理性能力获得普遍开发，强者支配原则限制了弱者自 主运用理性能力，阻碍了社会生产力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开放发展”，就是以劳动者平等作为前提，在资源配置方面采取开放态度，允许弱者自主支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资源配置。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推出体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举措，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需要，其初衷并非替代既有的“强者支配”经济政治秩序，而是在该秩序体系开设了“旁路”。中国借此取得了骄人发展成就，引发了西方世界羡慕嫉妒恨，美国政客判断这是从体制机制和价值观方面挑战了资本主义，试图组织讨伐社会主义中国的“十字军东征”。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经济全球化作为理性成果共享形式，是人类发展必然选择，西方政客出于一己私利的拦阻，必将沦为历史笑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机理是：通过优胜劣汰市场作用，对劳动能力强者实行激励，持续增加财富总量，通过促劣变优政府作用，为扶助劳动能力弱者创造越来越充分的财富条件，不断提高整体能力；由此促使 优胜劣汰与促劣变优相向而行，最终达到双方交汇点，即由于劳动能力弱者变强，使优胜劣汰趋向利益平等局面，后者即为共同富裕。

       可见，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体内容的表述，客观存在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属于“普照的光”，决定着所有制、分配制度、科技创新、开放发展的地位和影响。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定位，就意味着它不再被看作化解生产力落后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不再仅仅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现象；而是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实现“先进生产力共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直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