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不仅仅是党建开展的背景场域和载体，也是影响党建效能的重要因素。新兴领域党建相比于传统领域而言，高流动性和离散化等特征要求其更要注重空间思维。新兴领域党建有效是指组织设置有载体、组织覆盖有形、组织功能发挥有效，实质是实现党委政府追求空间秩序与厚植执政基础的政治逻辑、市场主体追求利润与发展的资本逻辑，以及白领群体追求职业空间与宜居生活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的动态平衡，这都需要超越新兴领域空间原有的经济属性，从政治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高度对新兴领域进行社会空间再造。“把空间带回党建”是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效能的重要视角和方法，它强调注重空间单元、空间组织和空间属性的重构。基于对W区商务楼宇党建的实证观察发现，新兴领域党建主要通过空间结构化、空间再组织化和空间社会化三种机制，推动党建单元、组织建构和党建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实现党建有形、有效、有感。
【关键词】新兴领域党建；党建单元；空间组织；空间关系
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扩大新兴领域党建有效覆盖”，这里的新兴领域主要包括商务楼宇、商圈市场、网络媒体等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事实上，每个经济园区就是一个“小气候”，每个商圈市场就是一个小社会，每座商务楼宇就是一个竖起来的园区，“小社会”连着“大社会”，“小气候”影响“大气候”。新兴领域是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变量，也是城市基层党建的薄弱空间。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具有强烈的政策势能。以商务楼宇党建为例，截至2017年8月，西藏首家商圈党支部成立，全国大部分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已经实现了楼宇党组织零的突破。完成新兴领域党组织的组建工作相对容易，但新兴领域党建何以有效，才是考验其生命力的关键。
新兴领域是相对于传统领域的新兴空间，改变了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群团组织为主的城市社会治理传统格局，形成了有别于体制内单位组织和非公企业党建的传统模式。新兴领域具有低政治性、高职业性、高开放性、高流动性等特点，这种空间属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党建政治属性，这决定了它比街居社区党建更具专业性和职业性特征，比单位党建更具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党建在“全时流动”、毫无行政权力依托的新兴领域空间中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艰巨。单位党建、社区党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等实践，充分彰显出空间属性是影响党建效能的重要因素。当流动化碎片化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常态时，空间日益成为链接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固定”时刻流变的治理对象（人口和组织）的重要工具。新兴领域党建相比于传统党建而言，更需要注重空间思维，空间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亟需“把空间带回党建”。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寻找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效能的新方法论？本研究以商务楼宇党建为典型案例，探究执政党在新兴领域中提升党建有效性的空间策略和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形成了空间转向的学术思潮，意在强调空间的主体地位，将空间视为理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基础性要素。随之也涌现了空间社会学、空间政治学等前沿学科和理论。空间不仅仅是笛卡尔的几何空间、牛顿的物理空间，抑或地理空间，正如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一直都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要注重空间的多重属性及其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建设和基层党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直有较强的空间意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党的根据地建设，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空间策略，彰显出鲜明的空间战略思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位制和户籍制度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职住一体”的单位社会逐步形成，社会流动范围有限，空间管制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本质上更注重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治理范式的塑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流动加速，国家很难固定相对流动的个体和组织，因而其治理对象往往是区域空间。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各地也开始出现了很多通过空间工具来加强社会管理和党的建设的尝试。例如，区域化党建就是空间单位化的表现，是新时期背景下重要的政党动员机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传统领域党建相对成熟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拓展新兴领域党建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文件。整体而言，新时代以来，学界关于新兴领域党建的案例研究较多，将空间应用于新兴领域党建研究的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将写字楼、商圈等各类新城市空间视为基层党组织重构的空间依托和组织单元，也有学者将商务楼宇党建看成是楼宇经济空间和政党建设的政治空间互相融合的空间再造工程。
综上，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在空间政治战略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空间意识自发形态到自觉形态的飞跃提供了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崇尚的单位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空间方法论的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学、政治学等学科开始重视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少数研究关注到空间治理对党建效能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对新兴领域党建的空间场域缺乏更为扎实的学理分析和实证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党基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目的以及如何适时调整策略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因此，当前空间意识的自觉和发展更要求把空间当作提升党建效能的重要工具，即重新在基层党建中找回空间思维。
新兴领域党建有效是指党建在新兴领域达到既定目标或者解决所面临的党建问题，这是一个客观评价概念而非价值判断概念。新兴领域党建有效的标准是组织设置有载体、组织有形覆盖、功能有效发挥，而这需要有效的党建机制予以实现。事实上，新兴领域相对于传统领域而言，具有经济密度高、要素流动快、社会关系弱、行政权力依托乏力、组织边界模糊等特征，这尤其需要超越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过度关注自身的局限性，更注重用立体的空间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强调组织建设的空间单元、空间场域和情景等要素。党史研究中的空间思维强调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地理空间的流转变迁、空间战略的选择调整等方面。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把空间带回党建”，意在强调在流动社会背景下再次重视空间思维和空间方法论，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从宏观视野来看，任何新兴领域都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厚植党执政基础、扩展党的基层组织细胞的重要战略空间；从中观领域来看，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是一场针对新兴空间进行组织拓展和工作覆盖的政治工程和社会治理工程；从微观角度而言，具体的空间场域和空间结构等要素都会影响党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空间至少通过空间邻近性、空间构成和空间布局等机制在促进社会关系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着重从微观视角展开，分析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效能的三种空间机制。（1）注重空间结构，通过空间结构化机制塑造有效的党建单元，这是新兴领域党建有效的前提。空间结构化机制决定了以什么范围以及多大范围为基本单元开展党建工作。空间结构化是指地方党委政府根据新兴领域空间的经济、物理、社会以及政治结构情况，锁定关键空间，因地制宜下沉资源，将特定空间塑造为党建单元的一个过程。党建单元一旦确定，就明确了特定空间中的党建责任主体和边界，有助于后续党建工作的推进。（2）注重空间组织，通过空间再组织化机制塑造有效的党组织形态，这是新兴领域党建有效的组织基础。空间再组织化机制决定了党组织以何种方式设置或组建。它是指地方党委政府在政策势能驱动下对特定空间进行的他组织化与空间内部原生组织自组织化相互叠加的过程，旨在以空间为依托，将其中独立而分散的党组织和流动党员再组织化为一个跨组织边界的功能型党组织，从而重塑空间组织秩序。（3）注重空间属性，通过空间社会化机制形塑有效的党建共同体，这是新兴领域党建有效的社会基础。空间社会化机制决定了党组织功能何以发挥，它是指通过培育社会资本等方式强化新兴领域经济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再造经济组织及职业群体的社区居民身份，强化党员身份和空间认同，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党建共同体的过程。基于空间认同和党建共识形成的党建共同体是衡量新兴领域党组织功能发挥情况的重要条件。
因此，本文从“空间结构化——空间再组织化——空间社会化”三个维度构建了新兴领域党建效能提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空间结构和党建单元是分析新兴领域党建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新兴空间内的组织生态和以此形成的新型组织结构是分析新兴领域党建何以有形覆盖的基础，空间社会关系和党建共同体是透视新兴领域党建何以可为的关键。
二、案例介绍
商务楼宇作为经济结构转型及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诞生的新社会空间的典型代表，是破解空间制约、引领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载体，也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聚合的重要空间。作为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生领域和薄弱地带，商务楼宇党建是执政党适应新经济社会环境的政治建设工程，也是地方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需要。因此，以商务楼宇党建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对于巩固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以及探究执政党在新兴领域的党建策略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商务楼宇党建是以商务楼宇为载体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的新型党建模式。1999年，“嘉兴大厦”率先创造了“支部建在楼上”的做法，建立了上海乃至全国第一个不依托单位而是整座商务楼宇组建的联合党支部。自此之后，商务楼宇党建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政策并逐渐在全国展开。2004年，中组部印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可采取‘支部建在楼上’等方式联合建立党组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楼宇建立楼宇党组织”相关内容已被写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多个重要文件中。2018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上海浦东新区上海中心大厦，视察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推动了商务楼宇党建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商务楼宇党组织的发展与楼宇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楼宇经济发展水平是选择商务楼宇党建案例的基本前提，调研和材料获取的可行性是选择案例的现实依据。研究所选案例C区曾被评为“中国楼宇经济十大活力城区”，所在H市也曾被评为“中国楼宇经济十大活力城市”，在中国楼宇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例相关资料是笔者在2020年6月至9月在C区调研及后续持续追踪观察所获取的数据。C区是H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整体经济总量排名该市中心城区第一，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截至2020年初，从硬件设施、服务配套、经济效益等经济口径统计的112个商务楼宇项目、126栋单体楼宇中，被区委纳入楼宇党建台账的楼宇（商圈）项目共有38个，入驻两新组织1914家，覆盖从业人数24763人（党员1732人），涵盖或辐射近50栋单体商务楼宇，其中已成立19个楼宇综合党委和9个楼宇联合党支部。在这38个楼宇项目中，sgh、znl、xjp共有31个楼宇项目纳入楼宇党建工作摸排中，占比为81.5%。因此，本文依据商务楼宇党组织的空间结构、组织形态及资源配比等情况，选取sgh、znl、xjp三个街道的7个不同层次的典型商务楼宇党组织为重点比较对象，深入挖掘其商务楼宇党组织组建背景、结构功能并评估其党建效能（见表1）。
三、空间结构化：寻找有效的党建单元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的意义框架与独特视角，使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转化关系。他特别强调对社会现象背后的变动性处境进行阐释，突出现象发生的现场和情景。楼宇党建以多大范围为基础单元跟楼宇本身的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空间具有多种形态，权力、资本、权利及技术等要素对空间的生产都有重要影响，不同机制主导生产出来的空间形态也不尽一致。由此，商务楼宇空间结构可从物理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政治空间四个维度予以衡量。物理空间是楼宇发展的基本载体，经济空间是楼宇发展的基础变量，社会空间是楼宇发展的客观形态，政治空间是地方党政机关对其重要性的主动建构。理论上，商务楼宇的空间结构化程度越强，则越容易被地方党政机关纳入重点党建单元，也更有利于形成商务楼宇党组织，其组织结构越稳定。
（一）物理空间：商务楼宇党组织建立的初始条件
物理空间结构以非有机元素为主，强调楼宇建筑本身的客观要素，着重于从产权、楼龄、层高等要素来衡量商务楼宇的品质和等级。产权集散程度直接影响了商务楼宇运营管理水平以及入驻企业组织生态，从产权集散程度可将楼宇区分为自持型楼宇与散售型楼宇。从层高和楼高来看，层高和楼高越高，楼宇品质相对越好。区域最高楼通常是整个城市的地标和经济高地的代表。从楼龄来看，可根据楼宇建成时间的早晚划分为新建楼宇和老旧楼宇。一般楼龄超过十年的可称之为老旧楼宇，反之则为新建楼宇。C区甲级写字楼平均楼龄为3.25年，保持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在全市具备较强的竞争力。总之，楼宇产权相对集中且新建的写字楼，整体品质和楼内组织生态也相对较好，集聚的两新党组织及党员也相对较多，这是楼宇党组织建立的有利条件。根据表1中楼宇的产权及楼宇建设时间两项数据来看，W区物理空间结构相对优质的楼宇是CCH、LD；次之为VJ、HJ；再次是XSD、LY、ZJ等老旧楼宇。
（二）经济空间：商务楼宇党组织建立的基础变量
楼宇经济空间结构可从楼宇租金和产业生态两方面考量。其一，楼宇租金由楼宇供应体量、硬件设施、配套设施、租赁销售交易活动中创造的经济价值组成，楼宇区位及空置率水平对经济空间结构影响较大。H市甲级商务楼宇租金平均水平（105元/平方米每月），C区甲级商务楼宇租金整体表现较好（120元/平方米每月）。其二，楼宇空间的产业生态是指楼宇引入的企业及产业活动形成的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集聚而成的圈层。其中，内部产业要素集聚圈层包括企业能级、产业类型、产业结构等，楼宇外部产业要素集聚圈层包括楼宇税收、就业人数等情况。“亿元楼宇”“十亿元楼宇”等称呼就是根据楼宇税收额度对楼宇的划分，这类楼宇一般会纳入地方党政部门重点关注对象。楼宇产业要素圈体现了区域楼宇经济对区域财税和产业生态的引领和贡献作用，还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社会生态以及城市治理格局等。
（三）社会空间：商务楼宇党组织建立的关键因素
商务楼宇的社会空间结构是指空间场域中各种制度化、稳定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最关键的是各行动主体在空间场域中的“位置”以及楼宇本身在相对尺度空间范围内的“位置”。简言之，商务楼宇性质、组织生态以及关键行动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公司的品质、能级、性质等要素决定了一个商务楼宇的社会形象。商务楼宇的社会空间可划分为四种典型形态：（1）标志性商务楼宇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符号和城市象征，特别是城市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或者建筑工艺特征的抽象或升华。作为具有地标性质的LD中心，因其与生俱来的城市营销、城市形象等社会效应，与地方党政部门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LD事业部希望通过打造更气派的党群服务中心以吸引更多关注，遂主动跟地方党委政府合作，在华中最高楼LD中心开展楼宇党建工作。（2）总部型商务楼宇是由总部型企业聚集所产生的空间形态。作为总部型商务楼宇的CCH，入驻其中的总部型企业及相关企业占比近70%，这些企业已进入到发展壮大的品质提升时期，本身具有较强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动机，也更注重参与社会治理以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楼宇党组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3）园区型商务楼宇是由政府专门孵化、培育某类特定行业，又囿于城区土地资源稀缺而打造的楼宇。VJ大厦是省政府大力支持、市政府重点扶持、区政府全程培育、主体企业精心打造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技术产业基地，此背景决定了楼宇运营方和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4）国资背景的市场化商务楼宇是由国有企业或者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参与开发建设的楼宇，这类楼宇一般比较注重与地方政府的属地合作。XSD是由央企X公司投资开发的楼宇，入驻了X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等，该楼宇长期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2014年成立的XSD楼宇党组织就是znl街道建立的第一个楼宇党组织。
（四）政治空间：以组织和治理下沉为基础的主动建构
当代政治空间建构以组织下沉和治理下沉为表征。我们可从地方党委政府将楼宇纳入工作重点范畴及对关键行为主体的政治吸纳等维度来认识其政治结构。一方面，各地区积极建立组织部门（当前已变更为社会工作部门）牵头抓总、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区域兜底的商务楼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C区委组织部于2017年挂牌成立“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简称“区两新工委”），由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担任书记，区民政、市场监管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兼任副书记，区房管、商务局等职能部门为委员单位。2018年以来，C区还返聘退休党员干部担任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并聘用常驻商务楼宇的专职党务工作者统筹楼宇各项党建工作，使之成为商务楼宇的常态化下沉力量，致力于推进楼宇党建工作专业化、精细化。另一方面，聚焦关键主体，加强政治吸纳。各级党委政府对楼宇产权方、运营方、龙头企业以及物业公司等关键行为主体采用政治吸纳、组织嵌入的策略。C区部分重点商务楼宇的产权方总经理、龙头企业董事长、物业公司经理等关键主体，他们大多数都为中共党员，有的甚至被吸纳为“两代表一委员”，具有多重政治身份。同时，C区大力实施红色物业工程，有效提升物业公司党组织覆盖率，为组建商务楼宇党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物业公司虽然在商务楼宇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较少，但是基于它与楼内业主相对“熟悉”的特殊身份，使之成为外部力量进入商务楼宇的“引路人”和开展党群活动的“协助人”。
单元是组织系统的基础，基本单元与组织系统的基本功能的有效实现相关。寻找有效的党建单元，是指只有党建单元与职业群体日常生活工作的单元相匹配，才能实现基本单元基础上的组织体系相对稳固。当商务楼宇的经济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及政治空间四个方面的结构性都较强时，意味着此类楼宇则更易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理空间及党建单元。相反，空间结构化程度较弱的楼宇则更易按行业相关、地域相近的原则，将党建单元从“楼宇”扩展到“楼域”（楼宇聚集区域），整合开展党建工作。由此，重点商务楼宇更容易成为一个有效的党建单元，地方党政部门通过倾注更多注意力及政策资源、下沉专职党务工作者等方式，联合街道、社区及关键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到新城市空间治理中来。党建单元的确立，强化了楼内两新组织的治理主体身份以及属地街道或社区的党建责任，更有助于开启楼宇党组织建设之窗。
四、空间再组织化：建立有效的党组织模式
如果单位党组织（包含体制内单位组织和体制外企业党组织）是内嵌于各类组织中的一种组织化过程，那么依托于单位党组织而建立的跨单位党组织，则是一种对特定空间组织的再组织化。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行业组织作用有限的时代，政治化的跨单位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联结与社会调控机制，能将社会中分散的基本单元连接起来，这是突破现代社会分化、碎片化与流动性状态的唯一出路，是流动社会中异常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商务楼宇党建本质上是执政党对商务楼宇中集聚的各类党组织的再组织化，由此形成的商务楼宇党组织作为一种跨组织边界的功能型组织，建构了楼宇空间多元主体的制度化沟通渠道。
（一）因类施策组建商务楼宇党组织：以空间为载体的组织性重构
商务楼宇党组织主要有三种组建模式：（1）产权完全分散、组织异质性较高、党员及党组织规模较小、空间结构复杂的商务楼宇，以物业公司牵头、社区联络、街道兜底组建联合党支部；（2）产权部分集中、有大公司入驻的商务楼宇，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楼宇综合党委；（3）产权集中、空间组织生态较好、具有统一的产权方、运营方的商务楼宇，由产权方或运营方牵头组建楼宇综合党委，大部分高品质甲级写字楼综合党委就属于这种类型。表3反映的是C区部分代表性商务楼宇党组织组建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楼宇的空间结构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依托龙头企业、产权方或运营方对楼宇空间开展楼宇党建工作，由此形成的楼宇党组织的组织结构稳定性程度越高，所辐射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越多，执政党对其开展党建工作的再组织化程度就越高。
就组织模式而言，楼宇党组织实施开放式设置模式，将楼宇内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隶属关系的党组织都纳入楼宇党组织中，或者将他们吸纳为共建单位，实行“一方隶属、多方参与”的再属地化管理。其组织结构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在内部组成结构上，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跨越组织边界的韧性结构；从纵向来看，它是一种去科层化的协同治理结构。由于成员单位之间没有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导致组织间的活动更多以协商共治方式开展，楼宇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但这种韧性治理结构也具有流动性和脆弱性的特征。
此外，楼宇党组织不仅是楼宇内部空间组织的接点，也是纵向层级联动与横向多元主体的组织接点。一是在区两新工委“统筹”、街道大工委“整合”、街道综合党委“联动”、楼宇党组织“凝聚”、两新组织党支部“建设”的五级联动架构中，楼宇党组织是联动地方党组织与两新组织的功能型组织接点。二是实施楼宇党组织委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推动楼宇内部空间组织的横向联动，并通过配备楼宇党建指导员联通市场主体与地方党委政府。三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广泛吸纳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党员，搭建楼宇内外部空间组织的双向联动与共建模式。例如，CCH楼宇综合党委及相关企业提供的困难慰问资源会重点向该楼宇所在YJL社区倾斜。
（二）党建带群建：楼宇群团组织的再组织化
党建带群建，推动组织的整体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传统和历史经验。楼宇群团组织建设工作就是将原来分散在各条线、各部门的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以及其他公益性组织整合建设成一个综合性功能平台，成立相应的楼宇工会、楼宇综合团委、楼宇妇委会、公益志愿服务队等组织，将群团工作无形之中融入楼宇企业和职业群体的日常工作和休闲活动中，对打破楼宇空间区隔、强化两新组织社会责任感、培育楼宇空间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具有催化作用。例如，CCH楼宇综合党委整合来自妇联、工会等条块的资源，打造了全市首家楼宇白领职工子女免费托管班，解决了白领职工暑期“看护难题”，深受大家好评。
商务楼宇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组织丛林。楼宇党组织突破传统单位党建“单打一”的做法，把党组织的设置从单位和行业行政体制的内部转向外部，以楼宇空间为载体建立了功能型党组织，实质上是对楼宇空间组织再组织化的过程，改变了仅依靠物业公司、产权方、运营方及地方政府来间歇性、单向度搭建组织网络的原初状态，衍生出空间组织之间平等交互的组织网络形态。一般而言，以物业公司牵头组建的楼宇党组织只能承担党员教育管理等基本功能，而以产权方、运营方以及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的楼宇党组织，其空间组织生态更好，组织架构更稳定，组织韧性更强。
五、空间社会化：形塑有效的党建共同体
在日益异质化、个体化、市场化的流动社会，尤其是职业群体聚集的新兴领域中，就党建谈党建很难激发他们与党组织的情感共鸣，也很难实现党建的初心和目标。新兴领域党建尤其要注重平衡空间经济属性和党建空间的政治属性，从社会空间营造的高度弥合二者的张力。空间为主体互动提供场景和媒介，共同体关系的生产在于空间与人的良性互动。因此，空间社会化机制旨在通过增强空间社会交往、密切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公共空间等举措，提升经济空间社会化程度。这不仅是促进构建党建共同体的着力点，也是新兴领域党组织功能有效的基本导向。
（一）空间交往的内生动力：塑造价值与利益认同
空间分隔、社会交往薄弱是商务楼宇空间内部关系网络的基本特征，激发社会交往的内生动力是培育社会资本、促进楼宇党组织有效运转的基础。楼宇内各主体的价值共识和利益认同的正相关性越强，越有利于激发社会交往的内生动力。楼宇党组织通过与企业建立联系、获取信任并服务好企业和职工，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实现政治引领和组织拓展，渐进地取得他们对政党的政治认同。
楼宇中各类主体具有不同的服务需求，对所在公司没有成立党组织的党员职工而言，党组织关系落户是他们最直接的需求；对楼内两新党组织而言，它们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上都有一定局限性，因而对楼宇党组织承担党建工作组织策划、资源信息共享等功能具有较大期待；对楼宇职工而言，除了日常咨询和办事需求外，他们对文体社交类活动的需求较多；对楼宇企业而言，相关政务服务的下沉是其最切实的需求。商务楼宇党组织主要是通过专职党务工作者、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背后依托的整体性政权来整合各类资源，提供集成式服务，这既是其组织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商务楼宇空间良善治理的现实需要。
（二）空间关系的关键维护者：专职党务工作者
因为商务楼宇党组织的成员大多为兼职身份，专职党务工作者就是商务楼宇党组织的人格化在场，是联动空间关系的关键维护者。这一群体不同于传统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是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为打破传统科层化的工作理念和活动方式而吸纳的社会力量，是通过社会化招聘、契约化管理培养出来的一批专职人员，从事这一职业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和能动性。专职党务工作者主要通过搜集并回应企业需求、搭建交流平台、指导党建等方式开展工作。一是以需求清单为基础，探索建立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模式。例如，在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协调下，XSD楼宇企业H公司食堂资源向Y律师事务所的职工开放，为楼宇内部分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法律顾问等服务也成为该律所的业务来源。二是通过红色众筹建构社会参与的路径，这主要包括资金众筹和活动众筹两种模式。楼宇综合党委通过专职党务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家身份，与楼宇相关主体建立了较好的社会信任，以需求耦合推动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增强空间社会交往、密切社会关系、培育社会资本，提升楼宇空间的社会粘性，有效破解当前动员乏力和治理主体参与度低的现实困境。
（三）准公共空间的生产：打造多功能的商务楼宇党群服务中心
空间整合是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包含权力关系、多重秩序治理的过程。城市建筑空间大多是一种相对私有的、封闭形态的物理空间。没有物理的公共空间，就没有地方让人们聚在一起交流，就不能形成社区。在此情况下，楼宇党群服务中心的打造就为促进空间整合、生产准公共空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助于增强空间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互动性和共生性。
商务楼宇是一个市场化的私域空间，在楼宇中建立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对私域空间的再造与整合。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首次强调在非公有制企业聚集的区域建立党群服务中心。C区按照场地是否具有独立使用权，可将党群服务中心划分为依附性党群服务中心和独立性党群服务中心（见表1）。依附性党群服务中心大多由物业公司提供办公室，或者由龙头企业提供的办公室或会议室打造的共享空间，这类空间一般具有较强的使用依附性和空间封闭性。独立性党群服务中心大多由产权方免费提供或政府租用场地等方式打造的综合性、区域性、开放性阵地。
“红色符号、红色文化”和多功能分区是党群服务中心的突出特征。C区按照“六有”（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标准建设活动阵地，部分商务楼宇在大厅展示各楼层布局及企业名称的显示牌上用党徽符号突出显示成立了党组织的公司，大厅入口处贴有“党员回家”宣传告示等，这些“红色符号”在商务楼宇中无声地传播着政党的形象和声音。党群服务中心除了具有价值理性之外，还发挥着实在的工具理性的作用。C区重点商务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基本上都按服务大厅、活动大厅、文化展示厅等功能区进行标准化设置，有的还通过设置亲子活动区、政务服务自助机等方式增强阵地的实用性、便民性。
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管理使用具有准公共性和开放性。独立性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地方党委协调、整合市场资源而打造的一个正式的公共空间，对楼宇租户、周边社区居民、辖区企业等实行预约免费开放。依附性党群服务中心属于半开放性交往空间或半私密性交往空间，其交往对象和使用主体是楼内企业，公共性程度较低。从C区的部分党群服务中心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看，商务楼宇党群服务中心的独立性越强，越能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对阵地进行有序管理，服务对象越广泛，活动开展越频繁，越有利于培育空间公共性和空间认同感，反之亦然。
空间单元认同感的形成、空间地理意义的建构以及治理共同体的塑造是由该空间单元的文化特质以及主体参与空间实践的集体记忆而实现的。空间社会化机制强调楼宇社区“居民”身份再造和党员群体政治身份的强化，增强其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共同体意识，推动商务楼宇从经济空间向政治经济社会的复合空间转型。这是超越楼宇原有的经济定位，从政治引领和社会治理的高度对其社会空间属性再造，实现治理共同体和党建共同体的建构。在此过程中，商务楼宇党组织不仅在调节空间社会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实现了组织有效在场和功能有效发挥。
六、结论与讨论：把空间带回党建
空间不仅仅是基层党建的重要环境或场域，也是影响新兴领域党建效能的重要变量。商务楼宇党建实质是执政党主导的对两新组织集聚空间进行再组织化的一项政治工程，也是通过空间社会化机制调适市场经济组织和职业群体社会关系、构建经济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工程。楼宇党组织的诞生有效化解了城市新空间中两新党组织空间隔离、功能悬浮的困境，保障了执政党在城市新空间中组织在场和组织拓展，重构了楼宇空间秩序。商务楼宇党建有效的实质是商务楼宇空间治理与商务楼宇党建的良性互动。
本文提出“把空间带回党建”，强调不仅要从党建所在的场域来看待空间，更要将空间的特征融入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新兴领域空间的强经济、高流动、弱社会关系特征决定了其党建工作不能仅仅就党建论党建，而是要超脱行政意义上的地域单元或组织单元，寻找社会关系聚合意义上的“党建单元”，以空间为载体形成的功能型党组织模式以及对新兴空间社会关系的柔性调整，是破解行政有效、党建低效的新思路。新兴领域党建有效，就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空间的结构化、再组织化、社会化程度，使得市场主体追求利润与发展的资本逻辑、党委政府追求空间秩序与厚植执政基础的权力逻辑，以及白领职工追求职业空间与宜居生活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实现动态平衡。“把空间带回党建”具体表现为空间结构化、空间再组织化、空间社会化等三种空间机制。空间结构化机制强化了党建单元的空间边界和属地责任，空间结构化程度越高，越能寻找到有效的党建单元。空间再组织化机制链接了新兴空间中的多元主体，再造了极具组织韧性的功能型党组织，这是一种以特定空间为载体、以跨越组织边界为结构特征、以社会性功能为导向的有效组织模式。空间社会化机制注重对新兴空间社会属性的营造，强化空间的社会粘性，塑造新兴领域党建共同体，旨在推动功能型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最大化激发空间多元主体交往的内生动力。本文对商务楼宇党建过程中实施的空间策略仅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新兴领域党建还有诸多类型，未来需要更深入系统地观察和研究新兴领域空间的网络化、信息化和平台化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