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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述评
2019-04-09 13:56:27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宋秀琚 余 姣 【 】 浏览:985次 评论: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球治理。在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场合,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出发,对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进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厘清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于推动中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
    1.“全球公共事务管理”说。全球治理是基于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蔡拓指出,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曾巧生持类似观点,指出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指在缺少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各种行为体合作处理全球问题的规则、机制、过程。
    2.“价值伦理”说。该说认为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全球协调行为。“全球治理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主导下的全球性行为,而人始终是有价值取向的。所以,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全球行为。”李蕊指出,全球治理是基于一定伦理共识的全球协调行动。全球范围内统一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伦理)是建构全球治理秩序的关键力量。
    3.“规则机制”说。张宇燕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权衡各自利益,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规则或机制的总和。徐秀军也同意该观点,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是规则治理,既包括可以强制执行的正式制度和机制,也包括人们和各种机构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
    4.“世界秩序”说。世界秩序说认为,全球治理是国际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各个行为体的共同合作,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各种跨国和国际挑战,并支持各个国家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活动。全球治理将建构国际秩序,并协助建构各个国家的国内秩序,进而建构世界秩序。也即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共同合作,通过订立各类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最终使国际社会接近秩序的过程。
    总体来看,学界分别从治理对象、治理依据、治理手段、治理目的四个维度对全球治理内涵进行了阐释,即:全球治理的对象是对“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价值伦理”与“规则机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及可行性,进而实现构建“世界秩序”的治理目的。这些观点多维度多视角阐释了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梦”视角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中国梦的诉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随着中国梦的演进,中国显示出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更大决心和更大担当,更有意愿和能力劝和促谈,建设性推进和平进程,彰显中国开放自信的外交风范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国际话语权”视角
    随着世界力量格局消长变易,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被削弱,许多非西方国家纷纷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权诉求,改变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格局已在付诸行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有利于加快改革现有的不公平全球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决策,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是全球治理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引领者。
    (三)“负责任大国”视角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也从过去的“崩溃论”、“威胁论”转化为“责任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澄清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与误解,也是中国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塑造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必然要求。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现存的全球治理面对诸多严峻挑战。“治理困境”、“治理赤字”、“机制碎片化”及“全球治理失灵”等是摆在人类发展进程上的重大现实课题。为避免新兴国家与传统大国围绕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零和博弈,发达国家应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探寻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中国将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力所能及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繁荣和美好未来。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进展
    中国既是全球治理创新的理念和智慧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积极实践者。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进展,学界从理念创新和实践推进两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论述。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创新
    1. 转变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定位,首先来自于自身的自我认知与选择,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强调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清醒认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以及融入国际体系的加深,负责任大国逐渐成为中国国家身份构建的新取向,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也由全球治理体系的融入者、建设者进一步发展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
    2. 创新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
    第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国际秩序变化,从根本上要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的治理模式既有悖全球治理的本义,也落后于全球治理的发展形势和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此背景下由中国最先提出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以往的共同体中演变而来,却又被赋予了主体多元化、价值包容性、层次多样、关系复杂性及结构变动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是中国贡献给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全世界的政党合作和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必须有一个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意愿、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新原则、新思路,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的新动力新活力。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正是中国倡议转化成全球共识的最佳体现。
    第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被美国视为首要对手。奥巴马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制衡中国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议。其目的就在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超越新兴国家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的大国关系模式。其中合作共赢的立足点之一就是全球治理。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推进
    1. 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当前全球秩序出现一定混乱、中国自身实力显著增强的时候,国际社会与中国更期许能够有更多中国式的全球公共产品出现。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埃博拉疾病流行、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领域提供有形的公共品,而且在金砖国家合作、“一带一路”、“新安全观”等领域提供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部分填补了西方国家能力下降后出现的公共品短缺和空白。作为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多重创新,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实践和国际合作的新模式,被称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全球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工程。
    2. 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
    传统国际治理机制最初应对的是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等传统国际治理议题,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以及各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治理问题,其问题属性与传统国际治理问题属性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传统国际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的问题,从而产生了结构性的机制失灵。在此形势下,G20强势崛起,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金砖国家”概念也得以机制化,并成为“当代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G20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成员和核心国成员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中国参与创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成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推进现存全球治理架构变革的具体抓手。
    3. 拓展参与全球治理领域
    第一,共促发展与繁荣,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网络的核心部分。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规则竞争加剧等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识并激发新的合作动力。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并务实提出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诸多倡议和举措。例如,中国积极利用G20这一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创立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并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设立了丝路基金等。这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从区域化、碎片化向全球化、全面化转变,中国迈开了主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步伐。
    第二,共筑和平与安全,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开始不断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结构已经开始由“单独由西方主导”向由“南北方共同主导”的方向转型。近年来,中国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联合国+东盟框架+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了多边合作。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开展大国安全对话和地区安全磋商,在处理岛屿和海洋争端、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对话等方面耐心对话,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三,共谋和谐与福祉,推动全球社会治理。中国与全球社会治理间的关系在21世纪以来不断紧密,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社会治理的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迁,更加重视中国为全球社会治理所做的贡献。在国际减贫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了不少超常规举措,构成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要义的中国减贫新方案。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万人以上顺利脱贫,对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减贫事业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减贫国际合作项目,并将减贫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中非减贫合作范式,推动非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禁毒、防艾等问题上,中国也开展了诸多实践。2017中国禁毒论坛“戒毒康复制度与实践”提出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禁毒倡议,坚持与国际社会综合平衡、合作共治,推动禁毒国际合作迈出新步伐。
    第四,共享绿色与发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新时期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作出积极贡献的现实选择。近年来中国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以坚决表态和积极行动,坚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自2014年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战略转型,从被动到主动,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并于2016年启动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十百千”项目。2017年中国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以市场机制实现减碳。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勇于承担的大国风范。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学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中国国际角色的内在矛盾性制约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胡健、陈家刚等学者从中国国际角色自身存在的矛盾性进行了探讨。胡健认为,中国国际角色内在的矛盾性表现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殖民主义体系受害国的矛盾;经济规模大国与发展中大国的矛盾;在崛起进程中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能力不断加强与崛起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陈家刚指出,中国在谋求“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更明晰定位同时,寻求更好地参与、主导全球治理过程,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尚未实现良性互动。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内部,以关注国内层面的全球性问题、协调国内政策为重点的“全球深度治理”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对国家的内政及国家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全球治理间的不合理关系便开始凸显:一方面,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尚未以内化全球治理规制和理念为重点;另一方面,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也尚未很好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大国关系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增加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度。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属于水到渠成。然而美欧等西方传统大国仍然从二元对立的逻辑出发,把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视为对它们的“挑战”。赵硕刚指出,我国与美日等大国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的合作,大国关系“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我国加强和完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第四,新兴国家间的差异致使磋商机制效力不足。新兴大国内部可分为“金砖四国”这样的“超级发展中大国”和印尼、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二流发展中大国”,甚至在一个地区内存在着若干个相互竞争地区主导权的新兴大国。这些新兴国家内部差异大,彼此间的竞争激烈,导致内部磋商机制的实质效力不足。同时,金砖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各自内部的市场风险和利益差异使它们难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治理共识,也难以承受刚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因此,金砖国家要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能力尚需时间。
    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路径
    国内学界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路径也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内视角
    1.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国家治理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以及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实现。陈志敏指出,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有必要也有责任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国家治理战略和全球治理参与策略,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整体善治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以自身日益成长的能力和影响力,参与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增强全球治理权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二是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三是积极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既要善于学习有价值的东西,也要防止坠入西方模式的陷阱;四是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的治理经验和理念,丰富和发展世界的多样性,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2. 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理论参鉴与智力支持。理论和人才匮乏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瓶颈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优先重视理论准备,推动全球治理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共享,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刘世强指出,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成效取决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学理思考,这就要求学界必须拥有一批具有良好素养和高度自觉的专家学者。他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基础和前沿研究加强对全球治理形势和走向的研判,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内核、研究范式和价值导向上贡献中国智慧、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深刻变化,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总体原则、优先次序和技术路线图等方面提供理论指导。在打造人才网络方面,王鸿刚认为要运用政策引导和强化激励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提高针对全球治理核心议题的专业研究能力,力争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要着眼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好战略预置,搞好人才储备。尤其要重视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方面高精尖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以切实加强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定和方向引领能力。
    (二)国际视角
    1. 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探索国际认可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面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现状,要突破“规则”和“制度”两个关键,仍然困境重重。苏长和指出,当前的制度性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应该集中围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规则、“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规则、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制度体系等进行展开。另外,中国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许多中国倡议的制度和方案,国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国际法律法规体系的编纂工作,假以时日的积累,就能成为中国所理解和实践的国际秩序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2. 推进全球治理规则革新,彰显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基于规则的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据。由于现有的国际规则滞后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规则的充分性和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倡导的九项国际投资治理规则得到其他经济体的响应,标志着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进一步成熟。毕海东、钮维敢指出,中国要在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中发挥作用,必须理顺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逐步变“全球治理中国”为“中国治理全球”。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基于自身实力和实际需求,稳健地提出一些关涉全球治理议题的宏观设想和规划倡议,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逐步予以推进和实施。同时,中国在创建新规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治理机制碎片化的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倡导新治理机制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整合既有机制,提升治理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3. 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蔡拓对当前全球治理困境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有效全球治理必须是当代国际关系行为体,无论是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全球公民社会全员参与的治理。“国家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自觉地认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心甘情愿地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管理人类公共事务。同时,非国家行为体也要理性地承认国家的主导作用,反思社会中心论的偏颇,主动协调好与国家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有效、可行的国家主导下的多元行为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开创全球治理的新局面。”石晨霞进一步指出,多元多层协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出其优势。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管理和引导,也要尊重它们的地位并给予发展的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
    4. 提升国际公关能力,赢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一是加强与新兴国家沟通协调,主动承担全球治理变革责任。韦宗友认为,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集团化趋势中,新兴大国协调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鉴于新兴大国内部在贸易、汇率乃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其中一些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必须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加大对新兴大国外交力度,求同存异,共同推进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张和利益,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二是多角度对外传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立场,消除西方国家的怀疑和误解。徐秀军认为,中国必须要在国际舞台上宣扬中国的新理念、推介中国的新贡献、倡导中国的新方案,以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经验和主张的了解,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目的和推动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的误解。赵良英、徐晓林持相同观点,认为我们要通过国家战略传播,展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为,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赢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六、评价与展望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是在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兴起的,也是在中国不断总结全球治理经验教训和直面全球治理诸多问题的现实背景下出现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对全球治理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多维阐释,逐步明确了全球治理的目标、对象、依据和手段;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最新进展进行了全面解析,明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原则、身份定位和重点领域;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路径进行了客观阐释,为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研究方法呈多样化趋势。注重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从理论思辨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义,同时也初步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性问题进行了回应性研究;注重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出现了一批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成果。研究视角不断拓宽。学者们从中国梦视角、国际话语权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等不同角度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理性分析与探讨,提升了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
    但是由于全球治理是一个新兴话题,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在研究内容上,重复性解读的文章很多,创新性不够,缺乏深刻性挖掘和系统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解释性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欠缺。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层面,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通过科学原则方法转化为实践指导等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在研究视野上,视角较为单一,眼界不够宽广,缺乏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总体而言,未来的研究还应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其一,在研究思维上,将理论诠释与实践回应相结合。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大多属于“理论解读式”研究、“应景式”研究,“实践回应式”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则相对欠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中,“理论解读式”只是基础研究。通过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理论主张和价值原则。加强“实践回应式”研究,就是要以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为研究主轴,直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现状,针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和挑战,给予理论上的回应,以更好把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基础和未来指向,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具针对性、现实性和实效性。
    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将要素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相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既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诸多理念要素,也包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基本领域、治理方式、行为主体等内容要素。学者们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某一具体要素,或者某一具体要素的内部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散,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相对欠缺。同时,国内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多以期刊论文、报纸文章的形式出现,专著甚少,这也使得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零散化现象。今后,学界的研究应注重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置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体系中加以考量,探讨其在我党治国理政战略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并从理论内涵、价值理念、目标领域、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尝试构建起一套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完整理论体系。
    其三,在研究视角上,将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既缺乏横向上对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比较和借鉴,也缺乏纵向上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这有悖于全球治理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一方面,其他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面临着与我国相似的问题和困境,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他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另一方面,对中国不同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异同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未来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加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深化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经验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此外,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者们极少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高度来探讨该问题,这也是学界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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