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有两种基本主导范式，一是以早发内生型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强调社会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强调弱国家、强社会，注重社会或市场的自主性；另一种是以后发外生型国家为代表，即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威权社会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能动性，以国家权力为集聚社会资源以通向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这两种范式在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进程中，均彰显了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随着社会复杂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尤其是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两种理论的适应性均出现了不足。另一种范式理论，即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政党中心主义”应时而生，蕴含着更大的解释力，这一理论尤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具有巨大的前景性。

  一、“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的内涵

  从宏观历史视野看现代化的主流道路，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以国家主导或社会先行为主要演进范式。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其文明由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这种转型路径呈现出两种类型，一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一是以德国、俄国与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

  （一）“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的动力机制

  近代英美两国的兴起，是“社会力量、商业集团的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围绕社会或市场为中心展开发展之路的模式。当然，社会中心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也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它起源并兴盛于英国，并且不断演化发展，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是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发展模式之一。从发展演变来看，“由最初着眼于政治自由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内，由最初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主张国家干预；当国家职能越来越多、难以保障全社会的自由时，又主张为政府减负，重提自由市场经济主张”。

  这种发展模式的优点是显著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使得这一模式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对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层面的个性解放及生产力的极大推动，使得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创新，是社会本位、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的体现。这样全部经济关系都是以个人为核心构筑起来，社会财产所有权结构中个人占据较大比重。“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必须严格地保证个人财产的独立性和转移自由，即政府创造一个政策环境，使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政府在这里主要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它服从于社会力量的根本性安排，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当然这一模式也是存在弊端的，主要是社会自发性与国家整体性及长期性利益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容易导致国家必要干预的作用下降，以及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正如拉斯基所言：“在经济领域，国家变成了商业的附庸，国家的习惯也被商业所要求的新环境所改变。甚至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为了市场，为了权力，也就是为了间接地增加国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拉斯基进一步分析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以权力和财富为追逐目标，并且极力反对权威的干涉。“经济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知识。但是人们探索知识与其说是处于无用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处于强烈的信念，即相信知识是通往权力的钥匙。”这样知识分子就走向了国家的对立面，因为“限制人们探索知识，就是限制人们获得权力，而权力可以带来财富和荣耀”。可以看出这一范式在潜在层次上对思想价值的冲击，以及对政治权力结构异化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社会中心主义经济制度所建立的“阶级关系使分配能力无法赶上生产能力”，尤其是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社会分配矛盾的激化。以至于产生了为追求高利润而出现的“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进而出现了一系列后来的战争危机，使得自由主义“成为自身目标的囚徒”。

  （二）“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强势效应

  国家中心主义以德日为代表，实际上在欧洲大陆，例如俄国、法国也是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导作用。19世纪的德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尤以外交危机为甚。“由于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孱弱，德国内部政治革命的压力远不及西欧工业化的经济压力”，国家建构由此成为德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意志国家主义，代表了一种与启蒙运动对立的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后发展政治理论。德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道路，表征着一种发展型国家的滥觞。”贾恩弗朗哥·波齐总结了早期普鲁士国家机构的三个特征：军事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广泛重叠、政权偏向于从同一个特权等级即容克中任命行政人员、偏向于行政单位由多个人实施操作。这种“发达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体系模式”使得德国后来居上迅速崛起，但是“终因牺牲自由的专制主义而走向毁灭”。

  德国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产生的强势效应，使得人们对国家能力产生了多维度的深度思考。国家中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自主性”，斯考切波将其定义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在国家中心主义语境下，政治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社会的目标由国家确立，社会的控制和秩序由国家实施。进一步而言，在外在形式上是“组织凝聚力很强的国家官僚集体，尤其是与当前主流社会经济利益相对独立的职业官僚集团”通过公共政策的确定实现国家自主性的能动。

  国家自主性的能动作用以国家能力为支撑，这种能力是“国家从社会积聚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可资运用的力量，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整体效能”。从对内对外两方面可分为六种能力，对应前者的是资源积聚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经济管理与社会服务能力；对应后者的是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能力、参与创建国际机制的能力、国家力量提升能力。类似地，王绍光认为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有七种基础性能力，即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这样国家就成为了“一套集中关注于积聚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有着自己的特定利益，自主性地、有时是决定性地影响国家自己的安排和政策”。

  （三）两种经典范式解释力的根本性局限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作为历史变迁进程中产生的理论范式，必然受到一定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两种理论范式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对社会或国家两种政治行为主体一方的偏重，而忽略了社会整体性利益的表达，即缺乏有机连接二者的力量，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对“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而言，社会的创造性与自发性的张力，构成了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和多层次性，弥合其与国家权力的制度化张力是这一范式的重要关切。对于“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而言，它容易产生国家权力的官僚化，国家权力在社会结构上起到牵引性作用，社会的创造力会淹没在权力结构的强制力中，是一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

  在后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出现了阶级群体与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确保国家的有序和社会的进步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因此，政党作为整合和表达的工具的制度化力量出现了，并逐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逐渐从整合的角色走向了引领的角色。在这里，以社会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显然对政党作为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力量新范式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充分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二、“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出场及其价值彰显

  有学者指出“重整社会”是晚近百年中国问题的重要内涵，社会的衰弱无法为政治确立基础，国家建构更无从谈起。自传统自然经济格局所形成的“一盘散沙”转型为现代社会与经济形态，“非得经由生产方式的重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换，进而引发社会变革，造成新型社会形态，继而提炼出新型政治形态不可”。这里牵涉到了几组核心概念，即国家秩序的稳定、规范与期望体系的确立以及权威等级的沟通有效。只有基于此，中国社会与经济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基本逻辑进路。建构这样一套体系化的秩序形态和制度框架，还需要一个贯穿其中的主体性力量，这种政治力量需要有使命的自觉性和行动的有效性，它充当的是整合力量、表达利益和塑造政治共同体的中介性角色。回溯近代民主潮流，只有政党能置于这一角色上。相对于早发现代国家内生型政党的产生不同，后发型国家面临的是国家的重组和失序的治理，政党的产生在政权建立之前，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例如苏联国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力量博弈也是以政党为主导的。从清末革命党人到军阀混战时期的多元政党，再到国共两党角逐，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边缘性的政治力量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权力和组织中轴，中国现代化的阶段也可分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以党兴国三个基本阶段。这个进程也即是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出场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价值理念宣扬、整体性的社会动员以及逐步的制度供给，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任务转换，再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角色的时代赋予。中国的现代化逻辑和党自身的现代化逻辑是高度契合的，党的功能不仅具有自身现代化的使命，也具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必然属性。从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来看，政党作为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工具，不仅有社会性方面的引导作用，也有其政党自主性。帕尼比昂科认为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拥有大量的中央（全国）官僚，“能够从环境中实现自主、并达到党内结构的高度凝聚”。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到主导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在表现着政党组织有力、领导有效和担当有为的自主形象。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的制度化来强化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通过核心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的内在改革与外部的连接开放，以此实现政党功能的塑造来主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内涵彰显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显著功能价值。

  （一）复杂性与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建构，政党组织的社会化嵌入与核心引领角色

  组织是政党活动的载体。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中，政党组织呈现松散的样态，这是因为先发国家的政党是内生性政党，政党组织诞生于议会，议会是政党博弈的制度化场所，政党往往关注于选举和议会党团活动，而不是较大规模的组织层级化建设和数量增加。在后发国家政党政治活动中，政党的产生早于国家政权的特殊情况使得政党必须首先自身具有凝聚力和领导力，才能取得执政权，进而把政党的规范和期望体系嵌入国家建设中，因此比较关注政党组织建设。这在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历史中尤为明显，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对政党组织的内涵把握首先是通过分析政党组织结构来完成的。政党组织结构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政党成员分配到影响不同组织角色间关系的组织岗位而形成的组织样态。这里的第一层含义是专业分工，即政党成员在组织中被分配以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另一层含义是组织的等级化，即每个成员的角色赋予是根据组织的制度规范做出的，组织是一个正式权威等级分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另外，在政党组织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成员的惯常行为方式会影响组织的构建，而组织结构也会塑造成员的行为方式，双方处在特定环境下的互动模式中，这些造就了政党组织的复杂性。政党的组织结构具有三个基本功能。首先，“结构有利于产生组织输出并达到组织目标”，即“结构有利于组织产生效果”。其次，结构能降低个人差异对组织的影响，能够规范成员对组织适应和训练组织忠诚度。再次，组织结构是政党权力运用、决策指挥的场所，是发挥领导力的框架结构。政党组织理论的这些规范性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中具有显著性的表现。

  作为中国主导现代化中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的核心凝聚力，使得党组织深深嵌入国家和社会之中，最终实现以党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格局和动员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其组织复杂化的建构过程中，有两个方向性的要素，即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水平分化是指政党对将要执行任务进一步细化区分，因人设岗与因岗设人相结合，实现任务的协调与人才的聚合。以组织机构的设定为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以服从现实任务为原则，确立机构设置的原则和编制的计划。如设立统战部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设立党的地方分局以加强对地方党、政、军、民工作的有效领导。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党的中央层面成立各种“小组”机制以协调全局性的组织领导工作，如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凸显了水平方向上的组织分化倾向，它以特定的工作目标为指引，以特定的专业人才为集聚，实现了组织的职能扩展和规模聚合。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大党的治理过程中，水平分化日益彰显了政党组织力的规模优势和专业强化。另外，通过政党工作与社会事业的互动耦合，实现了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双向嵌入，政党在发挥中轴领导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培育社会自主性发育、引导有效的组织社会化以及社会再组织化。这样有利于社会对党的认同性的提高，以及党与社会关系协作性的增强。

  垂直分化是指政党的权威等级配置往纵深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组织等级是保证政党权威贯通执行的有效保障，层层传导的“压力型体制”使得党的执行力获得了动力驱动。同时，各级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是其领导作用发挥的稳定性要素，是防止政党被精英或社会“俘获”的关键，否则政党可能沦为权贵寡头的分赃机制或民粹主义的温床。规范性建设包括规章、制度和程序等的稳定和系统化，不仅有党规党纪的约束性机制建设，也有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由于领导集体的种种错误，出现过党的中央层面的决策与地方根据地之间互动的脱节与失调，对革命工作造成了破坏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从服从战争特殊历史情境和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角度，以1942年颁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标志，通过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集中统一的局面，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领导保障。时过境迁，中共十八大后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建成为新时代党的工作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基层党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基层党建是党“服务社会、关怀社会、代表社会”的直接现实性体现。“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组织的规范性和整合性与中国社会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契合，是党得以长久发展和有效执政的关键所在。”

  （二）使命型领导力与自主型适应力的组织过程，以政党为中心推动社会现代化

  政党中心主义在中国持续性作用的发挥，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引领力和强大适应力而得到有力的诠释。“使命型政党”是政治学者概括中国共产党政党特质的新概念，使命型政党领导下的“使命型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选举型政党在政治价值与政治实践双重意义上的超越。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自觉性的前提下，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融合，实现了观念倡导与制度供给的连接，这是理解政党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追求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最高的使命期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指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历史使命不仅体现为“无产阶级解放”，也表现为“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机制、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意吸纳机制、以党领政的执政创新机制以及从严治党的权力监督机制，实现了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并巩固了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进入政治意涵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使命型政党利益整合与政治担当的时代表现。

  使命的完成只有在党的自主性努力下才具有可能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挥核心作用的客观要求。领导力的发挥彰显了政党的主体能动性，是政党积极主动地带动社会环境的变革，属于政党主动赋予环境的压力以塑造环境符合政党的利益诉求。但是，环境也具有塑造政党的反作用，社会环境是制约政党生存变革的重要因素，环境给政党带来的压力需要其具有自主的适应力。政党适应力是政党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亨廷顿认为“适应性—刻板性”是衡量组织制度化的首要标准，它是指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意即“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它可以用组织寿命的长短、领导人更换的次数以及职能的有效来衡量。与亨廷顿不同，布卢斯·迪克森认为适应性是创建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体系，其类型可分为效能型适应和反应性适应两种类型，并且提出了三个分析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张力、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无论认识的边界有何不同，政党适应性主要就是从结构和功能上，立足于政党所处的环境所做出的政党变革，以求与环境的协调契合，不至于让政党淹没于环境的单向度压力之下。

  这里就需要政党的自主适应力来协调不同的利益和阶级，以凝聚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从历史来看，极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建设和利益驱动机制建设。作为关键性的意识形态的弹性机制和包容性吸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体现“政党中心”适应性的持续过程。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先天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关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依然对首先是党内力量的团结构成潜在性的分化威胁。这种威胁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紧密互嵌性，进而导致社会群体价值观的复杂化以致冲突化，使社会出现撕裂性的动荡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如何调整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就成了党的重要课题。此外，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意味着“在坚持自己主心骨的同时具有开放性”。这里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同时要正本清源，对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梳理，清理被曲解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先进成分，注意借鉴吸收，对开放性的世界问题要有开放的态度，积极沟通协商寻找对策。

  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另一个尤为关键的环节是利益驱动机制的建设。利益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正是因为“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可见，利益是驱动无产阶级觉醒和参与革命斗争行动的直接现实性动力。中国共产党正是深刻领会这一原则，所以能够积极组织起群众参与广泛的革命活动，以及执政后政治动员的大规模展开。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尤其善于运用土地革命的方法使得农民获得直接的根本性的物质利益，使得中国革命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农民的获得感、土地的所有权及对政党认同性。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一系列复杂环境所做出的适用性策略，为革命的胜利赢得了主动权。同样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适应性变革，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适，使得社会财富极大地涌现，为利益分配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孕育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使社会在动态中实现了物质财富供给与利益分配的平衡性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的发展又出现新变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多元化。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群众的利益需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了，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共产党在利益分配的制度供给上要不断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特别要注重正义的供给与公平的实现，要在稳定的秩序、优美的生态、良善的政治与美好的生活之间寻求新的群众对政党权威认同的基础性资源，“民心立党”应成为一个基本的政党建设价值遵循。

  （三）内向型革命与外向型沟通相统一，现代化发展新范式与国际责任承担者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这是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同样亦为列宁式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具有集中统一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性。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领导外在社会力量的责任，也要有内向自我革命的政治要求。也正是这种自我革命的政党本质属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单纯的国家与社会中介地位的狭隘定位。这为其贡献新的政党组织范式，亦为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政党政治文明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还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的以民为贵、反腐倡廉、慎独自省、选贤任能等政治智慧”。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系统的自我革命理论和自我革命机制。有学者总结道，人民立场是自我革命的价值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自我革命的基本方法以及民主集中制自我革命的制度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程是契合在其政治斗争的历程中的，并显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和革命战争年代，党的自我革命在领导集体的组织更新和思想更新上具有显著表现，这和政党早期各方面条件的不成熟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面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以及制度化政治斗争体系的不完善和社会失序的迷惘，党必须在理论选择、组织凝聚和战斗提升上投注极大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面临从革命党的形象向执政党的形象转变，对现代化理论和技术的呼唤，以及对现代科层制官僚体系的建立就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面临执政后权力寻租的危险，因此加大了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力度，通过法治和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多种方法预防党员干部的骄傲与腐败。同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旧政权的科层官僚能够延续性使用，使国家的组织延续不致发生错位性陡变，有利于政治稳定。改革开放后，自我革命面临的压力更具有时代特色，尤其在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上，党的自我革命就需要在对这些病因的诊治上，刀刃向内进行政党全方位的自我革命自我更新，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实现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党的认同度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的内向性发展之路上，并不是线性的内卷化和自循环式的行进，而是立足于时代和国际，在政党、国家与国际的视野上同时锤炼自身与担当责任，向着推动构建“全人类的共同体”的期望做出自身的贡献。中国的现代化深深融入到全球现代化，这要求作为现代化主导中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的现代化也需要走向开放交往的必然之路。政党中心主义因此不仅具有主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和时代价值，也具有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世界意义，它是这两个层面的中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立党之初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长远理想，并坚信这是具有现实性的理想，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同时，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就此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密切关联性，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国际眼光的表现，虽有一定狭隘，确是历史局限。在执政后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有过不断的策略性变动，但都没有绝对地封闭自我视界，而是不断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虽然当时的国内条件有限，但是出于朴素的革命情怀和对政治理念一致性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对第三世界的无私帮助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当然，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回报，像第三世界的支持对中国重返联合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外向型发展特色更加突出，也更加积极地履行大国大党的政治责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有着众多的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规范制定的生动实践。

  在“后危机时代”，面临全球化、多极化和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主流执政党面临执政能力饱受质疑的压力，政党的长期稳定性受到冲击，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这些压力迫使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重塑良好的政党形象，大力提升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方面要尤其注重叙事方式与“国际语境的对位”，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对核心权力的冲击和弥散效应。另一方面，要抓紧推动政治新常态下的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要注意“制度建设的关键，主要不在于有更多的关于根本制度的阐述和具体条例的规定，而主要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强调要素之间的系统联动，即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注重把握利益合理化原则与循序渐进比较借鉴的原则。

  三、新型主导范式的超越与文明多样化的价值通约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现代化主体力量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从历史和制度两个维度构成了对“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超越。

  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学说，强调社会矛盾与阶级作用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在方法论层面上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中的社会中心取向，其经典代表是统一战线理论，其严重异化的形式即是列宁强调的“尾巴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以社会为中心的行动方法论，强调大兴群众性的罢工运动，有时是极端化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行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也有以国家中心主义的阶段化倾向意识，这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有所表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单纯地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充足的政治权威性与强大的执政能力。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利益可以做尽可能多的权力让渡，相信两党合作可以建立起规范化的国家政权制度和权力运行体系，自己可以在制度化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发挥本党的主体作用，这就导致了后期理想革命的憧憬在现实中被国民党这一有着列宁主义外在形式的“弱势独裁政党”所击溃。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片面强调统一战线作用而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同样是对政党主体能力的不自信与不自觉，在后来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下才使革命形势扭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国家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国共两党都有表现，中国共产党从减少战争的危害程度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大义立场发出“联合政府”的倡议，只是一开始国民党政权抱有军事幻想而拒绝了这一政治倡议。在战争形势于国民党极度不利时，国民党后来的政权诉求都已为时已晚。所以，指导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在路径依赖的“锁定”情势下，依然是政党中心的政权建设路线，并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从制度分野的角度来看，中西方在主导现代化力量的范式上因其制度的起源模式与权力互动机制的不同，三种范式取向都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都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支持性资源”。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人”或“理性人”假设，还有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人”假设，以至政党中心主义的“党性人”假设都可以获得文明多样化的价值通约。然而，在前两者出现治理和领导有效性式微的情景下，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汇现代政府治理体制与党兴国体制于一境的新型政府治理形态图景的全面展现”，就用实践证明了这一范式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实际的契合性。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情境下的政党中心论，并不完全同国家中心论相对，而是国家中心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扩展和修正，更与社会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相一致。因为，中国共产党可以看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追求整体的利益，同时也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政党中心论关注到中国政治情境下的政党对政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与引导，显然超越了国家中心论的范畴。”这一范式构成了与前两种范式在全球文明视野下的竞争性并立，共同推动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索、印证与比较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