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世界秩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日渐衰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话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文明领域的表达与传播体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我国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中西对比过程中建构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展示出我们民主政治的旺盛生命力。可以说，全过程民主是一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它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文化性建构、规范性建构和体系性建构。如果将全过程民主与新型制度的关系置于国家治理场域中进行考察，能够发现两者相互匹配，共同推进协商与法治的良性互动，程序与实效的规则创设和调适与合作的双向构建。而新型政党制度作用于全过程民主，则是通过手段与目标的增量赋权，发展与治理的双轮驱动以及价值与工具的弹性整合。当然，新时代如何结合我国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实践，努力实现中国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的概念化与理论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键词】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新型政党制度；中国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句话生动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保障日常政治生活中人民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显著特点和巨大优势。然而，无论是理论界、人民群众还是基层社会治理部门，目前都是围绕基层民主和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制度改革进行具象化的讨论，而未能从宏观上将其与新型政党制度联系起来，更未曾把它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来予以审视和分析。可以说，全过程的民主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认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全过程民主:一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民主的制度形式，而是在于将民主原则和实际国情结合，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它在中国土壤里生成人民民主，形成一种人民广泛参与的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民主从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化性建构、规范性建构和体系性建构来形塑着人民民主。
（一）民主基础：文化性建构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没有中断的知识积累，足以媲美甚至超越西方古希腊文明。传统政治统治延续长达千余年，积淀了丰富的民主政治经验和民本思想。如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孔子的“为政以德”观点，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以及近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理论。这些丰富的经验和思想观点都构成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即全过程的民主的理论渊源。我们要“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中国的民主实践则真正开始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试图通过“新政”来改革传统国家形态，进入现代国家体系，最后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清政府借鉴而来的“宪政”“改革”等西方民主制度理论并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者一面实施“新政”一面又保存封建专制制度，导致“新政”的昙花一现。随后，辛亥革命胜利以及中华民国建立，宣示着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寿终正寝”。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积极探索民主建国的道路，构建了一系列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论，如现代化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三民主义”和政府运行学说“五权分立”。然而，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并不完善，民主政治并不仅仅是“管理众人之事”，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难以“生根发芽”，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长期面临民主的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和贯彻危机。继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续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之争”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的主导性理论而画上句号，中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既有传统优秀文化的滋养，又有西方政治思想的借鉴；既有内部的制度调适和变迁，又有外部的示范效应。
（二）民主形态：规范性建构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可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权利与权力结构关系的制度安排层面，构成国家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二是实现权利与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主要制度就是选举制度与协商民主制度。”所以，全过程民主体现了民主的第一层制度形态，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出了民主的第二层制度形态，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就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权利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与实现方式。其明显特征是“国家在后退”，而“参与和联动”则成为民主运行的关键要素。
从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团结协作，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党协商充分听取人民群众和参政党的意见和建议，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治国理政。质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协商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也就是程序与结果的统一，人民参与、政党协商和民主质量的统一。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指引和指导全过程民主发展和变革。有学者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议题指出，我们“应有一种政治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以突破既有西方治理理论的思维钳制，另一方面以从一种长时段的全局性审视视野来关注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所以我们也要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当下中国全过程民主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创新——即全过程民主不仅顺应民主化潮流，又能够保持本土特色，在政党政治领域中构建出一套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
（三）民主运行：体系性建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震惊世界，其民主政治的实践注定离不开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国兴起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人类历史舞台被西方国家独占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从国内来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科学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社会组织在治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以政府微观‘确权’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以共享发展理念谋划城乡一体化建设。”“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从国际来看，中国一贯强调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而实现内部与外部的有机协调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贸易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中国的全球治理模式也为许多不结盟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案例，增强了各国走伙伴治理而不是走结盟治理和霸权治理老路的道路自信。“特别是通过新一届政府的积极进取外交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中国的治理方式和理念将在塑造世界秩序方面发挥更为有力的积极作用。”总之，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是基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用，它构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和有别于西方的可供参考的民主发展模式。
二、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经验考察与理论拓展
“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制度，但政党制度形态则决定民主政治的运行形态。如果说西方的竞争民主与西方的政党制度相匹配的话，那么中国的协商民主则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相匹配。”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与新型制度相匹配。然而，仅仅阐释党的领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仍难以有效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全面理解政党制度影响民主政治运行和国家治理的现实路径，以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因此，这就需要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于全过程民主的功能及作用机制，它既注重人民代表选举过程的公开公正，又注重选举之后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参与权利的行使，从而使人民民主的形式程序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民主的内容得以实践。
（一）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经验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历史当中去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逻辑，并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去认识它的作用与功能。因此，这就必须把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民主政治过程置于国家治理场域中，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在治理场域中的互动关系，从而去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
第一，协商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全过程的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都遵循法治与协商。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和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化的政党政治运行框架，运行过程中不同主体相互合作、并为实现一定的价值追求而达成政治共识，展开联合行动。“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的。”全过程的民主中，人民群众在合法程序和相应法治规则的约束下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就涉及自身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公共议题表达利益诉求和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通过民主协商，最大程度倾听民声、广纳民意、汇集民智，使各方有益意见和建议都能应用于治国理政。因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目标定位下，就更需要从那种国家单一规划、纵向控制、工具化操作的‘构建主义’法治建设策略，转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互动、双向构建，进而形成混合动力和双轮驱动”。雄安新区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等事关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都经过了充分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从而得以通过。
第二，程序与实效的规则创设。全过程的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都注重程序与实效。如果说近代西方国家把抽象的民主理念转变为一整套选举制度和决议程序，空前地提升了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能力，那么，西方的政党制度则使政治运行和国家秩序变得日益精英化和更加不稳定。此时，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民主运行的实际效果就更为凸显。“离开可操作化的程序，没有真正的民主”，“离开可操作化的程序，没有真正的效率”。一方面，全过程的民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规范和决策程序，进行决策和管理活动，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这一民主政治过程是在中国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同时畅通了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助于保障政策决策的长远性和全局性，使决策更具科学含量。”另一方面，全过程的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转同样重视程序之后的实效。不论是温岭民主恳谈会、烟台电视问政栏目《问政烟台》、还是上海基层立法联系点，我们都能从中看出全过程的民主在基层民主和国家治理过程中对民主决策的贯彻落实。因为新型政党制度为全过程民主的决策纠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能够对各项方针政策和民主决策及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对相关的政策实效进行长期的跟踪与反馈，一旦出现的失误和偏差能够及时纠正。第三，调适与合作的双向构建。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都具有强大的发展活力与适应性。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新型政党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民主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并在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合作中创造出来的，其中就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说，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过程就是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调适完善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民主党派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一是与执政党建设及其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相契合，二是要与执政党所领导的国家中心工作相契合。两个契合推动了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重建与转型”。这样，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而非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竞争关系，并且民主党派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发挥着参政议政、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的功能。“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下，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平台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最终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因而，新型政党制度可以有效地嵌入到全过程民主的运行当中，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合作性。
（二）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机制分析
新型政党制度之于全过程民主的主要功能取决于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能否就民主内在的目标、价值、程序、规则等内涵达成政治共识。因此，笔者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作用于全过程民主的主要机制有手段—目标机制、发展—治理机制以及价值—工具机制。
第一，手段与目标的增量赋权。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民主规则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置旨在使人们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并就政府推行的政策达成普遍一致。这样，全过程的民主就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内容以及民主手段与价值的统一。西方民主实质是一种选举式民主，选举被看作是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性来源。西方国家主要政党为了达到扩大影响、上台执政的目标，必须赢得选民的支持。因而他们积极探索新的选举手段，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这些国家政党把选举民主变为一种操纵的民主，结果忽视民主最重要的运行问题。诸如土耳其、缅甸以及泰国等“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都遭遇了民主的困境或出现了民主的倒退。由于民主选举可以被利益集团或者寡头政党操纵，还出现政党竞选上台后无法处理执政之后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现象，如英国的脱欧问题、美国政府停摆问题。此外，西方国家将民主理想化，普遍忽略了民主有序运行的制度保障和历史情境，美国在冷战后推动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就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和政体变迁。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实践不断发展创新，全过程的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相结合，其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经济社会和基层民主协商也迅速发展起来，甚至在立法决策领域，也广泛引入全过程的民主形式为社会公众增量式赋权。通过全过程的民主，党和政府能够让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民围绕公共决策进行协商，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当前我们正处于‘十四五’开局之年，上海、重庆以及江苏南京等诸多地方政府积极邀请民众为编制‘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同时，通过协商民主，让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行使民主权力，进而实现民主手段和价值的统一。
第二，发展与治理的双轮驱动。当执政党完成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后，他们就会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国家的善治，借鉴什么样的治国理论和治国经验，这就涉及到发展—治理机制的作用。而衡量国家发展的标准有两条：第一条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既体现在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程度，又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第二条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即构建一套实现善治的话语体系。有了这套话语体系，人们逐渐认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统治者不需要借助暴力来维持其统治，政治统治的功能隐藏到公共管理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民主的进程中就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平衡。从民主发展角度来说，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民主党派同样可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对中国共产党大政方针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在顶层设计中形成国家治理民主化的基础。“我国的党际关系是各个政党基于共同目标与相互合作而达成的平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关系精诚团结又互相监督，政党政治合力聚焦社会发展。”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全过程的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领导中嵌入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这样既能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全面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意志和诉求，也能通过民主协商不断吸纳不同群体的智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这种党际关系和发展与治理的平衡，新型政党制度就能不断推动民主实践和国家治理充满生机与活力。“政党制度应该持续稳定，一旦建立某种平衡，该制度就能生成其自身的动力机制。”“我们需要聚焦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源头性和规范性，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更好转化。”
第三，价值与工具的弹性整合。在民主发展和国家治理进程中，不同主体在政治运行中既存在手段目标的差异也会存在价值冲突，这就需要一定的体制机制来化解。国家只能是“凌驾于这些形形色色群体之上规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制度性权力”。而民主化和现代化过程就是对民主内在的目标、价值、程序、规则等进行一系列的协调和整合，从而促进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因此，价值—工具机制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在民主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弹性整合的正功能。当前西方民主普遍处于衰落阶段，西方的政党制度徒有民主制度之表，却无民主运行之效，并没有发挥其价值整合与利益整合功能。就选举过程而言，西方民主并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真正实现民主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府未能有效回应民众需求，使民众被各种负面社会情绪所笼罩，致使民粹主义日益蔓延。”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从一开始就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在全过程民主的实际运行中：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二是坚持民主化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三是坚持制度化与法治化发展相统一。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在于使民主制度化、程序化，使表达人们意志的宪法和法律真正成为国家组织、运行和治理的基本准绳。正因如此，在全过程民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政党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渠道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价值追求和政治共识，把协商民主渗透到人民日常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和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
三、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话语建构
“民主政治永远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一个‘完成时’。”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当中，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简单的程序民主或选举民主，也不是只有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民主，而是回归民主运行和落实上的动态民主，它既是价值追求也是实践目标。新型政党制度也在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不断丰富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进而推进民主制度的发展。因而，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实践，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创新政治生态：增强中国话语的引导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从实践产生，同样也需要到实践中检验发展。“将理论话语重新置于实践之中接受检验，根据现实实践的结果进行修正、完善甚至重构是话语生产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需要以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体系，使其在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历史证明，民主制度与话语体系只有在实践运行中与民众需求和外部生态环境高度契合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取得话语权。增强中国话语的引导力，不仅要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还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制度体系的持久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尊重和保障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治国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推进全过程民主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研究。全过程民主是推动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我们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民参与到基层民主创新当中来，推进全过程民主在其它领域的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既能不断建设和完善中国制度和中国话语体系，也能够拉近中国话语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距离，有效实现理论创新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有机融合与贯通。
（二）深化制度内涵：增强中国话语的解释力
“在西方大国全球民主化战略推动下，民主化潮流已在滚雪球效应中变异为选举民主普世化。”通俗地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完整的选举制度和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运行模式，西方则认定该国是非民主国家，民主被异化为选举。然而，这样的理论话语和选举实践不但不能够解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运行状况，而且很多时候还会使发达国家陷入政治选举与公共决策的死胡同，事实上并不能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牢牢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强大的生机活力，形成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西方政党文化理论是在对西方政党政治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进行分析，抽绎出核心性概念和基本范畴，再用这些概念和范畴建构出的框架体系和话语表达方式。”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认识，深化我国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民主制度的内涵，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我们应承认西方的理论话语是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实践当中，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有其优势和弊端。所以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民主实践，中国实际情况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体系来阐释，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中保持本土特色。另一方面，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都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群众在历史和实践当中创造的政治文明，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与人民属性，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最直接的主体。“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构从群众中来，也应到群众中去，这样才能使制度体系和话语体系扎根于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当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凝聚政治共识、共构同心圆。
（三）保障民主权利：增强中国话语的向心力
一切理论来源于实践，最后又会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建构中国话语必须紧密围绕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一定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观照中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3。西方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规避了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证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仅仅将民主看做每隔几年在几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统治者的机会，这就为政客通过控制议题操纵民主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话语体系当中的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保证人民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这个集体掌握国家的权力，我们实行的是人民参与的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全过程民主建构了一套良好的政党政治运行秩序，不论是在基层民主、决策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实践中都能够切实保障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断增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日益成为普通民众普遍参与和民主决策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动方式把理论话语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当中，使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制度信仰来保障人民群众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制度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增强中国话语的向心力。
四、结语
“世界秩序大变局在某种程度上是治理思想与治理学说诱发的，当一种思想和学说所论述的世界秩序动摇后，必然呼唤新思想新学说的出现，而全球新冠疫情无疑会助推这种转换。”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不论在制度基础还是价值追求层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我们要更加“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首先，我们要倡导制度创新的话语，面对全过程民主这一基层治理新实践，通过“制度创新与治理创新”这样的话语叙说，抢占政治文明进步与民主话语权引领的制高点。全过程民主是以国家任务和人民群众利益为最高目标，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在“利益代表”维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都具有新特点和新优势。它有利于政党政治运行、民主协商和经济社会稳定，有利于调动社会各主体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其次，立足新型政党制度兴利除弊的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自形成以来，就从体制机制上有效避免西方国家寡头政治、政党恶意竞争和缺乏监督等弊端。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最后，从国际视野出发进行比较。中国民主实践既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经典理论，也不是西方国家民主模式和政党政治的“翻版”，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地求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民主化、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世界民主政治的新境界、新模式、新典范。当然，全过程民主和新型举国体制的探索建立并非一蹴而就，中国话语的建构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必将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