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联组会时首次提出的重要概念。新型政党制度既是做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更是生成的——“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人包括英雄与领袖的伟大创造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与情境，其对制度的理性设计都会受到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党有一种天然的抵制感，“君子不党”之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迟滞了现代中国政党之产生，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及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也使得其能够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内在的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学者阿尔蒙德也承认：“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在最现代化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同时，文化是人的精神状态、思维结构的一种模式化显现，制度的设计者正是文化的执行者。正是从这两个角度上而言，探讨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才有意义和价值。

    一、文化、制度与行为的逻辑关联
    在现代政治架构中，无论政党组织与国家政权产生先后顺序如何，政党组织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都起着关键性的主导和推动作用，而传统文化又对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相关核心变量和重要概念进行阐释，为具体论述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文化：政党组织及其构建制度的重要渊源
    传统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反映民族特征的内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延伸。从现实角度出发，可以把传统文化划分为优秀传统文化和消极传统文化两种。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不同民族和国家具有大相径庭的传统文化，型塑了本民族和本国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习近平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传统思想文化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了国家和民族成员的价值取向。其中，政党组织及其活动者处于受到传统文化浸染的时代场域中，无论是在影响和主导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中，还是在组织和推动国家制度构建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因此难以否认政党组织及其构建制度的根本性诱因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因素，但政治经济背后往往存在着更持久和更深远的文化力量。以各种目标为理念的政党组织和以各式理论为中心的政治制度通常都植根于自身所处的历史传统中。相反，如果背离自己的历史传统而照搬外来制度，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历史脱节和政治失败。
    （二）政党组织：传统文化影响政治制度的关键媒介
    简单直接讲，政治制度是由政治人构建的。近代以来，政党组织逐渐成为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对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具有主导作用。政党组织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是传统文化对政治制度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具体到中国语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是建立国家政权，组织国家建设的牵头者和推动者。毛泽东提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深层次支撑作用，正确处理了政治与文化、历史与现代、先进与糟粕之间的辩证关系，为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传统文化通过政党组织影响构建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政治实践的发展趋势，是否能够长远有效地发挥效能，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是要尊重客观历史联系，二是要辩证对待历史传统。能否立足本国具体国情，延续民族发展历史，发掘其中的合现代性、合规律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政党组织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构建和完善的必要前提。
    （三）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型塑政党组织的具体表征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一系列原则、法律和规定，“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同文化之下的文明基因和社会结构直接塑造了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因此，传统与现代并不总是相悖的，传统是现代的基础，现代是传统的延续。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中往往内含着传统性的诸多因素，构成了政治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深层次依托。
    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的构建主要分为内生型和舶来型两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出现的乱局表明舶来型政治制度在落地、运转和调试上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屏障。导致这种屏障的重要原因，即外来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与本土国家、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模式产生巨大张力。事实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差距，使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对欠发达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北非、中东等地区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忽略文化差异，对制度进行盲目移植，会导致制度失效。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后发国家及其执政党应在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外来文明进行辩证性吸收和实践性创新，使舶来的制度经历内生化的检验和适应。
    传统文化对政党组织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政党组织主导构建的政治制度能够突出反映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和鲜明特色。政党组织只有实现政治制度具体价值意蕴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契合与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时代发展脉络，准确把握滋养政治发展的文化土壤和环境。
    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参与国家权威的分配管理。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反映了国家政权的组织架构、根本性质和运行模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继承，政党组织发展和政治制度构建三者良好的互动关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开展了广泛合作。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既坚持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也发挥了民主党派的政治优势，避免了政党成为扩大利益分歧和造成社会对立的消极力量。分析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有利于更好理解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内在产生逻辑和未来构建路径。
    二、传统文化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
    要探讨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可能首先要明确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关系与结构特征。从总体结构而言，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领导”，在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也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它通过制度的力量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从关系结构而言，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合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不是互相竞争、互相反对的关系，而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构关系？这主要取决于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结构特性。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个人私利的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与西方政党代表少部分人的阶级基础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执政集团”。这些政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构的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基因与密码。
    （一）“多元一体”构成了塑造新型政党制度总体结构的重要文化基因
    “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在描绘中华民族格局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因而“多元一体”之思想往往又与“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回顾历史，实际上“多元一体”不仅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多元一体”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当今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处在领导地位的政党，其他党派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民主党派多党参政，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为核心，民主党派为多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政治利益上一致，政治上高度统一，指导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标上趋向一致。党际关系和谐，法律地位平等，确保了制度本身的良性互动，最终有助于制度主体所代表的各阶层以及整个社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尊重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实际，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建立“联合政府”，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提出建立“新政协”，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利益多元、阶级多元、党派多元的复杂局面时，能够坚持“多元一体”的传统价值观，不搞一党专制和独裁统治，与旧军阀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1949年，毛泽东在答复民主党派人士时指出：“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胜利后，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元一体”的总体架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酝酿，并伴随着“新政协”的召开而基本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方针的恢复和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使中国的民主党派恢复了活力。新型政党制度的“多元一体”架构向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方向持续推进。1989年1月，邓小平对民主党派成员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所提建议进行批示，提出要“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同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出台，提出要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担任行政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2005年初，《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出台，进一步提出要完善政协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体制机制的健全“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相继出台，新型政党制度的“多元一体”架构更加健全。
    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历程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多元”基础上的“一体”，有利于实现团结统一，调动各方面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避免国家权威的碎片化和国家权力的离心化。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内容和结构上都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和领导原则。
    （二）“和合文化”构成了塑造执政党与参政党内在关系的重要文化基因
    孔子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是一个尚和的民族，“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哲学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使得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厚重感。“和合文化”使我们的思维跳出了“竞争、对立”的零和博弈局限，强调同体共生、互相依赖、相辅相成。新型政党制度将“和合文化”的精神成功付诸中国现实政治实践，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群雄逐鹿的战乱景象，实现了政局稳定和谐，民众安宁幸福。以“和合”为目标，执政党和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吸纳、包容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并通过政党制度框架下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团结、合作、协商机制将不同的、甚至是有矛盾冲突的要求主张进行彼此的协调、妥协、让步、融合，从而寻求多方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移植多党竞争的多数国家陷入治理困境之时，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一枝独秀、成就卓著，也彰显中国“和合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现代政治价值。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党和非党的关系作出重要论述，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必要性和内涵进行说明。周恩来也强调这一方针“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必须要共产党真正做到”。1958年，周恩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指出“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但随着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开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多党合作制度受到严重影响，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合作方针并没有被明确宣布废止。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的方针得到进一步发展。1982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
    “和合”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意在构建通力合作的政党关系，既超越了一党制，具有丰富的民主要素和真实的民主安排；又突破了两党制和多党制，以互利共赢代替相互竞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建立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解决矛盾、尊重差异、群策群力，避免了同而不和，实现了和而不同。
    （三）“天下为公”构成了塑造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要文化基因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虽然今人对当初语境下所表达的本意有争议，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古人对“公天下”的一种社会追求。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次把这种追求作为新社会理想的要旨。但中国国民党在政治实践中“挟公济私”，最终导致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失去了民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几个根本的诉求，一是“救亡独立”，这符合全民族生存发展的公心；二是“土地改革”，这保障了最广大民众的公利；三是“人民民主”，这是公共权力结构层面设计的公制。因而以“公”得民心，立新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人更是深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以人民立场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以贯之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公”治国家。因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认同的基础，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从更深层次上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关系作了更加深入的注解。
    以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领导人员为例：6位国家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位；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7位；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党外人士有2位；15位政务委员会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位。新政权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参与者，“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执行的各项重要政策，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与各民主党派的意志达成高度统一，避免了竞争性政党制度导致的相互掣肘，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能够形成紧密的事实合作关系，其深层次的推力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中都包含了对“天下为公”的追求。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基础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型政党制度，使“天下为公”的人民性成为各政治主体的核心政治理念。通过新型政党制度汇集各方面积极因素，有利于更好地持公心、谋公利、建公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四）“兼容并包”构成了塑造执政党群众基础的重要文化基因
    “兼容并包”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蔡元培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大学办学理念，甚至成为大学精神的象征，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被赋予新的意义。实际上，“兼容并包”可以简单概括为：广纳博采，兼收并蓄。与上述三个中国传统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兼容并包”既是一种价值文化，也是一种处世之道，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兼容并包”恰当地解释了新型政党制度架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即包容并整合各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实现广泛的代表性。“兼容并包”也恰当地辅助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共性，也各自具有个性，在矛盾中实现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体现了包容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抗战，在根据地内推行含有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的“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样注意“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伴随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剧和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对沪局、港分局正式作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支持受到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讨论中，有代表提出“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这种想法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并不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认识和处理党派关系作出专门论述，针对民主党派“无用论”、“不发展论”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强调“我们不仅今天要继续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共同努力，还要在将来尽一切可能带领各民主党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后来虽然经历政治运动的波及，但民主党派始终是我国政治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通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可以保障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合理表达，并将民主党派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统一起来。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党合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兼容并包”是在尊重差异性基础上的化零为整，实现了包容多样与强化领导的统一、尊重差异与扩大共识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群众基础、发展愿景和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执政党对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的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扩大党的政治根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从而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三、传统文化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
    新型政党制度在近70年的政治实践中始终发挥强大的制度效能，足以说明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先进性提供丰厚滋养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全盘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革故鼎新。一是构建科学化的新型政党理论体系。在执政党的领导体制、民主党派的参政机制、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互动模式等方面，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显著差异。用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来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会导致“南辕北辙”的方向性、根本性错误。必须对世界政党制度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政党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将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华传统文化、政治发展实际、人民群众需求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语言、中国逻辑和中国思维解释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具有自主性的新型政党理论体系。二是促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创新。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也要发生适应性变革。要以“居安思危”、“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顺应政党组织发展规律，加强对新型政党制度的顶层设计。要以“改易更化”、“知行合一”的积极行动，分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时代环境和主要问题，采取主动性的因应措施，推动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发展，推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提高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性提供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构建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自然长成’的必然结果；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也必须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和现实”。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特性。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需要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智慧。一是在“求大同”的基础上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同党派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但根本的“大同”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在“尚和合”的前提下统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政党交往工作紧密配合，对有益的东西进行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为政以德”，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坚持“民为邦本”，不忘合作初心，加强民主协商；坚持“诚意正心”，认真分析问题，提高沟通实效；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党派差异，发挥各自长处。
    （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扩大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力提供精神指引
    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大局角度出发，扩大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力。一是与我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联系起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渊源。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符合中华文明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刻影响，不是停留在政治口号或制度表面上的生搬硬套和按图索骥，而是贯穿于新型政党制度孕育、创建和形成全过程；贯穿于新型政党制度规范、原则和政策全方位。二是与我国基本国情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首次系统、全面、公开阐述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但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等的影响，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和民众长期对中国政党制度抱有误解和偏见。“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要汲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努力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传播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必须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精心做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工作，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讲明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价值、基本理念和鲜明特色。
    结语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独特标识，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有些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流行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和框定中国的现实，这种方法可能有一定启示，但总有生硬与牵强之感；而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去理解中国的实践，去生发中国的理论，去探讨中国的未来，则可能更加顺畅与自然，也更具解释力。新型政党制度的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