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发展呈现井喷态势。21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本文借助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定量可视化分析与信息挖掘，系统梳理社会组织相关研究的演进轨迹和主要议题，有利于今后更好地把握该研究主题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今后提供更高的研究起点。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软件工具为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CiteSpace。“通过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一研究领域，寻找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主流主题、演变趋势、研究领域间的关联。”1通过节点、连线等要素组成的图谱直观形象地来展现某一领域文献间的被引、共现、合作情况，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描述和解释文献的变化规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为梳理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并鉴于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常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为名称，所以对社会组织名称以检索式：篇名（词）= 社会组织or非政府组织or民间组织，入库时间=2000年—2017年，文献类型=论文，检索到1321条文献记录，下载数据导入到CiteSpace5.0.R1中，进行时区分割和阈值选择。最后，运行该软件并生成知识图谱。
2.规范关键词
为了实现数据的准确性，在数据处理中对关键词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合并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将“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归并到“社会组织”，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归并到“社区社会组织”，将“合作治理”归并到“社会治理”，将“社会建设”归并到“社会管理”、将“境外宗教非政府组织”归并到“境外非政府组织”，删除无意义及词义过于宽泛的关键词。
二、文献统计分析
（一）文献产出时间分布
文献数量的变化情况是衡量该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指标。从图1来看，CSSCI收录的2000-2017年有关社会组织的文献出版数量是持续上升的，总数是1321篇。除了2002、2005年、2011年这几年是年度发文量开始下降的节点，但之后发文量都呈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的发文量最多，高达148篇，2017年下降幅度最大，只有50篇。研究机构及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
（二）研究文献来源与引文统计
如图2所显示，文献出版来源期刊来看，刊登有关社会组织研究论文量较高的是《中国行政管理》（68篇），其次《社会主义研究》（31篇）、《求索》（19篇）、《理论与改革》（18篇）、《学习与实践》（17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与《中国青年研究》（15篇）、《内蒙古社会科学》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4篇）、《学术交流》与《探索》、《社会科学》（13篇）、《学术论坛》和《学海》（12篇）、《江海学刊》（11篇）。作为反映政府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科大型综合性期刊，刊登的是社会组织方面的最新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改革实践论文。
文献被引频次较多说明其观点得到的认同度较高，其研究价值也相对较大。该研究领域目前为止被引频次最多的是学者俞可平于2006年发表的《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作为国内最早倡导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在该文中系统界定并辨析了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群众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概念，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内容、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性研究，他的观点在国内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其次是王诗宗的《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一文，通过结构性、能动性两大视角，指出中国社会组织之独特结构及实践，是组织对其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的能动“回应”，这种回应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复杂且多样组合，并在总体上呈现“依附式自主”特征。2学者王名的五篇文章的被引频次都在前十五位，是对社会组织研究做出贡献的重要研究学者。王名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其文《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指出，30年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推动着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公民社会，并对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三条中国公民社会可能的发展道路假设。另文《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针对双重管理体制基础上现行法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由行政控制转向分类监管、资源引导和行为控制的改革思路。康晓光在《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一文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
三、社会组织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识别社会组织领域的演化趋势有助于发现研究领域的阶段性特征。通过社会组织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列表（表1）、关键词时区图谱（图3）和突现词（图4）的变化，得到以侧重时间维度来表示知识的演进视图。社会组织研究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对其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的结果，又与国家各阶段的相关政策方针高度相关。依据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判断，将我国十八年来社会组织研究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研究初期（2004年以前）
“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关于社会组织各类不同称呼的关键词突现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在国内学界，社会组织的称谓一直是五花八门，概念上的多元化表明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所具有的复杂性。这些关键词含义相近，但却有细微差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众多概念统一为“社会组织”。学界研究的重心是探讨社会组织的定义、性质、特征、分类、作用和功能概念等表层问题以及要不要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等基本理论。俞可平、王名等人都有专著或论文进行论述。国内学者主要致力于引进、消化、吸收西方学术的相关思想、理论和观点，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层面，表明这一时期国内社会组织的研究尚处早期探索时期。
（二）研究中期（2004-2011年）
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管理的功能拓展以及公民社会等思辨性问题的探讨。高频关键词聚焦于“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社会管理”等。这与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科学命题以及“公民社会”的话语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学界主要是围绕着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探讨。有学者指出，社会组织具有紧密联系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整合民间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积极特性。1并且能够反映“社会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架起公共权利和民间社会的互动桥粱。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2，是和谐社会价值的倡导者和推动者3，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一致认为促进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才能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4俞可平在《和谐社会面面观》、《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公民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等文章中对和谐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5在此期间，学者们开始并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对中国社会及公民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分析和解释。公民社会成为当代一个有生命力的、富有原创力的分析概念。6关于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李景鹏提出公民社会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长出来的纯粹私人领域；另一部分是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类民间组织。7而俞可平则认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民间组织的大量存在和快速发展是首要的。8王名描绘了作为第三部门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状态：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公民自发和自主的结社形式较易获得合法性支持，社会的表达形式能多渠道地进行沟通、对话、协商和博弈，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社会组织能得到公共部门的资源；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积累社会资本，企业等营利组织富有社会责任，政府等公共部门更加民主和高效，整个社会富有和谐性、包容性、多样化和承受力。9但从我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来看，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10可见，研究者们试图在“公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理解社会组织。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1,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清晰界定为社会建设。十八大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了顶层的高度重视。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会系统的三大部门，分别对应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等社会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其能够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主体存在的根基，因此，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依托于社会组织这个主体才能真正完成其时代任务。3研究的重点是围绕着社会组织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及制约因素展开讨论。
（三）现阶段研究（2012-2017年）
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少，其中既有管理、运作和战略方面的问题，也有法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更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当下是社会组织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研究与讨论的阶段，研究视域转向了如何构建良好的、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环境以及如何有效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安排等深层次内涵问题。同时，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研究也更加深入。该阶段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社会治理”、“协商民主”、“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环境”、“社区社会组织”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标志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社会组织视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重要内容。这一方向性定位引领了社会组织的实践发展和治理创新。从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对社会治理结构进行了整体的观察。社会治理强调合法权力来源的多样性，强调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即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构成的系统就是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4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既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5尤其关注了社会组织在治理转型过程中所应扮演的新角色。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6在微观层面，研究者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行为进行观察与探索，对社会组织作为新的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参与能力以及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7并提出了引导并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和对策。8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社会治理创新格局，必须以组织化载体为依托，社区社会组织兼具社区与组织化的双重作用，是社会治理创新不可缺少的微观主体。9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0。可以预见，如何通过优化社区社会组织生 存的制度环境来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问题将会持续研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协商民主体制，拓展包括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各类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渠道。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11自此，协商民主成为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渠道，既有利于提高公民协商参与的意识与能力、推进社会自治的有序化和理性化，也有利于积累协商民主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1一些个案研究的文献突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合作过程、信任建立、相互平衡、友好协商等方面的议题研究。2但有的学者也指出，因为社会组织的自利行动取向、内部治理失灵以及协商的制度缺陷等原因，社会组织协商也可能出现“失灵”现象，表现为协商群体极化、协商过程裂化和协商结果异化等。因此，需要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协商文化建设和协商能力建设。3十九大也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社会组织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因此，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将会是今后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学界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研究呈井喷之势。
四、主要研究热点
（一）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首先是通过公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总体上学术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范式下来探讨社会组织的。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和社会组织领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集中的领域。丁惠平指出，在本质上社会组织是一种与国家权力形成潜在对抗的社会力量，从而，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4由于社会组织在构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学者以社会组织为题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趋势，成为近年来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借助“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会组织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其研究范式倾向于将社会组织发展置于与国家互动的结构性情境中，预设是作为“社会”载体的社会组织具有弥补国家不足的重要作用。5“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主要是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两种取向。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7-2010年期间，多数相关文献主要研究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载体。王名等指出，各种社会组织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的延展, 都使它们日益融入社会进步的主流进程，成为今天与国家体系、市场体系交相辉映的公民社会体系。6从法团主义取向来看，研究者则较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组织的规制和整合。指出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法团主义与中国社会有着多方面的契合性。7康晓光基于总体性研究视角相继提出了“分类控制”，指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重新塑造其社会控制体制的过程。通过建立分类控制体系，政府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组织化进程，并提出分类控制体系是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在“分类控制”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康晓光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其核心是控制与功能替代。8关于分类控制，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以社会组织潜在功能的性质为核心的分类管理体系，把社会组织分为中性社会组织类、潜在正功能社会组织类和潜在负功能社会组织类，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1唐文玉则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理论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指出“行政吸纳服务”着重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2江华等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了“利益契合”论，认为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使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社会组织在国家的控制下参与公共事务。国家在处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时会适时采取策略性和低制度化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选择控制还是支持，取决于二者利益契合的程度。如果能够实现双赢，政府就会允许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但如果社会组织挑战政府权威的话，将受到严格的限制。3刘志辉基于生物学共生概念提出了现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非对称性依赖在实践中会导致社会组织行政化、公共责任缺失和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4
（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近几年行政管理改革的热点，国内学界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研究文献也较为丰硕。学者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意义、购买服务的边界、购买服务的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中的关系、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效能的评估、购买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度化建设等主题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能使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提高公众满意度，又能促进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升能力。5多中心供给比政府包办更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更加富有效率。其中，民间组织在多元供给中占据特殊位置。因此政府要培育民间组织，提高其提供服务的能力。6“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约束”特征使其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天然优势,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公共需求,是政府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7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服务优势及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契机，是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有效政策工具。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建构而非制度化建设，因而是较为脆弱易变的。8崔光胜等认为，政府购买行为的雇主化、社会组织的异化、公共服务的内卷化现象之所以较为普遍，是由于法律、政策等顶层设计的制度空白。9政府购买缺乏对社会组织长远发展的考虑和资助性的配套支持资金。韩俊魁认为，政府在向NGO开放资源方面仍很薄弱。这不仅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序转移，也对培育NGO有明显的制约作用。10王浦劬通过部分省市的实践调研，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践进行了梳理，将购买行为“内部化”，民间组织变相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购买标准不够清晰，政府责任较为模糊；民间组织缺乏足够的谈判能力，造成单向度合作行为；购买程序制度规范程度较低，合作过程随意性较大；服务评价和监督体系缺失，服务成本难以控制和缺乏公众信任，形成额外成本归纳为制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发展的六大问题。11目前来看，社会组织所承接的服务大多数是属于传统的社区服务，由于受到权力资源依赖、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公众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方面始终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吕纳指出，政府购买服务在现阶段远没有形成与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购买服务中转移的只是公共服务的职能，甚至有可能会加剧权力对社会组织的进一步渗透。1促使社会组织向国家权威的单向“靠拢”。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模式，王名总结出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三个模式，并提出要达到公共服务购买的效果，发挥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双方的比较优势，关键是要保持民间组织在购买服务中的独立性，建立公开的竞争程序机制。这既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民间组织的信任，同时民间组织也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还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总之，要建立起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的契约关系,而非行政关系。2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3学者们一致呼吁，必须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养扶持，激发其承接服务的活力和创造力，因为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是购买关系达成的基础。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购买范围、决策影响因素、购买模式、实施环境等方面。理论研究占据多数，定性研究比较普遍，对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控制、合同管理以及绩效评价等采用量化分析的较少。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社会治理模式及管理体制、社会政策包括社会组织政策、政府的职能模式等都是影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体制因素或宏观环境。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影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体制因素和宏观环境，更具有研究价值。
（三）国际非政府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在扶贫、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特征、类别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作用等探讨外，学界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开展项目、活动方式、正面及负面影响、存在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部分学者还对构建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我国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及本土社会组织间有效的合作、沟通和协调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马秋莎以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全球公民社会给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带来的资金、项目、技术以及中国政府对待NGO政策的一些变化。4赵黎青归纳出现实中存在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将外国非政府组织“妖魔化”，另一种则是将外国非政府组织“天使化”，并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5谢晓庆通过梳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三十年的历程，归纳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对象的多样性、存在形式的复杂性、来源国别以发达国家为主、活动地域的不均衡性、活动领域的广泛性等五项特征，以及政府采取“不承认、不取缔、不干预”政策。6研究者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大陆的活动模式、活动特点及活动规律进行了归纳，从管理模式的演变、代表机构管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和活动管理的相关政策及做法进行了梳理，并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来自于其坚持非对抗原则，取得各级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7改革开放40年，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地方政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关系，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的方面，基本态势是大合作、小冲突。8
近年来，从管理学视角学者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指出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可能给中国带来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渗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并从国家安全视角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的管理对策。9陈晓春结合我国区域内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性质、组织愿景、组织形式和活动领域，构建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分类体系，并建议建立分类注册与归口管理相结合的注册管理制度。1部分学者从法律的视角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注册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进行探讨。2韩俊魁、郭占锋、戴光全等学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通过个案观察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如何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项目的具体做法。3
201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正式实施，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填补了我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空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一周年来看，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公安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在管理和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各项活动的同时，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指导和支持，推动了该法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随着该法的实施，相关的配套政策需要逐步完善，该领域存在充分的研究空间，相关研究会及时跟进。
（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构建有着不同的要求。关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策略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契合程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是支持还是限制，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的策略性选择成为可能。邓正来等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策略将社团管理政策演变归纳为一个从放任到控制、从以非常规力量管理为主到通过以法律治理为主、管理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监控体制背后则蕴含了一种监护型控制的总体逻辑。由于这种逻辑受不同时期改革形势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明了国家所持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立场”。4敬乂嘉认为，基于国家能力的增强、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社会组织合法性的积累以及对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真实需求等因素，国家会更多使用引导导向的控制策略。5
学界研究多聚焦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双重管理体制，普遍认为这套体制约束性多支持性少，在登记、注册以及资源供给等方面社会组织受到不少限制。6在此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大多呈现出对体制的高度依赖、缺乏活力等发展特征。7这一体制束缚和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部分学者据此提出了今后应形成鼓励发展的新型政策框架。8也有研究者持不同观点，乜琪认为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双重管理体制或许是政策制定者最有效率的制度选择。9白景坤等分别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强调了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对社会组织实施有效监管的现实选择；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认为现行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信任基础，并为社会组织获得各种资源提供了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10虽然双重管理体制旨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能力，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还取决于其控制意愿和控制能力的强弱。由于复杂的府际关系和治理网络,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部门在执行中央政策时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策略选择，而并非简单的“传声筒”，这意味着在地方的制度执行场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的影响更为复杂。1由于因部门利益和差异导致的“分散威权主义”特征，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也会选择与社会组织达成某种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助于其实现部门职能和提升地位。2部分个案研究的文献突出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合作过程、信任建立、相互平衡、友好协商等方面的议题研究。3一些草根性和国际性的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和协商。陶庆认为，尽管协商民主的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也能够在调整自身的政策偏好取向的同时，愿意以对话协商的姿态促成互惠互动，与民间组织产生共识，从而解决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所面临的难题。4
中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这不仅表现为规模总量的快速增长，也表现为传统的“宏观鼓励，微观约束”的制度环境正朝着更为宽松的方向转变。5我国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经历并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制度创新过程，背后存在着发展型、控制型和规范型三种战略思路，三种不同的力量彼此互动和博弈，共同推动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朝着有利于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发挥、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6持续的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着政府不断调整其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有了一些新的探索。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步伐更快，不少地方很早就试行采用宽松的“备案制”帮助一些基层民间组织获得合法性地位。虽然这些探索未必意味着中国的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新改革和尝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对未来中国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具有新的涵义。7从促进社会组织公共性的视角，要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与政府公共性的协同共进，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需要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发展型管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需要从“偏向性支持”走向“协调性支持”。8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就不断释放积极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信号，十八大后国家更是将发展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范畴，最近召开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里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社区治理、环境治理等领域要进一步发挥作用，但一些还尚未发现的体制机制及制度仍然在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2000—2017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社会组织研究论文，利用CiteSpace5.1.R8可视化工具进行解读， 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理论脉络与学术转向。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初期，学界更多的是立足公民社会理论，侧重关注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 展所产生的影响，西方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影响着社会组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2005年以后，公民社会的讨论主题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研究更多地是基于中国实践，结合社会组织治理实践体现为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创新有机衔接的政策演化路径与运行机制构建本土理论。
第二，文献前升后降。2000－2017年，社会组织相关主题研究文献产出量为1321篇，自2003年开始持续增长，2014达到峰值高达148篇而后开始下降，2017年下降幅度较大，反映了社会组织研究的热度有降温的倾向。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
第三，主题词及研究热点的发现。主题词主要集中于公民社会、社会治理、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等。社会组织热点研究具有较明显的政策指向性，热点词突现的增减往往伴随着新的政策的提出与落实。研究热点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管理体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方面。总体而言，社会组织研究覆盖面较广，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存在如聚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等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也存在如聚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一些薄弱的研究领域。十九大要求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体系和大扶贫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社会组织是重要的历史机遇。未来，以上四个领域也将是学界继续讨论的主要议题。
第四，量化的和精准性的研究不足。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1321篇文献从多角度、多维度研究了社会组织，但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社会组织的数据、资料和信息挖掘、提升数据价值等方面，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