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最初为海洋生物地理学概念，近年来因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遂发展为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地缘经济概念，并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官方政策话语，从概念上的争辩演变为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构建地区权力结构的政策实践。学界对“印太”战略在地区局势和相关国家可能造成的挑战和影响，以及相关行为体可能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而，目前对“印太”战略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大多限于该战略对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对“印太”战略拟围堵和防范的目标——中国的影响分析。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作为连接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东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过，目前对东盟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印太”战略对东盟及东盟各国产生何种影响的著述不多。本文试图分析东盟在“印太”战略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的基础上，探讨“印太”战略对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影响以及对东盟内部团结可能造成的冲击。

    一、亚太区域合作中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
    （一）东盟对亚太区域合作的贡献
    为了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于1967年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盟成立的初衷不是为了解决区域内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而是通过平等国家间的合作实现东南亚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实现独立国家的区域联合。尽管东盟的最初宗旨不是解决安全问题，但仍在解决区域内国家争端和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出面调解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海域争端及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东盟以推动区域内主权国家的友好合作为开端，在完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后，2003年提出到2020年建成经济、安全与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除了加强“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外，还与域外国家建设各类自贸区及区域合作关系。自2000年中国提议与东盟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后，东盟已与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印度谈判建设自贸区。在构建“东盟10+1”“东盟10+6”成功机制的基础上，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六国达成共识，开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CEP不同于“10+1”自贸区框架，而是东盟与其他六国整合在一个自贸区框架之内，这有助于实现东盟与其他六国在经济上的整合，为构建更大区域范围的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
    随着东盟影响力的扩大，在对外关系和区域安全合作上，东盟开始以集体发出更积极的声音，并以东盟为中心推动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安全合作机制，力图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构建区域安全与合作框架。1994年创设的东盟地区论坛的宗旨和目标即是就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与其他国家开展建设性对话和接触，就建立信任措施、维和、海上安全、核不扩散、军事情报交换和预防性外交领域开展合作。目前该论坛除了东盟十国外，还有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四国，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27个国家。该论坛以对话为基础，力图逐步推进区域合作水平，为此制定了三阶段区域合作议程，即促进建立互信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和探讨地区冲突的解决方式，论坛目前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2005年东盟倡议筹建的东亚峰会，其目标是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实现东亚共同体，其成员包括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18个国家。东亚峰会囊括了该地区所有主要国家，还被明确授权在对影响该地区的关键问题上促进对话和合作。东盟峰会也是一个在领导层层面上寻求将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整合起来的区域合作机制。实际上，在促进更广泛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合作方面，东盟峰会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以东盟为中心推进东盟峰会无疑是当前较为恰当的方式。
    （二）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确立
    东盟在加强自身一体化以及推动东亚和亚太区域对话与合作的同时，还构建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了东亚和亚太区域内的主要大国，在议程倡议与理念引导方面发挥“中心作用”，成为塑造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与秩序的重要力量。为了保证东盟在这些合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由东盟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对成员的身份作出规定并力求东盟主导会议程序，要求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须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并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或是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等。为了主导东亚峰会议程和方向，该机制规定东盟地区论坛每年在东盟轮值主席国举行外长会议。
    “以东盟为中心”被当作东盟处理对外关系、推动区域对话和合作、构建区域合作机制的指导原则。东盟宪章规定，任何由东盟发起或倡议的机制或制度安排，东盟应该处于“中心地位”，其领导地位应该被认可。经过50年的探索和发展，东盟对内以推进经济合作为重心，逐步由优惠关税区到自由贸易区再到共同体，实现了具有法律地位的区域组织构建；对外建立了多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平台和机制，就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重要问题开展对话，推进合作，努力提升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认识到东盟国家与域外国家有着复杂的关系，东盟不可能实施统一的外交政策，在此情况下，东盟只能利用自身作为区域组织的地位和身份，构建与外部的对话合作框架和机制，在机制的构建中，始终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原则。东盟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多层对外关系的合作机制，目的是打造亚太地区大国力量的平衡网。通过构建外部力量在亚太地区势力的平衡和相互制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大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同时，通过由东盟设计区域合作议程，推动地区合作，可以有效保障东盟的利益。
    不过，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延续是有条件的，它不是建立在东盟实力基础上的霸权形态，而是在亚太地区特殊的权力格局基础上，利用平衡外交，在大国间施展大国平衡的阶段结果。一旦各大国在该地区利益争夺很难妥协，彼此矛盾和冲突很难化解，就必将对东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机制造成重大冲击。大国间新的权力竞争格局将取代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格局。当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俨然形成以“印太”战略集团为一方，以快速崛起的中国为一方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战略格局。此种战略格局的形成和演进是东盟难以掌控的，并已威胁到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非霸权形态的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延续得益于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妥协，特别是西式民主国家与中国的妥协。过去，尽管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然而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短期内会对美国的亚太霸权形成重大挑战。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妥协有助于东盟“中心地位”的形成。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美国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实力相对不断衰落的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霸权，乃至其全球霸权。为了应对想象中的中国崛起会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的图景，美国鼓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形成“印太”战略集团来遏制中国。过去美国认可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中心地位”的原因，是东盟作为一个中立性的地区力量，在亚太地区奉行中立主义并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且把美国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保证力量。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未受到威胁，该地区又未出现对其霸权形成挑战的崛起国的情况下，认可了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事务中扮演的“中心地位”和发挥的“中心作用”。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还得益于大国对东盟在地区问题上扮演的和平力量和为区域合作提供平台与机制的认可。对中国来说，东盟是其邻居，是其安全上、经济上的腹地，一个中立与和平的东盟符合其利益。中国从封闭到改革开放，从孤立走向世界，需要东盟这个平台，因此中国长期以来认可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仍把东盟视为重要合作对象，把东盟地区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为了与东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还努力在东盟地区推进和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如进一步发挥东盟和与东盟国家发起的中国—东盟“10+1”、亚洲合作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太”地区的推进，不但未削弱反而是巩固了东盟在区域合作与对话机制的“中心地位”。
    “印太”战略的核心目的是美国纠集其他国家遏制中国崛起。为了拉拢东盟支持“印太”战略，消除东盟对该战略弱化东盟“中心地位”的担心，在2018年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称东盟的“中心地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印太”战略具有的对抗性质及由此加剧的地区紧张态势并不符合东盟自成立以来所宣示的东盟“和平中立”的宗旨，也冲击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因此“印太”战略的推出及实施，必将影响东盟的“中心地位”，造成东盟地区“中心地位”的弱化和东盟内部的分化。
    二、东盟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
    （一）东盟在“印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角色
    学界对“印太”战略所覆盖的地理范围的定义并不一致。广义的“印太”战略范围为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狭义的“印太”地理范围大致为东北亚、东南亚及印度洋北部的相关水域及毗邻地区，也即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主要的能源商贸通道和大国激烈博弈的地区。从“印太”战略出台的背景、实施进程及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来看，该战略的核心区实际上就是“印太”战略狭义的地理范围。另外，在“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印太”中的“印”不专指印度，而是指能对该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的印度洋地区。不过，“印太”中的“印”也多指印度，因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占据了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发挥着远高于印度洋其他国家的作用。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印太”地理范围，东南亚地区理应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东南亚在“印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可从两个方面显示出来。一方面是“印太”地区各国尤其是西太平洋各国对东南亚地区的高度依赖。东南亚地区是连接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印太”地区的心脏地带。太平洋西岸和东亚至非洲东部、西亚、南亚的主要海上商贸航线都必须经过东南亚的各个海峡和海上航线，其中尤以马六甲海峡最为重要。另一方面从“印太”战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印太”战略集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遏制来看，若无东南亚国家的参与，就难以形成对中国的有效围堵。因此，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了“印太”战略的实施有赖于东盟，至少是东盟部分国家的加入。
    因东南亚与中国在地理上相邻及对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利用东南亚国家建立围堵中国的防线一直是美国的重要思路。冷战初期，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阻止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宣称美国必须干预东南亚局势以保证东南亚地区不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美国为了建立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1955年纠集亲美国家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泰国和菲律宾是成员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受该组织的军事保护。美国还对任何能推动东南亚地区联合自强，能牵制中国的行动都加以鼓励和支持。为了阻止臆想中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展，美国不惜卷入越南战争。对越战争不力后，一度对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的美国，于1975年由美国福特总统再次提出“新太平洋主义”，要求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
    冷战后，无论是“重返东南亚”政策、“亚太再平衡”政策，还是“印太”战略，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东南亚在亚洲东部及西太平洋的地位围堵中国。当前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东盟没有成为“印太”战略的支柱，但在亚太地区的任何战略和区域合作机制中，东盟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当前东盟未被列入“印太”战略的主要支柱，一方面是该战略尚在起步阶段，“印太”战略集团还未对东盟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印太”战略在短期内难以获得东盟支持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争取印尼、新加坡、越南、文莱等国家的支持。如2018年2月10日至12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Taro Kono）访问文莱和新加坡，除了加强与两国关系外，也表明在日本的“印太”战略中，东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东盟在“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角色
    东盟对“印太”战略的意义除了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外，还在于其重要的地缘经济地位。东盟是亚洲的第三大经济体，人口约6.14亿，面积约447.81万平方千米，市场庞大。2016年东盟GDP总值为2.559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2万亿美元，利用外资980亿美元。2016年东盟利用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外资分别为122.14亿美元、115.35亿美元、33.97亿美元、10.46亿美元。美、日、印、澳四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高达281.92亿美元，占东盟吸引外资的28.77%。美、日、印、澳四国对东盟的投资分别占他们海外投资总额的3.34%、7.94%、20.45%、56.51%。2016年东盟与美、日、印、澳的贸易总额分别为2118.01亿美元、2018.92亿美元、584.49亿美元和527.88亿美元。东盟分别是美、日、印、澳的第五、第三、第四、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五、第二、第三、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东盟对中国经贸方面的重要性也非常突出，受益于双方15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和2010年建成至今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东盟贸易额在2017年再创新高，达到5148亿美元，其中中国向东盟出口达2791亿美元，从东盟进口达2357亿美元。
    总之，东盟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亚太战略与印度洋战略弧的交汇处，位于“印太”地缘政治的“中心地位”。无论从“印太”战略狭义的地缘政治视角，还是其广义的地缘政治视角，乃至从地缘经济视角来看，东盟在“印太”战略中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种重要性决定了“印太”战略若要实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并在该地区获取经济利益，就必定会拉拢东盟或东盟部分国家。而中国要化解“印太”战略对自身的遏制，须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关系，除了继续加强与海洋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外，还必须着力发展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三、“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
    （一）“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东盟自1997年推进东亚一体化后，利用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矛盾，不断构建各种区域化的合作机制，并在其中逐渐确立了“中心地位”。东盟相继力推的东盟“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机制都对形成和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仅是功能性的，主要发挥的是提供合作机制与平台的作用，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而权力中心与功能中心的分离异化了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使得东盟不得不通过维护自身的平台作用来延续功能“中心地位”。
    在“印太”战略出台之前，亚太各国大都支持东盟在该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如美国支持东盟主导的各种区域化的机制和东盟的“中心地位”，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向东看”和“东向行动”政策都支持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日本也积极支持东盟倡议及东盟在构建政治和安全共同体方面的努力。日本还主动参与东盟推动的多边论坛，并尊重东盟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指出，与东南亚的双边关系是高度优先，特别是在安全方面，东南亚构筑了“澳大利亚的北方路线”和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中国认可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并支持东盟推动的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中国视东盟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伙伴，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以依赖的朋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从1992年的中国—东盟磋商伙伴关系发展到1996年的中国—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关系，再到1997年升格为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东盟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大国总体上认可东盟的“中心地位”，但随着地区国际关系的演进，大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变化，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开始面临挑战。东盟“中心地位”的第一次挑战来自2009年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盟成员国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曾加入TPP，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一度观望。为了应对TPP可能会分裂和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状况，东盟随即提出建立由东盟加中日韩澳新印6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并得到各成员的支持。直到特朗普上台宣布退出TPP后，TPP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才暂告一段落。然而，当前的“印太”战略对东盟的“中心地位”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各大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如上文所述，它基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大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能够相互妥协；第二个条件是各大国对奉行中立主义的东盟所推进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认可。随着亚太地区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大国间矛盾的深化，特别是“印太”战略的出台，东盟“中心地位”存在的两个条件正逐渐受到挑战。东盟“中心地位”的第一个条件因“印太”战略逐渐成形而逐渐弱化。因为“印太”战略集团推行对华遏制政策，激化了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造成该地区出现战略对峙，破坏了大国在该地区的妥协。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是美国的全面性政治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和区域性军事对手的看法已经在美国的精英层形成并逐步强化，对华遏制自然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阻遏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家，消除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形成挑战的可能，就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国力快速增长引起的中日实力地位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引发日本的焦虑，日本已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和威胁。为了缓解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日本积极参与并鼓动其他国家加入“印太”战略。2017年安倍出访印度时，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和繁荣之海带来充满活力的联结，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扩大的亚洲’开始形成。”“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就是安倍政府鼓动下初步形成的。印度也是“印太”战略的积极推进者，因为“印度实力相对较弱，无力单独平衡中国，它希望在东亚联系其他强国以应对中国强势外交带来的外部压力”。2014年刚上台的莫迪总理就明确要推进“印太”战略，提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关系。澳大利亚在多种场合中也表达了加强美澳关系，推进“印太”战略的愿望。“印太”战略集团与中国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难以妥协，而亚太区域合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东盟又未有调节双方矛盾的硬实力和有效机制。为遏制中国，绕过东盟倡导的地区安全机制，组建“印太”战略集团就成为国力相对衰落的美国的战略选择。因此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安全和合作的“中心地位”的条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东盟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心地位”的第二个条件也面临挑战。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战略格局的变化，使美国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能实现其战略目的而抱有怨言。美国官方多次批评东盟倡导的系列机制是缺乏效力的“清谈馆”。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希拉里·克林顿曾宣称，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区域组织的形成与运行必须基于具体的、实际的考虑推进，更重要的是要令这些组织产生结果，而不仅只产生新的组织”。美国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对东盟在地区局势中虽居于“中心地位”但不能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决策机制多有不满。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在执政时期大力推销“东亚共同体”概念，就是对东盟地区论坛效力不满的反应。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官员罗恩·惠思肯(Ron Huisken) 则更为直接地批评：“东盟地区论坛若要发挥效力，东盟就应当从中心位置让位，使大国走上台前充当领导。”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曾批评：“东盟系列区域机制不能足够有效和全面应对地区挑战，因而倡议建立‘亚太共同体’。”
    从地理范围来看，“印太”战略所覆盖的范围介于东盟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所涉范围之间，“印太”战略所覆盖的范围比东盟峰会稍大，但比东盟地区论坛覆盖的范围要小。尽管目前“印太”战略没有具体的内容公开，但可通过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举行的两次四方会议管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核心目标。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在2017年5月和2017年11月分别举行的第一次四方会议和第二次四方会议，两次会议公开出来的内容主要为：亚洲需要基于规则的秩序；海上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法；提高连通性；海上安全；朝鲜的威胁和不扩散；恐怖主义。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纳入东盟主导的东盟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的会议议程，因为其都是开放性论坛和合作机制，都可以对区域内合作、一体化及政治安全进行对话与合作。因此“印太”战略的出台并推进，已威胁到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中心地位”。
    （二）“印太”战略可能对东盟团结的冲击
    东南亚是“印太”战略的重要地理单元。因此，“印太”战略离不开东南亚国家的参与。但“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加剧地区局势的做法不符合东盟成立的宗旨。虽然“印太”战略四国同盟公布出来的四方会议内容与东盟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貌似存在相同之处，但是“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目的，必会加剧地区冲突和矛盾。东盟的宗旨和建设目标是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共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为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奠定基础。故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很难与挑起地区冲突与矛盾的“印太”战略集团进行合作。同时，东盟因其坚守“东盟方式”，即东盟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需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虽限制了东盟对“印太”战略实施统一的政策，但它并不能限制东盟部分国家参与“印太”战略。东盟宣称要在2020年建成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不过，东盟自成立以来一再坚持的国家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对国家主权的强调，决定了即使东盟建成了东盟共同体，东盟各国仍将如《巴厘第二协定宣言》指出的那样，“东盟安全共同体承认成员国在追求各自的对外政策、防务安排方面的国家主权。”此种情况下，东盟各国在安全问题上主要还是采取自助的形式以实现自身的利益。东盟各国虽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在地区安全上发挥作用，但他们又担心东盟不能切实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因而部分国家主要是海洋东南亚国家采取与大国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通过加大与域外军事大国的军事安全联系的做法来维护自身安全。
    随着“印太”战略的推进，在“印太”地区形成了以快速崛起的中国为一方和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集团的另一方。东盟坚守其宗旨，奉行中立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短期内很难偏向某一方，但是其成员已作出了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大陆东南亚国家除了越南外，多数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更倾向于积极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而海洋东南亚国家，除了与美交恶的菲律宾和还在摇摆的马来西亚外，多数国家更倾向于向“印太”战略集团靠拢。东盟国家中对“印太”战略已明确表示支持的有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他们或认可“印太”战略，或对外表示支持“印太”战略，或更积极地发展与“印太”战略势力集团的关系。
    为了向东盟国家推销“印太”战略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防务合作，近年来包括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官员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攻势。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越南，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要深化双边防务、安全与情报合作。特朗普还阐明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框架。新加坡是“印太”战略的重要节点，樟宜基地是美军在东南亚的唯一立足点。新加坡位于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自然不会错过借“印太”概念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为了拉拢东盟更多的国家加入“印太”战略，美国还不断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2017年2月19日，马蒂斯在德国波恩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讨论了防务问题。同年4月，双方再次在美国讨论地缘政治发展与防务问题。2017年6月马蒂斯到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保障会议期间明确了继续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态度。2018年1月22日至24日，马蒂斯访问印尼，与印尼领导人讨论防务合作和海洋安全合作，并称要让印尼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中扮演“中心角色”，成为“印太”战略的海上支点。2018年3月6日至10日，“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首次访问越南，这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43年来美国大型军舰首次访问越南。
    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也希望通过参与“印太”战略来扩大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升其国家地位。印尼非常希望通过其位于“印太”战略弧中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提升与“印太”战略集团的合作来确保和平与安全。2018年1月，在东盟—印度峰会上，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称，“印太”地区是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之地；印尼希望“印太”区域架构建立在开放、透明和包容原则之上。印尼还称东盟和印度是海上合作的支柱，东盟领导的机制如东亚峰会、《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能够与环印度洋联盟很好契合，并能够沟通和整合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印尼外长瑞娜·马尔苏迪(RetnoMarsudi)在2018年的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也提到环印度洋联盟、东盟—印度和东亚峰会框架的重要性，她还认为“印太”战略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东盟的所构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区域合作机制。她还表示，2018年印尼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是加强东盟的团结和寻求东盟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中国认可东盟的“中心地位”，是因为东亚地区存在大国争端和矛盾，以及东盟作为中国经济开放的重要市场和在地区安全上扮演的中立角色。一旦东盟或部分国家放弃中立地位，中国将可能调整对东盟及东盟各国的政策，加大对某些东盟国家的外交力度，特别是与中国相邻的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力度。
    四、结语
    “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印太”地区的美日印澳关键四国的联手来遏制中国。“印太”战略集团的形成并在“印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对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东盟内部的团结造成极大的影响。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曾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合作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此种区域合作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那就是必须依赖大国的支持，即需要各大国的共同妥协才能实现安全的目标。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是美印日澳四国同盟应对中国崛起而推出的竞争性甚至敌对性战略。因此它与东盟倡导的区域“合作安全”模式存在矛盾。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将受到来自“印太”战略的冲击，甚至会失去其“中心作用”。东盟“中心地位”的丧失，使得过去通过东盟系列机制进行接触的平台失去效用，亚太各国可能失去了可以深入接触的平台，也使东盟失去了在大国间斡旋和影响大国关系的渠道。在“印太”战略的冲击下，东盟不但可能失去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其内部的某些国家还可能加入“印太”战略集团，从而加剧东盟内部各国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冲击东盟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