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埃及共产党的历史演变、理论探索与发展前景 - 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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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埃及共产党的历史演变、理论探索与发展前景

2020-11-13 16:51:30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周丽娅冯燚【大中小】浏览:9452次评论:0条

埃及共产党（以下简称“埃共”）作为中东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20年创建以来的百年变迁中，该党在埃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民主政治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1·25”革命后，埃共获得合法地位并公开开展政治活动，与国内其他左翼组织组建社会主义联盟，通过议会选举与和平斗争的方式对埃及的民主政治转型施加影响，成为埃及国内一支非常重要的左翼力量。
一、埃及共产党的历史演变
埃共自成立至今，经历了从非法秘密到合法公开、从分化瓦解到重建振兴的艰难历程。
（一）缘起与发展阶段（1920-1936年）
第一，圣西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埃及共产主义的萌发提供了思想准备。“社会主义”一词起初在阿拉伯语中使用的是拉丁文Sociology的译法，后来因为对其思想的领会和解读，1878年艾哈迈德·法里斯·希迪亚克在阿斯塔纳的《奇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将其翻译成“社会主义”（

），而当时的社会主义主要描述的是巴黎公社时期的文化思想。米歇尔·阿弗拉克曾说过：“从我们意识到阿拉伯必须统一的时候起，我们就不认为阿拉伯的统一能与社会主义分开。”所以“社会主义”的译法在阿拉伯语中就体现了“共同参与”的理念。“共产主义”的译法起初也翻译的是Communityism的字面意思，即“自由思想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叙利亚学者米哈伊尔·阿塔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后用“共产主义”（

）取代了“自由思想主义”（

）一词。
就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通过圣西门主义支持者传入。1833-1835年，圣西门的一些忠实信徒横渡地中海，来到埃及等国，把圣西门主义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溯源到19世纪初期。自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入驻埃及后，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派遣青年学生留学欧洲和翻译西方典籍的一系列开放政策，这些举措使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在内的西方社会思潮较早向埃及传播。最早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是埃及著名思想家立法阿·塔哈塔维，1826年他被默罕默德·阿里政府选派到法国留学，学成归来后在政府部门任职，并长期担任埃及官方报纸《埃及人报》（Al-Waqa’I al Misriyya）的主编。他明确表示深受法国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文章，积极向埃及民众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3年，埃及哲学家萨拉姆·穆萨在国内开始传播社会主义，他撰写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指出在埃及推崇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而是应根据社会发展水平逐步建立起来，最终实现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反对采取革命和暴力手段。1915年，埃及教育家穆斯塔法·哈桑内·曼苏里出版了名为《社会主义各阶段》一书，在书中详细阐释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国情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他成为埃及共产党的重要成员。
第二，现代工人阶级的产生为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现代化改革政策促进了埃及传统农业社会的急剧变革，为现代工人阶级的产生铺平了道路。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使得埃及工人阶级数量迅速增加。埃及工人阶级的构成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埃及资本主义发展中因沉重赋税等原因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二是落后城市社区的无业居民；三是社会地位较高的欧洲侨民。这些欧洲侨民经济地位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较高，也是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引入和传播的主要群体，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出现在亚历山大和开罗等几个侨民与工人阶级主要集聚的城市。工人阶级的集聚有利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20世纪初，随着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工商业振兴计划的实施，埃及工人阶级队伍也逐渐壮大，据统计，1917年仅从事制造业和交通业的工人人数已达到近64万人。与此同时，一战期间英国残酷剥夺埃及人民，严重地损害了埃及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为了反抗殖民统治，埃及共产主义者最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阶级中间开展政治运动。1917年8月，埃及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运动。这次罢工几乎使埃及的整个经济瘫痪，并催生了大量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的诞生。1919-1920 年，埃及已发展有43个工会组织，其中开罗有19个，亚历山大有18个，运河区及其它地区有6个。
1920年，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之时，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联合创立埃及社会党（埃及共产党的前身）。但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党内分歧严重，时任主席福阿德·沙马利退党，筹建新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社会党内分化出的共产主义者组建了埃及共产党，该党建立后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成立初期，埃共在约瑟夫·罗森坦、胡斯尼·奥拉比和安东尼·马龙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把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作为主要任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埃及国内有50多个工厂企业进行了大约81次的长期罢工。这一时期，工会的数量也增加到95个，主要集中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埃及人民经过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埃共领导的罢工斗争，迫使英国在1922年2月28日发表声明，承认埃及独立，从而在法律层面结束了英国长达七年的保护统治，使埃及成为非洲第三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工人运动虽然没有使工人阶级自身社会和经济条件得到彻底改变，但唤醒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也使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工人组织在民族解放独立斗争中的重要性。
1924年，埃共领导建立了埃及劳工同盟，其党员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并联合了近6万劳工会员和100多个工会。同年3月，埃及政府下令解散埃共及其领导的埃及劳工同盟，总书记安东尼·马龙及大多数党员被捕，组织受到重创，该党转入地下。
第三，旅居埃及的外籍人士是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文化水平较高的外籍人士是最早支持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群体，其中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黎巴嫩人等。1903年，黎巴嫩马克思主义者穆罕默德·德克鲁普在埃及出版了《宗教、科学与金钱》一书，该书被认为是宣传、介绍和提倡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1920 年，由萨克拉斯·雅克奇等外籍人士在埃及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社会科学小组，并创办了名为《文学和科学》的刊物作为宣传新思想的载体，他们中大部分是社会地位较高、经济较好的旅埃希腊人。此外，黎巴嫩思想家法拉哈·安托万、希布利·沙梅尔、尼古拉·哈达德等为埃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分化与瓦解阶段（1936-1965年）
第一，反帝反殖民运动为埃共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机遇。1936 年，《英埃条约》的签订引起广大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该条约强调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严重损害了埃及的民族利益，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这一时期，埃及共产主义者带领广大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权利进行坚决斗争，埃及共产主义运动表现出组织派别众多、分化组合频繁等特点。二战期间，埃及出现了如埃及“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democratique de liberation nationale)等二十几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它们在争取埃及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1943年受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影响，埃及共产主义期刊《黎明报》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广泛发行，使埃及共产主义人数激增，仅埃及“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组织就有成员一千多名。1956年，二十多个共产主义组织重组合并成埃及共产党、埃及统一共产党（Unified Egyptian Communist Party）和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们积极参加了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57年5月至1958年1月，这三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再次合并，仍称埃及共产党，该党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壮大。
第二，对纳赛尔革命政权的立场不同导致埃共势力削弱。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革命初期，埃共持反对纳赛尔政权的立场，但同属左翼的最大的共产主义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却支持政变。“民族解放运动”融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组成广泛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充当了埃及民族解放进程的中坚力量。该组织最初主要将精力放在动员和组织学生与工人运动，号召由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等组成统一的民族阵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对纳赛尔革命政权的立场不同，导致埃共在国内的左翼派别中遭到严重孤立和边缘化。此外，“民族解放运动”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自由军官组织长期保持密切关系，而埃共的反对立场遭到纳赛尔政府的报复，比如海密斯和贝格林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处决，导致该党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升级，双方加大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控制。纳赛尔认清了美国不可能给予埃及实质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后，转而倒向苏联。埃苏关系的回暖促进了纳赛尔政权与埃共的关系改善，允许共产党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埃共随即转而拥护支持纳赛尔政权。
第三，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导致埃共瓦解。埃共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面临着王权势力、英国殖民主义和国内民族主义等主要政治力量施加的压力。1959年纳赛尔政府实施党禁，对埃及共产主义组织进行了严酷镇压，导致埃共的发展几近停滞。1962年，纳赛尔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创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埃及推行社会主义。纳赛尔政权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和民族工业的优先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纳赛尔所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同共产党虽然在理论、性质、纲领上不无相似之处，但正如纳赛尔本人1962年5月在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所强调指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宗教信仰、阶级、土地私有化、私有制和暴力革命这五点上存在着根本区别，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1963年7月，纳赛尔呼吁共产党人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埃共内部针对纳赛尔推行的民主合作社会主义模式产生分歧，党内部分高层领导人主张支持纳赛尔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共产党人的使命是融入纳赛尔社会主义组织。但纳赛尔政权的真实意图是充分利用埃共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力，进而巩固自身的权利地位。在纳赛尔政府不断施压下和党内分歧严重的背景下，1965年埃共最终宣布自行解散。
（三）重建与振兴阶段（1975年——）
从1965年至1975年十年间，埃及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休眠期。1970年纳赛尔总统去世后，埃及国内断断续续出现了三次回归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潮，第一次是通过发动埃及学术机构参与社会公共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由于反对执政党的立场，没有取得成功；第二次是由旧共产党卫队发起的回归共产主义运动；第三次是出现在大学生中的新的武装革命者，但都遭到埃及政府的镇压而被迫解散。1975年，时任总统萨达特开放党禁。同年 7月，埃及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发表《政治纲领》，宣告重建党组织，发行了刊物《胜利》。1976年5月，埃共发表了《埃及共产党关于废除萨达特埃及-苏联友好条约》的宣言，指出埃及即将摆脱苏联的束缚，走上一个自主发展的道路。1977年末，埃共谴责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号召反对萨达特政权所推行的向以色列投降政策。1978年6-7月，埃共政治活动家聚集起来，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拯救埃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动员人民群众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结束引起通货膨胀、恶性消费以及导致当地工业发展停滞的开放政策。1980年初，埃及共产党同纳赛尔主义者、宗教界和反对派人士成立了爱国阵线，进行反政府活动。同年9月，埃共在国内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1981-2011年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共被禁止参加议会选举，这一时期该党的力量一直很弱小，且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领导成员大多流亡国外。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埃共在这种有利国内政治环境下发表声明表示该党重新公开活动。这一时期埃共重视党际交往，不仅与埃及国内的进步政党建立紧密合作，还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和社会力量加强合作。2011年5月10日，埃共和四个埃及左翼团体(革命社会党、人民民主联盟党、埃及社会党、工人民主党)组成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参加议会选举，尽管得票率不高，但得到工人和农民的大力支持。此外，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埃共积极寻求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尤其重视各领域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2017年12月1日，埃共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其现任主席萨利赫·阿德利发表了演讲，对中国当前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接触和交流。
二、埃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埃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注重埃及本国特点，尊重人民和民族革命历史传统，积极探索符合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
第一，埃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埃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先锋队。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则，强调遵循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发展规律，注重埃及本国国情实际，尊重埃及人民和民族革命的历史传统，努力根据本国的情况和历史与民族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认识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该党成立之初就提出其基本纲领包括争取埃及的独立、英军撤出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实行8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自由结社、制定劳动保护法、土地改革和解放妇女等。该党的最终目标是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第二，埃共积极探索适合埃及国情的发展道路。政治方面，该党主张“把本国从反革命的魔爪中拯救出来”；实施宪法改革，选举产生制宪大会，由它制定一部真正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强调民族民主阵线特点的“民主宪法”，建立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和国家领导人，并限制总统任期不超过两任，限制总统的绝对权力；实现权力相互制衡，在最高司法委员会监督下实施公平的议会选举；政党自由，承认埃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合法地位。经济方面，该党主张在埃及建立独立、发达的民族经济。主张要实行全面的国民计划，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公正分配国民收入；实现工人对生产部门的监督；进行全面、彻底的土地改革，以满足人民大众基本需求为基础，普及合作社和集体农场，通过小麦，棉花，玉米和谷物等农作物的纵横扩展，使国营农场成为最有效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实现农业自给自足发展。社会方面，废除当前对国家财富挥霍性垄断权利，实现合理的治理方式和社会进步；终止紧急状态法，终止所有限制公众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实现社会生活民主化，修改当局的大政方针，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优先地位，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发挥工会运动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第三，埃共致力于建立反帝反殖民统一战线。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受这一重大策略转变的影响，埃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制定了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通过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斗争方式，开展群众性的反帝反殖斗争。由于策略上的调整，埃及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和反英斗争，并在这一策略的具体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
二战结束以来，从埃共的政治纲领和声明宣言中可以看出，该党更加注重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审视国内外重大问题，比如在巴勒斯坦问题、《戴维营协议》和中东局势等方面，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主张加强和世界人民以及亚、非、拉反帝和争取自决的解放力量之间的积极合作。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军备竞赛，争取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合作和战略同盟。在不结盟运动、亚非团结大会以及其他反帝国际机构和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对埃及签订的《戴维营协定》，反对美国在埃及从事军事活动，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侵略扩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反对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政策等。
三、埃及共产党在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政治主张
埃共根据国际、地区和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
一是关于当前中东形势的分析。埃共认为，苏东剧变后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矛盾丛生、冲突加剧和发展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不断制造新的国际热点问题，加速摧毁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军队机构，为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利益服务，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实现对中东地区的全面控制。在实施霸权主义的图谋中，美国长期借助中东强人威权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极端势力建立紧密关系，干预介入中东国家内部事务，引发中东地区宗派矛盾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如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国绵延不绝的内战等。该党认为，在这一形势下实现各种形式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努力争取世界各民族民主力量的支持，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埃共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民族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核心问题。该党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反对美国迁馆耶路撒冷和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固有领土，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民族国家，尊重巴勒斯坦难民回国及其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三是关于埃及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埃共认为，埃及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革命进步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革命进步力量包括工人、农民、职员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民族民主力量，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与和平稳定。该党认为，2011年的“1·25”革命和2013年的“6·30”革命是埃及人民为实现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的进步运动，这两次革命具有反对依附、专制、压迫、剥削和腐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该党指出反革命力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以及以宗教为外衣的恐怖主义和代表腐败专制势力的穆巴拉克独裁政权的残余势力，这是埃及人民当前面临的主要敌人。恐怖主义是埃及人民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恐怖主义引起的教派冲突、地区动荡等影响已经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严重威胁到埃及、阿拉伯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该党坚决支持埃及人民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认为只有在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治理，采取全民动员的举措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和根源。
四是关于对埃及塞西政府的态度。在外交方面，该党支持塞西政权采取的平衡多元外交政策，支持埃及摆脱对美国的长期依赖，主张积极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经贸和军事合作，主张埃及政府应加大对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危机的政治斡旋，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国家的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分裂国家行径，反对一切形式外国干预，从而恢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该党支持塞西政府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积极推进与尼罗河沿岸国家就尼罗河水权问题签订协议，妥善合理解决与埃塞俄比亚在复兴大坝修建问题产生的分歧，确保埃及水资源生命线的安全。
在内政方面，埃共认为塞西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乏善可陈，民主政治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塞西掌权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公民自由和违背宪法的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未能有效实施，没有完全追究穆巴拉克政权犯下的罪行；新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对埃及国内外政策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埃磅贬值，大宗产品价格飙升等；埃共反对现有的《劳动法》、《工会法》以及新的《投资法》，认为这些法律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举措，新政权未能改变经济政策的剥削本质，对攫取人民财富的腐败行为未能有效治理，人民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埃及共产党的发展前景
2011年“1·25”革命后，埃共重新公开活动，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政治和组织基础，目前很难担当起社会发展排头兵的角色。主要原因：一是埃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地下活动，导致该党的党员人数较少，力量比较分散，阶级基础薄弱的发展现状；二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埃共目前不具备将其理论纲领和政治目标付诸实践的能力，这阻碍了该党主张通过以议会选举和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埃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政治诉求；三是埃共内部纷争和分化组合频繁，党组织结构涣散，缺乏下层基层组织，同时外部又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实质性支持，导致该党的政治影响力较弱。
虽然埃共在历史上未能实现真正掌权，但是该党对埃及政治社会发展进程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13年“6·30”革命后，埃共总书记萨利赫·阿德利提出革命的第一任务是应颁布一部真正为广大社会阶层公民服务的民主宪法，强调人权、妇女权利和社会经济等权利，从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合理。他指出政府不应干涉自由组织工会、政党和社团等合法的社会组织，反对以宗教或宗教派系组建政党，反对宗教绑架政治。应对社会发展，他提出政府应制定一个综合全面的社会发展计划，鼓励生产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规定与物价相关的最低和最高工资，废除小额债务调整预算，增加医疗和教育开支，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对富人增加税收，收回被私营企业化的公共财富，惩治腐败等行为。该党提出对内进行劳动立法和农业土地改革，对外实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政治诉求，不仅促进了埃及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而且也对埃及政府的施政纲领产生了作用。
当前，埃共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协调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从而缔造统一战线。埃共积极与国内其他左翼政党联盟，努力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为党补充新鲜血液，在理论纲领上不断合理完善，在政策目标上趋向于务实创新，在实践过程中结合埃及社会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本土化”，积极探索更加符合埃及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埃及共产党中东地区共产主义运动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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