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2019.06】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
2020-02-21 15:41:27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张勇杰 【 】 浏览:800次 评论:0

    一、研究问题
    基层空间是党领导与组织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场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不仅关涉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一直是国家政权建设和至关国家根基稳固的重大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原有的建立在单位组织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趋于瓦解,基层社区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多地承载了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在微观层面的兜底功能。更具挑战性的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与推动下,社会日益呈现出异质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状态。过去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所实现的全面组织化领导和管理在单位解体中,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位移,致使党的建设在基层社会中出现了“脱嵌”与“悬浮化”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前,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方面的动员能力下降,基层党员人心涣散,先锋模范作用不足,服务群众意识不强,这对于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的社会基础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举措。”那么,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适应和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亟待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一)“国家—社会”二元关系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基本上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并形成了三种分析思路。第一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路径。其认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国家在基层秩序中实现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合法性建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系分权使个体获得自足成为可能以及公众对利益诉求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社会的发育、个体与国家关系仍然处于国家建构之中。黄冬娅通过将基层治理问题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认为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诉诸多种手段和方式,动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求实现现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目标。如在基层治理中国家权力的网格化管理、分类控制、嵌入型监管、甄别性吸纳等等,都是将国家权力嵌入在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实现了权威式整合和行政力量下沉。第二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路径。该路径竭力说明国家权力的边界,警惕国家对社会范围的侵入或干涉。认为在国家活动之外的领域是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此视角下,围绕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等内容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第三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路径。其认为现代国家政权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和基层权利诉求自下而上反映的双向互动过程。相关研究也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而是在彼此互相锁定中,社会组织在资源、合法性、制度支持方面嵌入于国家,而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却嵌入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中,双方从“双向嵌入”走向了“双向赋权”。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从而形成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的“共生式发展”。总体而言,当前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而展开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是主流趋势,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党在基层治理中的现实作用。
    (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把政党带回来”
    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党是理解中国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主体,主张跳出固有的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提出“把政党带回来”的研究取向,并以此回应中国政权建设的治理韧性与持久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海内外不少学者借助“政党调适性”作为主要的分析概念,来探讨党对当代中国治理体系韧性的影响。狄忠蒲较早把“调适性”和“政党调适”等概念引入中国共产党研究,分析了党在变化了的社会中生存、适应和转型的问题。阎小骏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得以保持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终达致确保政治稳定的目标。此外,部分研究着重关注了党在基层社会空间的调适性策略。一方面,相关研究聚焦于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出完善党员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构建“大党建”或“复合式党建”的组织模式、推进驻村“第一书记”、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以及落实干部考核与责任制度等内容,力求通过完善自身的建设来重塑党在基层社会中的合法性权威。另一方面,研究分析了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与方式。孙柏瑛等通过对近十年来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策略的考察,发现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功能和结构渐进地发生变化,并从“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价值引领”方面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有机整合基层治理机制。刘伟认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经历了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的过程,执政党更多地以服务为核心,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以上研究为我们探究党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作用与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是仍有一些可待深化的问题:一是大部分研究更关注于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一个侧面,缺少整合的分析框架,其概念化程度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二是步入新时代以来,党在基层治理中的行动空间进一步强化并出现了新的探索,那么在经验层次上如何总结这些新的动向;三是党—政—社是一个动态的三维立体结构,现有大部分研究只是呈现了“平面化”的事实,如“一核多元”、“一核多能”等。那么在将政党带回来的过程中,党如何统合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三)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多层次整合
    基于以上的困惑和思考,本文在上述概念之外提出了“多层次整合”的分析视角,希望以此增进对于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动逻辑的认知。“多层次整合”的灵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在现代国家中,政党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阶级力量的领导者,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政党具有利益代表、利益表达、精英培养和甄选、目标拟定、政治社会化、组织政府等六大功能。但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着民族解放和党建国家的重大使命,这也意味着其还具有组织社会、稳定社会、政治协调、国家建设等非典型政党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定位。政党一端联系着社会,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的支持与拥护;另外一端联系着国家,主要任务是运用国家机器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换言之,要研究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行动逻辑,我们有必要用整体性的视角明确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定位。
    二是从组织视角透视党领导国家和社会所依靠的权力组织结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层级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实现了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如中央层面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同样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同样,为了实现党的组织网络对政府体系的组织控制和核心领导,执政党将自身的组织网络又嵌入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各种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之中,在政府制度体系内设立了党组、党工委等机构,以此来保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有效领导。与此同时,为了形成对于社会力量整合的组织网络,党通过领导战略和统战战略使得自身的外围组织空间和向下的基层空间不断扩展,并积极渗透进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网络中,形成了凝聚整个社会力量的“轴心—外围”结构。因此,从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组织结构而言,当代中国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结构是一个以党的领导为轴心体系,具有纵向多层级、横向广辐射特点的立体化权力组织网络。凭借这样的权力网络,党实现了上下贯通、分级领导、全面覆盖、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从而保证各级党组织对政府工作的有效领导以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基层治理中的实施。
    正是基于上述内容,本文尝试运用“多层次整合”这一概念来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行动逻辑。实际上在基层社会空间,党领导政府和社会的权力网络同样呈现出多层级特征,它包括区级党建网络、街道党建网络、社区党建网络以及片区(网格)党建四级体系。故而,在实践中,为了进一步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实现党领导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多层次整合”这一概念来概括属地化空间内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这一概念包括三个具体面向(图1):一是向内整合。是指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于行政力量的整合,构建党政协同的基层治理领导体制。通过领导决策、结构变革以及党管干部的方式嵌入每一层行政体系,从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二是向外整合。是指党通过统战战略、区域化党建、社会组织嵌入等方式聚合多层次、广外围的社会力量,有机联结区域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此形成对于基层社会外围力量的有机整合。三是向下整合。是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党的权力组织网络触角向最基层的社会延伸,通过组织动员、拓展服务性功能来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以此确保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一线的坚强战斗堡垒。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基于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案例说明“多层次整合”展开的具体机制与方式。

    三、多层次整合视角下北京市党建引领“吹哨报到”的探索
    (一)“吹哨报到”的缘起与主要实践
    “吹哨报到”改革全称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其最早起源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在治理金矿盗采中的联合执法经验。2017年1月,平谷区为了针对解决金海湖镇盗挖盗采中管理执法衔接不紧、基层乡镇有责无权的困境,率先开展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试点。其基本做法是将执法主导权下放到乡镇,遇到难题由乡镇先“吹哨”,每有召唤,相关执法部门必须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地点,从各自职责出发一起协商施策,做到“事不完、不走人”。2018年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又在结合平谷区及其他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做法的基础之上,将其提升为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并作为2018年北京市“一号课题”,在全市16个区同步试点开展。整体而言,这项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基层一线跨部门、跨区域合作难题,破除基层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状态,形成权责清晰、条块联动、集约高效、服务群众的工作体制机制。在具体实践中,北京市各区又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现路径,在将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经验和做法。接下来,本文将在实地调研发现以及总结北京市各区改革共性做法的基础之上,结合“多层次整合”视角的三个面向详述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行动策略。
    (二)多层次整合视角下党组织的行动策略
    1.向内整合:基层党组织对于行政力量的渗透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其实“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决定了执政党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轴心力量,并且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关键主体。党为了实现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其本身通过科层化的组织网络、职能机构与党员主体渗透进政府机构之中,以此使政府成为依据党的意志行动的组织。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中,实际上党的权力网络对各个层次行政体系的渗透进一步强化,确保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功能的有效发挥。具体而言:
    第一,推进“一把手工程”建设。“街乡吹哨”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点,其关键内容就是实现向街乡“赋权”。但是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工作中面临诸多难题,如政治要求高,而基层力量不足;驻地主体多元,而层级跨度悬殊;号令意识强,而基层权力运行碎片化等现象。与以往不同,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要充分发挥街道的主导权,使街道成为联结各方的核心枢纽,遇到问题由街道指挥区级职能部门,促使各类力量在街乡综合下沉、合力办公。可是街乡毕竟是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这使得街乡在改革之初往往心存迟疑态度。正因为如此,北京市通过“一把手工程”推动改革深入发展,将改革责任落实到各区、各街乡一把手手中,由各区(街乡)书记牵头、区委(街乡)专职副书记集体负责,亲抓落实。“一把手工程”建设充分实现了党的权威与政府执行体系的融合,使得改革动力层层向下传递,有效缓解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摩擦与压力。
    第二,加强党对街道乡镇工作的领导和决策。强化党组织在区域发展中的统领作用,建立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体系相融合的党建引领机制。一是组织渗透。一方面,赋予街乡党(工)委在属地化空间发展中的整体规划、决策建议、价值引领、统筹协调权力;另一方面,建构从区、街(乡)、社区、网格每一层级的组织体系,强化各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朝阳区为例(如图2所示),为了强化市、区、街乡镇各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托“一轴四网”搭建四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来带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的运转。所谓“一轴”,即把区委—街道(地区)党工委—社区(村)党组织—网格(片区)党组织等四级区域性党组织上下联动形成领导核心轴;“四网”,即在区—街道(地区)—社区(村)—网格(片区)等四个层面,分别搭建由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的党建网络,通过凝聚各方力量,有效地把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与属地各层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机融合。二是干部渗透。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干部人事任命权一直是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得以有效运作的核心制度支撑。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中着力加强对街乡领导班子的建设,选优配强各级党委书记和街乡干部队伍,同时通过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方式强化对各个归口部门的协调,保障各层级党委是各级行政力量的权力核心和决策机构。三是考核渗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考核相结合。取消过去多部门直接考核街乡的做法,由区委区政府统一组织对街乡考核;与此同时,由街乡党工委牵头,强化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考核权,设定街乡对被考核部门的考核权重所占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

    2.向外整合:基层党组织对于社会力量的吸纳
    当然,党的基层组织要在变化了的社会中保持其应有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仅是在传统的行政体系下渗透党的组织是不够的,其必须在新时代下调整、丰富和发展党建战略,维持自身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过程中,其基本做法是运用统战战略、区域化党建、“两新组织”嵌入来整合凝聚属地内多层级、多元的功能性社会力量。具体而言:
    第一,运用统战战略聚合党的外围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党的一大重要法宝。其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整个社会可团结的力量聚集在党的旗帜下,由此产生对社会的向心性整合,从而保证和提升党的领导地位。在各区推进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中,实际上这一法宝的魅力再次彰显。具体做法是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开发以党为轴心的各级外围组织。这里的外围组织是指包括工青妇和一些人民团体。它们既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也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并且具有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科层体系。对于执政党而言,各级外围组织是党进行政治宣传、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换言之,它们联系着党执政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如朝阳区小关街道将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不断向外围社会力量扩展,大力推进党建带群建工作,基层党组织广泛联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级群团组织,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其成为党组织服务群体、带动群众的“好助手”。
    第二,以区域化党建整合辖区各类治理资源。区域化党建是近些年中国基层党建的创新探索,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的适应性变革。其基本取向是打破党内区隔,调整过去传统单位制党建纵向封闭的状态,试图通过政党内部的属地化管理和区域化整合来重新组织和整合社会,以更加社会化的方式融入社会,重构执政党的认受性。在实践中,各区县普遍以区域化党建为突破口,将其与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相融合。一是建构以党组织为轴心的多层次区域化党建网络。具体搭建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片区(网格)四级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平台,通过签订共建协议、干部交叉任职、人才接轨培养等举措,增强政治领导、资源整合、思想引导。二是推进区域化党建网络与辖区各级驻区单位、非公企业的协商共建,使各领域党建要素统筹到区域化党建体系之中,有效促进党组织工作与各类基层组织工作的有机结合。三是推进区域化党建网络与各层次基层自治力量的深度融合。各区县普遍重视对于社会自治力量的建设和培育,凡事力求通过党群共商共治的方式,借助多层次的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来化解矛盾、处理问题。以上述朝阳区为例,与区域化党建网络相对应地建立了四级协商民主平台,自下而上包括楼院议事会、社区议事厅、党政群共商共治会、区级民主协商会,大力推进居民的社会参与。而各级区域化党建网络也相应通过层级领导和管理实现了需求与民意自下而上的传递以及资源与力量自上而下的汇集。
    第三,嵌入社会组织发展,扩展党在新兴社会领域的领导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社会自治领域的成长,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涌现出大量的民间性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基于一定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使命而自发形成,在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矛盾、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中,各辖区领域内都存在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既联系着群众,也联系着政府,它们成为收集信息、服务群众的重要主体。为此,党必须积极网络这些组织,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与这些新兴组织建立联系。具体做法包括:加强党组织对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延伸和覆盖,通过基层党建嵌入辖区内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发挥区级枢纽型组织党建的整合作用,以服务、支持为方式加强对各层级、各类社会组织的吸纳;增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引领,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提升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并以此作为服务群众的有效补充。
    3.向下整合:基层党组织对于广大群众的融入
    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一直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根基和生命线。加强党群关系建设不仅关涉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更联系着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但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方面单位制的解体正在迅速削弱和瓦解着党的垂直整合过程,如社区的流动性和匿名性使得基层党组织已难以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基于等价交换、契约交换这种个人意志自由的市场原则已经逐渐侵蚀了党组织的团结,重构了党员的身份认同。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下基层党组织必须要重塑在这一社会中的行动方式及联系群众的方式。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际上为基层党组织深入基层社会、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导与路径选择。具体而言:
    第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拓展党的服务型功能。基层党建如何发展其实一直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面临的难题,在调研中,一位街道办主任如是说:“以前基层党建要么没有资源、要么没有组织依托、要么没有活动阵地,加上社区党员流动性大,党员与党员间陌生感强,基层党支部和普通党员完全不知道自身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以基层党建弱化、虚化成了非常普遍的问题。(访谈时间20181224)”自2018年初,北京市各区全力推进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以来,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重要契机。一是基层党建不断向下拓展,由街道向社区、片区(网格)、庭院、楼宇、单元、楼门不断延伸,实现党的组织纵向上“一竿子插到底”、基层空间“全覆盖”。二是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促使党组织工作与服务群众的需要紧密结合,把建立党员责任岗、党员承诺制等作为服务群众的基本要求。基层党支部要做好发现问题-建言献策-监督考察-民主协商-社会动员-服务群众的基本职责。三是发挥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切实转变党的工作理念和方式,把服务社会作为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以服务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工作常态,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落脚点。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保障。由市委组织部统筹指导加强对基层人财物的支持,部分区县设立了专项基层党建资金,实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
    第二,倡导党员“双报到”参与社区建设。为了充实基层力量,动员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北京市市委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依托“党员E先锋”网络平台,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回社区(村)报到服务。倡导在职党员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深入群众、听取民意、服务社区、发挥作用,这项改革极大地增进了党员干部与基层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情感交流,激活了基层党组织在新时代下的工作方式。如平谷区以突出党建工作过程中的支部能动作用为重点,形成了“支部吹哨、党员报到”的新思路;西城区开创了“进千门走万户”的活动,充分调动在职党员走进楼门、走进院门、走进企业门,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第三,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在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过程中,北京市各区相继推行“街巷长”机制和建立“小巷管家”队伍,由街道干部和社区模范党员干部带头走街串巷,入户做群众工作,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通过“熟人圈”、“业缘圈”、“趣味圈”等社交网络,与居民群众“打成一片”,汇集动员广大基层群众的社会资本;借助互联网、微信群等新媒体工具与居民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将其作为价值引领、政治宣传、社会动员的新领域。如在朝阳区,基层党组织不断向下整合,形成了以街乡党(工)委、社区(村)党支部、基层党员为轴心的三级社会动员发动体系,并积极吸纳社区积极分子开展引导和动员工作。不仅密切了党群亲密关系,增强了群众向心力;而且激发了基层党支部活力,有效克服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弱化。
    四、结语与讨论
    步入新时代以来,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党建思路、工作方式和体制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党有必要通过改革创新来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基础。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改革,不仅仅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是一次基层党建的重大探索,其有效地推动了党建工作与政府工作、社会工作的联结和深度融合,重塑了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权威力量。
    本文基于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党的权力组织结构的理论依据,提出“多层次整合”的分析概念,是对于党在新时代下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行动策略的综合概括,并将其作为超越具体行动策略的策略主义理念。相较于与以往的“封闭化党建”以及“政党调适论”而言,“多层次整合”策略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基层党建的行动边界,增强了对于转型社会秩序的适应能力。一是“多层次整合”有效地延伸了国家治理的组织网络和拓宽了国家治理的空间格局,实现了对于转型社会的秩序重建。尤其是在特定的中国情境之下,面临各种伴随市场转型与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治理危机,党必须在更加多元、开放和复杂的社会中,提升其广泛聚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通过以执政党为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使分散的、多元的、自主的力量能够聚合到党的周围,向心于党的领导。二是“多层次整合”形成了一个高度包容性和制度化弹性的治理体制。一方面党对于行政力量的各层渗透,通过基于分工管理对行政部门的归口协调,有效地打破了理性官僚制的专业分工和部门本位的痼疾,增强了科层体制面对治理问题的治理弹性;另一方面党对于社会力量的各层渗透,积极引导了社会力量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和影响,并实现了对于居民需求的前瞻型汇集和精准化识别。在这个过程中,党在基层治理中“多层次整合”策略就像是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决策中枢和联动器,使得一边资源、力量、政策往下倾斜,一边需求、民意、问题向上汇集,经由党组织的轴心体系实现了资源与信息的双循环。三是“多层次整合”实现了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的重构。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层次整合中,可以看到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已经从原先的“一元格局”转向了“一体三面”。这意味着,党要实现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必须要以尊重和保证国家与社会充分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并努力通过与国家、社会建立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有机联系与合作来主导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实现三者间共生共强的格局。
    但需要注意的是,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层次整合”的行动方式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却具有较高的治理成本和政治风险,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必要实现单纯基于技术理性的转型。换言之,要持续整合不断发展的治理体系,党必须回到其最根本的初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地将党的价值理念、实践行动与群众需求结合起来,迈向以价值为导向的“认同型整合”,真正实现党、国家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基层党组织 多层次整合 基层社会治理 行动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2019.06】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下一篇【2019.06】领导行为、资源动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