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征，反映一国政治观点和外交立场，是特定政治话语的表达。地图是国家版图最常用、最直观、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问题地图”表达了有悖一国主张和利益的政治话语。中国版图表达深受“问题地图”困扰，频发的涉华“地图门”暴露出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版图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从全局上把握版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版图意识缺位、外方地图作妖、不利话语生态、技术便利条件、地图服务困境共同造成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民版图意识宣教、深研境外“问题地图”机理、打破西方传统地图惯例、创新完善地图治理监管、深化地图服务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动版图安全治理。公开地图所涉他国版图表达的联动安全风险亦需警惕。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国家版图；问题地图；地图话语；版图安全
地图是一门权属价值鲜明的政治语言，权力渗透深刻塑造了地图本质。在内政外交中，地图服务空间确权、赋权、用权、维权和拓权。一方面，地图参与主权国家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感”构建，构成了近代国家形成发展的图像志记载；另一方面，世界地图的变动折射形势演变和立场异同，再现了全球地缘关系的权力生态。双重政治象征最终见于国家版图，围绕地图上版图完整的话语交锋呈明显安全色彩。中国版图表达长期受“问题地图”困扰，频发的涉华“地图门”与全球战略竞争、中国边海动态、国内分裂势力沆瀣一气，造成主权残缺、认知误导、话语矛盾、政治干涉、舆情危机、利益受损等危害，构成了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了我国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本文尝试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审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探究其泛滥成因，并就推进版图安全治理提出建设性思考。
一、地图与国家安全研究述评
作为国之重器，地图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国外学界，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指出，地图对地理学、国民教育和帝国护持意义重大，忽视与歪曲地图将带来安全隐患；卡尔·豪斯霍弗认为地图是国防地理必要技能，能揭示地缘政治空间图景，为此他以“暗示性”地图力行地缘政治宣教，以破解德国安全困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肯定了地图分析对从地理上考虑一国安全的独特价值，制图重估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服务美国安全战略制定。地图安全价值后随技术进步与形势演变获跟进，既推动了“空权论”发展，又以“宣传地图”形塑了地缘战略风险和意识形态威胁，并反映在批判性地图研究。关于国家版图的地图研究，桑卡兰·克里希纳关注了后殖民印度对国家认同和生存问题的制图焦虑。威廉·卡拉汉考察了国耻地图，认为中国地缘体受两种制图惯例互动影响，呈现地缘政治与生物政治间张力，反映内在不安全；泰伦斯·哈弗鲁克等以中国护照地图为例说明了非西方“地理书写”的安全影响；彼得·武亚科维奇研究了中国南海制图的流行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东方主义”形象的强化与对华有利“地理想象”的图绘。在批判范式下，国外学者常从地图话语上理解国家版图的安全内涵。
在国内学界，民国时有学者在地缘分析中已注意地图的国家安全关联，指向国防战略和边疆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反帝反霸需要，国内学界将地图与国家安全的认知同地缘政治学一道列入服务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打入研究禁区，反映了地图意识形态安全。随着全国性测绘工作展开以及改革开放后地缘政治学和地图研究复苏，地图安全研究呈多元化。高俊院士曾判断“地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扩大的市场需求和网络化下制图对地图的安全管理构成较大冲击。学界虽提及“问题地图”，但偏重信息化下地图涉密内容、导航电子地图和互联网地图安全，专论国家版图安全较少。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易树柏从地位、挑战、保障上探讨了地理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论及“问题地图”与政治安全。李敬敏等在专题地图研究中首提“版图安全”，认为错误版图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推荐标准地图服务。朱凤敏等从总体国家安全阐述了“问题地图”危害和版图宣教意义，涉人民安全。在学生版图教育上，龙卫兵等认为版图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内容，版图教育有利于大学生领会总体安全观、培育家国情怀，建议融合爱国教育；范佳秋主张置版图教育于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并细分安全维度来阐释；不少人从总体国家安全探讨了中学版图意识培养。马腾等剖析了学者地图误用的安全影响，揭示了“问题地图”的话语本质。陈雨诗等对比中美南海制图，提出了版图安全的“地图维权”建议。出版办刊中“问题地图”的意识形态安全亦受关注。
学界就地图与国家安全的探讨是地图视角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常聚焦军事战略等传统安全。“宣传地图”凸显了意识形态安全，并与军事安全助推了政治安全风险。在版图安全认知上，西方国家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早，其边界比很多非西方国家更稳定，版图安全风险更低，因此国外学界倾向关注传统文明型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版图。许多非西方国家史上长期有边陲而无边界，受害于西方殖民划界，经历割地受辱和国家分裂，部分国家尚未统一，面临更高的版图安全风险，这使中国学界版图安全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前，中国学界地图安全研究重涉密地理信息，但2014年后明显改观，不仅版图安全在地理信息安全中地位上升，而且涉更多安全类型，体现了学界认知的深入，更说明从总体国家安全分析之必要。
二、国家版图、“问题地图”与总体国家安全
理解版图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需明确国家版图、“问题地图”、总体国家安全、版图安全四大概念。由于版图安全风险载体为“问题地图”，遂先界定国家版图与“问题地图”。
（一）国家版图与“问题地图”
版图在中国最早指户籍和地图，后代指国家领土和疆域。“国家版图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疆域，包括领土和享有一定主权权利的国家管辖海域。”它通过呈现一国几何形态参与塑造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博弈结果积淀下来的活化石”。正确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征，体现一国在自身领土主权上的政治意志，反映其在国际上的政治观点和外交立场，是特定政治话语的表达。维护国家版图完整既是国民爱国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合法的重要来源。国家版图可表现为图、文、声、像等形式，地图是最常用、最直观、最主要表示形式。反映国家疆域的地图可视同版图。“国家版图不仅在地图上呈现了一国的领土主权范围，更深刻影响着国民对本国领土意识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各主权国家在维护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无论是现实之中的领土争端还是地图上的版图呈现，都高度重视。”这种独特地位决定了地图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格的法定性和严密的科学性，一旦“三严”性失守，将难保版图完整与正确，滑向“问题地图”。
“‘问题地图’主要指存在危害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利益等严重问题的地图”，“问题”出在违规表示，涉及政治性、安全性和规范性问题，包括“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影响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表示的其他内容。”“地图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制图者对地理空间的创造性表达与解释说明，本质为一种具有空间介质性的权力—知识”。“问题地图”表达了有悖一国政见和利益的政治话语，却可能符合他国立场和利益，因此各国对其认定各异。通常其可分三类：一是国家版图类，指存在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严重问题的地图，错在岛屿漏绘、国界错绘、地位错表、地名错标等；二是敏感涉密类，指违反国家安全保密规定，标示了国家秘密等敏感信息的地图，涉及禁止公布的区域、设施、形状、结构、属性、数据等；三是其他违规类，如无测绘资质单位所制、未标审图号的地图等。这三类既可单现，亦可共现。虽然涉密类威胁军事安全，但版图问题在已发现“问题地图”中占比最高，且泛滥于地图市场，版图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版图安全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其五大要素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贯彻落实该安全观需处理好七对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它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信息、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生物、太空、极地和深海安全至少16项安全领域。2020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要求被概括为“十个坚持”，“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响应了我国面临的新安全形势，具有丰富的思想渊源、鲜明的实践基础和总体性理论逻辑，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规律，它以前瞻主动思维打破了国家安全传统认知局限，突出人民本位，呈现多领域综合互动的大安全格局，是一种集非传统、总体、高级为特色的新安全观。
对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问题地图”危害，中国版图“问题地图”在风险上关联以下安全：一是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保障国土安全要求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国家统一。“问题地图”侵蚀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挑战一中原则，弱化了中国主权话语信度和效度，易被外方用于领土主权和权利声索，加剧祖国统一和边海争端复杂化。二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关乎国家价值取向、内外形象、生活方式等，充当着国家总体安全的精神引领，影响其他安全保障效能，日益展现出渗透性和全局性战略地位。确保文化安全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性与话语权，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国家明令禁止在文化产品和传播中出现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等情形。国家版图是种地图文化，正确版图属主流意识形态。“问题地图”已成为敌对势力文化渗透和舆论误导的重要手段。三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全聚焦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安全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妥处维稳和维权关系，妥善应对舆情。“问题地图”危害在“风险社会”中易被突出。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复杂多样，‘问题地图’如若应对不当，极易引发次生舆情。”四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国家利益免受国外科技优势威胁和敌对、破坏势力以技术手段相威胁，国家利益免受科技发展自身的负面影响；国家以科技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以及国家在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中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和依靠科技提高综合国力的能力。维护科技安全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战略自主，实现关键技术不受制于人，并能用科技维护国家安全。中西技术差距助长“问题地图”产生与传播，影响地图审核与服务供给，制约了版图安全治理。五是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和信息安全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网络上运行、存储的数据信息的安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连接和控制的系统的安全。保障网信安全除加强技术创新、实现安全可控外，还需加强网络管理、打击网络犯罪，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当前“问题地图”亦泛滥于网络，地图审核与监控更智能，网信能力不足将放任其危害。六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问题地图”的前几种安全风险如处置不善，将威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政治风险传导。可见，中国版图“问题地图”牵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需高度重视并统筹应对。本文试从状态和能力上界定版图安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在地图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表示状态，即标准地图在地理信息市场处绝对优势，拥有话语主导；以及保障持续版图安全状态的能力，即具备有效治理“问题地图”的综合能力。总之，版图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重要组成，事关多类安全。
三、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所涉国家安全风险的梳理，可知该类地图泛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中国在国家版图意识上的系统性缺位
中国长期在国家版图意识上较淡薄，这是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内部根源。作为国民对国家疆域的认知、认同和维护的意识，国民国家版图意识的形成、延续与深化，只有通过长期、广泛、系统的宣传教育才能实现，地图正是这一全民教育工程的核心载体。晚清民国时，国耻地图启蒙了国民版图意识觉醒。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扫盲、国情普及、港澳回归等需要，我国曾出版版图教育读本，相关知识也渗入国民教育。2005年来，我国加大了版图宣教，将其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并写进《地图管理条例》，但版图教育仍处教育体系边缘，且教师版图素养堪忧。部分义务教育学科和高等教育专业虽有涉及，但缺乏系统讲授。应试教育下，版图教育多流于形式或被忽略，致使国民对中国版图多很模糊，缺乏对“问题地图”的基本辨别力。
具体来说，学界发表和汇报中地图误用严重，在外文研究中更甚；出版界对地图政治导向认识不足，编辑多无地图编制和审核能力，存在地图不送审和送审不规范问题；传媒界采编主体责任缺失，盲目使用地图素材并未审先发，这亦扩散到娱乐界影视作品；企业在追求商业利益时也频现“问题地图”；未审先展更使“问题地图”成了博物馆展品；受地图反映论影响，大众“图盲”常不经意用错图，折射领土主权观念不强；政府虽强化了地图监管，但仍存法制缺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投入不足、审图低效、把关不严、举报不畅、机制不灵等问题，自身难免用错图，面临“九龙治水”和常态治理之困。内生“问题地图”误导受众，传递出中国默认错误版图的政治信号，使中国陷入自我话语矛盾，并授人口实，强化了外界错误认知。
（二）外方在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地图作妖
西方国家和部分邻国出于各种原因，制作传播大量“问题地图”，构成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外部诱因。历史认知上，西方汉学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多有误解与曲解。其“中国本部”概念经西方殖民思维加工，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了“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事实相左的中国版图形象。近代列强对华侵略与瓜分使该概念政治化，既形成“去中国化”的历史叙事体系，挑战“大一统”叙事传统，也被纳入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地图的“政治规范”。另外，西方殖民帝国通过图绘“新国家”边界，延续殖民影响，造成众多边疆纠纷，“问题地图”便是此地图政治的结果。“曾经被殖民的‘新国家’普遍地遗忘了自己的历史，甚至只能用殖民主义的话语嫁接自己的历史。”如印度。
现实利益上，外方地图作妖有以下考量：一是服务对华战略竞争。受殖民流毒、历史原因、政治偏见等影响，西方常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打压、抹黑、分裂中国，选边站与华矛盾国。当前中美竞争加剧，境外反华势力欲阻中国统一、乱地区局势、遏中国崛起，“残缺中国”地图寻衅可谓屡试不爽；二是服务边海争端声索。部分邻国与中国存有边海争议、历史问题等矛盾，日本、印度都视中国为主要对手，其绘图不仅契合其边海主张，而且迎合了民族主义反华情绪；三是服务外方绘图出版。西方等外国制图机构、出版社制图并非据争议，而是强调实控，常删争议区表达，其出版传媒制也活跃了“残缺中国”话语氛围；四是服务跨国公司利益。许多跨国公司为拓展全球市场，在表达中国版图时常用西方绘法或行阳奉阴违的骑墙策略，如谷歌。
（三）地图绘制和国际传播的西方话语主导
西方国家在地图绘制和国际传播上拥有主导话语优势，这是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国际话语生态。西方制图技术长期领跑世界，形成对软件、底图等的多重垄断。很多国家在地理信息服务上都难自给开发，多依赖西方现成技术，致使国际绘图版本照搬西方标准，其中就含中国地图的“政治规范”。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ESRI）是全球最大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服务供应商，其ArcGIS平台在全球及中国拥有极高市场份额，且该公司是全球多家IT巨头的重要合作方。但该软件底图的中国版图有误，影响了全球用户对华认知。
西方媒体在信源覆盖、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上占绝对话语主导，更强化了其地图话语霸权。“一旦建立起某个地图的传统惯例，就很容易对它产生偏爱。”如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西方的实控绘图偏好与中国地图“政治规范”使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演化为行业制图标准。随着西方媒体报道对“问题地图”的滥用与传播，许多非西方媒体在转载西方报道时也扩散了西方涉华地图叙事。对该叙事的异议和反驳的式微甚至缺失实际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应。西方对中国版图先入式残缺表达，在国际舆论助推下，不仅成了多国民间“国内共识”，而且升为普遍流行的“国际共识”，并在反复使用中被再惯例化，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版图的认知。
（四）新技术条件下地图绘制与传播便利化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制图和传播更趋大众化、交互化、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获取地图更加便利，这提供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技术条件。4G/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推动了制图革新。地图载体从纸质拓至电子和网络，地图形式更为多样。流行软件和在线平台大大降低了制图门槛，“地图的制图角色从专业制图者拓展到了非专业制图者，大量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参与了地图数据收集、地图设计、地图制作、地图使用的各个环节。”但并非每位制图者都有政治意识，这无疑增加了“问题地图”产出。我国现阶段从事地图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计算机网络、广告美编和其他相关专业（如地学大类专业等）的人员，他们对于计算机运用或色彩美学等比较熟悉，但对于制图知识往往一知半解，而国内“问题地图”主要源于无资质单位自制地图。
新技术下的新媒体时代极大拓宽了地图传播渠道。异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征。“新媒体从业人员不是传统媒体语境下传播的单一内容生产者，而是报道信息的传播者、碎片化信息的整理者、网络意见的搜集者、事实真相的拼接式建构者和原创或半原创信息的加工者。”其地图素养更低，几无审图意识，信息把关弱。自媒体、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态和融/全媒体等传媒理念便利了地图采编、发布与应用，移动端更使其摆脱时空局限，不仅促进了“问题地图”在网上呈几何级扩散，并随用图跨到实体空间，而且方便了境内外“问题地图”交互传播。由于境外制图软件底图多有误，境外社交媒体面向全球，其运营管理方多存对华偏见，更扩大了“问题地图”市场占比。
（五）地图审核与公共服务中的结构性困境
随着地理信息市场日渐繁荣，我国现有地图审核与公共服务能力无法适应不断增长的地图应用消费需求，此供需矛盾是造成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的结构性困境。我国公开地图审核制历经清末及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四个阶段，正趋向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虽然《地图管理条例》规范了我国公开地图事项，多款技术系统也被开发用于审图监测，而且2017年多部门在全国组织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开启了地图审图实质性执行的序幕。但当前审图仍面临流程繁、投入低、偏人工、速度慢、耗时长、人员少、强度大、技术弱、成本高、专业性高、偏主观、多重复、资质绘图贵等问题，致审图低效，难满足全天候、大批量、多样化审图需求，制约了对“问题地图”的截堵。
中国公益性标准地图服务供给也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2002年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首发了《中国地图标准画法示意图》供下载，2006年国家测绘局发布了首套标准中国和世界网络地图，并于2008年补充更新，2011年和2016年又陆续上线“天地图”和“标准地图服务”在线系统，后在内容和功能上多次更新。但相较境外地图平台，国产系统在服务模式、下载格式、现势内容、表现形式、信息资源、功能性能、社会应用、用户体验、宣传推广等上仍存差距。不仅难满足国内用图需求，市场占有率低，很多人不愿甚至不知从这两大系统获取地图，反而取道纸媒或国内外其他地图网站和服务平台，而且缺乏全球服务意识和国际竞争力，远未实现标准地图服务的有效“出海”与国际化，客观上助长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在国内外的泛滥。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国家版图安全治理
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各成因密切关联并互为条件，产生了联动安全影响。这启示国家版图安全治理应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予以统筹，可从五方面展开：
（一）加强国民版图意识宣教，夯实版图安全群众基础
增强国民版图意识是版图安全治理的核心与前提。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群众参与对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和预防安全风险非常关键。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加强国民版图意识宣教即在版图安全治理中践行人民安全，有利于夯实版图安全群众基础。具体来说，要改革现有教育体系，提升教师版图素养，重视史地政的版图教育作用，加强政治地理教育，探索其他科目版图宣教功能；注重各学段版图意识培养，提高版图教育地位，将版图知识列入中小学核心考点，在高校探索相关通识教育、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将版图教育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设立“国家版图日”，丰富版图宣传，推动其进课堂、教材、机关、社区、企业、展馆等；要健全国民地图话语观，提升地图上的辨别、监督、证据、宣传和斗争等意识。“目前实际工作中所接到的‘问题地图’线索，也大多来自于有一定识别能力的群众。”因此，加强国民版图意识宣教有利于提高国民维护版图安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部分省市通过有偿线索征集，效果明显。
（二）深研境外“问题地图”机理，推动版图安全内外统筹
中国版图“问题地图”的外部诱因构成版图安全的外部风险：既有对华无知和惯例依赖下的地图误用，又不乏境外敌对势力的地图伎俩。我国虽无法直管，但在深入研究境外“问题地图”运作机理后，仍可有效应对，推动版图安全内外统筹。对历史错误传承，要真研究、敢质疑、善批驳，不能陷入西方版图话语陷阱和思维窠臼。我国学界要促进相关成果国际化，向外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错误观念；还应辨析西方版图话语背后的多重动机，揭露其殖民色彩、帝国主义本质和多重危害，挖掘中国传统“国家”观的合理性，构建中国的版图话语体系。对现实地图作妖，要深入研究“残缺中国”地图伎俩的特征和影响，依形势变化预设场景，做好系统反制准备。一遇地图挑事，要据其主体、时间、错处、场合、态度等，综合运用外交、内政、外宣、民间和绘图等渠道，实施组合精准快速反制，并扩大反制的国际曝光度。就外方制图机构和出版社对中国版图的“自由出版”，我方需严明立场，澄清争议，评估并止损其对国内的消极影响。面对在华外企等跨国公司打地图擦边球，我国需把握博弈主动，加强监督把关和清查整治，妥处相关案件。
（三）打破西方传统地图惯例，增强版图安全话语自主
凭借绘图传播的话语优势，西方传统地图惯例扩展为制图行业规范和全球性地缘政治话语。这种国际话语生态强化了版图安全外部风险，有碍标准地图的传播。扭转不利话语需打破西方地图惯例的话语垄断，增强版图安全的话语自主。地图绘制需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制图技术增强维护版图安全的能力。繁荣地理信息产业，提高自给度和国际化水平。在保证底图正确下，开展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学习借鉴行业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平台，推动本土产品和服务的应用推广。我国加大了与发达国家、机构的合作力度，通过增加在国际地图协会（ICA）及各专委会的主任委员席位数，扩大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影响，以提升本土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郝晓光团队设计的“竖版世界地图”就在世界地图表达全球地理关系上贡献了“中国智慧”，突出了标准版图，展现出独特话语优势，引发国外研究、报道和应用。国际传播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善用媒体舆论阵地，加强传播能力建设。重视地图外宣作用，增加外宣地图元素，创新地图外宣方式，便利外宣审图流程，杜绝外宣“问题地图”。同时要加强媒体国际合作，积极向外媒分享含标准地图的新闻素材，打破国际上关于中国版图的错误叙事与集体沉默。还要研究他国“地图战”策略，知己知彼。
（四）创新完善地图治理监管，助力版图安全与时俱进
新技术串联并放大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的国家安全风险，给传统地图监管带来新挑战。因此，我国需创新地图治理体系，统筹推进所涉各领域安全维护，探索塑造版图安全态势的能力，助力版图安全与时俱进。一要完善地图治理立法，减少法律盲区和矛盾处，实现版图安全治理各环节有法可依。二要严格地图监管执法，创新举证手段，引进保全公证，联合公证部门参与互联网“问题地图”执法，通过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保全化解举证难，以惩教结合推动有效惩戒。三要改革相关体制机制，落实跨部门常态化协同巡查，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厘清部门间职能权限，力避执法交叉与重复处罚；而且要建立以“清单”和“信用”为重点的多级协同联动机制，提升“问题地图”快速发现和证据锁定能力，凝聚监管合力。四要加强人财技投入，增加审图员配备并提高智能审图素质；从国库划拨专项奖金，畅通“问题地图”线索举报；加快审图前沿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发应用，研究新媒体“问题地图”运作机理，严把关口出入。六要发挥新媒体平台监管，将“问题地图”纳入不良信息举报投诉范围，建立与地图监管部门联系，参考境外平台做法，实现对新媒体“问题地图”的实时监控与有效处理。七要研究借鉴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上的国外政策经验，把握相关趋势。
（五）深化地图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升版图安全治理水平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地图文化消费需求同我国当前落后的地图服务供给能力间的矛盾，需深化地图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增强对用图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尤要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平衡严格地图执法与繁荣地图市场间关系，兼顾内外安全，在疏堵结合中提升版图安全治理水平。地图审核除增加投入外，要提高人机融合下审图智能化水平。另外，要优化审图流程。对无资质实体的审图申请，需探索服务新模式，降低送审成本，提高送审意愿。要创新网审模式，分类分步推进审图信息平台构建。公益性地图服务上，要丰富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地图种类、开本和格式，满足深度编辑和研究需要，增强与主流制图软件的功能适配；改善数据质量，增加基本要素矢量数据下载，缩短地图内容更新周期，紧跟用图热点；根据用户多层次需要，完善并拓展平台服务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并在行业内外加强宣传推广。推动“天地图”平台由单一向综合地理信息服务转型，不断提升在线地图公共服务能力。减少对境外地图服务平台依赖，保证标准地图国内市场占有同时，要提升地图文化软实力，依托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新进展，探索对外地图公共服务，开拓国际地理信息市场，力推标准地图走出去，促进我国主权话语的全球传播与认知，提高我国地图国际话语权。
五、结语
国家版图是一国特定政治话语的表达，常现于地图。“问题地图”体现了国家间话语差异与利益冲突，版图错误作为主要问题，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在总体国家安全中至少叠加六大风险。版图安全从状态上反映了标准地图在地图市场中的话语权；在能力上折射出一国在“问题地图”上的治理力。版图安全的风险构成与概念内涵都说明它是总体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深刻内因、复杂外因、不利话语、技术便利、服务困境共同造成了当前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加强版图意识宣教、深研境外地图机理、打破西方话语主导、创新地图治理监管、深化地图服务改革将为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推进版图安全治理提供参考。本文尝试将系统思维用于地图政治研究，但仅聚焦中国版图“问题地图”，且已有公开地图表示研究多偏重中国版图，缺乏对世界地图、尤其国外地图内容表示的分析。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国内对世界地图的需求扩大。全球安全形势恶化使国际关系更为微妙，有关他国版图“地图门”也被境外反华势力用于离间中国与他国（尤其周边）关系，甚至瞄向新版标准地图，与中国版图“问题地图”呈安全风险合流，值得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