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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进展
2019-07-19 11:14:34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刘庆军 郭文亮 【 】 浏览:726次 评论:0
    一、研究缘起
    探寻发展道路一直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中心课题。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大萧条”,而刚刚诞生不久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呈现“风景这边独好”。凯恩斯主义出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向社会主义学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凯恩斯主义引导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这次经济危机。随着历史车轮继续向前,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系统性危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西方鼓吹的“休克疗法”改革,最终导致苏东解体,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纷纷丧失执政地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出版其成名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认为历史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为终结。在美国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通过贷款附加条件等方式在全球强推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历史车轮并没有停止,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再次爆发金融危机,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拉美、东欧以及亚洲国家发展的停滞与衰败。
    至此,世界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长期保持大约平均每年10%的高速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80-2010),中国经济增幅不仅远超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优于其他金砖国家。在飞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同时成功地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些成就的取得,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难以想象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宣布将于2000年较198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而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因此,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表示了极度的怀疑,认为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及的目标,而实际上这个目标于1995年就提前被实现了。众所周知,就绝对(名义)经济总量(GDP)而言,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线出版物《世界实况资料手册(World Fact Book)》指出,中国于2016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外,中国已是世界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标志着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学术界习惯使用“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这两个词,但实际上讲的也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描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特殊性,自然引起了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广泛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梳理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文献,廓清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认识的演进过程,揭示不同解读背后的不同关怀和不同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二、研究进展
    整体而言,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进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呼应的。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至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较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被正式提出;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2012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避免陷入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模式”日渐成为主流话语;第三阶段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至今(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逐渐进入转型,“中国模式”仍在不断升级中。
    (一)第一阶段:“北京共识”的提出(1978-2008)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8年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大事记可知,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现代化之路。不过,对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讨论,则始于“北京共识”的提出。作为一个名词,它是由印度新德里公共利益研究中心(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Centre)主任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于2002年第一次使用。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它是由美国前《时代周刊(Times)》编辑、现任基辛格国际地缘政治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正式系统地提出。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华盛顿共识”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1989年提出,包括十个主要政策:建立财政纪律、削减政府补贴、推行税收改革、让市场决定利率、保持竞争性汇率、鼓励贸易自由、进行国企私有化、撤销(费用、价格等)管制和法律保护财产权利。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备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推崇,并向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共识”被尊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成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历史证明,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实际上行不通。从1998年开始,拉美国家就已经批评“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与实践,指责它不仅没有实现其所宣扬的目标,而且使拉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状况更为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被指责是为了美国经济利益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崩溃,海外学者又推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兴凯恩斯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指出 “华盛顿共识”看到了政府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因此主张采取政策同时完善市场与政府,更明确宣称“华盛顿共识”并非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任何发展模式都必须与该国国情相适应。
    在此国际讨论背景之下,雷默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即“北京共识”,可替代“华盛顿共识”。在他看来,“北京共识”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创新驱动为基础、强调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和反对外来强权奉行独立自主,为发展中国家抵制强权和保持经济独立提供了参考。雷默“北京共识”的提出开启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国是不是真的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呢?
    许多来自西方左翼和发展中国国家的学者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法国记者、前左翼报纸《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编辑阿兰·格雷斯(Alian Gresh)认为,“北京共识”确实第一次提供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如何遵循自己的意愿而独立发展。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UNISCI,Unversdad Complutense)、圣路易斯大学马德里分校(th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in Madrid)国际关系教授格雷斯·阿巴德(Gracia Abad)希望“北京共识”能够经受实践考验,因为它的存在不仅将会成为制约西方国家的平衡器,而且也将有助于西方国家更好地理解和发展自身。波兰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欧区域研究部专家艾维力纳·偌扎·卢比安涅卡(Ewelina Róża Lubieniecka)主张,“北京共识”虽然没有如“华盛顿共识”那样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却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新型国际关系,可以丰富和拓展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tin)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理论。土耳其科奇大学(Koç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穆斯塔法·亚克西博士(Mustafa Yagci)详细比较了“北京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异同,认为“北京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附加条件的互惠互利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北京共识”也遭到了某些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学者批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中国研究项目(the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北京共识”不可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它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因为中国并非如其所描述的那样。即使这样,甘思德不得不承认,“北京共识”的提出将有助于激发学者去探寻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及其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及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官员、现任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政治系美国研究所主任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批评“北京共识”其实经济上仍然奉行“华盛顿共识”提倡的自由市场,只不过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已经出现滥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常被用来指代中国发展的不同方面,诸如实用主义、渐进式改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此外,在许多学者看来,“北京共识”这一概念突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抗性,而实际上“中国道路”反映了许多“华盛顿共识”包含的因素。最近已故美国左派学者,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明确指出“共识(Consensus)”与“华盛顿(Washington)”组合是一个特定语境下霸权主义性质的概念,将“共识(Consensus)”与“北京”放在一起不合适,而且雷默“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也缺乏内在一致性。在这种背景下,越多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表述来概括中国发展道路。
    (二)第二阶段:“中国模式”成为主流话语(2008-2012)
    这一阶段,恰逢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建国六十周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平稳度过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人甚至悲观地断言“美国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世界应该学习“中国模式”,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前面所谈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研究所(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tanford University)资深研究员福山2011年指出美国和欧洲人过去没有注意到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承认没有任何文明可以依赖外来价值和制度。国际期刊《亚太评论(Pacific Review)》主编、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学与国际研究教授沙恩·布思林(Shaun Breslin),认为在新千年之初“中国模式”开始代替了新自由主义主导发展话语。
    简而言之,海外学者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模式的本质与可复制性问题。具体来看,对中国模式的本质认识,主要基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二者的内在关系。就经济方面而言,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及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白宫官员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认为“中国模式”本质上就是私有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学院中国国际事务研究资深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却持相反观点,指出“中国模式”经常被误以为就是私有化,其实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二者都扮演着相应角色。2008年7月14日至18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举行,该会议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组织,邀请了许多中国研究专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Steven N. S. Cheung)通过视频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主旨发言,指出中国经济制度形成的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
    除了宏观经济制度之争,就具体经济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者莱斯利·科塔(Leslie Lipschitz)等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式指出并解释,“中国模式”是依赖国内高储蓄、政府投资和国外直接投资,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认为,“中国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再只是制造“中国商品(Chinese goods)”,而是正在打造“中国品牌(Chinese brands)”;中国已不再是依靠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而是鼓励中产阶级的崛起、依靠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不再只是依赖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而是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增加其他公共产品供给。
    与经济方面上认识的巨大分歧相比,海外学者们对“中国模式”政治方面观察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改革但政治上保持不变。因此,就“中国模式”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内在关系而言,有学者甚至警告性预测,如果中国不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匹配的政治改革,“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华裔教授陈志武也相信,中国必须进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才能为中国进一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资本。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中国模式”经济上的成功恰恰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促成的,这正是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应该学习的地方。
    至于“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原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现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法律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在《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或者还是可供其他国家学习的模式?(China Modernizers: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一书中表达了非常中肯的观点。他详细比较了对于“中国模式”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积极观点认为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追求快速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式;而另一种消极观点就是“中国奔溃论”,认为中国缺乏法治、政治不稳定、时刻会崩溃,何谈“中国模式”。整体而言,一方面,他在书中通过大量的细节和经验数据,有力地驳斥了关于“中国模式”的消极观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也不同,没有一种万能不变的单一模式,任何模式都必须与该国情况相适应和结合,“中国模式”植根于中国人口规模、政治和经济等情况,因此它无法为其他任何国家提供一个详细具体的发展蓝图,不过它的某些方面对于其他国家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诸多海外学者纷纷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和《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书评,对裴文睿此书表示极大的肯定。瑞士圣加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学者托马斯·福奇(Thomas Förch)评论说,裴文睿这本书没带任何理论假设偏见,而是基于经验研究。印度学者阿努若戈·莫韩提·威斯万纳斯(Anurag Mohanty Viswanath)盛赞该书呈现的大量细节和经验数据。
    值得指出的是,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中国研究所副主任林德顺(Ling Tek Soon)等海外学者注意到,虽然国际热捧“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却非常谨慎,强调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种发展道路是完美的,试图避免给外界一种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形象,激起国际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加剧“中国威胁论”。
    (三)第三阶段:不断升级的“中国模式” (2012-2018)
    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更进一步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此相呼应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支持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从宏大理论之争逐渐转入不同方面的中观理论建构。就经济方面而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Belgrade)经济学家维斯纳·加博诺维克(Vesna Jablanovic)尝试运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中国稳定经济增长。法国巴黎第八大学(Paris 8 University)学者托尼·安德尼(Tony Andréani)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雷米·埃雷拉(Rémy Herrera)深入具体分析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要素分配及价格、股票债券市场、国有企业、公共服务、与战略计划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反对“中国模式”为“独特资本主义(sui generis Capitalism)”的观点,指出“中国模式”为“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美国薛顿贺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学者欧美尔·格阁客斯(Omer Gokcekus)和日本武藏大学(Musashi University)经济学院学者铃木维(Yui Suzuki),通过对非洲34个国家与中国贸易的20年数据分析来研究“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就政治方面而言,加拿大政治哲学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Bell) 2015出版《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认为,“中国模式”关键组成部分就是政治精英体制,中国通过考试来实现官员选拔,通过绩效考核来实现官员晋升。这种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因为它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而且因为它能够给中国带来经济好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亚洲研究所主任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认为贝谈宁“政治精英体制”的提出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弊端的揭露,有力地刺激了新自由主义者的神经,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盲目相信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优越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Kang Chen)另辟蹊径,不是从顶层抽象制度出发,而是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化入手看“中国模式”,注意到动态变化性。
    国际期刊《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副主编、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政治科学副教授杰西卡·蒂茨(Jessica Teets)通过对北京、江苏、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实地调研,对“中国模式”公民社会组织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指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本质上已经由国家组合主义 (Corporatism)进化为“协商权威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这一变化可以让政府通过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获得政策反馈,优化决策机制。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与发展副教授蒂莫西·希尔德布兰特(Timonthy Hildebrandt)认为,蒂茨只是对已经注册了的公民社会组织做了一个整体研究,其实不同公民社会组织可能应该有不同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中国现在与中国过去比较外,海外学者日益趋向于将“中国模式”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审视。不过,由于理论角度不同,往往结论迥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政治学教授万明(Ming Wan)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审视“中国模式”,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比较政治学专家林春(Chun Lin)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认识“中国模式”。万明以传统经济总量来衡量“中国模式”的成功,而这恰恰是林春反对的;万明认为,“中国模式”始于邓小平改革,与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遗产无太大关系,而林春不同意;林春认为,中国曾经是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中国的生产资本遭到掠夺,今天过分金融化会构成对中国的类似威胁;而万明指出,西方与日本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公共与私有债券的金融创新,而中国历史上的失败恰恰是没有进行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万明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相反,林春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国领导人敢于挑战全球资本主义。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亚太学院资深研究员杜博思(Thomas David Dubois)评价,大多数西方学者会觉得万明的观点可能更合理和更容易接受,但是林春的观点作为另一种声音不应该被忽视。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逐渐进入转型。这意味着“中国道路”还未定型,仍在不断升级中。因此,“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日渐成为海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际权威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编、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Suisheng Zhao)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上能够实现由出口与投资驱动转向注重内在质的增长,政治上能够构建制度规范国家权力与责任,则意味着“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学院中国国际事务研究资深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政治与经济互动下不断地演化,经历了连续而又不同的各个阶段,当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仍然在不断调整政治与经济相关体制与政策,以不断适应新的挑战。对此,海外学者似乎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正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者陈明璐 (Minglu Chen)与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古德曼(David Goodman)所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适应性恰恰就是“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征。
    三、研究评价:立场、理论与方法
    (一)预设偏见:不同关怀与不同立场
    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着不同关怀与不同立场。随着苏东解体,冷战似乎已经远去,冷战思维的影响却还依稀可见。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往往有着不同关怀与不同立场。这些自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及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白宫官员、现任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政治系美国研究所主任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更多的是站在美国立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及其优越性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看来,“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是中国崛起会构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威胁,他建议美国应该采取办法扼制中国。因此,并不奇怪,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也会批评哈尔波的美国中心主义。
    与此相反,海外左翼学者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自然更容易认识到“中国道路”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之处,更趋向于强调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对于他们而言,研究“中国道路”很大程度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倚重力量。比如,前面提到的,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父母就是英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党员,他自己也于18岁加入英国共产党。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中挑战西方主流观点,主张中国不会变为一个普通的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世界。已故美国左派学者,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出生于土耳其,但对中国研究情有独钟,其博士论文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他明确反对雷默“北京共识”用改革开放割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指出“中国道路”源于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遗产,而不认为“中国道路”是简单地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是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左翼学者对“中国道路”不是没有批评,他们也看到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正如加拿大政治哲学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Bell)所言,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完善“中国道路”,从而令批评者无的放矢。
    (二)核心范畴:私有化与市场化
    “中国道路”从经济方面看实质上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有制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制经济。海外学者提出,区分私有化与市场化这两个核心范畴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将中国经济成功归因于私有化过程,是不合适的。第一,私有化涉及的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但是中国2000年以后才在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财权,而且许多国企和集体企业尽管进行了管理上的改革,但是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化;而私营企业受到许多结构上的限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也不享有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第二,私有化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意味着国家从经济管理领域退出,可是中国政府虽然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但是仍然保留了对经济的中心角色,这个角色超越了其他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通过战略计划调整公私比例以保证高度竞争状态。
    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不在于私有化,而是在于市场化。中国政府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国企和私企都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空间,考核国企领导的标准就是企业的绩效,而建立和维持竞争是中国政府发展战略核心所在。与市场化相适应的是,各级政府分权和企业自主管理改革,有力地激发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企业发展的活力。由此可见,借鉴海外学者廓清私有化和市场化等核心范畴的方法,将有助于澄清我们对“中国道路”的一些困惑。
    (三)关键维度:规模体量与历史轨迹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学院中国国际事务研究资深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等学者看来,“中国道路”不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简单模仿或者照搬,这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而这来源于两个关键维度,即规模体量与历史轨迹。而这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洞察“中国道路”复杂性的时空坐标。
    就规模体量而言,第一,中国巨大的规模体量,意味着即使人均收入不太高,但是经济总量也会名列前茅,这就能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力;第二,中国巨大的规模体量可以有效解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保持了相对低的通货膨胀,具体来说,由于中国规模体量大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快速发展,内地与西部地区之后才跟进,这就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缓冲;第三,中国规模体量不仅意味着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分税制的安排,不同区域市场之间竞争激励,同时因为领导晋升考核的业绩需要,也造成各级地方政府政治上的竞争,这种政治竞争自然会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政府制定好政策,并约束官员们的寻租行为。
    就历史轨迹而言,“中国道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轨迹。虽然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是“中国道路”的形成与1978年之前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巴顿认为,1978年前的社会主义时期不仅奠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结构,而且造就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展开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带着历史遗产的复杂进程。这也正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后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四)回到原点: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
    对“中国道路”本质的争论,基本上绕不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的话语体系。意大利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学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世界体系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在《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一书中,回到讨论的原点,即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他通过重新检阅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挑战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的解读,指出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劳动与生产的关系,并将“中国道路”置于全球动态地理版图和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谱系中进行审视,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系统阐释“中国道路”是一种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在他看来,这正是斯密所曾描述的一种可以重塑世界贸易和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力量。
    尽管他的创造性研究遭到一些批评,但是其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借鉴。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厘清中国自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且更需要将其放到全球史和大的理论脉络中去与世界对话。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回到斯密和马克思,重新研读他们的发展理论,同时基于“中国道路”实践经验,与新自由主义展开辩驳,并同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进行对话,无疑将有助于有效推进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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