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都译自英文“identity”，是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受到最多关注的概念”。“identity”的多重含义或许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派，其创始人乔治·赫伯特·米德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提出自我（self）的概念，认为“社会结构塑造了自我，自我塑造了社会行为”。后来，美国社会心理学派在研究中逐步用“identity”代替“self”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埃里克森使得身份研究流行了起来，他强调“作为社会文化的身份”。后来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路径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和延伸，或者侧重于主体身份研究，或者侧重于主观心理归属感的主体认同研究。文化学者涉及社会群体的文化特殊性及跨文化交流中集体文化身份的协商与压迫。社会学家更关注个体或社会群体的身份形成及其社会互动关系。

  在福柯看来，身份既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又蕴含着对权力的反抗，因为身份既可以作为话语对象和实践对象被对象化，又可以作为主体进行反抗。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是一种权力结构的表征，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萨特认为意识中的他者有助于确立自我的主体意识。萨义德通过把身份与他者挂钩揭示了他者的非主体性，他指出，“他者可以被用来指称观念的文化投射形式，这种投射通过某种权力关系建构了文化主体的身份”。在“自我一他者”的认知模式下，叙事话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他者身份是通过叙事话语建构的，是多重形式压迫下被强行施加并印刻的身份。费尔克拉夫认为，围绕某一宏观主题而展开一系列陈述会导致权力关系的改变与更新，话语就是意识形态实践，有助于维持特定的权力和统治关系。也就是说，叙述者往往通过对事件的描述和话语的选择透露出意识形态的观念与价值评价的态度，继而维系或者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

  一、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概念的生成

  1961年5月26日，“中国模式”一词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用来代指中国修建公路和学校的具体做法。文章指出，由于受到几内亚特有的气候条件及人们生活习惯的影响，志愿者利用空闲时间修建的“中国模式”难以在几内亚推行开来。1965年，明确以中国模式作为书名的是韦纳尔·克拉特主编的《中国模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调查》一书，其中克拉特和胡德森从现代化进程与政权的关系入手对中国模式做了简短论述。

  到80年代，海外学者在论述中逐渐把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相连。英国经济学家阿莱克·诺夫把中国模式视作市场社会主义的象征，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得以成功的保证。1996年，苏联的《莫斯科真理报》和南斯拉夫的《我们的战斗报》分别刊文从借鉴经验的角度出发界定中国模式，前者指出中国模式对俄罗斯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看待社会经济改革战略”，后者强调学习并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内容和价值观”。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在诞生初期，不同学者就从不同视角赋予了这一概念不同的内涵：一是代指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具体做法，二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象征，三是强调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经验或者借鉴。

  2002年，卡瓦吉特·辛格首次将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把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相关联的同时，也使之与中国身份发生了关联。对雷默来说，一方面，中国有了更鲜明的主体意识，北京共识的出现表明中国“从一个年轻的、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能做到自主自决”“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更加明显，“北京共识已经引出了一系列与华盛顿思想截然不同的新思想”，“中国过去一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现在则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共识”是雷默界定中国身份的核心概念，是他对“后中国特色”时期中国身份的一种界定。可以说，西方“中国模式”概念正式提出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从最初更强调中国经验与中国做法的概念转向为一个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概念，由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模式很快便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二、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分析

  根据身份建构的理论，他者往往通过选择或创新概念，将相关的问题整合引入自己设定的议题框架，以凸显自我的价值优势和比较优势。从西方对中国身份的话语建构来看，“中国模式”的西方话语参与了话语设置、话语关联和话语再现等环节，建构了一个可控制的、连贯的、边界相对清晰的“异质中国”。从西方对中国身份的话语操控来看，“中国模式”的西方话语通过概括性评论、解释性评论和评价性评论创建了一种“闭环”的话语叙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认同叙事的碎片化，致使中国身份处于被定位的状态，同时也引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偏好。本研究考察了近十余年来西方“中国模式”研究的学术文本，从历史书写、现实书写和空间书写三个视角剖析“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语建构。

  （一）历史书写：历史维度的研究

  “历史书写”在身份界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中国道路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等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然而，中国模式的西方书写却改变了中国道路的书写方式，把中华帝国及其征服扩张作为历史书写单位，将中国模式的起源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以西方受众更易接受的连续性历史记叙形式存在。西方学者深知，在中国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既要从中国传统中提取材料，使传统中国与当前的中国模式发生关联，又要对并非中国过去真实出现过的要素进行创造，以不着痕迹地解构中国道路的逻辑性与权威性，用中国模式代替中国道路，使中国道路化身为符号，所指消形。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德·朗比尔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由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包括中国历史上创造的精致文化、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一党制等。他说：“到目前为止，红色王朝（新中国）的行为方式与它的前辈们（秦、汉、唐、隋、宋、元、明、清）非常相似”，“红色王朝是第一个在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找到解决办法的王朝（即把中央集权的一党制网络与分散的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

  有些学者随意取舍中国历史，以自己的思想阐释中国文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他们一方面把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封建时代的中国进行关联，以便为西方定义中国身份提供历史依据，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看法强行注入到对中国身份的界定中，对中国是什么、从何而来等问题进行深层次追问。最为典型的研究包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强权政治》《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和《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新中国》等。余凯思追溯到清朝期间已经存在或新建的社会文化制度来解释中国的过去与现实，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成功是中国文明遗产、机会主义政策与全球机遇相结合的结果，是在对抗西方现代化观念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人在不断地寻求西方现代性的替代品和变体，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显性而单一的现代性和现代化观念”。阿里吉认为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所有过渡的特征都已到位，无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嵌入了中国文明的特征”。综上所述，这类历史性书写目的不是为了建构中国模式的前身，而是着重于解构中国道路的权威性。叙述者在每一幅中国模式拼图的中心处都留下了空白，在赋予中国模式以独特性与例外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国道路的历史空间与文化厚度，进而有助于通过区别性差异化增强同质化的西方文明认同。

  （二）现实书写：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维度的研究

  现实书写即书写现实，现实是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书写现实强调西方学者通过解读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回答中国是谁的问题，以界定中国身份。现实书写者力图将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征或发展趋势概念化，并置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以西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为特征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而达到对当代中国及其重要趋势的理解。西方学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维度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总体上倾向于从“解读中国现实”的角度直接建构带有中国模式标识的中国身份。这种现实书写通过书写中国现实的方式夸大了中国的威胁，同时也折射出西方对中国模式超越的渴求。

  经济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支撑。不少西方学者都从经济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研究，有些学者从中国的等级制度与独裁秩序出发探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得出了中国的经验不可能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结论。有些学者强调“中国模式”在保存威权社会遗产以及引导资本主义积累方面的作用。例如：肯·默克和迈尔斯·李奥布霍夫认为以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威权主义和精英体制的综合运用为特点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崛起的主要原因。美国学者巴瑞·诺顿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美国檀香山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既不赞同伊恩·布雷默提出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也反对札克利-卡拉贝尔提出的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交织、一体化的中美共同体概念，而是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几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补偿性制度安排的混合体”。其他比较典型的研究还包括杰拉德·斯特兰奇的《中国后李斯特时代的崛起：超越激进全球化理论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政治经济学》、伊恩·布雷默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赢得自由与市场之战？》、维斯纳·加博诺维克的《混乱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和托尼·安德烈阿尼的《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等。

  政治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柱。在中国模式的西方语境中，中国模式摆脱了原有的空间确定性，而成为与政治压制、专制扩散和中国威胁等一系列命题息息相关的身份符号。在西方话语中，威权中国意味着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书写和价值表述，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的关键词之一。在威权国家的叙事建构中，西方叙述者主要通过对事物或文本本身评论的方式进行干预，在解构中国道路合法性的同时使威权国家起到吸引力和组织原则的作用。例如：“中国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用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来换取人民对威权统治的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普遍与政治压制、社会隔离和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中国模式肯定了威权政治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中国模式即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等诸如此类的解释性或评论性表述，为中国设立了一个异质、落后的威权他者身份。

  专制扩散也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的关键词之一。叙述者使专制扩散与中国模式发生关联，不仅可以加深受众的印象，而且还可以使受众自觉推导出专制扩散发生的原因，在这样的概括中，叙述者试图以与自我价值规范相一致的方式进一步深化受众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例如：“在专制扩散的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的成功不仅有可能削弱民主的力量，而且还可以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中国会把自己的模式投射到海外，从而对西方倡导的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提出挑战”，诸如此类的表述反映了部分西方学者将专制扩散与中国身份相嵌套的努力。

  社会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补充。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把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中国模式挂钩，例如：美国学者狄忠蒲认为，原有的中国模式造成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工人普遍缺少福利以及对不透明决策过程的不满等问题，中国正在通过改善治理和公共产品、发展中产阶级、打造国家品牌企业以更新其发展模式，这三个领域实际上围绕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如何与关键的社会群体互动以及如何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展开。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立场不同，狄忠蒲认识不到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的深刻内涵，就理解不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所以，狄忠蒲预言，“一旦中国在更新其发展模式方面取得成功，将对美国促进市场和民主的目标提出新的挑战”。

  （三）空间书写：比较视野下的西方相关研究

  比较视野下的西方中国模式研究从比较的视角将中国模式变成了西方行使权力和叙事的专属空间，在这里，叙事视野公平、价值评价公正和文本空间公允都是缺失的。所谓的比较实际是在特定的参照系统下进行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发展趋势，而是为了进一步明确“何为正统”，以变相地扩大西方占有的叙述空间和语义空间。例如：“除非中国变得更加‘西方化’，否则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如果两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的，他们必须提供一套其他大国都认可的能够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新价值观（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一方面通过特定的阐述策略和话语形态明确了西方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中国或者俄罗斯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

  西方学者通过对中国的历史书写、现实书写与空间书写，建立了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 语体系历经从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到不同维度的学术研究两个阶段的发展，进一步定性，并与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互相呼应、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使“中国模式”进一步获得了独立于“中国道路”之外的地位，成为美国制造国际舆论的重要支撑。无论是用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中国资本主义界定中国，抑或是用威权压制或者专制扩散书写中国，都说明一些西方学者试图用中国模式隐性界定中国身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的商业网络和人际信任，就断言这就是中国特色；一些学者看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就断言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变、实现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没有变、人民的根本立场没有变等；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即中国道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五位一体”的统筹推进不断拓展。

  三、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成因

  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生成及扩散有着深刻的思想及社会根源。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根本动因，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根源，西方身份的自我生成与文明标准捍卫的需要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认知基础。

  （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生成的根本动因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和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中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最终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秩序。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国观多次发生变化，从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崇敬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蔑视，从20世纪初期西方对中国的莫名恐惧到20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的敌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并迅速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以中国与美国为例，1978年中国GDP约相当于美国的6.3%，到了2020年，预计会增加到美国的70.4%。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国家治理能力陷入巨大危机之中。在中西力量对比不断发生逆转的形势下，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认识不断深化，对自身的以“自由”“民主”为标签的华盛顿模式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这就使得中国道路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然而中国抗疫的成功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并没有带来西方国家主流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肯定性评价，反而进一步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妖魔化的催化剂，中国模式再次成为中国威胁的“原罪”。通过批评和谴责“中国”来强化西方认同的西方“中国模式”话语在解读中国和为西方国家行为的辩护过程中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建构的根本动因。

  （二）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生成的思想根源

  尽管现实主义历经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诸多流派，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前提：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的物质力量至上；国家固有的不安全感与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并存；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现实主义者将权力政治视为零和游戏，新现实主义者更是将政治领域的零和游戏扩展到经济领域，认为现有大国和新兴挑战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一方权力的增大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权力的削弱，国强必霸。现实主义从西方的历史逻辑出发，把地方性的国际政治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规律，否定中国发展的和平性和正当性，使中国模式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客观性和自主性，更失去了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真正的中国变成一个蠢蠢欲动的另类国家。现实主义本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是中国的崛起又为其提供了新空间、新市场，从而成为西方中国模式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根源。

  新自由主义汲取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精神，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性出发，把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对立，把国家与市场对立。在经济层面，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贸易自由化、市场价格化；倡导把资源配置的权力将交给市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层面，反对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的保障；反对工会组织，宣扬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对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在为华盛顿共识提供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学者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否定集体主义，使集体主义不仅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还失去了原有的价值空间，新自由主义推崇私有制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必然导致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肆意抹黑，新自由主义鼓吹政府职能最小化，导致对中国政府权力与职能的歪曲解读，成为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生成的重要思想根源。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追求的绝非是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前提，其根本目的是延续资本流动中的“利已”思想，巩固西方主导的霸权秩序。

  （三）西方身份的自我建构与文明标准捍卫的需要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认知基础

  作为一种观念和身份的表达，西方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的、变化的结构性力量，是一个充满紧张和矛盾的、边界不断变动的概念，是建构差异的一种策略。在成长的过程中，西方往往通过对他者的塑造来获取力量，完成对自我观念及认同的确证。正如巴柔所说的，西方“在言说他者时，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从古希腊人通过与“异邦人”的对比突出自我，到中世纪欧洲人通过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来强化自我，他者是作为自我的“影子”或经验对象而存在的。15－18世纪中期，学者多用西方代指西北欧。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古罗马取得的成就非常自豪，将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吉本等学者一方面把西方与欧洲、现代、文明挂钩，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中世纪和基督教的敌意。在吉本看来，“罗马的灭亡代表着野蛮和宗教的胜利。这种堕落‘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可怕的一幕’，是古老美德慢慢腐朽的恶果”。19世纪，基佐、梯叶里等人更多地论证中世纪和基督教对西方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由此，西方成为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西北欧的一个“连续性”文明话语。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层面的影响及应对拉美独立运动的需要，美国逐渐被列为西方文明。至此，西方成为一个可管理的、连贯的无缝“文明”。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和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定位中国以捍卫自我的文化认同成为很多西方学者关注并思考的问题，西方需要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进行重新认知与建构。

  文明标准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认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文明标准是为了确立民族国家群共同的欧洲身份而诞生的，19世纪确立的“文明”标准的许多知识和制度要素是欧洲国家体系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文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文化认同。文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19世纪民主、自由、理性和个人主义是国际文明标准的核心要素。二战后西式民主、人权和现代化成为文明标准的核心要素。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明标准有其普适性的价值要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个人尊严在反封建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西方提出的文明标准有其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当它依附于西方霸权并成为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时，也就异化成了一种话语暴力。这种把亚层文明标准上升到最高层次文明标准的做法，一方面促使了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更容易扩散，同时在建构和传播“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文化价值要素的具象化，在相当程度上又捍卫了西方文明本身。另一方面增强了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的欺骗性和隐藏性，使人们更容易受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的侵染，从而尊崇西方所谓的“普世”和“永恒”，进一步掉入西方话语陷阱。

  四、对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批判与超越

  学术话语体系不仅负载着知识与文明的传承与创造，也承载着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功能。“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他们（指资本主义国家——引者注）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为了维护西方在全球的既得利益，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并强化“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回答了“中国是谁、从何而来、到哪去”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

  （一）从“中国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构建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联系中建构起来的。身份建构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能够获得认可。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从辉煌走向日渐沉沦，局外人西方拥有了更多塑造中国的权力，他们更多地参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观察评价中国，这种他者眼光一方面可以使得评价更加“客观中立”，有助于我们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及其利弊，消除一些文化成见，不断促进并形成新的对话体系；另一方面用他者的文化框架和理解范畴来解读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碎片化、简单化和符号化，致使中国身份处于被定位的状态，中国遭遇到了自我身份危机。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论证了世界主义和全球的观念，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打破各种限制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为人类彻底解放准备了前提条件。他写道，太平洋很快就会变得“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传承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理念。它不仅清晰界定了世界历史图景中中国的自我身份，而且深刻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就在“中国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构建之间取得了一种有效的平衡。因此，我们要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从解构中国模式的西方叙事到建构中国道路的中国叙事

  西方中心论是中国模式西方话语背后的元叙事。所谓元叙事是证明知识合法性的宏大叙事，强调用单一标准去解释并裁定所有差异。西方中心论笼罩下的西方“中国模式”叙事主要表现出如下三种偏好。第一，叙事类型偏好于开放式叙事，即叙事主题不变但故事主体变，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了不同的叙事，但整体上都是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评价为主题展开的。第二，叙事语境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化”与“中国他者化”的交汇渗透特点，西方中国模式的叙事语境不仅指叙事文本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系，更是指文本的内在结构与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是把中国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中国资本主义，或者突出中国的政治压制和专制扩散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中国的主体性都是缺失的，“作为一个他者和危险的客体，中国从一开始就缺乏西方那样的认知主体所具备的理性和主体性，中国也就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安全关切”。第三，叙事的评价偏好于以西方国家确立的文明或价值标准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在西方叙事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是被维护的重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被切割对立，中国经济成就的肯定与制度层面的否定同时并存。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崎岖不平，现代化叙事也经历过多次被“定位”和被“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与推进，中国逐渐构建起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叙事。这套叙事不是对抗西方话语的反叙事，而是在立足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期在中国和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搭建起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叙事，是既能说明和捍卫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又能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叙事。

  （三）坚定道路自信，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

  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塑造力，西方国家可以根据本国需要随心所欲地设置议题，不仅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而且也影响了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和道路自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道路的阐释性话语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并不匹配，尽管中国已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但是对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解构与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艰苦博弈。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被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在“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中，更突出了中国的“敌人”角色设定，试图在对中国道路的各种议题设置和话语讨论的主导中通过强化“他者”意象来捍卫自我的身份和优势，从而达到维持全球霸权的目的。如何打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思维定势，克服西方学者的学术偏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增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成为我们当前构建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既要通过对“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又要在求同存异中找到各方利益共同点，讲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中西之间交往的故事。

  五、结 论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基于中国的国情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之路。在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既不“输出”中国模式，也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正确”的价值立场，为维护西方中心的优越地位，搭建了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发挥规制中国道路的作用。当中国的发展符合西方建构的框架时，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就是不可以接受的。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及判断中国走向的重要一环，深入分析“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语建构，不是为了针对或者指责西方，更不是为了造成或者激化双方的对立，而是需要我们在更加理性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的同时，提升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阐释力和引领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