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普遍偏低；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城乡居民的性别、生活所在地、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相对经济地位、总体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条件等因素都对其阶层自我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17）05-0145-09
【作者简介】何小红（1967—），女，湖北浠水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主要从事高校管理与基层党建研究。
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属于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实际行动。不同阶层的利益关注点和诉求手段不一致，阶层自我认同与客观归属的不一致容易升级社会矛盾，导致一定的社会群体性行动，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构成威胁。对阶层自我认同的探索能够反映出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群体的认知、态度、归属感，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研究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对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资料，具体描述了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现状，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并推论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阶层认同的权威性定义是杰克曼夫妇提出的，他们认为阶层认同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国外学者对阶层认同的测量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主观认同，比如Marshall通过研究认为，阶层认同是一种结构性意识、共同性和区别性的群体认同感情，也就是说，是一种我们不同于他们的感知。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更倾向于用客观的标准进行衡量，并且对阶层认同的广泛定义更倾向于一种自我社会经济的归类。他们将阶层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财富和权力等，对自己的阶层归属作出主观认定，把自己归属于社会阶层体系中的某一层，即阶层认同”1。边燕杰和卢汉龙通过对上海市民地位观的研究，认为“阶级认同是个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以及对他人劳动的支配的主观反映”2。本研究中的阶层认同概括为：个体的主观上的意识和态度，即对阶层认同的主观看法。并通过受访者的客观特征对影响阶层认同的因素进行分析。目前国内外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主要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社会学领域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集中于制度、政策、关系、秩序、阶层结构以及利益问题等，主要采用问卷法，或结合访谈法进行。而心理学领域则更多结合实验法进行，关注阶层矛盾、心理机制、阶层冲突等问题。
（一）国外相关研究
社会学领域有五个关于认同研究的理论脉络，分别是: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G.H.米德和符号互动论，舒茨和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和批判理论。通过这些研究的理论脉络，认同由哲学范畴扩展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认同研究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同时也逐渐理论化，认同问题进入了主流的社会理论中。社会认同理论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成为阶层认同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1可以简单地将国外的认同研究分为三个视角：社会的、自我的和文化的。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区分了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即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更为强调群体成员间的共同特征；此外还有以斯梅尔为代表的文化视角，斯梅尔认为人们的意义与经验主要来源于认同，他强调文化是一个过程的结果，是一个集体成员得以在实际与建构、结构与行为互动中形成共有意义网络的历史过程。Marshall(1988)认为，阶层认同表明了一种结构性意识、共同性和区别性的群体认同感情，即一种我们不同于他们的感知。Westergaard(1989)等人通过研究认为，阶层认同是通过阶层标签而产生的自我认同，表达了一种阶层团结意识。Greenwood认为，社会认同表明了群体成员要做什么，一旦社会认同形成，个体的作用便微不足道。实际上，个体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形成阶层认同，例如个体可能通过观察其他阶层成员的行为，归纳出各个阶层的普遍特征，形成阶层认同。这一过程中的阶层认同的形成并不是来自于外群体比较，而是来自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国外研究当中，更多学者强调了人们的主观认同。如Goldthonpe通过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地理上的社会流动描述阶层结构和空间，以此来研究阶层认同。DavidWeakliem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在1964－1970年间的选举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等随着阶级意识的变化而变化。1949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山斯特开始使用主观自我阶级认定方法探讨美国的社会结构。Hodge和Treaman通过研究说明了人们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等个人特征因素对阶层认同具有影响。
（二）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关于公众阶层认同的研究较少，更多倾向于关注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如李培林等人通过对城市居民的基层认同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对城市居民、农民工阶层认同、以及中间阶层认同和主观认同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比较赞同中层认同理论，如李强提出中层以上认同论，即城镇居民在改革开放后实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多数人在阶层归属上趋于中层以上。
此外，关于阶层认同还有其他角度的分析。例如学者李春玲通过1995年到2000年间对广东、海南、江苏等地160份访谈资料的分析，考察了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意识，认为在一个结构化的社会中经济差异等级体系正在人们头脑中建构着，几个基本社会经济群体（或者称之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在人们的意识中日益明晰化，收入财富和权力是促成这种区分明晰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刁鹏飞通过对中国社科院的三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多数公众认可并接受目前存在收入差距，相信机会平等，自认为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而且主观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相关，主观认同上处于中上层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是公平的，机会是平等的。
另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阶层认同并不明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2年）通过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公众的阶层自我认同呈现出“中间阶层认同”相对缺乏的特点，马继迁、卢福营和张兆曙、侯志阳与孙琼如等人的研究得出相似结论。马广海认为社会转型以来，阶层存在意识经历了从潜伏期、萌发期到强化期的发展过程；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相联系的阶层认同意识则呈现为两极清晰、中间模糊的阶层认同特征；较为突出的冲突性或对立性则是目前阶层集体意识的重要特征。刘峰通过对甘肃成县的调查，研究结果是，收入财富，权利，职业，社会关系是划分阶层的主要标志；上层、中层的阶层认同比较强，而下层的阶层认同相对较差；本阶层的阶层认同和其他阶层认同在三个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即在认知、情感维度上本阶层认同高于其他阶层认同，而在评价维度上其他阶层的认同高于本阶层的认同。
通过以上列举国内外关于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外研究相对于国内研究更加深入，但不够全面，而国内研究虽然涉及阶层主客观研究的各个方面，涉及全面却不深入。国内学者对于影响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各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是很少同时涉及城乡居民的绝大多数群体，而是只选择其中某个职业群体或者只选择城市居民或者乡镇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状况。从以上简略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还是比较有限的，但这些研究中对概念的明确、操作化以及研究方法等都对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因此，本文立足于此，着重探讨影响我国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同时本文将对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差异性进行探讨，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再者，本文样本的调查范围广泛，具有较好的推广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本文中，“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指个体（城乡居民）主观上的意识和态度，即对自己所属阶层的认知。通过问卷中“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阶级。请说说您觉得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这一题目反映出来。
（一）变量的测量与操作化1.因变量：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本研究将CGSS2013调查问卷中A部分的第22题作为本研究的解释变量。该问题为“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某一阶级。请说说您觉得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因变量“阶层认同”是一个定序变量，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其近似地作为一个定距变量来处理。测量居民阶层认同的答案分为“上层”、“中上层”、“中间层”、“中下层”、“工人阶层”、“下层”6个等级，分别记为赋值6至1分，越接近6分，即阶层地位认同越高，越接近1分，即阶层地位认同越低。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1）影响阶层认同的个体特征因素：包括性别、生活所在地、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状况、年龄、教育年限、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等8个变量。首先，性别、生活所在地、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状况为虚拟变量。对虚拟变量进行如下操作化：性别“女=0，男=1”；生活所在地“农村居民=0，城市居民=1”；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政治面貌“非党员=0，党员=1”；宗教信仰状况“信教=0，不信教=1”。其次，年龄=2013-出生年份。最后，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由等级高到等级低予以赋值以作为连续变量。赋值规则如下：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共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五个等级，分别赋分1至5分。（2）影响阶层认同的客观因素——生活水平因素：包括职业、个人年总收入、拥有房产的面积、个人家庭年收入、个人家庭月支出费用、个人收入相比于当地标准，这些因素是影响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客观因素。虚拟变量职业状况“党政机关=1，企业=1，社会团体=1，非单位=1，其他=0”；个人年总收入=个人职业年收入+个人职业外年收入；个人收入相比于当地的水准共分为“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5个等级，分别赋分1至5分。（3）影响阶层认同的主观因素——生活态度因素：包括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程度、个人对于职业的主观态度。总体的幸福感共分为“很快乐、还算快乐、普通、不太快乐、很不快乐”5个等级，同样分别赋分5至1分。其中个人对于职业的主观态度根据问卷题目提取了两个因子。（其余变量分别作为连续变量直接放入回归模型中。）
测量工作满意度的问题共有9个题目，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这9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2个因子。根据因子载荷矩阵，我们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工作满意度条件因子”，共包括6个问题：分别是薪水、福利待遇、工作量、公司工作条件与设施、住房福利、总的工作状况等；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工作满意度关系因子”，包括与同事的关系、与老板/上司的关系两项内容。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作地点与住址的距离”，由于这一问题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系数区分不是很明显且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故而直接剔除掉。
（二）研究假设
假设1：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高于农村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假设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比农村居民高，因此已有的学者侯志阳与孙琼如（2010）通过对CGSS2006分析发现，从城乡比较看，农村青年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要低于城市青年。
假设2：政治面貌及教育程度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具有影响。其中政治面貌方面，党员的阶层自我认同比非党员高。因为根据韦伯阶层划分的标准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等，而党员的政治地位要高于非党员。受教育程度方面，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阶层自我认同越高。同样根据韦伯的阶层标准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一方面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更高，更有机会获得物质方面的报酬，可获得的经济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普遍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假设3：收入、住房面积等客观因素以及快乐程度等主观因素对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影响显著。李春玲通过研究发现，当前各类群体都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归类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高低位置。收入较高的人更可能拥有较高的阶层自我认同，更可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以上”社会阶层。因此，假设居民的收入越高，阶层自我认同越高。谭日辉基于CGSS2003-2011研究认为，住房是城市居民重要的不动产，是城市居民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住房产权越充分，阶层认同等级越高，生活越快乐。因此，假设居民的住房面积越大，阶层自我认同越高。学者刘欣通过研究发现生活幸福感强的人倾向于把自己归于社会的中间阶层。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于2013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的调查（CGSS2013）。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主要目的是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就业、教育、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状况。CGSS2013是通过多阶分层抽样从全国大陆（西藏自治区除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取共7000份问卷进行调查取样，其中城市问卷3982份，农村问卷3018份。
本次调查的样本共7000份，其中城市样本3982份，占66.4%，农村样本3018份，占33.6%。其中男性2892人，占48.2%，女性3108人，占51.8%；已婚人数5268人，占87.8%，未婚人数732人，占12.2%；党员677人，占11.3%，非党员5323人，占88.7%。职业分布情况是：党政机关146人，占2.4%；企业员工2155人，占31.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610人，占10.2%；非单位人员1107人，占18.5%；社会团体69人，占1.2%；其他职业人员93人，占1.6%；此外该数据存在1820个缺失值，占20.3%，缺失值较多，对其进行插值处理。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3.21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4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现阶段伴随着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逐渐被打破，我国城乡居民的户口意识减弱。与户口相比，居民的阶层意识应该与生活所在地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摒弃被调查对象的户口变量而选择生活所在地。
三、研究发现
（一）城乡居民阶层认同情况的描述分析表2是关于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情况比较，从表2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阶层认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从整体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呈现普遍偏低的现象。因为通过将因变量按照由低到高1至6分进行赋值后计算平均数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总体的阶层自我认同平均数为2.56分，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平均分是2.72分，农村居民为2.57分。从表2可以看出，首先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比例（占30.25％），自认为处于社会的“下层阶级”的人（占25.12%），自认为处于“工人阶层”的人（占24.12%），再者是自认为处于“中下阶层”的人（占22.03%），最后是自认为“中上层”的人（占2.01%）和自认为处于“上层阶级”的人（占0.2％）。2.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居民阶层自我认同低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自认为处于“下层阶级”的人比例为19.23%，而农村居民的比例却高达32.26%，比城市多出近14个百分点。3.我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存在着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问题。其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略严重。全部居民自认为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仅占30.25%，其中城市居民自认为处于“中间阶层”的比农村居民高2.66%。总之，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相对较低，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以及“下层阶级”的人高达49.24%。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比较分析详见表2
（二）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分析
通过表3可以发现，阶层认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性别方面，女性的阶层自我认同程度高于男性。表格显示女性的认同平均值为2.73，而男性的平均值为2.71，女性的认同比男性高0.02分。按照传统观念男性应该比女性的阶层自我认同更高，这点发现与传统的观念相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已经受到了根本的冲击，不过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进一步的探讨。2.生活所在地方面，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城市的阶层认同平均值为2.72，而农村仅有2.60，城市比农村高出0.12分。这一点与研究假设1相一致。3.年龄方面，与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大体呈负相关的。随着年龄的越高，居民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较低的阶层。30岁以上的阶层认同平均值为2.84；30-45岁平均值为2.63；45-60岁平均值为2.57；60岁以上的阶层认同平均值为2.58，老年人收入低所以阶层自我认同程度低于处于顶峰的青年人。4.政治面貌方面，对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党员的阶层自我认同分数比非党员高0.231分。这与韦伯的阶层划分依据相符合，韦伯认为阶层划分的标准有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等，党员的政治地位要高于非党员，因此阶层自我认同也会相对高一点。这一点与研究假设2中关于“政治面貌”的设想相一致。5.教育方面，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低的阶层认同平均分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低。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平均分为2.45，而研究生及以上平均分为3.05分。居民的教育程度是居民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高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物质方面的报酬，因而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居民其主观阶层程度越高。这一结论与研究假设2中关于“受教育程度”的设想相吻合。6.身体健康状况，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有正向的影响。“很不健康”的居民阶层认同平均值只有2.35，认为自己“很健康”的居民，阶层认同平均分为2.78，同比“很不健康”的居民，高出0.43分。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居民的幸福度越高，对生活态度越乐观，阶层自我认同分数越高。
（三）影响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因素分析表4为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估算结果。为了详细地探讨影响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主要因素，设计了两个回归模型。在模型1中，将个体特征的8个变量直接放入模型作为自变量，因变量为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的等级。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个人年总收入、拥有房产的面积、个人家庭年收入、个人家庭月支出费用、个人收入相当于当地的水准等6项客观因素和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程度、个人对于职业的主观态度等主观因素作为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详细分析结果参见表4）。
表4：影响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因素分析
通过模型1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性别、年龄、生活所在地、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状况、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等8项个体特征因素对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但模型1的拟合度为5.7%，略微偏低。通过模型2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客观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的满意度等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模型2在加入个人的经济客观因素与态度主观因素之后，模型2的拟合度为24.9%，拟合度明显提高。从模型2可以得出以下新发现：1.生活所在地、性别对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减弱。加入新变量后影响减弱，但仍达到了.05的显著性水平。2.身体健康状况与个人受教育年限对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有影响。显著性没有改变，说明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一个人的阶层自我认同具有十分重要且比较稳定的影响，再次印证了研究假设2的正确性。3.个人年总收入及家庭年收入对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显著性均达到了.05的水平；而家庭的月支出对于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没有明显的影响。这说明了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尚未进入罗斯托所提出的“高额消费阶段”，收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支出，这可能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因素也有关系。4.居民的个人年收入与住宅面积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是负向。虽然住房面积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的影响也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但负向影响似乎与常识经验相矛盾，这一点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其中缘由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5.居民相对于当地的经济地位对其阶层自我认同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所在地的其他人，居民个人的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等级越高，并且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405。这里存在一种参照对比的关系，居民倾向于拿自己的状况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从而对自身的阶层地位等进行定义。6.职业方面，除了企业员工的阶层自我认同等级与其他职业人员存在明显差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非单位人员与其他职业人员的阶层自我认同没有显著性的差别。这与以往戈德索普等人注重职业作为阶层划分标准的理论相矛盾。在本文中职业并不是影响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7.主观态度因素方面，个人的总体快乐程度与工作满意度条件因子对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程度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与常理相悖的是，工作满意度条件因子对居民阶层自我认同影响的方向是负的。工作满意度关系因子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说明一个人的阶层自我认同更多与其客观因素相关，而主观因素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通过模型1与模型2的对比可以发现，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虽然受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居民的客观经济因素等实现的。通过加入新变量以后，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大多数变量的显著性降低可以得出。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1.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总体较低，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处于下层阶级，仅有极少部分的人将自己归为上层阶级。该趋势与近年来全国民众的自我阶层归属整体状况基本一致。2.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总体比城市居民低。3.从影响因素来看，性别、生活所在地、身体健康状况与个人受教育年限等人力资本因素、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相对经济地位、总体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条件因子等对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有显著的影响。
（二）研究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1.城乡居民阶层自我认同的差异性是由于参照群体参照群体理论认为，社会成员通过与某类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群体进行比较并以此用相关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行为。具体到本研究中，由于参照群体效应，会导致居民对自身的社会阶层的评价与他人不同，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可能是周边生活水平较差或较好的人，从而提高或降低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估。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推论，当各种客观指标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的自我阶层认同未必比东部发达地区的居民低。此外，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认同平均分都较低，这说明了现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居民的内心产生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在城市居民有所体现，在农村居民也有体现。结合社会经济地位参照群体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阶层认同程度低，不仅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还要落实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缩小不同阶层之间在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距。
2.传统性别观念有所突破，导致女性阶层认同高于男性社会性别理论突破了生理性别的局限，主张将妇女置于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男女两性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反对把女性视为男性的对立面。社会性别理论把女性作为主体，不但主张改变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从属关系，而且要改变女性与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在本研究中，性别方面，女性的阶层认同高于男性。说明转型社会中，传统性别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男性主义的性别文化及其相应的性别制度有所弱化。
3.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具有正向影响李强提出我国阶层划分的十个标准，包括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李强认为当代转型中国社会的分层标准主要是经济分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有学者提出收入分层，肖文涛认为收入是衡量群体分化和社会异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衡量社会分层的基本变量。由此，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容易将自己的生活归于中上阶层意识。这与侯静、谭日辉等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城市居民住房产权情况与社会层级归属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产权越充分，层级归属越高，反之亦然；城市居民住房产权情况与生活质量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产权越充分，生活“越快乐”，生活质量越高，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