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设想是西方左翼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它经历了一个从被肯定到否定再到复归的发展过程。苏联解体使左翼丧失了生机与活力或淹没在消费、娱乐文化的批评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陷入低迷。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左翼学者重燃对共产主义观念的研究热情，试图以全新的视域阐释当代共产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共产主义观念产生发展的现实条件、理论基础以及现实路径等内容，对全面理解共产主义观念，以及推动我国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现实紧迫性与积极因素
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对抗与冲突不断，并带有明显的加剧趋势。著名左翼学者阿兰·巴迪欧，受到当前所处时代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已经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辩护者，转而成为寄希望于共产主义观念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理论家。他指出操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原则是集体主义对抗私有化、多形态的劳动者对抗专业化、具体的普世性对抗封闭的身份、自由联合对抗国家，而这些对抗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则时刻冲击着资本主义编织的世界体系。在此基础上，左翼政治家齐泽克不仅肯定了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且还特别强调“人们应当在历史现实中对对抗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实践的迫切性”，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较为突出的四种对抗形式，即生态危机、财产私有与知识共享的不一致、生物工程的反伦理现象以及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在对资本主义种种对抗进行客观分析之后，齐泽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将这些弊端视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终结的现象表征。在齐泽克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全球市场条件被开发、被利用不断增强的新阶段，但是金融体系的崩溃风险却时刻体现出资本主义系统的功能紧迫性，他们无法通过自身解决问题。因此，齐泽克明确指出：“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全面重新肯定”。相较于巴迪欧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立场，齐泽克则更加突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关注。
谈及对共产主义产生、发展的现实条件的研究，作为当代国外共产主义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一书不可回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鲁诺·波斯蒂尔斯在这部著作中以本体论视域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了投机左派的局限性，指出“投机的左倾主义代表了对共产主义概念的一种毫不妥协的净化，与其说是废除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对包括国家的所有阶级、政党和意识形态机构在内的当前状态的完全空白”，这一股旨在净化共产主义，消除过去和现在与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一切联系的潮流，它的典型表征包括寻求左派本体论（强调社会的建立而淡化甚至消弭社会与政治的融合关系）、接受政治的非政治性、对权力与非权力、政治不变性与审美多元性的宽泛区分等内容。波斯蒂尔斯认为这种忽略共产主义悠久历史的行为会导致真正的解放政治的消亡，因此强调多元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主张对共产主义概念进行重新认识，即在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行重新界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约迪·迪安则另辟蹊径从当前的新共产主义运动视角出发，论述了共产主义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的现实紧迫性，提出“随着我们渴望的目光投向共产主义的地平线，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共同塑造一个我们已经拥有共同点的世界”。在迪安看来，左派已经被共产主义不可避免走向斯大林主义、走向衰退、崩溃的消极论调麻痹已久，因此需要学者对此做出新的理论阐释。迪安明确指出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极端资本主义和绝望的金融主义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而且是全球性的”，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共产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而迪安在2020年最新的文章《共产主义或新封建主义》中，更是直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封建主义倾向，犀利地向人们提出了选择共产主义或者新封建主义的单选题，主张推翻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她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的集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屈从等都体现着封建主义表征，随着租金、债务、权力等的积累变得与通过商品生产的积累一样多，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没有将资本用于再生产，而是进行储存或者租金的重新分配，因此迪安表示“今天的交往资本主义是一个因为它自己过程的加强和转向正在成为新封建主义的系统”。她指出这种封建主义具有四个连锁特征：主权的划分、等级制度和新的领主与农民的征用、荒凉的腹地和享有特权的城市以及不安全感和灾难，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更加糟糕的新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征用、统治、武力等多个维度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再有理由假设平等的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即使这是一种支配性的虚构”，这将会导致新的领主和农奴、极端的不平等、强权政治等诸多现象，共产主义斗争的时代紧迫性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在带来经济崩溃的同时，也产生了新一轮的资本利用空间，这不仅刺激资产阶级以更加严格的市场规则复苏经济，而且也带来资本主义对其自身做出的改革与调整。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并发展的现实因素，使资本主义产生了危机与革命的联结断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貌似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都已经成为资本重新开拓资本空间的重要形式，它们共同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齐泽克揭示了这种解释的资本主义本质，并呼吁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危机背后逐渐增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组织上、智力上、政治上的进步）、人类摆脱压迫追求解放的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承载压力以及共产主义力量探索新路径的努力和尝试等因素。
在社会对抗与左派忧郁的整体气氛下，反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因素也在当代社会环境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对抗时，齐泽克已经认识到文化、自然资源、人类生物基因等所存在的“共有物”形式与内容，指出被包容者对它们进行占有和剥削的过程和程度，是构成当前复兴共产主义概念的参照标准。迪安不仅对共产主义之势下的新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积极乐观，而且指出了网络信息技术下新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态变化。她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在不同领域的扩展和提升，人们的沟通能力已然突破时空、地域的传统限制，全球“交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在此条件下以共同的集体愿望为基础，实现对革命的组织、实施则是有可能的。左翼理论家哈特从“非物质生产”角度论述了这种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产品的“公共性”。生产知识、传播信息、交流情感等具体行为生产的非物质产品可以被他人使用、占有和消费，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既创造价值，也提高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工人的纯粹剥削实质。他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它主要基于对非物质生产的生产和分配。一方面，通过非物质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具有其自身的社会共享性，可以实现分配的平等；另一方面，非物质生产过程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完成其自身的成长、生成与完善。这一界定被哈特视为现代社会中具有共产主义特征的重要表现，它标志着个人劳动产品实现了公共化。因此，非物质生产是可以直接实现社会化的领域，实现此类共有物的共享成为到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内容。奈格里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共有性已经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之中，并将现在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共有”，即多元主体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实现财产共有，并在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他将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归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生动地描述为“种子已经播种，如果我们把土壤耕得好，收获就会随之而来”。
二、西方左翼学者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逻辑图式
面对机遇与挑战，作为激进政治的重要力量，西方左翼学者开启了一段探索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新征程。他们不断积累经验，推陈出新，试图通过得出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从而寻找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方案。
（一）理论层面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对解决全球化浪潮下的“共有物”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如何从现有理论基础重新阐释共产主义，从而确立共产主义的普世解放原则，成为西方左翼聚焦的核心内容。西方左翼学者主要从主体理论、非物质生产理论、平等主义理论三个层面对复归共产主义做出逻辑论证。
首先，西方左翼偏向于从主体理论视域设想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观念普及、依靠新的主体开展相关革命性运动、实现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社会发展构想。他认为观念是“真理的过程和历史的再现二者之间的彼此作用的主观化”，共产主义观念则同样包含着将共产主义主观化的过程，它使个体在事件中成长为政治的主体，并一起融入整个历史当中。巴迪欧设想共产主义时，主要基于自己对“主体”的把握，几乎没有将经济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他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在劳动资料集体所有，劳动成果集体共享的基础上，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们追求幸福理想生活的未来社会，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为主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无差别的共同体社会，是实现主体最大程度自由的平等社会。有必要指出的是，巴迪欧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是事件哲学。事件打破或者摧毁了现存秩序，事件爆发后遗留下的印记则标志着真理的存在，而主体又是激活印记、再现真理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主体的生成与真理的再现。例如：他提出事件具有偶然性和断裂性，而巴黎公社作为事件所体现出的从无到有的事态变化，以及在此事件中无产阶级作为主体而生成自身的过程，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偶然出现历史断裂的共产主义事件。巴迪欧借此论证了主体作为中介对偶然性事件的重要作用，共产主义观念则成为个体成为政治主体的条件。齐泽克在实践理性范围内对共产主义做出现实假设，强调改变现存社会对抗的重要性，将主体对共有物的占有作为人类不断实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里的共有物既包括自然资源、土地等物质资源，还包括语言、文化等精神资源。他指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被排斥者与被包容者激烈对抗的过程，被包容者在社会秩序中占据着“私有”的位置，而被排斥者虽在社会中代表着普遍性，却没有“私有”的资格，他们不仅在物质基础上被剥夺，而且在民主的政治空间里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齐泽克表示，随着被排斥者主体的扩大，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则使更多人成为“被排斥者”。他呼吁新的“无产者”应该团结起来，采取切实的行动争取对共有物的占有。
其次，西方左翼热衷于从“非物质劳动”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哈特与奈格里深入分析了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非物质劳动为逻辑核心的“非物质生产”或“生命政治生产”理论，试图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当代现实路径。哈特认为“生命政治生产”是包含思想、信息、语言、遗传密码等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这一过程既生产商品客体，也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是伴有逐渐脱离资本的发展倾向的主体自身的非物质生产，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和生命表征，这种生产形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非物质生产的产品它们可以采取虚拟状态，亦存在情感性表征，可以具体区分为融入通讯技术、实现信息化的大工业生产劳动；融入智能成分、实现生产自动化的生产劳动；融入感情因素、实现虚拟或实际交往的劳动。哈特与奈格里表示，包括劳动内容、劳动形式在内的向信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变化，“这是经济范式进程的最直接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内涵”。哈特分析了当代社会的两种新的财产斗争形式，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由于前者的私有性，后者的共有性，他进一步将斗争放置于独享财产与共享财产之间，提出正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共享或复制，因而难以管理所有权。共享财产的可再生性打破了稀缺性的逻辑，所以“今天非物质战胜了物质，可再生战胜了不可再生，共享战胜了排他”。限制“共有物”被共享的做法会使其生产率降低，而共享财产的共享属性则决定了它必须采取扩大传播范围及影响、增加使用受众等方式来保证并发展其生产力的必然行为。在哈特眼中，共享财产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这其中既包括土地、森林、水等自然的共有物，也包括思想、信息、语言等人为的共有物，它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相违背。在经过一系列分析论证后，哈特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共享财产生产者的生产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但资本不能干预生产过程，而必须保持在外部以租金（通过金融和其他机制）的形式剥夺价值”，从而尽可能地为这些生产者们创造自主的领域，提高生产率。公共财产的性质，如共享性、使用的开放性等，都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带来妨害，有悖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而它逐步发展并取代私有财产的经济主导地位的过程，亦是资本超越自身获得解放的过程。
最后，西方左翼倾向于将平等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共产主义观念的逻辑基础。巴迪欧提出，共产主义建立在三大公理之上，其一是平等主义思想，即人本性平等，意在建立一个不再由诸如财富、劳动分工、隔离、国家迫害、性别差异等社会关系结构不平等的世界；其二是强制的、超然的国家消失，强调人们的政治行动可以组织起来，而不受权力、国家代表权、选举等观念的制约；其三是“劳动的组织不涉及分工、任务的专门化，特别是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令人压抑的区别”。巴迪欧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他将今天的共产主义作为“常用名称”，认为“它指明了一个社会和一个以平等原则为主导的世界的总体构想，一个不再由传统社会关系构成的世界——财富、劳动分工、种族隔离、国家迫害、性别差异等等”。他将平等理念贯穿于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之中，强调职业平等，追求收入公平，主张平等原则能够消除权力、财富等关系对人的重压。此外，巴迪欧还进一步指出共有政治是实现每个人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必然要求，它具体表现为每个主体积极参与政治的态度，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以及主动参与政治的美德。身份政治会随着国际主义的革命传统而消失，因为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主义解放，意味着客观机构转换为主体权利，主体之间的身份差别消失，这必然带来政治的解放。齐泽克同样坚持共产主义中的平等主义理念，认为社会中的被排斥者，即被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排斥的人，他们是被解放者，他们应该获得社会主体的平等权利。
（二）实践层面
其一，左翼学者注重扩大反抗主体范围，依靠新的革命主体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实践路径。巴迪欧指出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绝不是国家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人民群众的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在他看来，依靠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废除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的设想是荒谬的。巴迪欧基于他对革命主体的新理解，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实现调整和改良的历史阶段，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力量和作用逐渐边缘化的现象，强调应该扩大主体的范围和数量，以达到突破阶级、民族、性别界限，从而实现边缘包围中心的态势。受事件哲学与主体理论的影响，巴迪欧重视以事件的方式假设、推理共产主义观念的现实必要性，提出主体“这股力量不外乎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从绝对贫穷恢复绝对平等的人类‘创造力’”，认为他们能够在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基础上，通过努力实践，实现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实主体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直接推动力量，而从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却未受到巴迪欧的青睐。齐泽克在吸收拉康精神分析学“三元模型”的基础上，按照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的相似特征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中间阶级（产业工人）、符号阶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实在界阶级（贫民窟群体），主张可以通过后两者的联合来实现对抗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哈特和内格里则将自己的着眼点转移到对“诸众”的研究。他们认为从事传统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已经不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绝对主角，“今天的生产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是交流、关系和生活形式的生产”，即包括想法、图像、影响和关系等形式的“生命政治生产”。与此对应，“诸众”与工人阶级不同，它是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概念，包括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反抗压迫的所有共产主义主体，不具有身份限制，并且能够实现超越地域限制的交流与合作。奈格里从生命政治领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性特征，并以“个体不满——多众反抗——推动立宪”为逻辑思路对目前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及革命愿望进行阐述。
其二，左翼学者鼓励开展社会运动，创新斗争形式，从而开辟出更加符合现实状况的共产主义路径。五月风暴之后，作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的阿兰·巴迪欧不仅将《共产党宣言》看作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更坚定不移地继续这一事业，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消灭现存状况下的现实运动。巴迪欧认为考察当代的“共产主义”概念，需要组织小规模的地方政治实验，需要参考当前的群众运动及其诉求。他将“唯一的世界”确认为公理，并主张在此基础上超越身份的特征属性，加强身份中的普遍性内容，从而聚集社会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在理论与实践中保证共产主义假设的存在条件。齐泽克对当代革命斗争的分析则从“重述列宁”开始，他高度评价列宁在其他国家的政党选择服从爱国主义的时代浪潮时，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并勇于开展革命的行为，认为当前的斗争环境与列宁时期相似，主张在全球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的今天，尤其需要列宁那种敢于制定革命规划的精神和态度。在此基础上，齐泽克强调行动的力量，认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内涵限定，主张共产主义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的路径选择应该以反抗现实对抗性的运动为主要内容，提出即使没有成功的保证，也要开展政治行动，“行动是一个重新界定现存秩序的规则和轮廓‘过剩的’超越策略性干预”。当然，齐泽克也保持着对当前社会情况的谨慎态度，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冒着完全不适当的情况下采取步骤进入新的深渊的危险；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设计新事物的各个方面，以便保持旧事物的优点（教育、医疗保健等）”，静待时机的到来。为追求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哈特与奈格里将阶级斗争作为追求合法性的现代模式，主张借助信息系统和网络结构构建新的交流圈、新的社会协作形式以及新的交互模式，即以更加民主的网络组织形式——大众网络斗争——实现“诸众”反抗与斗争，“这种新的力量当然会像军事力量一样抵抗和攻击敌人，但它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内部——在组织内部产生新的主观性和新的扩展形式”。一方面，诸众是劳动的共同主体，也是资本实现全球发展的重要客体，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借助生命政治生产的形式实现新一轮的资本增殖；另一方面，生命政治生产的共享性特征又必然反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使诸众可以从帝国的压制中得到释放，实现自主的表达和统治。值得肯定的是，奈格里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与起义战略关系的分析，作为革命思想道路的典范进行类比，主张研究阶级构成也要充分考虑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重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构成阶级构成的权力关系的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解放路径在于使用一切武器，指出“我们必须补充一点，马克思和列宁对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消灭国家的任务的定义，只有在重新制定战略计划，并在随后的国际工人斗争周期中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才会给出”。
其三，左翼学者都不同程度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却在对政党的认知上存在争论。面对工人阶级备受资本压制的现状，奈格里强调“当无产阶级重新以占有社会（共同体）为目标，并把它变成新社会的秩序时，共产主义就开始形成了”。而共同体的建立依赖于交换价值的重新界定。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资本的生产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他将这种资本统摄社会的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生命权”，诸如房地产租金、机器设备、通信网络等，都已经实现了超越地域的“公共性”，尤其是资本本身，它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扩展的通用载体，正在不断推动着这些“共有物”实现全球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技术构成的不断变化，工人的主体意识逐步提高，奈格里鼓励无产阶级要在资本占有逐步达到顶点之时，组织群众运动争取对财产的占有，建设自由的政治结构——共同体，从而实现工人对资本的真正蜕变。以革命的可能性为前提，迪安突出强调了建立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认为党是有能力以革命的眼光来制定战略、计划和安排自身的，指出人们对未来的定位就取决于党是否有能力通过对未来的规划协调其行动，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废除私有财产，使生产、流通和再生产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使人民服从资本积累的要求的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走向共产主义。从“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她总结出关于革命形式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政党的革命优势，即明确的集体主张和负责任的组织结构、能够承认不同的能力个体、保持组织内部团结。在此基础上，她强调党能够为制定战略、规划，产生和执行政治权力提供组织形式，而且“纪律和准备使党能够适应环境，而不是完全由环境来塑造或决定”，主张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原则指导的政党。党能够为革命形势做准备，确定革命目标，开展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改变精英特权、工人阶级奴役和环境灾难的事实，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未来图景。然而，巴迪欧对建立政党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党的集权化与军事化对组织共产主义社会并无益处，强调社会组织共产主义力量应该依靠“大众运动，不断锻造运动口号和意志的组织，仍将长期存在并且必须被纳入到组织和运动的持续监管之下的国家”三个方面。
三、正确认识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观念的重释
总体上来看，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时代阐释都是坚持在分析客观现实变化的基础上，意图复归共产主义的勇敢尝试，他们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诸多颇为有益的探讨，但也仍存在一些局限。
一方面，复归共产主义观念是西方左翼学者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思与挑战，其中许多观点颇具创新性与启发性。例如：巴迪欧将共产主义假设自建立伊始至现在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1792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假设的建立时期，主题是工人运动和起义；随后在经历了40多年间隔之后，进入它的第二阶段，即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至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从1976年开始到现在是第三阶段，也是第二个被动的稳定期。巴迪欧指出现在共产主义的第三阶段“它将涉及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水平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或五月风暴的‘思想革命’中就已经预示出来了”，要求人们要有勇气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建立这一假说并展开此阶段的初步工作，改进方式方法，集中精力探索共产主义的存在条件。这种历史分期对我们今天思考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极具现实意义。当然，如何从世界历史角度对共产主义假设进行研究也需要学者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哈特与奈格里从“非物质劳动”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非物质劳动”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述，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智力”概念出发，即可以控制、改造社会生产力的一般社会知识，论证了“知识、技术、社会智力”等非物质因素对发展生产力愈益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认识到传统劳动工人曾在生产中起核心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而资本家对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则会由于劳动形式、劳动时间的模糊界定，变得更加不易察觉和分辨，因此，激发工人的主体意识与批判行为就变得尤为重要。哈特与奈格里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确定了“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工业与金融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生产者主体——生态政治环境中的行动主体，但帝国利用“主控叙述（master narrative）”将其所谓的公平正义，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以语言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以证实它的合法性。随着通讯交往的发展，全球化浪潮高歌猛进，“合法性”叙述与生产交往齐头并进，帝国借助这种“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通讯交往机器，依然保持着它难以磨灭的强权地位，而以生产如知识、文化、信息、感情等非物质商品的非物质劳动则正在实现全球扩展。这种通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生产，从而论证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当今局势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西方左翼学者的逻辑图式中还有很多可供借鉴之处，如主体理论、建立政党等，有待我们进一步做出对比研究，深入挖掘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学者在重释共产主义观念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在形式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将内容局限于理论探讨或哲学阐释上，无法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行动策略与方案。例如：巴迪欧意图采取新的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方式颠覆现存统治秩序的构想，仍有待探讨。一方面，巴迪欧认为当代已经不存在革命的主体，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无从谈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以及全球化经济市场的不断深化，又推动着资本主义实现新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期。事件哲学中关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突发性特征的理论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为巴迪欧提出“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说法提供理论支撑，而恰恰又是因为他将现实社会秩序的颠覆依赖于突发性事件，造成了其共产主义假设的空想性，到底是怎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应该怎样去实现，都无法得到说明。在方法上，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杂糅其他理论观点时都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低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重要作用。例如：西方左翼学者片面强调共产主义的纯粹平等主义范畴是违反现实条件的。巴迪欧混淆了共产主义观念与抽象的平等观之间的界限，认为解放政治的第一原则是“平等主义公理”，这不仅削减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与战斗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历史的退步，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依靠主体主观意志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造，也不能开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巴迪欧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永恒真理性价值以及指导现实实践的重要意义，但他却仍然无法构想出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方案。在实现路径上，他们对革命方式和革命主体的界定都缺乏现实性，无法形成真正推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动力。例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四种对抗性中，作为共享的共有物——文化、自然资源、人类遗传基因等——被少数人私有化，而大多数人则逐步处于“无产阶级化”，成为被剥夺了实体的主体，即被排斥者。齐泽克不否认被排斥者可能会通过暴力保护或夺回共有物的手段，但仍要注意的是，此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存在本质差异，不具有自身的革命性意蕴。因此，是否一定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使被排斥者获得共享共有物的资格，仍然需要按照实践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在内容上，他们都缺乏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进行经济学分析的科学性，因此得出的共产主义倡导也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无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作用上，他们的某些观点仍然存在有意无意地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嫌疑，无法达到马克思人类解放的高度。
综上所述，西方左翼学者以“后工业时代”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和非物质生产为理论基础尝试从不同角度阐述复兴当代共产主义观念的努力，对我们今天扩展共产主义的全球视野、深入理解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意义重大。而正确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看待西方左翼政治学者观点的优点与不足，同样也是研究西方左翼学者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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