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5日，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期间，国内外学者就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讨论，其中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发言特别值得关注。埃及经济思想家萨米尔·阿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美国进步中心教授亚当·赫什、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理查德·沃林、意大利葛兰西研究院前院长朱塞佩·瓦卡、英国基尔大学教授比伦特·格卡伊、英国国际和比较教育学会研究员柏晶坤、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扬·图洛弗斯基教授、法国《国际通讯》前主编帕特里克·德雷、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教授亨利·威尔米尔、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舍甫琴科、莫斯科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波兰东欧社会论坛莫妮卡·卡布萨卡、希腊学者季米特里斯·康斯坦塔考珀露、希腊马其顿大学教授迈弗路德斯、希腊雅典大学教授米凯利斯·斯帕拉凯斯、芬兰奥伯学术大学教授简·奥托·安德森、塞内加尔学者谢里夫·萨利夫、阿尔及利亚学者萨米亚·赞纳迪、埃及学者马布达·哈巴希、菲律宾大学艾维塔·希梅内斯、首尔国立大学教授赵英男等国际学者做了发言，从不同方面就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相关问题展开了阐释和讨论。
一、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土壤
金融资本的国际积累所造成的体系性危机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土壤。关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条件，与会学者们着重讨论了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与危机、金融危机向经济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的转移、金融资本积累的核心国家的逆全球化取向、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以及全球化转向等重大问题。
第一，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与危机的根源。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和金融集团的投机，是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生活的条件下，危机来自金融资本自身的内在逻辑，来自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萨米尔·阿明认为，在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中，资本陷入的一个基本矛盾是：资本一方面造成对工资持久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投资水平不断增加；在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下，为了给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于是导致了金融化。金融化是为了回应和缓解资本积累危机而产生的，但是金融化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加深了危机。马西莫·达莱玛指出，1992年在西方世界中，当时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宣布世界将会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下生存，市场也会结束社会冲突，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的基础上统一全世界。这些就构成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思想基石。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金融监管完全放松了，虚拟资本的势力得到加强。虚拟资本的价值是根据收入资本化的逻辑衍生出来的，现实中并没有相应的生产和虚拟资本的价值相对应。虚拟资本痴迷于金钱的积累，而这种对于金钱的狂热却没有任何生产和人类劳动作为中介。大卫·哈维认为，在经济体系中，隐含着一种金融轴，它是不断自我塑造的力量，是隐形的秘密力量。资本的特性之一是加快周转，周转时间越快、流动性越强，越容易打败对手。资本不断打破这种稳定性，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资本会进入到瞬时能够被消费掉的产品创造中去。生产加速的话，消费也要加速，就意味着消费主义。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加速，人类对于大自然进行各种各样的开发，最终导致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迈弗路德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完全决定于金融体系。金融化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核心概念，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不如此。和生产资本不同，金融化的资本能够塑造和决定其他形式的资本。影子银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手段。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化过程的主导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导向，追逐金融方面的短期利益、忽视公司长期战略利益，成为金融化条件下公司的行为模式。在资本金融化的主导下，家庭债务被纳入到金融部门，中产阶级被纳入到金融资本的剥削网之中。金融资本主义对经济的支配几乎是独裁式的；在资本金融化的条件下，危机主要来自金融集团的投机性积累。
第二，金融危机向社会及政治危机转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瓦解了橄榄型社会，破坏了形式民主的社会基础。马西莫·达莱玛指出金融化的资本积累使鸿沟日益扩大，巨额财富产生以后，都被超级富豪们所占有，大众的工资却并没有增加，社会差距和不平等日益扩大。在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一直在增加，金融部门利润占到美国公司利润的比率，1960年是14%，2008年已达到了39%。贫富分化加剧，不到1%的富豪拥有世界财富的44%，而世界70%的底层人口只占有总财富的3%。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和解和一致化，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民族的、宗教的身份差异被强调，产生了很多悲惨的冲突。金融资本已经阻碍了人类的进步。金融资本的危机造成了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的局面。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已经十年，但是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推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印发货币和增强流动性，但是这些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效果有限；国家为破产的私人垄断资本进行信用背书，使财政赤字迅速增长，埋下新一轮的隐患。近两年欧美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仍然处于始终左右为难的危机，财政危机始终是挥之不去。
第三，资本主义陷入体系性危机。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短期的危机，而是结构性的体系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带头掀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潮流。未来20-30年我们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阿明认为，二战之后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帝国主义——美日欧合并的帝国主义，他们还有一些附属盟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联合的帝国主义陷入巨大的危机和衰退，破坏性的维度在加快发展。今天的危机会对国家、社会、人的心理、人类，甚至对整个地球上的生命而言，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马西莫·达莱玛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不受管制的全球化的内部矛盾和脆弱性。人们对全球化开始投以怀疑的眼光，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保守主义开始抬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将最终导致一个右翼的解决方案，就像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所显示的那样。这很可能开启一个危险的时代，一个冲突、紧张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
第四，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土壤。马西莫·达莱玛认为，我们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任务，人类需要去扭转全球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趋势。针对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需要加强国际监管，需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必须努力找到一种可靠的替代方案，我们要有一个监管的全球化，它能够促进和谐性的发展，也能实现人以及自然之间的和谐。阿明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条件，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等各种各样的条件，使得人类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朝着共产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所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危机、系统性危机，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所谓理性政策的调节都无法解决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危机，其解答只能是人类跨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更高的阶段。当前很多的暴力冲突，很可能导致革命。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深刻危机的回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之后引发了革命。1929-1933年的大危机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革命就是对危机的回应，战后很多亚非拉国家通过革命获得了独立。2008年以来的危机，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而言，或许是一个机遇，或许能在危机中找到赶超的路径。马克思晚年思考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会不会在落后国家首先实现，这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大卫·哈维认为，必须要挑战资本，不仅要挑战资本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要挑战资本的整个系统。要系统化的去找到一些解决方案。环保主义者认为不挑战资本的情况下解决环保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巴勒斯坦学者法特稀·阿尔卡利布认为，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极形态；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解读，而前苏联的垮台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
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变革运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危机意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遇到批判，既有的社会关系格局遭到批判，反对金融寡头统治的运动也以不同形式在展开。与会学者，尤其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介绍并讨论了西方社会正在深入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安排的批判，讨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以及这些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第一，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原子般个体之间的抽象契约关系出发，遮蔽了金融资本积累和统治的逻辑，因而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的批判，就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根基的批判。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教授指出：根据自由主义的假设，世界上没有穷人而只有懒人。如果你穷，则是因为你不努力。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俄罗斯，有数亿的普通老师，他们在贫困的乡村工作，他们可能一个月只有几美元的工资，但他们的工作却非常努力。另外，还有很多富翁，他们犯了很多罪，有很多罪恶。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很多资本罪恶的例子。造成这种社会差别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不能从自由主义的假设中得到解释的。阿明认为，资本对人实行系统的去政治化，从而从文化上控制了。资本主义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消费者，这是一种“柔性的法西斯主义”。所谓柔性的，是指人们并不需要主动支持它，但却必须被动接受它。马西莫·达莱玛认为经济全球化所赖以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受到反思和批判。甚至左派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结果今天的现实世界，跟新自由主义的先知们所预言的实际上有巨大的差异。
第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作用下，又有一系列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解除了金融资本放纵性积累的一切约束，为金融资本实施对市民社会的统治提供了政策支持，这也间接加剧了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马西莫·达莱玛认为，没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以及战争的风险。二战之后，一直到1980年代初，欧洲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不平等逐渐缩小。这一时期，财富分配主要倾向于工资、福利的增加，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和创新来支撑。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在放松监管的时代，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财富分配变成了以资本积聚财富为中心，经济模式由金融投机所主导，金融不是服务而是扭曲了生产的发展。金融投机使企业接受了短期逐利的逻辑，使得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变得非常困难。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但是投资尤其是那些战略性投资却并没有增加。金融业的投机最终损害了实体经济，加剧了社会冲突，使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之间的循环遭到破坏。财富从劳动者向金融投机者转移，需求萎缩，欧美的工人阶级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有高水平的消费。为了刺激需求，金融业采取了低利率的信贷政策，美国家庭的负债消费高涨。这样的机制导致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裂又波及到了银行进而也波及到了实体经济。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形。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机，迫切需要重新发挥国家在资源和机会再分配、投资、医疗保健、劳动力保护等问题上的作用。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有必要再度转向马克思；马克思强调了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有能力发挥管理作用，可以通过加强政治领导力来调整经济、保证增长。
第三，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简·奥托·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的力量遭到削弱。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国家权力很小。在现代国家，要通过对资本征税来为教育、医疗以及最低收入提供保障。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权力，使国家的危机调节能力大大降低。马西莫·达莱玛指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融寡头支配政权。在票决政治中，实际上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政治系统非但没有纠正反而强化了市场的失灵。国际金融集团影响和操纵着国民的观点，也最终扭曲了民主力量的实践。不公平已不仅局限于财富的分配，而且也涵盖了知识以及权利分配的不公平。米歇尔·马索指出：面对资本主义对于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世界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越来越大，只是目前还没有在实际的政治效果上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本身有一定缓冲作用。法国在近30年至20年之间，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支持率是越来越低了，根据2017年6月的调查，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到11%。这体现了人民对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排斥，但是在政治层面没有体现出来，主要是因为政治是一种人为的构造，有它自己的内生进程，它与思想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第四，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长。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长提供了土壤。理查德·沃林认为在战后时期的西欧和北美，消费主义的语言符号剥夺了日常生活的休闲特征，私生活被工业社会完全开发。西方的左翼主义发展出了一种革新的政治架构，宣扬横向的、平等主义的直接民主，向往着工人自治运动。现代生活需要一系列致命的颠倒或者替换，现实的反映、本质的浮现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在最新的物化的社会运动中，景观已经成为虚伪意识的新形态，在此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公民们俨然已经陷入一种盲目顺从的梦游状态。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曾坚信，只有在智力革命精神的号召下，才能够夺回被彻底异化的世界。今天，我们也应该突破单纯的历史诊断工具，而发展起引导五月风暴那样的的社会批判理论。扬·图洛弗斯基教授认为批判是革命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反映出对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思；对剥削和压迫的批评，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对相关的趋势的批评有助于超越现有的社会形势；在争取解放的斗争当中，我们还要自我批评，必须要对自己的目标和战略非常清楚。科学与政治不能分开，揭示资本发展规律，是为了实现解放。要推动历史进程，知识并不是充分条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过程来推动。马克思的分析，并不仅仅是客观的知识分析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解放的科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不仅是为了显示其负面影响，而是要透视这些过程，要透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透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机制，透视资本主义的成就、压迫以及自我毁灭的趋势。马克思的分析能够超越现有的社会形式，能够规定对现有制度的否定方向。《资本论》是一本给人希望的书，能够为人们指出真实的可能性。批判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实现每个人的共同发展，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重构了“解放”这一概念。只有个人作为社会力量并且克服了和这种社会力量的分裂与对立，只有这样，人类的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本论》揭示了如何在更加成熟的社会条件下，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为新社会的形成提供力量，来取代旧的社会秩序。马克思的科学是和行动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要激活人们的热情，采取真正的行动。我们要从政治上阅读马克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运用他的理论框架和他的思想来推进我们的政治斗争。面对当今的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资本论》这一革命性的科学，必须对经济过程进行革命化的批判，必须克服资本积累对社会、人和自然的主宰。这样的社会解放是以社会自由为基础的。能够完成这一解放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能够完成彻底解放的社会力量。朱塞佩·瓦卡认为葛兰西的思想对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具有显示价值。葛兰西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危机，为走出当前的制度危机提供了可能的道路。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累积到一定程度，总是以战争形式爆发出来，资本主义历史呈现为一部战争与危机交替出现的历史。葛兰西提出改造国家的领导阶层、构建新的社会团体、批判美国发展模式、团结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等主张，以图解决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葛兰西认为美国化其实是非常原始的，一个非美国化的制度系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下的建设和发展。意大利学者安德瑞卡托那指出马克思主义应该与世界各国国情相结合，与各国问题相结合，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提供一个全世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米凯利斯·斯帕拉凯斯探讨了当今左翼政党的建设以及马克思阶级和马克思政党的联系。政党沟通了政府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整个体系的运作是非常关键的，通过制定公共的政策影响社会生活。政党是进行政治斗争的，要争夺政治权力，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核心。左翼政党、左翼阶级和主流的自由派、保守派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左翼政党应该参与到社会的塑造当中，应该把新的力量引入到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政党当中。要让主流的人群提升他们的批判的意识，尤其是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批判性的意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增加人们的批判性意识，要将这种理念植入到具体的阶层当中去。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后，共产主义的政党肯定会成为最先进的政党，并且也会成为唯一的政党形式。
三、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国际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在非洲、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并以多种形式展开。来自不同地区，尤其是来自上述这些地区的学者，对各自当地的社会主义斗争和探索，进行了介绍和讨论。
第一，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谢里夫·萨利认为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大洲和地区，控制了500多年。西方国家对于非洲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只是追寻自己的议程，而没有真正地关心到非洲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非洲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洲国家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跟资本主义脱节，而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萨米亚·赞纳迪认为，“青年”是未来的承担者和塑造者。青年所面对的现实是很困难的，非洲的青年人，他们所接受的价值都是西方的价值。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当中，一些年轻人曾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现在一代的年轻人都生存在非常抑郁的政治环境之下。由于技术的发展，青年一代成为历史上最有机会创造自己文化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给青年提供希望，然后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霸权主义。摩洛哥学者努兹哈·阿巴卡利姆介绍了摩洛哥社会民主党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摩洛哥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一种民主制度。摩洛哥社会民主党就摩洛哥本国选举问题、领土问题、宪法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各民主政党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摩洛哥人民需要自由的公正的选举，这有赖于政党如何去运作，如何处理政党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摩洛哥社会民主党提出要通过司法改革建立一种新的宪法，这种宪法能够保障摩洛哥国家的权利和法治，来建立一种法治的社会，能够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基本的权利。摩洛哥社会民主党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发展源自社会民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鼓励公平竞争，提高人们的购买力，满足社会的基本要求。摩洛哥社会民主党希望能够加强与各个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各种民主政党平等对话，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人文的环境。摩洛哥社会民主党希望能加强摩洛哥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埃及学者马布达·哈巴希介绍了埃及的革命青年。从2011年起，数十万青年人参与到社会游行动荡等中，但是在过去50年的独裁统治之下，他们是无法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的。埃及的年轻人认识到绝对的、完全的组织的必要性，认识到政党的必要性，但在参与实践之前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不懂如何建立一个政党，也不懂政党之间的区别。人们也意识到了媒体的重要作用。过去独裁统治的媒体也成功地去控制了人们的意识。
第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巴勒斯坦学者穆罕莫德·易卜拉欣介绍了巴勒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国家解放，但是直到现在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国家都在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巴勒斯坦希望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中国也尝试着引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并且取得了成功。阿拉伯国家也希望提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实行相应的民主形式，而不仅仅限于西式民主。黎巴嫩学者吉塔·迈赫希·达赫尔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对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领导人的影响，他们希望将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运用到解决黎巴嫩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世界的著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社会进步的观点。埃及阿拉伯民主纳赛尔党书记处成员谢里夫·齐法尔·阿卜杜拉认为从埃及纳赛尔党的角度来看，必须实现理论的不断革新，才能实现政党的进步。纳赛尔民主党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经济的发展。目前不取消私有财产，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过渡性阶段来逐步实现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与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
第三，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曾在墨西哥工作过的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教授亨利·威尔米尔认为拉丁美洲是一个实验场，让我们能够去研究资本主义及它反抗力量的相应发展，因为其他地区都没有像拉美那样如此充分地执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没有造成摧毁性的效果。“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划分为生产领域和反抗领域的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在“二战”后开始，即所谓的发展周期。当时阻力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城市阶层和农民之间的斗争，反抗的力量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农民想要进行土地改革。工人和农民阶级遭到了镇压。第二个周期，就到了90年代，外资大量涌入，发生了资源和经济机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构调整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尤其是IMF开展的一些项目，但是这也造成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反抗，尤其是小农阶级以及没有土地的工人，他们都是很穷的人。新一代的拉美青年受左翼政治的影响，认为应该实现更加包容性的发展，实现减贫。这种发展也适应了全球的一些趋势，比如说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崛起，还有私有部门的繁荣。这些发展以及相应的反抗造成了第三个周期循环。在这第三个循环当中就像第一个循环一样，人们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比如对自然资源和土地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是比较曲折的。以委内瑞拉为代表出现了拉美左翼群体性崛起的一个高潮，一直延续到2015年。拉美左翼运动遇到了挫折。阿根廷政权发生变化，巴西政权发生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左翼政权发生了左退右进的变化。在拉美左翼运动中，古巴共产党和古巴革命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只是要强调我们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古巴共产党领导的古巴革命和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有些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有学者介绍了印度共产党的发展情况。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共产党。这个判断有几个证据：第一点，它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能够进行地方执政的一个政党，在印度的二十多个邦当中，最好的时候是在三个邦执政，并且是长期执政。第二点，它对于中央政权的组建有很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印度有两个大党，一个是印度国大党，第二个是印度人民党，这两个党势均力敌，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时候，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条阵线曾经能够决定局势。第三点，第三世界共产党有170多万党员，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有100多万，是第二名俄罗斯共产党的两倍多。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印度共产党出现了衰败的趋势。这是一个悖论。在苏东剧变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是非常强势的，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是下降的，但那时印度共产党是逆势上升的。到了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危机，按理说共产党应该上升的，但是印度共产党却出现了衰败的状况，原因何在？第一，这个政党没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矛盾。印度共产党是追求公平的，但是，总体上，印度新自由主义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整体上是追求效率的。印度这样的一个政权结构对印度共产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印度共产党一方面是要坚持他的理论主张，另一方面还要维持他的执政地位，必须要把经济发展上去，而这个发展结果就受到了印度联邦政治体制的影响，结果使得它进退维艰。第二，在政党联盟、具体选举策略上出现了一些失误。第三，党的质量以及组织形式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杜洁介绍了泰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态势。泰国素有微笑国度的名称。但当代泰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军事政变和街头政治运动频繁发生，曾经一段时间红杉军、黄杉军的对垒使人瞩目，这就显示出泰国微笑国度的虚构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泰国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以此考察泰国阶级社会的重大问题，揭示规律和启迪明智。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集·普密萨和介尔兹·集·普密萨是泰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家，他是泰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泰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典范。集·普密萨出生1930年代，1966年死于边防警察的枪杀。他的生存背景是1942年泰国共产党成立，1950年泰国左翼知识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为人民、文学
为人生的进步文学运动。1958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泰国的军政府实施黑暗统治，进入泰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黑暗时期。1952年集·普密萨翻译泰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原著。集·普密萨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主要体现在《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一书中，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57年，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泰国历史社会的开山之作。集·普密萨揭示了泰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与萨迪纳联合剥削之下陷入为了吃饭而干活，为了干活而吃饭的怪圈。他界定了帝国主义和萨迪纳制的内涵与性质，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他分析了土地占有权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农民阶级斗争的核心目标在于争夺土地所有权，分散生产的特点使阶级先天缺乏组织的凝聚力。他指出，尽管新兴资产阶级与萨迪纳阶级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但资产阶级的斗争目标仅仅是为了争夺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权，终结萨德拉制的政治权利。集·普密萨的重要贡献在于以他为代表的泰国马克思主义者，到70年代已经取代了西方的新左派，成为引领泰国社会思想的核心力量。70年代是泰国左翼最活跃的时代，泰国当时是仅次于越南之后的第二大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活跃的地区。泰国共产党也是仅次于越共的第二大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介尔兹是泰国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核心代表人物，是泰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出生于1953年留学英国，早期也加入英国托派社会主义组织。介尔兹活动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泰国左翼非常活跃的年代，到了1973-1976年是泰国难得的民主开明时期；80年代开始，泰国当时的政府实施一手橄榄枝，一手大棒的政策；8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运动没落，一直到1988年左右，泰国共产党完全烟消云散；曾经的左派在思想上实现了右转，左翼话语和左翼的思想意识形态完全被摒弃掉。介尔兹的先锋性在于在泰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烟消云散的今天，率先倡导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泰国当代政治与社会，进而深刻地揭示出当代泰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和政变的本质。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回归到没有左派的议会政党，泰国无产阶级回归到没有专属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由于无产阶级自身政党和意识形态的缺位，让垄断资本家阶级捕捉先机，从而垄断了政治领袖地位。介尔兹认为泰国历次政变都是扭曲的阶级斗争，每次政变的本质是一场又一场对抗穷人和富人的政变，是军队、王室官僚和垄断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泰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民主困境和政治迷思之际，泰国知识精英重新拾起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珍贵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和娴熟运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来自波兰东欧社会论坛的莫妮卡·卡布萨卡分析了波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共产党政权解体原因以及历史教训。在80年代末期，波兰其实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国家，消除了文盲、建立了铁路、电力、电话等良好的基础设施，波兰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波兰共产党倒台后资本主义及西方的公司利用波兰的汽车工厂、金属工厂，摧毁了小农经济，建立了寡头经济。为什么波兰共产党倒台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缺乏民主。波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我们要吸取因忽视社会民主导致共产党政权解体的历史教训。
四、中国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中的地位
在论及中国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中的地位时，学者们认为中国是塑造全球化新阶段的重要力量、避免了苏联模式的曲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本地化的重要的经验、中国模式为第三世界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经验、中国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制度潜力、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合作中具有重要地位等等。
第一，中国是塑造全球化新阶段的重要力量。阿明认为美日欧集团作为联合的帝国主义，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个主要力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被西方接纳而作了很多让步，但最终还是被排斥了。中国同样会面临着来自这个联合帝国主义集团的各种压力。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是要消除中国的优势，他们始终图谋分裂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只要中国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中国就可以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样的变迁和振荡。欧美一些人都要中国加入金融全球化，如果那么做的话，中国的发展成果将付之东流，将会遭遇像俄罗斯那样的结局。过去的70年历史，虽然中国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还是存在的，这个联盟的基础是“土地的非商品化”。全球金融资本一直要求中国放弃这
一原则。如果中国放弃了这一原则，那么中国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中国不会被西方所承认，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被认可的大国。美国希望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和轨道发展，即便中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块头，也必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美国打压。美国霸权可能现在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宰有所弱化，但是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会控制和主宰这个世界，它不仅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样的能力。黎巴嫩学者阿德汉·赛义德认为，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纪念。美元本身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美国通过美元强行让世界人民接受美国的霸主地位。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是直接发动战争或者通过代理人控制其他国家。美国及其爪牙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发动战争，目的就是控制整个世界。一家独大的逻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共同终结这种旧的世界秩序。中国每天都在遭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比如南海问题。中国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国家，中国所奉行的是双赢政策。季米特里斯·康斯坦塔考珀露认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仍然主导这个世界。西方金融帝国对中俄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挑战。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措施，实现了经济崛起。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第二，中国避免了苏联模式的曲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本地化的重要经验。舍甫琴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社会发展的顶点，进入急剧变化的阶段。对于非西方的文明来说，他们要求以更加独立的、创新的和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遵循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演进的过程中的辩证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成功的关键所在。亚历山大·布兹加林认为前苏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犯了错误，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俄罗斯做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要工作特别努力，因为政府不支持，商业企业也不支持。而且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全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中国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希望中国不要犯俄罗斯的错误。
第三，中国为第三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经验。纳赛尔·阿布阿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巴勒斯坦化需要借鉴中国经验。中国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相反，因为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实现双赢。“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倡议，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即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国不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其他人，尊重别国的选择，这是非常好的理念。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英男认为，东亚发展国家有意的选择了政治发展非常特色的道路，他们故意采取了国家建设，同时他们放弃了民主化。中国也可以说是东亚发展国家模式的范畴内的。东亚模式的特点是都采取了经济发展有限的战略；维持了强国家；维持了非常和谐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国家动员的特殊意识形态。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类似东亚国家发展模式和地区的经验。艾维塔·希梅内斯认为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具有普遍意义，菲律宾减贫问题应借鉴中国的经验。贫穷是菲律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主义之后，菲律宾的社会经济仍然掌握在几个大家族的手里。75%的菲律宾人口都属于低收入、低阶层的人口。菲律宾的民主是从美国学到的。不管是主要的阶层，还是低收入的阶层、贫穷的阶层都希望拥有这样一种民主，但是这种民主也没能阻止菲律宾的土地集中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在减贫方面的经验是科学的。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这样的成绩呢？因为中国把减贫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政策，推行了重要的经济发展措施来促进经济现代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菲律宾应该作为榜样来学习的。菲律宾要寻求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应该成为一种引导。
第四，中国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制度潜力和能力。比伦特·格卡伊指出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失衡带来影响力的东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很好的替代方案。英国基尔大学教授比伦特·格卡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全球的意识形态危机、生态危机等促使人们思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道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对策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道路。中国已经崛起，而不是将要崛起或正在崛起；中国道路的启示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中心教授亚当·赫什认为，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的资本积累结构正处于瓦解的态势，而中国的积累结构则处于上升的发展过程中。目前，多数国际机构都是由美国主导的，但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机制的建构过程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变革全球秩序的过程中，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投注于中国。
第五，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合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帕特里克·德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的国际化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对全世界都有重要价值。社会主义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曲折和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确实有能力克服这些挫折，最终实现快速的发展。中国的国情在不断的变化，共产党也在适应这些变化，这从刚召开不久的十九大上也得到了体现。社会主义国际化的前提是要推翻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经验可以给共产主义实践提供重要的借鉴。共产主义国际化发展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问题。政治权力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革命的力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革命随之也发生了变化。穆罕默德·赛伊法拉·阿布尔纳加认为埃及民主社会党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学习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各种成就与经验。中国先从贸易开始经济发展，然后引领全球化。中国不是利用零和博弈的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从中东和西亚、北非国家的发展中受益。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模版和榜样，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目光，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受益。巴勒斯坦学者拉提芭·阿德南·阿布·古什认为应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贯彻与实践，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中国在扶贫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给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提供了模版，带来了希望。世界各国应该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建立伙伴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世界应该是一个大家庭。
五、小结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们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抱有积极的看法和信念。他们认为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埋下了危机的根由，金融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陷入体系性危机，这些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土壤。学者们还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讨论，并对中国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持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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