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向世界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时起，这一突破双边关系范畴的伟大倡议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海外的研究热度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缘由的研判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提出的。
（一）应对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需要
海外研究普遍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应对这些威胁人类前途命运的困难与挑战。有海外学者指出，“当前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格局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世界多极化正在不断调整着国际关系；社会信息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愈发紧密；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交流互鉴。简言之，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正在加快。在此形势下，中国的领导人为国际关系的向好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这就是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也指出：“全球日益增加的经济、法律和政治一体化开始挑战国家主权，这需要一个新的涉及跨国公民权利和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思想，而中国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这一形势。”在国际环境不断发生复杂变化的今天，“旧秩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新秩序呼之欲出……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互相关联和命运共同体，重建国际秩序规则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参与式发展、分享式发展和包容式发展”，无论是维护全球化的积极成果，还是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合理化，都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发挥作用。
（二）中国外交政策发展创新的需要
有海外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反映出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由“韬光养晦”向“主动参与”转变。《外交学者》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从邓小平时代“善于守拙”“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向“奋发有为”转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此期间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可谓是中国未来外交政策发展创新的重要动力。进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培育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主要目标。培育新型国际关系是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实现“中国梦”需要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双重保障，所谓的外部条件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可以说，“中国梦”的提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有海外观点认为，实现“中国梦”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的支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中国对外策略的延续，即避免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过分担忧，并维持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条件”。
（三）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近年来，新一轮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再度兴起，一些西方国家宣称中国不仅没有承担与之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更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在这样的国际舆论环境下，中国必须更好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海外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断努力提升其在海外的积极形象，直至当前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国一直秉持和平崛起的理念，但是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中国的善意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有潜力替代和平崛起的理念，由此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当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仍然被一些西方大国所掌握，发展中国家有话不能言、言而无人听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不利于国际关系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积极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从而促进国际治理体系的合理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扩大其国际话语权而作出的顶层设计，中国有提升话语权的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应该做的是接受中国是一个新崛起大国的事实，还应寻求赋予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合理的、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
二、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的解读
海外研究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基本遵循。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实践
在海外研究的视野中，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就内蕴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诸如“天下大同”“和谐共生”“协和万邦”等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必须在中国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下进行阐释，与之相呼应的则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理解的构成要素——普世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对于‘大同’这一古典概念的重新解读。从儒家经典《礼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近代的孙中山、李大钊，追求大同理想一直是中国政治哲学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尔基·卡利奥（Jyrki Kallio）也指出，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思想影响巨大，基于这一理念，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一个长远目标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纽约时报》记者塔特洛（Tatlow）看来，“天下大同”“和谐共生”等思想已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或意识形态上的关注，因为它们已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世界互联互通与和谐统一的建设理念与儒家“天下大同”的理念如出一辙，堪称儒家大同思想的当代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海外研究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意大利《21世纪的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Andrea Catone）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诸多矛盾、维护党的团结、扩大党员基础、扩大社会影响力，关键在于牢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将之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进步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充分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时也有海外学者指出，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概念上与胡锦涛的‘和平发展’思想相近，因此可以视作是对胡锦涛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确，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蕴含着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特质，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典型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链条。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的延续，体现出了继承性；同时它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的创新型贡献，展现出了发展性。
（三）《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基本遵循
著名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CFR）发文指出，在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国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所提出的主权、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理念，遵循了《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首先，主权是中国最为强调的概念。中国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倡导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矛盾等原则，以中国方案积极促进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发展与改革。中国秉持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三个基本原则，即中立原则、当事国同意原则、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原则，并认为这三个原则应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的基石；其次，另一个对中国很重要的概念是以发展促和平。中国认为发展是实现安全的根本保障，因此联合国应更加注重发展，这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安全、发展与人权三者的平衡。目前为止，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由此证明了其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一致的。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蕴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
三、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思考
海外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以及为其提供资金保障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抓手，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具体展开。
（一）“一带一路”是重要战略抓手
“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到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战略抓手。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前议长、社会党前主席米哈伊尔·米科夫指出，“‘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互联互通，这一世纪蓝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认为，“一带一路”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互联系与协作并非局限于具体项目，而且有助于一起解决更重大的全球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就是各国要一起协作，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任何一国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全球问题”。席勒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也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撼动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思想的根基，缓和了地区和民族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及地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
（二）亚投行等相关金融机构提供强大资金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规模极其宏大的建设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这些机构将理念和机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将欧亚大陆、南太平洋和东非整合到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美国国会服务研究中心（CRS）发布报告指出，自2013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发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联通加强中国与沿线数十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为实现这一愿景中国投资设立了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同样地，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SRF），也旨在为“一带一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此外，还有海外学者在吸引力、公平性与融资能力等方面，将亚投行与同类型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显示，在吸引力和公平性方面，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投行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中国不屑于将政治条件嵌入多边贷款的态度，以及为经济发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所作的努力，吸引了众多有投资需求的国家。在融资能力方面，亚投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的组合所能提供的贷款额（2300亿美元）更是相当于亚洲开发银行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总和。
（三）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命运共同体是具体的实践展开
海外研究认为，首先，考虑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规模与建设难度，中国采取了由点到面、由近及远、从易至难的建设方式，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多层级的命运共同体。就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而言，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黄氏霞（Hoang Thi Ha）指出，中国以其地理、历史和经济实力为支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交织的命运注入了决定论的必然性，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特尔兹（Carlos M. Gutierrez）表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促进区域贸易流通，还能够促进其他多个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对释放本地区巨大的经济潜力至关重要。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领域广泛，中国致力在不同领域构建多维度的命运共同体。以极具时代特征的信息领域、生态领域、生物安全领域为例。一是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当前，网络攻击已成为各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认为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由此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二是倡导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签署了全球碳减排新机制，中国将引导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日本中央大学教授田幸雄认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评价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新的全球价值理念或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全球推广，是否能够得到各国的一致认可、对现行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能否顺利付诸实现，在这些问题上海外研究存在分野，进而形成了以下三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评价。
（一）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
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成效开始显现，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并给予了大量积极评价。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表示，“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甚至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也有许多海外专家学者表示，“相信中国将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繁荣发展，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国际社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满信心与期待。海外的积极评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认同与响应。该理念在2017年被首次载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反映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二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截至2020年12月17日，中国已同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2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三是国际社会愈发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这场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正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玛拉基亚斯·洛佩斯·塞万提斯所说，“中国与各国共享抗击疫情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应对策略，向有需要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援助医疗物资。这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也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
（二）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谨慎评价
有部分海外研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并不明朗，原因有三点。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缺乏明确而又具体的规范。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项目主管纳德格·罗兰（Nadège Roll and）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制度框架，除应该“通过协商共建以符合各方利益”的提法外，尚未对用于管理其成员之间交往的原则与规范作出明确阐释。因此，这一理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难以说服一些发达国家，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有海外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可作为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重要依据，尽管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但“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而每个国家又有着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和政治经济制度，“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而要合理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并不容易。三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将这一理念付诸实现的能力。有观点认为，从软实力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缺乏可靠理论的支持，并且中国的媒体及智库也无法提供客观和独立的报告以供政府参考；从硬实力上讲，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愈发低迷，而在军事实力上更是远远落后于美国。需要说明的是，该观点忽视了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客观事实，并简单地将一个服务于全人类的世界性倡议，局限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较量。事实上，虽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由中国发出的，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唱，获益的也不只有中国一方。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共建共享原则，建设的过程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而建设的成果也会泽被天下。
（三）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消极评价
目前，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但在国际舆论场中依然有许多偏颇评价的存在，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论调。其一，中国野心论。有海外学者将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理解为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欲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梅勒妮·哈特（Melanie Hart）和政策分析师布莱恩·约翰逊（Blaine Johnson）在其文章中写道：“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意味着偏离了邓小平提出的‘绝不当头’原则。”“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是一个多边倡议，而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生态体系。”其二，新殖民主义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相继落地，一波新殖民主义论的论调悄然而生，严重歪曲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以明朝的朝贡体系为参照，迫使一些国家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并利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将巨额债务推给这些国家。其三，价值观冲突论。有海外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在表面上与欧洲跨国主义的核心思想相似，但实质上是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这与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存在着明显分歧，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可能会损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价值观，“一带一路”建设就释放出了这样一种担忧。
五、总结与启示
通观目前的海外研究，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值得我们积极借鉴；二是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与曲解提醒我们，还需进一步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权。
（一）海外研究的总体情况
1.海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广度体现在开展研究的国家、机构及人员、专业领域、成果类别几个方面。其一，目前开展相关研究的国家已遍及世界五大洲。从研究热度来看，以美国及一些在全球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力的欧洲国家为首，新加坡、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在亚洲有着重要战略影响的国家次之，随着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相继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些国家的研究热度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其二，海外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大学、智库、各类研究院及媒体，开展相关研究的人员主要有专家学者、政要以及媒体人士，目前亦有一些自由撰稿人、作家、制片人等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其三，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海外参与研究的专业也不再限于国际关系学，诸如国际贸易学、国际法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也积极投入到相关研究中。海外研究的深度体现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在纵向维度上，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断取得积极成效，海外也由最初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提出动机的阐释，逐渐深入到对其实践路径、前景评估等方面的解读中。在横向维度上，海外研究呈现出了多学科交叉、多领域结合的发展态势。如上所述，早期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仅限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原因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的论述是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展开的，随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了一个涵盖领域广泛且内容丰富的价值理念。从内容上看，习近平关于全球经济发展、信息安全、恐怖主义、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论述不仅具有相互联系性，更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由此海外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了多学科交叉与多领域结合的发展态势。
2.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且在方法上偏重于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海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看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及实践可行性方面的研究，如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风险与回报率、将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融资能力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分析国际关系判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等等。其次，海外研究的方法偏重于实证分析。有海外学者利用全球媒体资源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定量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得出该倡议总体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的结论。也有擅长数据分析的海外学者建立数据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量与增长速度，以此衡量中国是否具备推动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进入到实践阶段，注重实践方面的研究理所应当，但还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价值理念，那么开展研究就要秉持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而不能忽视对其理论内涵、理论来源、理论特质等方面的研究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