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成立于1891年, 是澳大利亚两大传统政党之一。澳大利亚绿党正式成立于1992年, 是澳大利亚的新兴政党。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的政治联盟关系是澳大利亚议会政治的特殊产物, 具有其特殊的生成和发展逻辑。

从政党性质上来讲, 工党与绿党同属于澳大利亚的左翼政党, 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政治理念还是社会基础上, 澳大利亚工党与绿党之间都会存在某些共同之处, 而这些共同之处构成了两党建立政治联盟关系的基础。

“澳大利亚远离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 工人群众较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 工人领袖大多受到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理论的影响”。因此, 澳大利亚工党成立之时所确定的方向就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而是主张通过对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渐进改良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于澳大利亚绿党而言, 其建立在西方绿色革命的背景之下。绿色革命是一种非暴力革命, “是建立在对环境和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的关注之上的, 由一些特殊的人群、绿色压力集团和绿党构成的社会运动”。绿色革命的非暴力性也就意味着, 澳大利亚绿党是在不触动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试图通过议会活动谋求执政, 以实施其绿色改良计划。可见, 工党与绿党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战略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但是, 两者都是以批判现实为主, 它们对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态度是相同的。

传统的澳大利亚工党以“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 国有化、福利国家建设是工党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到来, 工党提出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经济繁荣, 开始接受日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 意识形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右转。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为克服因意识形态右转而带来的身份危机, 工党走上了中和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意味着工党改良的目标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 而是在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民主、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基本价值, 意识形态色彩被明显淡化。但是, 工党始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更多控制, 始终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这就使得工党从本质上较容易接受对市场经济理性及其破坏性的限制, 而这一点同绿党的环境和社会政策不谋而合。

澳大利亚绿党由绿色环保运动发展而来, 其所倡导的绿色政治作为一种后物质主义政治理念, 是对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而形成的以生态优先为基本导向的价值观。绿党对生态优先的认同, 意味着其对重塑澳大利亚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内在要求。2 0世纪9 0年代以前, 绿党的政治诉求较为单一, 属于专注于绿色环保议题的单一议题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绿党朝向组织化发展, 绿党为满足参与政治的需要已不再仅仅关注生态问题本身, 而是逐渐疏远了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淡化了最初的绿色意识形态, 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涉及治国理政各方面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力求在政策定位上融入到澳大利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中。正如前自由党主席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指出的:“绿党关心的不仅仅是环境, 还有一大堆关于药物等诸如此类东西的非常古怪的政策。”

虽然绿党的政治目标发生了去激进化的转变, 但是在绿党的政治理念中始终坚持四大基本原则:一是生态的可持续。绿党认为, 如果我们想避免气候的恶化, 传统的发展模式将不再适用, 我们要基于绿色原则而不是短期的个人利益来构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二是社会正义。绿党认为, 如果我们专注于消除存在于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极端不平等, 犯罪、歧视、疾病、贫困等现存的诸多社会问题就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并认为减少贫困、给所有社会成员创造机会应该是所有政府首先考虑的事情;三是草根参与式民主。绿党认为, 真正的社会进步是有足够多的民众能够参与到政治中来, 绿党反对“精英政治”, 强调绿党成员有权参与党的重要决策、绿党的权力由成千上万的基层支持者掌握;四是和平和非暴力。绿党认为,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对话、交际以及合作, 而不是侵略, 绿党会致力于在地方、全国以及全世界推行和平、非暴力的解决方案。以这四大基本原则为指导, 澳大利亚工党的政治立场在很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中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比如, 澳大利亚工党反对1991年海湾战争、反对20 03年伊拉克战争、反对油开采与核动力、倡导可再生能源、倡导水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方法等等。

其实, “社会正义原则是与生态优先原则互为补充和完善的, 也是基层民主的目标”, 绿党“主张的基层民主和生态优先的理念, 实质是要使社会回归正义, 包括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正义也是绿党政治理念的核心诉求。自由党议员凯文·安德鲁 (Kevin Andrews) 曾经写到:“绿党的目的是对支撑西方文明的文化的根本转变”, 其政策会威胁到“人类历史上最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创造财富和繁荣的经济体制”。而前国家党领袖约翰·安德森 (John Anderson) 将绿党形象地比喻成“西瓜”——“外面是绿色的, 但里面是红色的”。

可见, 绿党将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连接起来, 在政治理念中有着同工党相类似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非市场的成分, 与工党的社会政策是相通的。另外, 基于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的内在联系, 工党也较容易接受“绿色”政治主张。因此相对于右翼自由党而言, 绿党更容易接受对经济增长的生态化限制, 环保、自然、生态等“绿色”词语也更早地出现在工党的纲领中, 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传统政治理念之外的新理念。

澳大利亚工党由工会运动建立, 在二战前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社会条件下, 工党具有浓厚的劳工阶级色彩, 是典型的“劳工党”。随着二战后澳大利亚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调整, 主要在第一、二产业从业的传统工人阶级衰落, 而主要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新中间阶层强势崛起。根据贾尼恩·巴克斯特 (Janeen Baxter) 等人的计算, 澳大利亚的新中间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占到了澳大利亚劳动人口的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白领工人在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继续呈现明显递增趋势, 在1996年为63.8%, 到2000年的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66.7%, 到2011年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8.7%。庞大的新中间阶层的出现, 使得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豪和身处底层的贫困者都成为了社会成员中的少数, 澳大利亚的社会阶级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化明显的“哑铃形”结构, 而是呈现出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 澳大利亚社会越来越趋向于“中间阶层化”。面对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 二战后的工党开始了对自身社会基础的重构。在具体的实践中, 工党逐渐跨越了左、右政治界限, 淡化了维护阶级差别和阶级利益的传统价值观, 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保护, 放弃了传统纲领中的某些激进成分, 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党组织的开放性, 减小了对工会这一特殊社会利益团体的倚重, 等等。总之, 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组织体系还是政策主张上均开始向新中间阶层倾斜。

2016年3月, 比尔·萧藤 (Bill Shorten) 领导下的工党在联邦大选期间高呼:“我们代表的是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明确将新中间阶层纳入了其阶级基础之列。另外, 对于新中间阶层自身来说, 他们的处境要优于蓝领工人, 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所以不希望破坏现有的制度;但他们同样受雇于资本家并受到剥削这一点又使他们具有进一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愿望。而工党的改良主义思想恰恰顺应了他们的这一利益需求。因此, 二战后的工党吸引了大量新中间阶层的支持, 工党的社会基础也因此而超出了传统工人阶级的范围, 逐渐延伸到了新中间阶层之中。

与此同时, 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绿色环保运动也在对澳大利亚的新中间阶层进行着分割。20世纪70年代以来, 肇始于西欧并迅速风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绿色运动波及到澳大利亚, 并迅速成为了在澳大利亚影响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类社会运动。绿党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但以新中间阶层人士为主, 原因是新中间阶层的生活条件较好, 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分配已经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他们普遍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关心的是生态环境、教育、健康等关乎生活质量的问题。而绿党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阶级界限, 主张按照生态要求重新确定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强调的就是建立在非物质价值基础上的生活质量。因此, 绿党一经成立就受到了大量新中间阶层的拥护。另外, 绿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以及在环境、和平、民主、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问题上的新主张也吸引了不少工人阶级的支持。

可见, 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的社会基础是高度重叠的, 这意味着工党与绿党之间必然会为此而展开争夺战。工党成员林赛·坦纳 (Lindsay Tanner) 就指出:“绿党的出现……已经威胁到工党吸引年轻新成员的能力。”但是, 面对右翼自由党对新中间阶层来势汹汹的抢夺, 工党和绿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政治敌人便成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两党的策略之选。从左、右翼对立的角度出发, 工党和绿党具有共同的左翼政治利益,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坚守共同的左翼政治阵地。

对于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两种不同类型的利益主体而言, 两党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 就在于两党之间存在利益交换的契合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澳大利亚工党同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实际是一种以实现各自利益为导向的利益交换关系。

绿党的成立和发展带来了澳大利亚传统政治的分野以及政党认同的动摇, 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两大主流政党的生存空间因被绿党挤占而在政治前途上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相对而言, 绿党的崛起对工党的影响要甚于对自由党的影响, 因为尽管绿党凭借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独立掌握国家政权, 但同样作为左翼政党, 绿党在大选中更多的是分享了工党的选票。此时所形成的政治局面是:工党需要得到绿党在大选中的支持, 以挽回因绿党发展而带走的原本属于自己的选票;而绿党也亟需找一个实力强大的政治帮手帮助其将政治主张带到国家层面进行执行, 以尽量弥补其因无法执政而带来的政治遗憾。在此情况下, 以利益交换为依托的政治联盟关系在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之间就建立起来了。

实际上, 澳大利亚工党在成立初期的1901-1909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 在议会中力量尚小的工党就曾经奉行了一种“以支持换取让步”的政治策略, 靠支持同自己政治观点相近的“保护关税派”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目标。同当初的工党相类似, 新兴绿党尽管逐渐成为澳大利亚议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但在其力量尚无法在议会中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绿党同样采取了“以支持换取让步”的政治策略, 试图依靠在环保问题上更愿意做出让步的工党来帮助其实现政治目标。

与此同时, 伴随着绿党在联邦和州大选中支持率的节节攀升, 其对澳大利亚传统大选格局的影响也在日趋增大。根据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 在大选中获得联邦众议院半数以上议席, 且获席位较多的政党即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 此党领袖也便自动成为国家总理。绿党的政治实力不足以囊括众议席中的多数, 但足以影响到众议席在传统政党之间的分配格局。对此, “工党的竞选专家和一些敏感的党内人士明确地提出:争取来自环保运动的选票对工党的大选利益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所采取的“以让步换取支持”, 就是与绿党的“以支持换取让步”相对应的政治策略, 意在通过其在环保政策的制定中做出让步来换取绿党手中的选票。

可见, 澳大利亚工党与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是以各取所需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是两党对澳大利亚左翼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 也是对澳大利亚左翼政治力量的重新集结。以此为基础, 澳大利亚工党与绿党的政治联盟关系迅速升温, 并成为了澳大利亚政坛上一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任何交易的达成都有一个基本的支撑条件, 那就是各方均能够从交易中获益, 实现互利共赢。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以争取各自的利益为动力, 两党结成政治联盟关系的基本目的就是在利益交换中实现政治上的互利共赢。在具体的实践中, 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为争取各自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同对方展开了积极合作。

澳大利亚的众议院选举采取的是偏好投票制 (Preferential Voting, 简称PV) , 在这种投票机制下, 绿党对工党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以1989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为例, 在1989年10月, 工党推出了其历史上最为激进的环保政策——将完全禁止在卡卡杜国家公园中的采矿行为, 并扩大公园第三期的边界。这一政策的推出成为了工党在1990年3月大选中获胜的关键。因为为了回报工党的卡卡杜计划, 以自然保护基金会为首的环保组织公开要求其选民在大选中把手中的第二优选票投给为环保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工党。大选的结果是, 工党在众议院中获78席, 联盟党获69席, 工党仅以9席的优势险胜联盟党。而工党靠优先计票选择方法从环境保护组织和绿党等小党那里获得的议席就达到了7-8席。可见, 此次工党大选获胜的关键是获得了来自环保运动支持者的大量第二优选票, 同时工党的上台也便意味着绿色组织将更容易在环保问题上得到积极回应。

另外, 尽管澳大利亚的参议院选举不会决定大选的胜负归属, 但是, 澳大利亚参议院拥有阻止众议院执政党立法通过的权力。因此, 澳大利亚工党同绿党交易机制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众议院选举中, 绿党号召其支持者将手中的第二优选票投给工党;而在参议院选举中, 工党则号召其支持者将绿党作为第二偏好。在2010年大选前, 工党与绿党达成协议, 协议的内容是:“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 工党将给绿党拨参议院的票;而作为回报, 绿党也会给工党拨众议院的票”。如表1所示, 在2010年的众议院选举中, 绿党的票源有78.84%流向了工党。而在工党的帮助下, 绿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达到了9席, 相较2007年大选增加了4席。此次大选的结果是:工党在绿党的帮助下保住了多个竞争激烈的选区的议席, 而绿党也在工党的帮助下成为了澳大利亚参议院中名副其实的第三大党, 在参议院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制衡权。

总之, 互利共赢既是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建立政治联盟关系的基本目的, 也是保证两党关系良好运行的重要条件。对工党和绿党自身来讲, 互利共赢体现为合作分别给两党带来了政治红利;而从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 互利共赢还体现为工党和绿党联合起来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的改良, 从根本上促进着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 社会效益只是两党合作的附属产品, 两党在建立政治联盟关系时更多考虑的是还是它们自身的获利。

从澳大利亚工党与绿党已经在政治实践中结成了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关系。之所以称两党的政治联盟关系是非正式的, 是因为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政治关系, 其稳定性本身就不强, 而工党和绿党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所存在的本质性差异, 则进一步决定了两党之间不可能长期稳定合作。

在澳大利亚议会民主制下, 工党和绿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在议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展开的。在此过程中, 实用主义作为西方政党应对议会政治的惯用手段而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用主义忠于事实, 以实际需要为行为准则, 以务实性为行为特征。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 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会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结成政治联盟关系, 但也往往会在利益权衡之下放弃合作, 做出破坏两党关系的举动。因此, 不稳定性是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在实用主义指导下所建立的政治联盟关系的天然属性, 而两党政治联盟关系自结成以来所经历的波折起伏即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澳大利亚议会民主制下的选举型政党, 争取选票赢得大选的胜利是工党的首要目标。因此, 20世纪80年代的工党为争取来自环保主义者的选票而愿意在环保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大量让步。所谓的“绿色战略”就是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所使用的有力选举武器。但是, 同样是出于选举利益的考虑,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工党却果断放弃了“绿色战略”。因为工党在1990年联邦大选中的成绩表明, 尽管其争取到了绿色政治力量的支持, 但却失去了大量的传统支持者, 原因是其为推行“绿色战略”而在大范围内禁止采矿的行为使就职于工矿业部门的蓝领工人大量失业, 这引起了以工会运动为主体的工党传统支持者的强烈不满。对此,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下降, 工党也趁机放弃了“绿色战略”。尽管对“绿色战略”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工党与绿党政治联盟关系的终结, 但却能够说明工党同绿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密切合作只是工党为争取自身的大选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具有非持久性。

同样, 为了实现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干涉以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 将实用主义贯彻到党的实际行动中也是绿党在澳大利亚议会民主制下惯用的策略手段。在具体的实践中, 绿党的实用主义倾向不仅表现为其为融入澳大利亚主流政治而逐渐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问题与绿色政治相融合, 而且还表现为其为了寻找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而选择了同工党进行政治结盟。简单来讲, 绿党之所以会经常同工党展开政治合作, 是由于工党在更多的时候能够帮助其实现政治理想。但是, 当工党无法满足其政治要求, 或者自由党能够更大程度地帮助、支持其实施政治主张的时候, 绿党自然就会站到自由党一方。因此, 在绿党的历史上也不乏与自由党的政治合作。

塔斯马尼亚州绿党就曾声明, 其将支持塔斯马尼亚州自由党在1996到1998年期间组建少数派政府, 交换条件是自由党在任期内要制定一些森林保护和支持同性恋的政策。2013年12月, 绿党不顾工党的反对, 与自由党达成了撤销债务最高限额的协议。针对2014年维多利亚州大选中绿党在边缘席位使用开放式选票 (open ticket) 的举动, 维多利亚州工党秘书诺亚·卡罗尔 (Noah Carroll) 表示, 绿党的此举表达了其对现任自由党政府的欢迎和支持。2015年12月, 绿党与自由-国家联盟党达成协议, 协议的内容是联盟党要制定一项法案, 要求营业额在2亿美元的跨国民营企业公开它们的税务信息, 还要给全球营业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准备“通用”的财务报表, 强制它们公开更多的税务细节。

绿党与自由党进行政治合作的现实说明, 以实用主义为行动方针的绿党在政治合作立场上同样是摇摆不定的, 工党与绿党的政治联盟关系也时常会因绿党对工党的背叛而无法持续下去。

如果说工党和绿党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手段是导致两党关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 那么两党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则从深层次上决定着两党矛盾的不可调和, 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党政治联盟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进入议会政治的道路上, 尽管绿党在努力摆脱其作为一个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单一问题党”的传统形象, 但相对工党而言, 绿党的利益诉求仍然较为单一, 生态政治原则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绿党的政治行为。而工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综合性”政党, 这就决定了尽管为了扩大社会基础, 工党会对绿色环保等新兴政治议题加以关注, 为了争取绿党的支持, 工党也会刻意迎合绿党的特殊政治诉求, 但工党终究不可能将环境利益置于其所追求的物质利益之上。简言之, 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两种哲学理论的对立决定着澳大利亚工党和绿党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同时也意味着两党不可能在政治合作中做到真正的同心协力。

因此, 绿党虽然也承认与工党之间存在政治联盟关系, 但并不认为两党的关系是牢固和必然的。而工党也曾在两党产生矛盾时庆幸与绿党政治联盟关系的结束。2013年2月, 绿党党魁克莉丝汀·米尔尼 (Christine Milne) 在位于堪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 (National Press Club) 发表讲话时责怪工党政府跟财雄势大的采矿公司越走越近, 使绿党跟工党在2010年结成的联盟关系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工党也表示, 与绿党联盟关系的破裂将不会对2013年大选前工党政府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工党议员也普遍庆幸与绿党结束了联盟关系, 因为他们认为绿党是“抗议者之党”, 他们不懂矿业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上起到的作用。

另外, 从政党体制上来讲, 工党作为澳大利亚的传统大党, 在绿党兴起之时, 工党就已经在澳大利亚政坛中具有了较强的政治实力, 已经与自由-国家联盟党在政治钟摆的作用下形成了轮流执政的稳定局面。绿党作为新兴政党, 尽管其政治实力在不断增长, 但是在“单一制选区、绝对多数制”这种对小党具有歧视性的澳大利亚议会选举制度下, 绿党的政治地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工党相比肩,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其在澳大利亚议会中附属性存在的事实。而工党和绿党在政治地位上的悬殊则进一步决定了两党政策视野的不同。无论是作为谋求执政还是正在执政的政党, 工党所主张的各项社会政策都需要在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制定, 而绿党所极力推崇的环保政策因此很有可能会在利益权衡中被消极化, 这也是工党在环保问题上“政治宣誓”永远多于实际行动的原因。对此, 绿党也深知不可能凭借“以支持换取让步”来最大限度地实施其绿色改良计划。因此,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绿党在努力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 也加强了其作为特殊利益团体进行单独政治行动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工党与绿党政治联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将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