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位于经济地理意义上大西部地区的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等6个陆地边疆省区，统称“西部边疆”。新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业已成为这一特定边疆区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指通过边疆治理行动逐渐实现富裕强边、安全立边、文明睦边、和谐融边、美丽筑边等现代化目标的正向演化过程。基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核心议题，因而，解决发展问题也就成为加快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难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进入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更加郑重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同理，如若发展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边疆治理现代化也会因此而流产。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长期思考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中的“第一个大局”是全国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抓住机遇发展起来、富起来；“第二个大局”是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富起来的中西部地区，最终达到全国共同富裕。“两个大局”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它遵循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经济规律，内在排斥并着力克服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背道而驰的区域发展两极分化现象。
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是国家全面发展的时代，是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是大跨步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两个大局”基于发展问题提出，而发展问题现已成为边疆治理中的主要矛盾，那么，研究“两个大局”在新时代的全面展开，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其经济意义展开，既有文献大多停留在2000年前后西部大开发全面实施的历史节点上，主要集中于讨论“两个大局”对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意义、贯彻落实“两个大局”的现实成就等。此外，对“两个大局”所揭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所构想的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路径以及所蕴含的多重经济效应等也有所涉及，但对于“两个大局”的新时代意蕴及运用并未过多涉及，也未见集中讨论。鉴于此，本文从边疆发展和边疆治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入手，系统分析新时代下“两个大局”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体现与实践创新，以期对补齐边疆治理这一国家治理“短板”有所裨益。
二、“两个大局”所蕴含的政治地理空间战略布局思维
出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大国一般都会把地理空间划分为腹地和边疆进行集中统一规划和合理有效开发。“两个大局”的提出和实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空间布局予以谋划的，从而体现出政治地理空间布局思维的丰富内涵及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两个大局”提出之初，选择地理区位条件优越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重点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突破口。进入国家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边疆这一特定的政治地理空间，从“治国必先治边”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发展了“两个大局”的政治地理空间战略布局思维：一是优先谋划和重点规划边疆区域；二是根据不同边疆省区的空间差异性分别赋予其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并加以特殊性政策支持；三是强调“海陆联动、海陆并重”的整体性地理空间思维；四是持续构建边疆与外部空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进言之，“两个大局”蕴含多重互相统合的政治地理空间战略布局思维。
第一，着眼国家大局。在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和体现“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整体性特点基础上始终立足于国家大局，是“两个大局”的灵魂和主线。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立足于国家全面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全局，持续推动实施精准扶贫、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乡村振兴等体现“两个大局”的重大举措，均充分凸显了着眼国家大局的政治地理空间布局。此外，习近平还多次要求边疆省区必须站在全局高度谋划自身发展，这与“两个大局”着眼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地理空间布局思维一脉相承。如2014年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他明确要求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2015年，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同样明确要求云南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体现唯物辩证。就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而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发展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两个大局”蕴含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逻辑很好地遵循了这一唯物辩证观。其中，“第一个大局”的着力点在于集全国之力支持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腹地优先发展；“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在于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一调配和转移东部腹地的资源及生产要素全力支援西部边疆。“第一个大局”可以视为“第二个大局”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大局”可以视为“第一个大局”的拓展与深化。就筑牢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言，“两个大局”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外因和内因、前因和后果的关系。新时代始终遵循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着力下好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和追求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可被视为对“两个大局”唯物辩证观的继承、拓展与创新。“两个大局”所蕴含的非均衡和协调、非同步和共享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实质就是在非均衡发展、非同步发展的曲折过程中，实现协调发展、共享发展。
第三，立足时代机遇。“两个大局”立足于发展时机的正确选择和发展机遇的正确把握，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对世情做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判断的基础上，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习近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第一个大局”展开于改革开放之初，无疑是对当时国情的正确把握；关于“第二个大局”的展开时机，邓小平的设想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在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第二个大局”的全面展开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比如实施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对推动边疆地区成为新的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是个大利好。
第四，注重因地制宜。“两个大局”是针对边疆和腹地的不同地理区位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选择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实际上体现出不同路径、不同方略的政治地理空间治理。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根据边疆省区地理人文特性赋予其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如把云南定位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把新疆定位为“团结和谐、繁荣富强、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特别强调针对边疆不同区域发展中的特殊困难予以精准把脉、加以精准施策。如针对西藏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提出要“继续实施特殊的财政、税收、投资、金融等政策”；针对新疆发展的突出难题，强调“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针对广西的开放兴边问题，指出“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
三、“两个大局”在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多重效应
主要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两个大局”，充分体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国情的国家之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生动实践，因而，学界对其积极效应的探究也大多是从经济意义上而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个大局”的创造性拓展运用不断深入，其积极效应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发展效应，而是逐渐在边疆治理各个领域产生综合性的积极效应。当然，这些效应的充分发挥，必须以坚决维护集中统一的党中央权威为根本前提。唯有如此，方能确保边疆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科学标准、保持高效治理。早在“两个大局”提出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具体而言，“两个大局”在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多重积极效应大致包括：
第一，差距递减效应。相对东部腹地，与民族地区高度重合的西部边疆各省区一直处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境地。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或局部问题，更深程度上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综合性问题。邓小平对此早有认识，他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习近平更是深刻指出，“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两个大局”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时代，随着“两个大局”的深度展开，一系列本质上体现协调与共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边方略得以持续有效推行，西部边疆和东部腹地的全方位发展差距愈拉愈小，国家全面发展稳步推进。
第二，示范引领效应。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注意到先富对后富的示范引领作用，他指出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企业、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努力“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以此发挥示范和榜样作用，“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改革开放40多年，东部腹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中，率先开展了许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既有普遍适用的基本经验，也有值得借鉴的典型做法，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等多领域率先起到示范、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推动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成参照系。新时代，体现“两个大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既发挥资源的集中统一调配功能，也为东部地区发挥先进治理做法和科学发展经验的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了制度化平台。
第三，外力助推效应。按照“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之初优先选择腹地，边疆发展的起步则依靠来自腹地的外部力量推动来完成。邓小平曾经设想，到20世纪末，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这就为外部助推型边疆发展模式定下了基调。助推西部边疆发展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在中央的集中掌控和调配下，率先发展起来的腹地多上交给国家的利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及各类财政补助等再分配方式向边疆倾斜。其二，东部腹地通过经济扶植、民生帮扶、技术转让、人才支持、资金扶持、信息提供、基础设施援建等对口支援方式，全方位帮助边疆建设和开发。中央支持和腹地援助的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和有机统合，必定会产生1+1＞2的最佳外部助推效应。
第四，资源互补效应。“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 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 前景是很好的。”西部边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风力、水力、电力资源，储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许多对推进国防高科技发展意义重大的稀有金属在西部边疆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其中云南、广西号称中国“有色金属之乡”，内蒙古包头市号称中国“稀土之乡”。西部边疆的旅游文化资源独具魅力，随处可见原生态的自然旅游景观和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古迹，新疆、西藏、广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区都是我国著名的民族文化旅游大省。与自然资源丰富相对应，西部边疆的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却相对不足，从而严重制约其资源开发与利用。新时代，随着“两个大局”的全面展开，西部边疆和东部腹地的资源优势互补空间巨大。一方面，东部腹地的生产要素优势帮助西部边疆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构筑边疆特色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西部边疆的自然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支撑东部腹地可持续发展。
第五，合作共享效应。通过体现“两个大局”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推动，边疆和腹地能够建立一种互利、互信、互动、互帮、互助的良好区域合作关系，进而产生出优势互补的合作共享效应。在国家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下，边疆和腹地的互补特性愈发明显，一方面，东部腹地拥有雄厚的资本积累、强大的产业实力、成熟的治理经验、高端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西部边疆具备巨大的内需动力、广阔的市场空间、富足的自然资源、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如何通过边疆与腹地之间的区域合作，切实发挥区域间共建在边疆治理中的推动作用、区域间共治在边疆治理中的制度效应、区域间共享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应用，必然成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新时代，党中央持续推动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边疆特点、凸显集中动员优势的区域间协作治理实践，如对口援藏、对口援疆、东西部扶贫协作等，都取得了显著的合作共享效应。
第六，拱卫腹地效应。作为国家的外围地带，边疆拱卫腹地发展与安全。“第二个大局”在新时代的全面展开，意味着边疆的跨越式与和谐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机遇，同时也为最大程度地全方位发挥边疆拱卫腹地效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支撑条件。随着边疆地区长期而持续地保持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其拱卫腹地的一系列积极效应必将得到充分体现。从军事拱卫功能看，发展而稳固的边疆必将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安全屏障；从政治拱卫功能看，发展而稳固的边疆必将成为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器”；从经济拱卫功能看，发展而稳固的边疆必将成为推动腹地扩大内需、开拓市场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从文化拱卫功能看，发展而稳固的边疆必将成为中华文化始终保持创新动力和包容活力的重要源流；从生态拱卫功能看，发展而稳固的边疆必将成为筑成美丽中国的绿色屏障。
第七，边疆自强效应。“第二个大局”在新时代的全面展开，必将为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随着东部腹地产业、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向西部边疆的持续转移，西部边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动力随之产生，民主、法治、竞争、创新、开放等先进观念随之而来。在外来压力和内生动力的双重驱动下，治理现代化对于西部边疆发展和变革的自强自立效应愈加凸显，当治理体系比较完整、治理能力比较强时，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更加自强自立，从而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当治理体系存在残缺、治理能力比较脆弱时，边疆自我发展和变革能力就会始终难以提升，从而增加对国家的依赖。因此，以“第二个大局”的全面展开完善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能力，进而促进西部边疆的自强自立，必定会加快实现富裕强边、安全立边、文明睦边、和谐融边、美丽筑边等边疆治理现代化目标。
四、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两个大局”的展开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推动和解决边疆区域性问题的政策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一部署和高位推动一系列体现经济照顾、政治整合、情感关怀、文化交融、方式灵活的治边方略，既有针对不同区域层次的“一带一路”建设、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国家战略驱动，也包括“精英下乡”系列政策安排、财政转移支付、边疆扶贫政策等具体举措，本质上都属于“两个大局”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政策应用与展开，并由此形成我国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成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新时代，在继承和发展“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着眼国内的“两个大局”放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并加以实践，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涵盖整个西部边疆，连接了呼和浩特、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等几个主要的西部边疆区域性中心城市，将整个西部边疆置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并以此为辐射，带动与引领沿线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为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照此要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治理现代化应该形成一种中国与沿线各国政治领域互相信任、经济领域互相融合、社会领域互相合作、文化领域互相包容的命运共同体格局。
第二，推动国内区域平衡发展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这是随着对口支援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演变而来的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治边方略。习近平明确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并具体指出要从协作主体上动员东部地区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从产业发展上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从科技帮扶上号召东部地区拿出真技术支持西部地区，从人才合作上要继续发挥互派干部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些重要思路与构想无疑很好地阐述了“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蕴含。随着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这一政策必将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第二个大局”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必将在边疆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治理效应。
第三，着力大西部区域跨越式发展的西部大开发。从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十七大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十八大提出“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再到十九大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西部大开发始终彰显“两个大局”的与时俱进品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主要着力于加快扶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振兴、人才培养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所需的资本、人才、设备、技术，很多来自于东部地区援助，很好地诠释了“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要求。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必须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相得益彰的相互促进格局，共同致力于把西部边疆地区拉抬到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前沿阵地、拓展为国家全面发展的新增长极，共同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致力于边境地区建设与开发的兴边富民行动。1999年国家民委联合有关中央部委发起“兴边富民行动”（即“振兴边境、富裕边民行动”），旨在通过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和帮扶力度，使全国138个边境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尽快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兴边富民行动致力于解决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边民社会保障、民生困难等现实问题，针对性地帮助边境居民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生活状态。边境地区堪称我国国门，是我国辽阔边疆的核心部分。边境地区存在的种种问题集中反映了边疆问题，对其治理状况是关乎边疆治理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变量。现如今，兴边富民行动已经成为破解边境发展与治理难题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政策举措。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新要求，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内涵及外延应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并通过其持续有效实施，有力促进边境地区形成一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军民融合、社会和谐、山川秀美、边境安宁和边防巩固的良好局面。
第五，发挥智力支边的“精英下乡”系列政策安排。干部人才资源是新时代展开“第二个大局”并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治理事业的干部人才选拨、培养与使用，出台了包括“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三支一扶”、“内地干部援疆援藏”等在内的一系列“精英下乡”政策安排，不断从国家层面拓展和完善向广大边疆地区输送大量干部人才的渠道和平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边疆干部人才队伍结构，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时代条件下通过“精英下乡”政策安排输送到边疆广大乡村社会的大量干部人才，一方面，必须牢记并认真履行忠于党和国家、扎根农村、服务基层、深入群众、帮扶村社、扎根边疆的使命，当好边疆治理现代化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另一方面，必须主动向广大边疆乡村社会播撒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科学意识等先进文化样态，自觉成为新时代边疆社会文明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第六，注重财力扶边的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旨所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集“民族、山区、贫困”三位于一体的西部边疆，其地方政府大多公共财政收入来源单一、数量有限，其自有财政资金很难支撑当地基础性产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国家层面推动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着力于解决西部边疆公共服务及民生状况普遍落后的现实问题。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转移支付的大多数资金被投入到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五横两纵一环”等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加速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东西部地区间的双向流动，创造了大量就业需求，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人才扎根边疆。新时期，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政策工具或手段的前提下，亟需通过法律形式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制度地位。
第七，体现物力援边的扶贫政策体系。作为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扶贫政策体系的治理价值在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扶贫政策源于1994年国务院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着力于解决全国范围内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落后省区解决贫困问题。2005年，中央相关部门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重点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独龙族等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贫困问题比较突出、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西部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并把西部边疆地区作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和重难点，这不仅丰富了“两个大局”的政策实践，也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更强活力。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致力于实现衣食住行物质性脱贫与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性脱贫的有机结合，着力使边疆贫困人口从“被边缘化”的心理状态回归到和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心理状态，以此改善边疆政治认同和边疆社会治理。
五、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未来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两个大局”的未来创新实践也应坚持与时俱进，在国家全面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对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推动作用，牢牢依靠集中统一的党中央权威继续发挥并进一步挖掘体现“两个大局”的积极效应及其政策红利，以此持续推进西部边疆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第一，以始终坚守边疆治理的国家视角作为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根本点。“两个大局”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高点提出来的，是一种始终坚持国家整体利益观、国家全面发展观、国家长远战略观的全局观、大局观。其实对边疆治理的国家视角而言，也是如此的格局，即表明边疆治理的根本前提和行动指向同样必须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全局观、大局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密切关照边疆区域特殊的治理需要和局部的治理目标，但归根到底要高度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愿景和总体使命。边疆治理的国家视角和“两个大局”的国家大局观有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坚守国家视角的边疆治理行动丰富“两个大局”的创新实践，偏离国家视角的边疆治理行动阻滞“两个大局”的创新实践。在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根本落脚点应从服从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全面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出发，发现边疆治理和发展中的新问题，总结边疆治理和发展中的新经验，探索边疆治理和发展中的新方略，克服边疆治理和发展中以面子政绩工程、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为主要表征的错误取向，牢固树立国家整体利益观、区域平衡发展观以及命运共同体观等正确取向。
第二，以继续加快边疆跨越式发展作为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这实际上指明了边疆治理的逻辑特征：边疆发展是边疆治理中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议题，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离不开边疆发展。最初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两个大局”，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不仅不能脱离或弱化促进边疆发展这一中心环节，而且亟需进一步强化。当前，我国西部边疆的发展程度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不仅严重制约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而且严重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传统上处于国家地理和发展边缘的西部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愈发突出，在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外部生存和发展空间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边疆发展的现实情况与边疆应然战略地位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存在。因此，在今后“两个大局”创新实践中，应继续完善或重新出台一系列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战略，以此特别支持和大力推动我国边疆的跨越式与和谐发展，筑牢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以持续完善边疆治理体系作为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聚焦点。对于“两个大局”的经济意义固然已有较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但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当深度开发“两个大局”多重意蕴在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制度和政策运用。具体而言，就是不断拓展深化与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相匹配、与国家治理体制相契合、与“两个大局”全面展开相吻合，符合现代化要求、具备现代化特征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这样一套边疆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必须首先坚持以边疆社会稳定为首要前提、以边疆民生幸福为根本取向、以边疆经济发展为重要基础、以边疆民族团结为重要抓手、以边疆宗教和谐为重要条件、以边疆生态文明为重要保障的总原则。这样一套边疆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必须采取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并重的战略措施和行进路径。其中，政治治理领域必须更注重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全和政治认同的同创，经济治理必须更注重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与民生幸福的同向，社会治理必须更注重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同在，文化治理必须更注重中华民族一体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多样文化的同彩，生态治理必须更注重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同享。
第四，以大力推动境内境外跨区域合作作为新时代“两个大局”创新实践的突破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表明新时代条件下统筹国内东西部的“两个大局”已经拓展深化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因而，在今后“两个大局”的创新实践中，必须适应边疆成为内外双向开放中心这一新形势，秉承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新思路，着眼于境内外区域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既着力解决内部困境，又主动具备国际视野，通过建立边疆与内地以及与境外之间的沟通机制与互动模式，推动边疆与内地及境外的跨区域合作治理以保持边疆稳定并促进边疆发展。首先，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互享、利益互增基础上的边疆与内地跨区域合作带来振兴边疆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其次，在边境线内外的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促进我国与邻国之间建立起双边或多边相互信任、彼此负责、利益共享、命运共担的国际地理地缘特定安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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