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系数增加的时代紧迫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是人类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自我价值反思。周力指出, 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多样性基础上存在内在关联的共同体, 一类冲突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一国的问题可能扩大成多国的困局, 局部的威胁可能牵引着整体的和谐。此种背景下, 提供一种能够应对整体风险的全局性理念显得尤为迫切且重要。

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时代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恰逢国际秩序整体转型的大背景。陈曙光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缘于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反思, 缘于对建构国际新秩序的美好愿景, 缘于对国家交往关系的合理性设计, 缘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在国际秩序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新兴经济体力量崛起尤其是中国全球地位的不断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力量崛起的结果。薛力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 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则相应提升。即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下降, 而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明显上升。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的全球地位不断凸显, 发出了关怀人类命运的时代道义之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此外, 世界也期待和平崛起的中国能够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的重新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是重新认识“文化自信”及重塑价值自信的过程。邹广文指出, 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出场, 通过对“现代性”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心理, 明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并以此建构了坚实的文化自信。张继龙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地方性和全球性矛盾的尝试,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层面的应用和发挥。文化自信意味着扬弃文化单极主义, 建立互相尊重和平等交流的文化发展新常态。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在文化他信向文化自信转换的过程中恰能得到凸显。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说。康渝生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展开, 是马克思理论的当代证明。邵发军也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张三元进一步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代方案, 是“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化的过渡阶段。而王公龙则持不同看法, 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当代重构。此外, 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层层揭示。还有学者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解析。也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为视域考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中华文化内蕴说。陈水胜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华文化印记集中体现为其“顺天应人”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美美与共”的发展观。孙聚友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 指出儒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间有着“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 后者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 蕴涵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邹广文从当代中国优秀文化的维度进行了阐释,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外交文化、当代中国经验的文化表达具有深度契合。

人类共同价值底蕴说。林伯海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和平、发展”底蕴反映了人类的生存价值观, “公平、正义”底蕴反映了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底蕴反映了人类的政治价值观。还有学者从某一具体理念出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探讨。如曹峰旗指出, 宽容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前提与基础, 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与维系的必要手段。再如, 田旭明提出, 发展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追寻。

两阶段论。有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陈锡喜指出, 从2010年5月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到党的十八大召开,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中十八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意蕴进行了一般性阐释。十八大之后至今,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由处理大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思路拓展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理念, 由“利益共同体”拓展到全方位的“命运共同体”, 从而上升为国际战略新理念。

三阶段论。有研究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召开之前, 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广泛使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萌芽阶段。随着十八大报告的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尤其是五位一体构建总布局与总路径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正式形成。2017年2月, 联合国决议的首次写入, 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入发展阶段。

外交战略说。此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领域的一项具体战略。如吴兴梅就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继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平外交战略、立足当前国内国外复杂形势提出的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

价值理念说。理念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提出的一种概括性价值观念。张永红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出发, 论述了过去人类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当今世界面临着哪些国际难题以及如何有效应对这些国际难题, 从而使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等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 是一种理念。李爱敏也持类似观点,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理念。

公共思想产品说。该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项公共思想产品。赵可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 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 是中国智慧的集中释放, 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 是中国智慧的产物, 也是对整个人类的重要贡献, 是全世界的公共思想产品。

理论体系说。理论体系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丰富、脉络清晰,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韩庆祥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立场, 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郇庆治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核心理念或愿景、理论话语或战略、主要制度化展现或策略举措等不同层面的, 十分复杂的系统性整体。蒋昌建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套系统的有关世界各国和各文明如何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 通过合作共赢形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的理论体系。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曲星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观基础是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王欣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基础集中体现为公正的国际权力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共同协作的安全观。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柱。王毅指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过程中, “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 实现共同安全是重要保障, 坚持合作共赢是基本原则, 促进文明交流是牢固纽带, 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必要条件”,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柱。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王义桅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应加强顶层设计, 实现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 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 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李建嵘进一步提出, 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世界经济社会的顶层设计和行动规划。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间跨度。王义桅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分为三个时间阶段。阶段一, 寓命于运: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阶段二, 寓运于命:命运要联通起来, 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阶段三, 寓异于同:各国具有差异性, 世界具有多样性, 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处境与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 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 塑造共同未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分布。石云霞指出, 从空间关系上看, 国与国之间、各种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乃至人类都要成为命运共同体。首先, 国内各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次, 在国与国之间要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等;再次, 就各种区域组织来说, 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最后, 打造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卢黎歌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能够保障中国利益。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初显阶段,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遏制其蔓延势头, 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至关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让中国理论站在世界道义制高点, 为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有研究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倡导与传播, 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明建设、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陈锡喜指出,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审视中国道路可以发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而非简单复苏, 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内涵, 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桑建泉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 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 充实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含。

对化解人类困境的意义。刘同舫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性超越, 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性超越。徐艳玲认为, 从历史维度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文明观;从现实维度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正确义利观;从未来维度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刘志礼则指出, 可以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眼光关照当代社会发展, 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解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目标追求。常健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确立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集体人权, 其目标是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杨宏伟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让国际社会共享自然、共享机会、共享优势。

理念引领。王岩指出, 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其中, 创新发展激发内生动力, 协调发展彰显和谐境界, 绿色发展奠定生态底蕴, 开放发展勾勒基本态势, 共享发展呈现价值旨归。李梦云提出,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顺应生命进化及文化演进之规律, 实现人类生命活动、生命复制和生命演化的自我超越, 实现从“文化复制者”到“文化创意人”的转变。

基本遵循。张战指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 《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 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都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梁周敏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一系列行为原则, 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原则、平等使用国际法原则、世界命运共同主宰原则等。

实施步骤。丁工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中国周边区域作为首选议项和优先对象, 因为周边既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地和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地缘依托和前提保障。在构建顺序和层级上, 张华波指出, 要把握重点、有序推进, 坚持简单到复杂、低级别向高级别、单一层级到复杂网络结构、一元中心到互为中心、利益和情感为纽带, 以构建彼此合宜的命运共同体。

具体举措。明浩认为,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也是东西文明对话的过程, 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吴泽群提出, 要利用G20峰会等国际交流平台设置共同议题、参与国际大分工以增进共同利益、借助双边和多边舞台, 发出中国声音, 提出中国方案。

构建主体。欧阳康指出, 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让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有好的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 认为人类共同体具有内在结构的交织性,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 呈现出地域上扩展的特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圆心”不断向外辐射的过程。

从已有的理论成果看来, 依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政治说教层面, 既没有理论深度, 更谈不上思想争鸣, 问题意识相对欠缺。其次, 关注领域的布局不合理。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层面, 体现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想性关注较多而对其现实性关注较少。在思想聚焦层面, 目前的研究有两种代表性思路, 一种是建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体系, 另一种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建构,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相对滞后。

从研究内容看, 学者们进行了针对性探讨。在现实背景层面, 有学者关注建构国际秩序、全球风险系数增加的客观因素, 也有学者注重中国关怀人类命运道义发声、重新认识文化自信的主观因素, 相关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时代必然性。在思想理论基础层面, 学者们就其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华文化内蕴、人类共同价值底蕴已经达成初步共识, 但仍需进一步论证“三大理论基础”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理论内涵层面, 有的学者从实用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是具体外交战略, 有学者则关注其价值导向, 还有学者更加注重其公共性内涵。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它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体系与框架。在内容逻辑层面,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层次性与区分度, 但仍需结合实践推进与重要论断持续加以丰富。在时代意义层面, 学者们不仅指出其扬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引领人类发展的历史性, 还阐明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民族复兴、对促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和平相处与共赢发展的意义。在如何构建层面, 学者们进行了规范性的学理分析与思辨论证。其中, 既有功能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又有要素学的内部分析, 以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构建与功能优化。

从研究方法看, 学者们注重运用概念分析法、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概念分析法的运用, 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义得到了多维阐释, 但是其内涵与外延还需进一步厘清。文本解读法的运用, 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战略思维的层面得到及时解读, 但文本解读法的单一运用又使得此类成果的思想性略显薄弱。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对比中得到客观审视, 如有的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需要指出的是, 任何单一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不能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性, 应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能将相关研究继续深化。

从研究视角看,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维度开展有关研究。第一, 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进行研究, 主要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达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国发展观等, 表明中国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第二, 从中国共产党时代使命的角度进行分析, 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第三,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进行论析, 主要阐明国际关系建构、世界格局完善、人类命运抉择等时代挑战与机遇。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需处理好不同视角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前提下, 明晰与国家实力相应的中国共产党时代使命, 胸怀全球视野, 增强人类关切。

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与外延。目前, 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研究缺乏层次性。现实生活中, 人类对基本生存议题往往容易达成一致, 例如在共同消除贫困、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时人类并不存在较大分歧。而一旦关涉到如何发展等更高层次的议题, 各个国家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关涉到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问题时, 不同制度的国家甚至是相同制度的国家也分歧众多。当前逆全球化现象的滥觞及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无一不是此问题的现实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是中国为解决全球危机提供的一般性解释性框架与实践努力。但是, 目前的理论研究、学术阐释显然还没有满足客观现实的需求。在外延层面, 学界当前在一定程度交替使用“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 此种现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处在发展中的现实密切相关。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厘清外延对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的紧迫性。比如, 涉及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时, 是将其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内还是将其归入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内?内涵与外延的厘清还涉及其它问题。如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变迁是从传统到现代,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属于现代共同体, 那么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化共同体在历史演进中有哪些承继关联?即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现代共同体的一般性特征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着哪些新的特征与超越。综上所述, 内涵与外延的厘清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深入推进能够更好地推动有关研究的精深化。

重视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当前, 除了要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各部分理论来源的关系外, 还要进一步说明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有着怎样的理论关系, 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需要进一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即它如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 它有着的怎样的政治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基础、方法论基础。此外, 还要强化共同体理论的西方思想基础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贤就已经关注到人的公共性属性, 对政治共同体与公共善进行了深入探讨。到中世纪时期, 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哲学家对宗教共同体进行了的经典阐释。至近现代, 除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外, 康德、黑格尔对伦理共同体进行了分析, 腾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进行了理论分离, 鲍曼将共同体与现代性联结起来。尽管西方思想史中的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同日而语, 但不能否认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提供了理论给养。当然, 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是要研究西方学者观察共同体的视角, 对他们的研究思路、论证逻辑、甚至理论缺憾进行客观理性分析, 以为当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提供比较素材。

深度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首先, 作为中国的原创性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通中外的价值理念, 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给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诸多启示。包括怎样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话语权?如何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马克思主义, 去除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意识形态“污名”。其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体悟。毋容置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凝结, 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追求公平正义成功之道的无私阐发。那么,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是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吗?另外, 对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方案意味着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反映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最新认识。即资本主义消亡是基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外在性?还是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内生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晚年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有什么关系?它是验证了“卡夫丁峡谷思想”, 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是背离了“卡夫丁峡谷思想”, 证明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再次,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那么在进行相关理论研究与宣传时, 如何既不随意淡化其意识形态属性, 又不鼓吹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需要进一步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怎样的利益属性?更进一步,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场域中, 如何将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统一?如何将社会主义利益与资本主义利益统一?如何将雇佣者与受佣者的利益统一?

科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在关联。目前, 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意义, 丰富了我们对新时代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例如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的联系, 这对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明确其发展目标十分有益。但问题在于部分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简单嫁接, 过于强调其必要性, 从而使得其现实可能性相应减弱。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及自由人联合体存在何种理论关联?此种理论关联有没有限度?即更多地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涉及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共处, 涉及二者如何在求同存异的条件下共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涉人类整体利益的思想, 怎样才能让它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与认同?如何运用传播学规律推动它在跨文化场域中更好地传播?如何回答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怎样才能引导世界更加理性地了解和看待中国, 从而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国梦的价值统一?

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责任研究与风险应对。目前, 学界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责任,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同时, 力所能及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以中国为圆心, 并不断扩大同心圆的辐射范围, 以关照全人类。其实, 两种观点都涉及一个基本问题, 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人类性之间的关系?回答这一问题, 需联系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现实国情。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更好地发挥中国责任。另外, 还要在理论研究中明确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负有绝对责任?还是承担相对责任?是承担物质责任?还是承担价值责任?或是两种责任的统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 深刻指出“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 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充分说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当前, 学界关注较多地关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在初始阶段, 此做法对于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信心, 是必要之举。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的情况下, 必须对其面临的现实风险足够重视, 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中国责任论”的质疑。一是在宏观层面对整体困难有所把握, 做好战略心理准备, 进一步加强逆全球化现象、宗教风险、制度差异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具体实施层面更要有相当的风险意识, 以增强技术应对。譬如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标志性工程的实施中, 需做好风险评估与积极应对。

注重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推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探究。其一,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规范研究, 是从理论思辨的角度阐发它的理论基础、时代意义。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需要大量地运用实证性研究方法, 通过调查访谈、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其二, 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目前, 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探讨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少数几个学科内进行。实际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要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化研究。如构建利益共同体, 涉及到经济学知识。“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的实施, 指涉大量的工程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知识。此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涉及统计学知识, 网络命运共同体涉及技术安全等专业知识。总之, 加强跨学科的交流, 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协同研究。其三, 坚持运用科学方法论。一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既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又要符合当今时代的基本现实。二是坚持辩证统一的方法。如关于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关系的研究, 不能简单套用二元对立思维, 而应在合理统筹情况下实现二者的统一。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需明确经济基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 以经济发展带动其他领域的共进, 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四是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 不能回避矛盾。要在客观分析、批判时代矛盾的基础之上,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进行有关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