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法宝。互联网的发展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手段，“互联网＋群众路线”已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方式。互联网作为特殊场域的规定性及其带来的技术赋能，为互联网空间内的群众路线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为主体连接、资源整合、服务对象的连接与整合、主体与服务对象的主体间性四个方面。由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构成的社会资本，是产生社会凝聚力和共同意志的重要纽带，为我们认识“互联网＋群众路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据此形成了相应的实践进路，即从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党群联合三个方面入手，增强互联网空间内群众路线各主体及各类资源的互动性、互惠性、共享性和组织性，在带动社会资本的不断开发和持续积累的同时，深入推进“互联网＋群众路线”的践行。
【关键词】互联网；群众路线；社会资本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党的执政方略相结合，积极地进行适应性调适，为中国共产党持续有效地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与方针指引。当前，互联网通过技术赋权深度融合了各类社会资源，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结构运行方式，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执政党日益行政化、并越来越倾向于做政权工作的今天，尤其是相较于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从事复杂、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中所展现的利益表达、沟通信息和联系群众的政治功能已有所消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改变这一趋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习近平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和互联网的结合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着手建立新的社会资本，亦即塑造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国家权威认同、新的价值认同。因此，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中国共产党扎根基层、面向群众，充分依托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巩固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互联网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线下拓展至线上，这也意味着当前群众路线在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如何在互联网空间内走好群众路线、回应时代课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认识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
一、互联网时代的群众路线：内涵与特征
“互联网＋群众路线”是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自我延伸和创新。无论是线上群众路线还是线下群众路线，二者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是一致的，只是实践形式有所不同。“互联网＋群众路线”所关注的议题是：如何将践行群众路线置于全新的时空、人群中，巩固和拓展其核心价值，适时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无论是作为场域还是作为技术手段，互联网对于群众路线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其自身的“信息赋权”功能来实现更真实的“以人民为中心”、更广泛的“实质民主”，以及更深层次的“公共治理”。
（一）作为群众路线场域的互联网
场域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物理学，在由皮埃尔·布迪厄引入社会学领域后具有了普适性意义，常用于描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不乏冲突和斗争），又包含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并因视角不同而拥有不同的边界。以场域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事物时，一般着眼于如何在实现“整体性”和“总和效应”的前提下描述和分析事物内部的各种行为与互动。互联网裹挟着信息技术而来，并最终通过一系列平台的搭建及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广泛融入形成了一个受众广泛的虚拟空间，而这一虚拟空间随着党的群众路线从线下延伸至线上，逐渐发展成为群众路线的一个新的实践场域。之所以将互联网看作是群众路线的一个场域，是因为在这一空间中，既存在着基本的党群关系，也存在着各党组织之间、党组织内部的党员之间及不同群众之间的多维关系，并由此形成了各种虚实结合的社会网络群体和团体组织。
互联网空间中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其场域的特殊性还是深刻地影响了该空间内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施和整体走向，甚至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互联网本身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中国共产党需及时地将自身的传统政治优势转化为对该领域的领导权以获取执政资源和民意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它越来越不能简单地通过强制或单方面的自我表白来索取，只能通过政党艰苦细致的社会工作、政党意识形态的革新以及政党对民主机制的运用来实现”，这一点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性质实现了契合。互联网的特殊性在于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领域的发展特点，又承载新时代背景下的多维社会关系和资源流动。如何在该场域内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对此，习近平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可见，平台、途径和渠道是互联网所应该发挥的主要作用。为此，互联网空间中的群众路线不仅承载了传统线下群众路线的“线上”拓展和升级任务，还肩负着在新时期造福人民、凝聚社会共识、优化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
（二）作为群众路线技术手段的互联网
除了作为空间概念的场域之外，互联网对党的群众路线而言也意味着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二者之间是“空间”和“媒介”的关系。互联网信息技术主要以计算机、传感和通信技术为基本组成部分，并由此催化了大数据加工、数字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具体包括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各类信息通信技术。这些信息技术手段还能实现彼此的迭代、叠加和融合，在推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众政治社会生活的互动方面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既优化了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里的“互联网＋”是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技术手段而言的，通过物理嵌入的方式，既服务于线上的群众路线，也服务于线下的群众路线，从硬件层面对当前群众路线的实践与发展给予工具性的支持。
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从实质上改变了黄仁宇所指出的古代中国难以“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技术问题，对当前群众路线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效率得以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大量数据信息的采集、搜索和分析，便于党及时掌握社会民意和群众需求的变化。二是群众路线工作的精准性得到加强。网络传播的技术特性能通过大数据实现精准定位受众、个体移动推送和主动设置议题等功能，这种分众化和差异化的传播优势也使群众工作更具针对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互联网技术更是成为了能否科学把握和体现人民多元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性技术手段。三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有效性得以巩固。互联网能充分发挥数字科技、多媒体技术在信息传播中可视化、多元化的特点，使传统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得以不断深化和创新，增强了党群互动中的用户体验感，确保群众路线实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三方面所体现的技术突破与应用既同当前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时代特点相呼应，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差异性需求。
（三）“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内涵与特征
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式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所谓“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及各类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传统的各行各业实现深度融合，通过对传统行业的优化升级来创造新的发展生态。这里的行业不仅指生产性行业，也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作为互联网思维在实践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种新的生产力思维的影响下，个体、信息和资源能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连接、整合和共享。
“互联网＋群众路线”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连接、整合和共享的属性，并形成了独特的内涵意蕴：一是“互联网＋群众路线”实现了群众路线主体之间的连接融合。践行群众路线的主体是具体的、或为个体或为群体的共产党员。因此，“互联网＋群众路线”主要是对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提出的工作要求。相应地，“互联网＋群众路线”就是将走群众路线这一实践要求嵌入互联网空间中的党务、政务及各类为群众服务的专门工作中去。这些群众路线的实践主体分布广泛，虽然传统的群众路线已将他们纳入了不同的组织和体系中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集，但“互联网＋”还是赋予了他们在互动和合作层面上更多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更广泛、高频、多维的连接与融合。这显著地增进了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既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学习能力，也使其在党群关系中更具代表性和协同力。二是“互联网＋群众路线”能对互联网空间内群众路线实施过程中的各种资源进行互联和整合。“互联网＋”的出现，使群众路线实施过程中流通的各种物质、人力和组织资源在信息资源的叠加下实现互联和整合，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和闲置资源的浪费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互联网能最大程度、最快速度地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换，以人、财、物为代表的各类资源通过信息的连接而连接、通过信息的整合而整合，从而使“互联网＋群众路线”实施过程中的各类资源在流动中产生显著的集聚性和规模性。这既使互联网空间内各类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也大大地提升了资源的整体效力。同时，因为资源的互联和融合需借助必要的手段和路径才能实现，所以在互联网空间中，群众路线资源的迁移也连带其手段和路径实现了扩容，形成了更广义概念上的资源整合。三是“互联网＋群众路线”也促进了群众之间的连接与整合。传统的线下群众路线在实践过程中群众内部的沟通与互动大多是分散和随机的。在互联网的加持下，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换更加频繁和便捷，且日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使得互联网空间内的群众互动呈现出规模化、系统化、常态化的特点，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团结”。“党”和“群”是群众路线的重要两端，其中“群”是作为服务对象而言的，从这一点来看，互联网空间内群众之间的连接与整合显著地增强了“群”的话语权。四是“互联网＋群众路线”能更好地达成党群互动中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概念范畴，旨在研究一个主体如何与另一个完整存在并独立运作的主体互相作用，以及探索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如何以间接关系为中介进行交往和对话从而实现两者的共在。在主体间性的视阈中，从以往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向关注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二者之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量群众路线中的党群关系意味着不再将群众视为配合、执行、遵循的下位者，而是将“党”和“群”都视作处于平等、统一关系的独立二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群众的利益和需求能借助信息技术的传播优势得以快速而精准地反馈、整合和分析，从技术上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可能性，这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传统线下群众路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从根本上提升了群众的主体地位，建立了党群关系的新框架。
互联网与群众路线的结合为开拓党群关系新的时代资源、寻求党群关系新的生长点提供重要契机。互联网空间内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以“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贯穿和优化党的群众路线工作，围绕党群关系实现多维度多领域的资源整合、服务兼容和利益共融，同时也更为灵活有效地融入政治认同、政治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元素，有利于实现党群关系的新跃升，并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二、“互联网＋群众路线”视域中的“社会资本”
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直以来团结群众的重要法宝，依靠互联网走群众路线是新形势下我们党顺应时代变革需要、凝聚社会共识的必然选择。其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性”资源，起到了重要的连接和黏合作用。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外延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综合”，虽不为个体成员所直接占有，但却能为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提供共有的资本支持。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而普遍的软资源，以社会黏合剂的“隐性”形式作用于社会结构的运转中。它体现为社会成员对彼此信任、合作的态度和观念，也存在于群体间日常联系的各类横向的网络组织中，更涉及到维系社会交往和集体行为的各种关系和准则。可见，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构成了社会资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不断交互循环，既对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进行塑造与引导，也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资源和更广泛的社会合作，有助于构建一个“善治的社会”。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虽也是一种生产性资本，但其收益对象却并不限于为此投入的社会成员，而是能被其他社会成员所共享。社会资本的公共属性既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实现，也显著地促进了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因此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山指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政治生活需要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理性和分工协作机制，而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正是社会结构的整合性发展。由此，社会资本理论常被用于解释和分析政治问题，其将“立足于个体成员”和“着眼于宏观社会”实现了充分结合，为我们研究政治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和“后单位时代”的冲击下，我国社会资本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已发生改变。目前，社会资本的整体存量已有所减少，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社会信任、契约观、互利互惠意识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尚未广泛形成，拓展和积累新的社会资本势在必行。从资源来源和功能取向来看，社会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组织”的方式，与我们党长期以来所构建的“国家组织”能形成有益的互补，使我们党能在“国家外部”与社会产生紧密的连接与互动，通过党的政治整合来带动社会整合，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这种现实情境下，我们党必须发挥自身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探索新形势下如何激活、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本，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
（二）“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的新特点
社会资本理论诞生于传统社会网络结构中，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封闭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边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社会资本理论最初所依附的社会形态，封闭的社会网络走向开放，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更新更快的连结方式，这使得“互联网＋”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是“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产生速度加快。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社会资本提供技术赋能，以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凭借互联网的传播效应突破原有的资本积累方式，实现了跨空间的交流和建构。如在互联网空间，人们可通过意愿、兴趣和利益的认同和交换迅速达成信任，而不再只是通过寻求传统熟人社会中的频繁互动和交往来形成信任。此外，构成社会资本的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也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增强了彼此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产生。二是“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形成了更多的规模性积累。原有的社会资本往往产生于小规模、自组织的“熟人社会”，具有一定的内部性，此时社会资本的积累有限。但互联网打通和整合了各类组织，使社会资本得以更快、更广泛地突破传统组织边界，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互通互融，促进了社会资本的规模性积累，扩大了社会资本的体量。三是“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自身的张力加大，风险与机遇并存。在互联网的急速信息流动和广泛辐射效应的作用下，组织的弹性加大，边界更不稳定，各项社会议题更加敏锐，这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双刃剑”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社会信任能在短时间内剧增或暴跌，社会规范既能快速形成也能瞬间被削弱甚至彻底瓦解，而横向社会网络之间的边界和互动也更为频繁和不稳定。受到互联网自流性和非理性的影响，社会资本既能在短时间内大量聚集，也能急速衰败和损耗。这意味着“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可能“成也互联网败也互联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四是“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资本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互联网空间内社会资本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否接触互联网、如何使用互联网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受经济发展、人口文化素质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网络催生的数字鸿沟使社会资本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发展状况。
（三）作为群众路线资源的“社会资本”
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拥护和支持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更新。虽然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性资源，但却可以被能动性地加以利用，尤其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和引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正是发挥了“盘活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倾听群众心声、满足群众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良好的党群关系，将社会资本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与群众路线的作用方式互相契合：一是通过党的群众路线使人民了解和认同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旨在培养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即信任资本；二是党的群众路线一直以来所依托的广大基层党组织，本质上也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网络，符合社会资本中的“横向网络”内容；三是只要存在着社会交往与合作，就需要社会规范发挥调节作用。党的群众路线既要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又要发挥一定的整合功能，也必然离不开相应的社会规范的维系。因此，社会资本的既定内容与群众路线的整体运行框架一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群众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和积聚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社会资本，并将这些社会资本“为我所用”，从而使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
社会资本最初被认为存在于由个体联结而成的自组织网络中，以家庭、邻里和社区关系为土壤。这种空间的局限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人际关系。虽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社会资本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其组织方式也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但这种改变更多是从速度和规模上而言，“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资本仍建立在个体交互基础上，需要社会成员在兴趣、价值和利益等方面达成共识与合作，只是通往这种“达成”的渠道变了。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社会资本的产生都存在门槛和边界，有明显的群体选择倾向和自组织性，并不是一种具有完全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社会资源。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都能为群众路线所用和转化成为党的执政资源。能够融入党的群众路线的社会资本，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真正能调动和整合的那一部分关系性资源。这部分社会资本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具有公共性，即这部分社会资本突破了狭隘的圈层和群体划分，能最大程度上体现社会的主流民意和主体利益，并与公共领域相结合。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资源，因此既包括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即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因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包括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即社会组织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只有那些不以利己为目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合作性和服务性特质的社会资本才能为党的群众路线所用。二是要具备一定的限定性，即这部分社会资本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功能等相关规定的约束，在产生方式、运行特点和功能作用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相统一。可以说，它必须能在不对国家政治秩序造成冲击和扰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地激发社会活力、整合社会诉求。即这部分社会资本或是能通过累积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进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或是能通过关系网络开展群众间的沟通与合作从而有助于解决多元社会诉求、化解社会风险矛盾，又或者能通过社会规范在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和约束作用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能力，简言之就是能够作为群众路线资源的社会资本必须有助于我们党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更好地治国理政。
三、不断开发社会资本推进“互联网＋群众路线”深入践行
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排他性”和“用进废退”的关系资源。社会资本必须通过不断地使用以实现自我增值和积累，否则就会因为疏于开拓或者荒于经营而减少。我们要看到的是，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开放性能够起到“解构权威”和“去中心化”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并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提出挑战。因此，习近平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鉴于上述论述中所谈到的社会资本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尝试提出这样一种逻辑进路：在互联网空间内，社会资本有了新的生成和拓展特性，是一种虚拟的社会关系性资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和整合来推进“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实施与发展，使其实现从“＋”到“×”的跃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要引入“互联网＋”的思维理念，也要充分结合“互联网＋”的各类信息技术。
（一）推进主体协同，增强社会资本的集聚作用，提升“互联网＋群众路线”的服务能力
群众路线的实施主体是从群众中走出来，代表群众利益的党员群体。因此，在党的群众路线中，虽然人民群众具有实质性的主人公地位，但群众需要接受作为先锋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决定了在党群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党群关系中承担主导性责任，并更多地作为服务者存在。如前所述，群众路线主体实际是分散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中，由单个或多个组织起来的党员所组成，在实践中主要承担党务政务、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社情民意在内的各类事务。“后单位”时代的来临极大地增强了党员的流动性，相当数量的党员以“社会人”的身份在不同区域、所有制、行业和单位间分布和流动，他们已无法通过原有的方式实现组织化，亟待凭借新媒介实现整合和引导。这些具体、分散的中国共产党员都身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由此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本。在互联网空间中，这些不同主体间的沟通与交流更加频繁，产生了更多连接和合作的可能性。如果能积极推动各主体的协同互动，使他们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熟悉和互动，将直接促进他们各自所持有的社会资本的集聚，这种规模效应能显著提升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群众路线主体的“能量值”，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中的引领和服务能力。由此，中国共产党将在原有的组织覆盖的基础上优化党的功能和服务覆盖，从而拥有更稳固的执政根基。
推进“互联网＋群众路线”的主体协同，一是要秉持“互联网＋”的思维对群众路线各主体的工作意识和服务理念进行系统优化和改造，使其内部的各成员和组织能及时适应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重塑多元行动者的理念。互联网是一个没有层级、没有中心节点的网状结构，崇尚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平等精神。与此对应，互联网空间内群众路线的各实践主体也要本着破除绝对权威主义的态度，以相互平等的姿态共同学习、取长补短，在沟通与合作中实现团结协作。要围绕如何更好地了解、接触、服务群众这一目的，加强彼此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学习，积极促进跨区域、领域、部门的合作，在群众工作中形成合力。此外，在互联网空间中，个体的连接决定着自身的信息及最终的价值水平，这意味着保持开放是互联网空间中个体生存的必要手段。这也极大影响了“互联网＋群众路线”的主体协同方式，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各个主体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即要想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必须保持自身的开放，时刻以学习的态度面对外界。二是需要充分结合互联网的各类信息技术。如果说引入“互联网＋”思维是对群众路线各主体的协同性进行的软实力方面的提升，那么互联网各类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结合则是从硬件方面保障了各主体协同的可能性。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为群众路线各主体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持，实现了群众路线主体系统的“云互动”。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所创建的虚拟空间中，践行群众路线要通过高频、便捷、开放的信息共享和互动来激发群众路线各主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唤醒彼此的连接意识。要在明确各主体的优劣势和工作重点的前提下界定和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话语权，以营造一个更高效稳定的合作氛围。在工作内容上，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平台和载体功能，为网络问政、理政和监督创造安全有序的整体环境，并积极探索互联网技术在创新服务形式、拓宽服务领域、优化服务手段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这一软一硬的双重加持作用，群众路线主体在系统内部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效果，不仅有助于应对复杂性和需求主导性更强的决策问题，在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施过程中的把控能力上也有所增强，这将更好地提升“互联网＋群众路线”的服务能力。这一过程围绕社会资本的集聚而展开，在“互联网＋”的加持下，群众路线各个主体原本持有的分散的、随机的社会资本也得以互嵌和整合，并完成了社会资本互动网络的重构。同时，这些集聚的社会资本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孵化和孕育新的关系资源，这些关系资源在流通和融合中创造了更多的信任、更稳定的社会网络、更成熟的社会规范，在源源不断地输出社会资本的同时维系了一个更加团结有力的主体系统，为“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实施提供了主体保障。
（二）加强资源整合，实现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优化“互联网＋群众路线”的整体效能
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可见，实施党的群众路线是一个涉及诸多个体和组织、社会领域、区域空间、流程和渠道的过程，也是一个多种资源通过长线流动以不断寻求更好的配置、更多地融合以及更有效地发挥功能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的实施资源包括思想、制度、物质、科技等，还包括社会资本这一关系性资源，并且社会资本这种资源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能在其它资源的对接和配置中发挥因势利导的媒介作用。互联网空间中的群众路线将资源的流动与融合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最大程度的互联互通实现了各类资源的全线打通和全方位整合。而社会资本作为“穿针引线”的关系性资源，在其中能通过自身的合理配置来推动资源整合进而优化其整体的实践效能。
加强“互联网＋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一是要利用“互联网＋”思维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导向进行全面改造，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意识，即以社会资本的互联互通来推动群众路线实践过程中各类资源的流动与融合。作为一种关系性资源，社会资本串联起了群众路线的践行主体和服务对象身上所依附着的各种资源，并以关键节点的形式将不同的资源集结成更具整合效力的网状结构。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互联互通特性，以“‘无组织’的组织化”力量突破传统线下群众路线只能发挥“半个网络”联结作用的局限性，实现“互联网＋群众路线”的资源叠加效果。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切实提高网络空间内的问政、公共治理、执政资源整合、舆情管控和引导安全保障等能力。以群众路线中的人力资源为例，在实际共产党员人数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互联网空间内各主体的互通有无和连接合作使人员分布呈现扩散化的效果。即对于个体共产党员来说，他能在互联网空间中超越时空壁垒实现“在别处”的存在感，并发挥“以一当十”的连接和沟通效果，这将大大提升“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存在感；而对于多个党员所组成的群体而言，在“互联网＋”思维的驱使下，他们能在互联网空间内进行多重线路的配合和接续性工作的开展，从而显著加深了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的程度。二是离不开“互联网＋”各种信息技术的加持。这更多地是从工具层面保障了群众路线中的各类社会资本能稳定、便捷、广泛地完成积累和拓展，进而实现其所维系的各类分散资源的配置与整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解决互联网在城乡地区基础设施与资源配置中的不均衡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要积极推进互联网空间内党的群众路线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群众路线原本所依托的物理组织网络焕发敏锐度，在收集民意和政治嵌入的时候能更加精准和智慧化。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资源的启动与配置作用，使群众路线的各类主体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统筹线下组织平台和线上数据平台两个领域的系统资源，以解决长期以来传统线下群众路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群众路线的服务对象而言，“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和融入能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个体成员的特征和偏好得到更多关注，从而更为高效地整合诉求和民意、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通过以上方面的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触角才能借助“互联网＋”得以延伸和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在社会资本的辅助作用下形成全空间覆盖、智能化引领的新型群众路线。
（三）强化党群联合，发挥社会资本的黏合功能，创新“互联网＋群众路线”的践行模式
从“主体间性”视角来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主体交互模式，二者的主体性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都有缺陷，需要以二者主体性力量实现共同参与以形成交互作用，构建互为师生、互相学习、双向传导信息的关系模式，即主体间性关系。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分别都是以主体系列的方式存在的，党的主体既以各级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等机构主体的形式存在，也包括党员个体；而人民群众的构成则更为多样化，除了因阶层和利益分化在其主体系统内部呈现出复杂性以外，还体现出性别、年龄、地域、文化水平的差异性。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开展来看，这种主体间性将对党群关系的发展带来多重考验和更多的工作量。但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这种复杂性也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一主体间性关系中，双方身上都依附了各自不同的关系性资源，如果能加强二者的主体间性，将彼此所关联的社会资本进行融合与集结，那么社会资本的这种黏合作用既直接密切了党群关系，也促使“互联网＋群众路线”成为全新的实践方式。
强化“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党群联合，要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以“互联网＋”思维大力革新传统群众路线中看待党群关系的固有视角。传统的群众工作模式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特征，人民群众被看作是群众工作的客体，甚至是实现各项工作任务的工具。互联网从根本上激活了社会个体成员，关系赋权成为了能够比肩行政赋权和资本赋权的新型赋权机制。这使得“互联网＋”思维具有强烈的扁平化特征，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信息沟通方式和组织文化。在互联网空间中走群众路线，既能避免对社会问题简单化、一刀切式的处理，又能灵活有序地整合群众诉求，克服网络中的非理性化表达。社会资本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变量，“互联网＋”思维的引入将极大地改变网络空间内社会资本的聚合形态。如果能通过提升群众的主体地位来强化党群关系中的主体间性，那么就能进一步推动党群关系中社会资本的规模性积累。因此，互联网空间中的群众路线要及时顺应这一趋势，尤其要在全党不断深化尊重和相信群众、学会与群众进行平等对话及协商合作的工作意识。更要认识到群众的价值观念是多元而具体的，作为执政党需要因势利导地在包容的基础上引导各种文化价值，才能做到将“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与“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统一于网络强国的建设进程中。二是要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深化党群联合中的积极作用。党群联合在非互联网空间中所实现的往往是分散的、单向的、点对点式的交流沟通和资源配置，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能将党群联合分解为共产党与群众、党的系统内部各主体、群众系统内部各主体三个层次的互联互通，并在各个圈层内部的联合之上形成规模化的、密集的、整合性的大联合。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数字化功能，降低党群互动中的参与成本，扩展党群融合的参与渠道，打破双方交流的空间限制。在实践中，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系统、多媒体传播手段使党群关系中的各个主体能充分摆脱地缘、身份等规定性，不断弥合“数字鸿沟”等实践问题，促进社会资本的充分流动和广泛拓展，努力开创互联网空间中党群融合的新局面。同时，还要注意将“互联网＋”的技术与规范性的制度和科学的程序相结合。规范性的制度主要指能在群众路线的实施中充分体现“以人民中心”、体现民主和协商精神、具有反思和纠错功能的各项制度；科学的程序则主要是指在既有的群众路线工作中被验证为适合互联网空间特点的，且能保障党群联合工作的常规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流程和环节。规范性制度本身就属于社会资本的内容，它们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能使社会资本在互联网空间里的生成和积累方式更具适应性，使党群双方的社会资本实现整体性的拓展和积累。可见，只有在互联网空间中充分实现“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对党群联合的双赋能，才能广泛地凝聚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来推进新时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四、结语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二元目标是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和充满活力的社会，推进“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发展是在这一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在互联网空间内，党的群众路线的实施为个人与组织的集结和系统化表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无论是作为场域还是技术手段，“互联网＋”的引入都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模式，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共同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导向，在价值和工具层面上形成了优先并举与协同互动。这一过程是伴随互联网空间内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而实现的。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媒介。在“互联网＋群众路线”的实践中，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之间“关系性”的碰撞、交换和连接，在协调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参与并催化了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各自的主体能动性与配合性，并对“互联网＋群众路线”的服务能力、整体效能和实践模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此过程中强化了其组织能力和功能覆盖，并得以持续、精准、高效地汲取社会资本，将其进一步转化为自身的执政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