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我国发展全局具有深层变革意义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共享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我国今后和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指明了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又将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提了出来，充分凸显了共享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方略意义。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的最新进展和重要观点，全面分析国内外共享发展理论的基本脉络和基本范式，明确共享发展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国内共享发展的研究脉络、主要论点和最新进展
（一）共享发展的研究脉络
    “共享”一词正式作为政治词汇和书面语言最早出现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报告在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2。此后，“共享”的表述开始频繁在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中出现。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作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分宝贵的经验”之一。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时，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时明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上述关于共享的提法基本上紧扣“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保障”等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主题。
    党的中央全会提出并一步步拓展了共享的提法，学术界对共享的研究也是步步跟进和深化。具体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论，就是新世纪以来和谐社会理论、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理论和社会公平保障理论的理论升华，在此以前，国内大量共享发展的研究成果融于以上三方面，并基于以上三方面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一是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理论视角。如李培林认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主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4有研究进一步解释，面对贫富分化拉大、阶层流动固化等影响和谐社会的问题，必须坚持共享共建的原则，建立健全社会政策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制度供给，让人民在共享中参与共建，积极构建和谐社会。5二是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视角。新世纪以来，共享发展成果逐渐成为时代课题：我国处于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利益不平衡共存时期，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不是利益剥夺是时代的要求。6学者张贤明将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到“人民权利”的高度，认为保障人民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前提是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升到人民基本权利的高度。7还有研究者指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是共享，本质是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根本是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基础是社会公正，现实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8三是利益共享理论视角。有学者提出，“共享利益”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9四是共享机制理论视角。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得到极大跃升，但是不同社会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上呈现出了失衡，确保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必须建立改革成果共享机制。10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实现社会共享的基本机制：机会共享机制、财富共享机制、权力共享机制、价值共享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11
（二）共享发展的基本论点
    十八大以前关于共享和共享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并形成了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共享发展的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也没形成统一的认识。真正深入和系统地研究共享发展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发展作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发展理念提出来，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并为落实共享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学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的“小高潮”，共享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共享发展的思想实质、本质内涵、基本内容、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实现困境和实现路径方面。
    第一，共享发展的思想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卫兴华认为，共享发展的思想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体现。12蔡昉认为，共享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的过程，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过程。1还有学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共享发展的价值内核。2
    第二，共享发展的本质内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学者认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分别从根本目的、依靠力量和实践指向等三个方面对发展作了本质规定，体现了共享发展的本质内涵。3有学者从党的根本宗旨出发，分析了共享发展的本质：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4
    第三，共享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对共享发展的基本内容，学者普遍认为：全体人民是共享的主体；共享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在内的全面共享；共享的前提和基础是共建共创，共建共创的过程就是共享的过程；共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具有渐进性，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5。这些论点基本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关于共享发展的权威概括展开。
    第四，共享发展在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观创新方面，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韩庆祥在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哲学概括”中认为，共享发展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哲学内核；6与此类似，有学者将共享发展称之为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在共享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方面，顾海良认为，共享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要旨；7持相同观点的研究者提出，“共享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8韩振峰概括了共享发展对发展观创新的意义：共享发展丰富了发展内涵、充实了发展内容、指明了发展方向、强调了发展重点、明确了发展目的、强化了发展动力，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提升到新境界。9
    第五，共享发展在提升政治合法性、推进供给侧改革和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叶南客等社会学学者认为，只有坚持共享发展，才能使个体公平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个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尊严得到保证，共享发展对于增进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提升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10胡鞍钢等经济学学者认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有助于推进供给侧改革，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11赵汇等政治学者认为，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是公平正义，落实共享发展，坚持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按贡献分配原则、弱势群体救助原则，对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有重大实践价值。12
    第六，制度保障缺失、利益结构失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构成了共享发展的现实困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完善、政治体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缺位、计划经济时代的二元社会治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仍然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共享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困境。13城乡、区域、阶层、居民个人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权益常常被忽视等利益结构失衡问题，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障碍。公共服务作为实现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满足人民基本生存发展需求的公共产品，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群差距，对实现共享发展有直接和明显的影响。1
    第七，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利益协调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发展模式转变等方面探寻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实现共享发展，必须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共享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环境；在社会建设层面，必须推进以公平为导向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除此之外，实现共享发展必须以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根本，应以发展责任共担、发展机会共享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内容，实现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3
（三）最新进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
    党的十九大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新境遇”，在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中重新审视共享发展，是共享发展研究的新课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急需拓展和深化，但我们从已有研究中可以梳理出一些基本线索。
    第一，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和历史性的新要求促成的：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新起点；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国发展着面临要素成本全面大幅上升的新约束；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失衡；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战。新起点新约束新机遇新挑战都要求必须落实共享发展。学者刘伟认为，包括共享在内的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根本上源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性要求。4持同样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工业化和效率至上的发展主义的内在缺陷，最终必然会转向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发展观的自觉实践。5
    第二，共享发展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应对方略。虞崇胜提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客观上要求更加重视人民的公共参与和法治保障，更加重视保障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6；同时，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条件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制约因素”。有学者认为，共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共享发展是基本途径。7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理念，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8
    第三，共享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论。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胡鞍钢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本上是人民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目的”而不是“以GDP为目的”，坚持共享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9从其意义来看，五大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1，其中共享是目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论。
    第四，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的根本要求。有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共享发展可以充分调动绝大多数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2有学者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完善托底性社会政策，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保障人民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既是共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模式的主要路径。3
二、国外共享发展的理论渊源、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式
（一）国外共享发展的理论渊源
    第一，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型。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在发展理念上实现了重大转型，即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放任发展转向宏观管理资本主义的协调发展，实践上主要表现为深度的收入分配调节和广泛的福利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践，其实质是通过国家调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一定程度的共享。比如，收入分配方面，在初次分配环节，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一直占比较高。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劳动要素收入就保持在70%以上，直到近些年来一直保持在75%—85%左右。4 在福利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本建成了以全民性和普遍性保障为原则的福利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理念转型之下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第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共享，而共享发展更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理念。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79年在《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内生性的、综合性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新发展理论，被称为“新发展观”。佩鲁坚称，只有把人自身价值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发展才有意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即发展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在增长基础上减少不平等、失业与贫困。佩鲁提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尺度，开启了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此后，学术界和国际机构才开始系统研究“如何使经济增长更加公平，增长成果能广泛惠及所有人”5。在新发展观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布全面衡量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实现了对发展价值的多维衡量。
    第三，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发展的内涵是全面，本质却是自由。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了发展的自由本质：人的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他讨论了发展中的贫困与不自由，对贫困原因的认识，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深化过程，深入到了贫困的根源，他提出：各种社会歧视、缺泛权利和社会保障是贫富差距和无法共享的真正原因。因此发展的实质是拓展人的自由，而这必须创造平等权利关系以及扩展人民参与经济社会事物的机会。6
    第四，包容性发展理念。与对贫困原因及其解决途径认识的深化相对应的，是国际学界对增长理念的反思（见表1）。新世纪前后至今，增长理论经历了涓滴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世界银行，2001）→益贫式增长或有利于穷人的增长（ADB，1999）→包容性增长（ADB，2008）1的逻辑演进过程。增长理论逐步演进的重要背景，是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GDP增长成就的同时，成果并未惠及所有人，反而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和贫困，其根源被认为是部分社会群体和个体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机会之外，因此消除社会排斥，倡导包容性发展和共享性政策，就是必然的路径。国际机构关于增长理念的演进，成为当今世界共享发展的主要理论渊源。

（二）国外共享发展的核心概念
    截止目前，国外学界、政界和国际机构围绕共享发展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并作了阐释，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扩展，构成了国外共享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核心概念是我们研究国外共享发展研究框架的关键。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关于“共享”的研究，最早缘起于商业模式创新的需求，如Belk（2007）将共享定义为，出于我们与他人的需要而相互给予或获取的分配行为和过程。2Felson（1978）在一篇关于协同消费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共享经济”的概念。3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如Airbnb 和 Uber），这使得“共享经济”一词广为人知。作为商业模式的共享经济一词，正在深刻诠释当下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但作为发展理念意义上的共享发展，与此相关却又截然不同。本文的共享是发展理念意义上的。
    第一，“共享式增长”。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机构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系列研究报告4中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强调其核心要义是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如亚洲开发银行在“Strategy 2020”中认为共享式增长战略包含两个重点:一是增长是普遍扩展经济机会的增长；二是保证社会成员参与增长并从中获益。Klasen (2010) 认为，共享式增长重视结果共享性，但更注重过程的参与性与平等性。5
    第二，“共享型社会”。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2017）在其著作《共享型社会》中援引了马德里俱乐部对于共享社会的呼吁，提出了“共享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共享社会尊重每个人的人权、为每个人提供公平机会；共享型社会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关注人们的福利和机会是否得到尊重，其最终实现取决于经济增长、机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的良性互动。1
    第三，“权力共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在著作《驱动民主:权力共享的制度能起作用吗？》中提出了“权力共享”(power sharing)这一概念，即共享意味着在政治决策过程向多重群体开放，各种利益群体都能参与决策和实施。他认为，权力共享能在社会冲突的规制过程中制造出一个共赢(win-win situation)的局面，也唯有此，才能缓和社会冲突，增强制度认同。2
    第四，“包容性制度”。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 James A.Robinson) 提出了“包容性制度”一词，认为包容性制度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所有人参与经济活动，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天分和技能，并通过区分包容性(inclusive) 和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表达了共享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观点。3
（三）国外共享发展的主要范式
    由于共享发展是一个视角广泛的综合性术语，因而基于不同的学科体系、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总体来说，国外学界基于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背景及其学术流派，形成了三种主流的共享发展范式，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一是基于福利平等的共享发展范式。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从福利最大化原则出发评价经济体系，即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发展的唯一旨归，他提出，国民收人分配越平等，越有利于增加社会经济福祉。4现代福利经济学则以帕累托最优标准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这实际上是在公平效率关系中强调成果共享的研究范式。二是基于资源平等的共享发展范式。罗尔斯将包括权利、机会、收入、财富与自尊在内的“基本善”的分配正义视为发展目的，“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应被平均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5表达了为最不利群体谋利的观念。罗尔斯所构建的体系被认为是所有关于公平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实际上是强调权利和机会共享的研究范式。三是基于能力平等的共享发展范式。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个体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概念，超越了传统用收入和效用衡量福利的局限，而替之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拓展，进而使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和自由的拓展成为发展的最终目的。6这种以人的可行能力的分析路径，更加注重对平等的考量和人的参与积极性的尊重，无疑是对共享发展实质的深刻揭示。
三、余论：比较、借鉴与展望
    综合比较中外共享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明显不同的研究特点：
    第一，从研究背景来看，国内共享发展研究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主题基本保持了同频共振，其研究脉络、研究线索和研究进展与党中央全会关于共享发展相关的重大决定和重大提法（如和谐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社会公平保障、共享发展理念）的演进过程和演进内容保持了一致。从对CNKI学术文献的统计来看，中央全会每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提出一个全新提法，就会掀起一个研究的小高潮，故国内共享发展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特征明显。而国外的共享发展，没有上升到执政党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主张的层面，而是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而提出的一种概念以及掀起的一种思潮，民间性和经济性特征明显。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共享发展研究，其核心要旨是“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其内容主要围绕改善民生、解决公平正义问题、走共同富裕道路和规避发展陷进（如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等问题展开，其主要目标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而国外共享发展研究的内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将主题集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平等、权利和机会以及消除贫困等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则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如对“权力共享”、“包容性制度”的研究。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共享发展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构成不同学科视角的学科支撑格局（从国内发表这方面论文的研究人员的不同学科分属可以看到），其理论主张、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较为统一；而国外的共享发展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分散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中，以经济学为主要背靠（从共享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学术观点的贡献来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经济学家贡献较大），从对国外共享发展研究范式的梳理中也可以发现，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差别较大。
    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国外共享发展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就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而言，是比较丰富的，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国内共享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也为国内进一步深化共享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比较和借鉴国外共享发展研究，梳理国内共享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加强或突破的问题：一是已有研究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国外，但从研究类型上看，文件解读类多、政策建议类多、宏大叙事类多，与国外研究相比，有基础理论支撑和逻辑链条完整的系统性研究相对缺乏，实证研究和微观研究也有待加强；二是研究方法单一、话语体系单调，特色不明显。与国外的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研究相比，国内已有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大同小异，大都重复学界早已研究成熟的社会主义本质、群众史观、共同富裕、党的宗旨等，共享发展本身作为一个学科交叉概念，其应有的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的拓展性研究相对缺乏；三是已有研究对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哲学基础、时代意义等理论阐释性研究比较充分，但共享发展的实施和实践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共享发展实现机制研究薄弱，即使部分学者关注共享发展实现机制，也基本上集中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扶贫脱贫等发展成果共享层面。与之相比，国外共享研究，早就突破了发展成果共享层面，大多数研究一开始就集中在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共享方面。在人民美好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层面有更多需求的背景下，权利共享和机会共享等内容是国内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四是通过梳理国内共享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享发展的全新境遇，也是共享发展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必须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研究，比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共享发展研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共享发展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的共享发展研究等等，这些新课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共享发展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