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部矶雄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之父”，在日本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就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体系，起草了《社会民主党宣言书》并在早稻田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代社会主义青年。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受社会福音运动和伊利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造成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安部矶雄坚持议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在日本政党政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其社会主义实践屡遭挫折。最终，在日本天皇制国家观和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安部矶雄将“举国一致”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为法西斯主义辩护，在客观上成为了战争的协助者。安部矶雄的思想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通过研究安部矶雄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转向，可以了解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且被法西斯主义埋没的原因。
【关键词】 日本；社会主义；安部矶雄；改良主义
一、安部矶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安部矶雄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之一，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之父”。他于1880年进入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在学习期间开始关注日本的社会问题。安部矶雄关注社会问题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并很快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给日本带来了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繁荣，也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严重的贫富差距。如何消除社会对立，实现财富共享，构建和谐的社会成为了时代的焦点问题。其次，安部矶雄出身于日本黑田藩（福冈）下级武士家庭，在生活中经常接触、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农民，这促使他开始考虑“劳动者的未来”。最后，安部矶雄笃信基督教，基督教思想本身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最初，安部矶雄希望借助基督教的思想和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在深入研究宗教经典之后，安部矶雄逐渐意识到：“基督教虽然可以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却无法带来物质方面的幸福。精神方面得到解决，自然物质方面也可以解决，这种说法绝不是事实。”
基督教无法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认识使得安部矶雄的宗教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基督教者认为灵魂救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但安部矶雄认为：“灵魂的救济也许是第一要义，但也绝不能轻视物质的救济。”这种转向使他开始寻找“物质的救济法”，并开始靠近自由主义神学。1897年，安部矶雄发表了《阿尔布雷克特·里奇尔的生涯及其神学》一文，主张应用科学方法对基督教教义和教理进行批判性研究，排除基督教中形而上学的部分，重视宗教实践。换言之，比起宗教的形式，安部矶雄更重视能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与理论。安部矶雄退出了传统教会公理会，转而加入了自由主义神学的里奇尔派教会。
安部矶雄接受自由主义神学为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做好了准备。在欧洲，很多传统教会都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安部矶雄反对传统教会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基督教者应当学习的理论，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最能体现基督精神中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他笃信里奇尔派，承认耶稣的人性否定其神性，这意味着基督教与个人赎罪相关的教义毫无意义，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自我救济而是社会救济，其变成了没有救济论的理性的宗教，或社会的改革教。在安部矶雄看来，耶稣的教诲的实质是团结劳动者，一起改造当下社会。1897年，安部矶雄在《基督教会组织变更的时机》一文中批判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教会：“宗教家成为了一种官吏，因为经常受到政府的保护，因此他们时常为政府辩护，成为了政府的伙伴。政府企图摧毁社会党，教会也极力协助，这是何等的荒唐。祖师基督经常是贫弱之友，同情弱者。但是以他之名建立的教会，却已经成了富人的伙伴，政府的支持者。究其原因，他们这些宗教家已经无意识地被收买了。”1899年12月24日，安部矶雄又在题为《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基督》的演讲中强调，基督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无论是在劳动主义、平民主义还是非战论上都保持高度一致，且耶稣也出身于劳动阶级，因此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者理应尊敬基督，基督信徒也应该了解社会主义。德国的基督教徒成为政府的爪牙敌视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常常敌视、攻击基督教会，这是一种奇观，绝不能以此判定二者的性质水火不容。究其原因，德国宗教的迷信和仪式最多，徒留基督教的形骸而失去了精神，所以他们看不到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基督。”可见，安部矶雄认为基督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精神，为实现对基督的信仰，就必须践行社会主义。
1891年，安部矶雄在外国传教士罗兰及友人的帮助下，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德福特神学院留学，接触到了美国福音派倡导的“社会福音运动”。参与社会福音运动的基督教团体希望在现世实现理想之国，倡导社会改革。在此潮流的影响下，美国许多教会都开始积极从事针对社会问题的慈善事业及社会改良活动。哈德福特神学院的毕业生布利斯（William Porter Bliss）就于1889年在波士顿创办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协会”，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包含在基督教的目标之内，应该将产业组织、经济组织中存在的竞争的原理改为社会主义的友爱关系。受此影响，安部矶雄积极利用假期时间考察美国的各种社会改良事业。1893年安部矶雄在纽约考察之后认为，社会事业虽然能够暂时缓解贫困等问题，但很难帮助底层民众彻底摆脱困境：“纽约有超过一千个社会事业，而伦敦社会事业的数量又远远超过纽约。社会事业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由此可知，靠社会事业杜绝社会的贫困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当时贝拉米的社会主义小说《Looking Backward》（1888）非常流行，通过阅读这本小说，安部矶雄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根本缺陷，社会事业虽能缓解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无法治本。“现代社会如同拉车上坡，多数人留着汗拼命地拉车，而少数人坐在车上，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负担，饮食谈笑自若。更不可思议的是，车若经过颠簸的路就会震动，车上的人会掉下来，一直拉车的人也会趁着混乱跳上车。这些人一旦上车就忘记了之前受过的苦，冷颜谈笑。如果拉车的人被石头绊倒受了伤，车上的人就时不时地将创伤膏和绷带扔给他们……只要社会还分为乘车的人和拉车的人，就没有办法杜绝贫困。”“虽然不应该轻视社会事业，但是依靠这个解决贫困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经济包含着贫困产生的必然因素，如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么贫困问题就可以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安部矶雄确信，只有重塑整个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此时，安部矶雄彻底完成了从基督教徒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化，回到日本后，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极力宣传、推广社会主义思想。
二、安部矶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在安部矶雄开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正在日本遭受非难和中伤。山路爱山在《现时社会问题及社会主义者》中提到：“社会主义、社会问题逐渐被世人关注。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东京有新闻评论称，应当在万恶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对其加以遏制。”田岛锦治也回忆：“当时我们讲社会问题，世人多以为这是无用的言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研究者不是迂腐的人就是过激的人。”
在此背景之下，安部矶 雄深感为社会主义正名的重要性，不断撰写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及理论的文章。1895年，安部矶雄在《国民之友》的第248号上发表了《欧美的社会问题》，这是《国民之友》当年唯一的一篇和社会主义相关的社论。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为了改造社会，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组织工人运动，一方面要推动普选的实现；第二，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安部矶雄关于公有化的理论源自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伊利（Richard Theodore Ely）：“近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电信、铁道、运河、电灯、瓦斯事业、水道等一切具有垄断性质的事业都应该实现公有化，美国经济学者伊利在其近著《社会主义》中就详细论述了此点。”
安部矶雄所说的《社会主义》一书，即《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其在1894年出版，正是安部矶雄在哈德福特神学院留学期间。毫无疑问，他是日本最早阅读并推广此书的人之一。伊利的经济学对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基督教让安部矶雄拥有了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精神修养，那么伊利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则给了安部矶雄理论上的指导。1897年，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有很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加入，如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据山路爱山回忆，其中，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最为扎实。深厚的经济学、社会学基础，为安部矶雄全面且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1901年安部矶雄发表了专著《社会问题解释法》，开始系统介绍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安部矶雄认同社会问题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近代平等主义精神值得肯定，但资本主义只注重政治平等，无视经济不平等。法国大革命推进了政治平等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只要消除政治上不平等，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免于君主压迫的人民又被资本家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经济不平等与道德平等、政治平等倒行逆施，是各项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安部矶雄认为贫困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我认为社会问题研究的重点在于消除人类社会的贫困，消灭贫富差距。站在此立场进行研究时，偶尔会涉及经济问题和劳动问题，但其归着点在于贫民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特别是自由竞争造成的垄断。劳动者发明机械，原本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成果，能提高社会的总体收益，是一种进步。然而机械生产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者变成了机械的奴隶。标准化大生产让劳动者的不可替代性大大降低，劳动者工资低。再加上经济危机、都市膨胀，贫困在劳动者的生活中如影随形。
基于以上认识，安部矶雄对社会问题给出了五种解决方法，按照实现的难易程度依次是：慈善事业，教育事业，自助事业，国家事业和根本改革。其中，较为重要的社会改良方案包括自助事业和国家事业。自助事业特指贫困者不依靠他人的帮助，自主解决贫困问题，如自发组成劳动工会、消费工会和信用工会等；国家事业特指国家用公费经营的事业，如义务教育、救贫法、疾病伤残养老保险等。安部矶雄强调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完善各项福利制度，“国家不仅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自由，还应当如父母祈祷孩子的安宁幸福一样，为人民的福祉尽力，这才是近世文明的思想”。“有些人认为，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会侵害个人自由，这种看法存在很大的谬误。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依靠政府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因为个人的懒惰和罪恶产生的贫困虽然应该用道德的力量去救助，但是治疗社会组织与生俱来的贫困则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
在五种方法中，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解决法是“根本改革”，即社会主义革命。在安部矶 雄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远目标，在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前，必须通过社会改良来缓和当前社会矛盾。但社会改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将劳动者从贫困中拯救出来：“贫困这种疾病是与现代社会结构相伴而成的顽疾，单凭在外部贴膏药或口服药这些姑息手段是无法治愈的，必须要尝试外科手术这种激烈的、根本性的疗法。在维持现有社会组织的前提下试图消灭贫困，正如服药这种无法根治疾病的保守治疗……（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根本性的革命，即深查社会的病根，进行大的治疗。”“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是一切生产机构的国有化，国家每年生产的财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资本、制造所、交通机关、土地等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每个人都完成各自的劳动，获得平等的收入。”
1921年安部矶雄出版了《社会问题概论》。与《社会问题解释法》相比，该书的资料更丰富，论述更完善，但基本结构和核心思想与之相同，是《社会问题解释法》的扩展。安部矶雄在该书中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更加完善，指出社会主义既能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又能使国民具备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现在的社会是根据自由竞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竞争主义和道德需要的利他主义难以共存。站在自由竞争的立场，每个人当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先。虽然有一些人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战胜利己的诱惑。自由竞争主义自然会同化人类使其倾向于利己主义。”“道德的改善虽然需要个人的努力、教育和修养，但如果社会组织发生改变，利己和利他取得一致，那么国民自然会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社会问题解释法》和《社会问题概论》基本上是安部矶雄社会主义思想的总结，标志着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随着日本大正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安部矶雄基本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安部矶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较复杂，包括马克思主义、费迪南德·拉萨尔的政治运动和奥古斯特·倍倍 尔领导的政党以及“否认当前社会组织，提倡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德国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形成了多重流派。安部矶雄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思想属于某一种流派，而是基于日本的社会体制来进行思考和实践。因此，当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之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向。
三、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向
1906年，片山潜、堺利彦、西川光二郎和幸德秋水等平民社人在西园寺内阁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组建了日本第一个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日本社会党。该党没有宣言书，但党则的第一条就规定：“循国法之范围而主张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受到了费边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主张采取议会斗争的方式进行变革。
同年6月，情况发生变化。幸德秋水离美归国，在社会党的欢迎式上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演说，使社会党内思想发生了分裂。他指出，日本国情与德国相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增大，日本的社会党受此鼓舞也采取议会政策，以实现普选为第一事业不足为怪。但拥有三百五十万投票、九十名议员的德国社会党，依旧改变不了德国政府武断专制、社会腐朽堕落的事实。德国的情况表明，依靠议会和中产阶级无法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未来的革命必须依靠劳动阶级的直接行动。其思想变动在《我的思想变化》中表现得更明确：“以开设国会、占有议会多数为目标的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就会变得腐败。如果社会党也沉迷于获得大量的投票、占领多数的议席这种世俗势力，并以此为第一事业，其前途可以说非常危险，自由党的教训就在眼前。”他认为，日本议会和德国议会一样，在“皇帝宰相”面前非常无力，就算实现了普选，社会党壮大了实力，也会在皇权、藩阀的限制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社会党内爆发了“直接行动论”和“议会政策论”的争论以至于分裂。
1907年2月17日，日本社会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议会政策派和直接行动派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为代表的直接行动派取得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安部矶雄与幸德秋水等人理念不合，反对暴力革命，坚持通过议会选举等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此退出了社会党活动，与坚持“直接行动”和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堺利彦在1914年发表了《大杉君和我》，声称安部矶雄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友爱会的久留弘三在1918年3月发表的《我国现时的社会思想诸相》中直接将安部矶雄归类为“社会政策学会的伙伴”，也就是社会改良主义者。
安部矶雄思想的第一个转向是彻底否定暴力革命，选择议会主义。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安部矶雄是非常坚定的“议会政策论”者。他在《社会问题概论》中介绍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后指出：“从社会全体的立场，或是劳动阶级的立场来看，采用合法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是最上策。”1925年11月，安部矶雄发表了《死去的政党与诞生的政党》，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依靠议会活动。他对普选和议会的看法与堺利彦等人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堺利彦在1917年发表的《火之见台》中指出：“我相信普选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当今的超然政党，然后生成资本家党与平民党的新的对立。”换言之，堺利彦意识到了议会路线的局限性，而安部矶雄则坚信普选和议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因反对暴力革命，加上1910年爆发的大逆事件，安部矶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离社会主义运动，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普及。
安部矶雄放弃暴力革命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首先，安部矶雄是大学教授，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他虽然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但和底层劳动人民有一定距离，也不曾位于劳动运动的前线。他在1921年发表了《望劳动者确立道路》一文，反对劳资对立，希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生产率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不主张工人有过激的行为，认为罢工是一种武器，一旦被滥用，伤敌伤己的同时，还易误伤他人；其次，安部矶雄将议会视为绝对正确、唯一的手段。虽然他在其社会主义思想中没有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指出“社会主义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博爱主义”。但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文明、和平的手段，如文章、演说、议会等，堂堂正正地改造社会”。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有广大群众作为基础，可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投票。他对议会政治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在使用和平手段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情况下，就不需要采取暴力革命。安部矶雄严格地区分了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和政治上的共产主义，对前者表示宽容，对后者表示反对。他虽然有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但在共产主义路线和议会主义路线无法调和时，他更倾向于将共产主义势力排除在无产阶级政党之外。
在议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实践屡遭挫折。当时日本还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政党政治，所以议会主义路线并不适合日本国情。1925年3月，日本议会正式通过了普通选举法。此后，安部矶雄开始全力策划议会活动，考虑将社会主义各方势力集结起来，组成唯一的“无产者政党”。1924年，以“促进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组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预备团体——政治研究会成立。然而，在1925年 4月的会议上，日本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再次针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问题产生了对立。在两派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以高桥龟吉为代表的右派退出研究会，其余左派在12月成立了农民劳动党，但当日便被日本政府禁止、解散。1926年1月议会政策派与安部矶雄等人协商，共同成立了独立劳动协会，11月4日，安部矶 雄、吉野作造、堀江归一共同发表了“三教授声明书”，准备建立以普选为前提、以民众为基础的新政党。日本劳动总同盟和独立劳动协会对此表示赞成，于11月20日召开了“新政党组织促进协议会”，对新政党的纲领、政策、安部矶雄提出的党组织案进行了审议。在安部矶雄看来，日本实现了普选，证明形势还没有紧张到必须采取“直接行动”的程度，因此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抛弃“革命主义”，走“议会主义”的路线。新政党应以知识阶层为中心，其组织形式要与选举制度相匹配，设立地方政党和中央政党，以便赢取地方选票。
1926年12月5日，社会民众党的建党仪式在东京举行，安部矶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长，成为党首。1928年2月10日，日本开始第一次普选，安部矶雄作为社会民众党的委员长当选议员，同时当选的还有另外7名无产阶级政党成员。此次普选的结果给了安部矶雄很大的信心，他认为议会主义政策可以在社会民主主义派的领导下取得成功。但事情并未按照他所期望的目标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劳动运动不断地出现法西斯化倾向，社会民众党也产生了分裂。在1932年1月19日、20日持续两天的民众党大会上，国家社会主义势力取得了党内优势。在4月15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主张社会民众党立刻解散并组建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派和强调以“三反”纲领（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为基准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法西斯派退出民众党成立了国家社会党，而安部矶雄等人则与全国劳农大众党一起成立了社会大众党，其党纲也变成了保障劳动者生活权，推翻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等带有劳动党色彩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以“忠君爱国”为旗号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各阶层蔓延，法西斯氛围日益浓厚。1932年5月26日，日本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发布了《国防的本意及强化国防的提倡》，主张以国防为最高价值，铲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思想，日本的政党政治遭到破坏。
在此情况下，安部矶雄的思想再次发生了转向。首先，他放弃了政党政治的立场，开始积极地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论”。1933年11月他发表了《忠君爱国的意义》，并于1934年11月出版了《我的忠君爱国观》一书。他肯定了“为天皇尽忠”思想的正确性，并指出：“忠君爱国的精神古往今来没有变化，但其表现形式有很多变迁。”法律是天皇陛下的意志，同时也是国家的意志，因此遵守法律才是真正的忠君爱国。在他看来，日本法西斯思想的蔓延和军部独裁政治的出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忠君爱国即遵守法律”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贯彻到底，导致政府和官僚可以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亵渎法律，将“精神和动机”作为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无形中将法西斯体系合理化。第二，日本的政党将党派利益和金钱权势置于国家之上，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利益就不应顾虑政党的立场，甚至应该放弃政党的立场。
其次，安部矶雄基于“国家利益”回避讨论侵略战争的性质。日俄战争期间，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坚持反战的立场，指出“维护国家利益”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正如世人将盗窃、掠夺视为罪恶……我们不认同侠义的盗贼，也不承认所谓正义的战争。可以通过战争维护自己的权利，若这种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盗窃和掠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论来辩护。”“社会主义者以争战为非理。主要原因在于，争战之局无论胜败常增劳工之痛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安部矶雄回避了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虽然他对军部独裁提出了批判，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没有明确的立场。
安部矶雄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提出过任何质疑，认为国体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存在。“我当时作为代议士参加了天皇陛下即位仪式的庆典，得到了一个金杯作为纪念品……我从天皇陛下那里得到的只有金杯吗？难道选举权不是天皇陛下赐予我们的吗？事实上我认为选举权是比金杯还要重要的东西。”“我们经常被问道，社会民众党对国体究竟抱有何种态度。我党在纲领政策上不曾论及国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国体存有异议。不让国体问题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才是真正地尊重国体。虽然我们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标，但我们对国体没有任何异议。推翻金权政治和国体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国体是超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存在。”可以看出，安部矶雄和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众党，完全回避讨论任何与国体相关的问题。他对天皇制国家无条件的信任，最终使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战争的协助者。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安部矶 雄为首的社会大众党应近卫文麿内阁的要求，表达了“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的圣战”的立场。紧接着大众党在11月的年度大会上，对党的纲领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放弃了阶级政党的立场，对皇军官兵表示感谢。在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下，安部矶雄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非常模糊。1939年7月，他发表了《遵法的精神》强调：“战时按照命令行事是忠君爱国之道”。在1940年发表的《国民的三大义务》一文中，他再次提到，国民的义务包括征兵、纳税和选举。其中征兵是第一位，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履行征兵的义务为国效力。被免除兵役的人应该交纳兵役免除税，用以救济军人遗属。值得注意的是，安部矶雄在此前发表的《立宪政治与总选举》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三大义务，但把重点放在纳税和选举上，几乎没有论及征兵。这种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过去持反战立场支持和平主义的安部矶雄在侵华战争中开始支持日本政府的活动。他对“举国一致”体制表示赞同：“战争一面是悲惨的，但是从另一面来说我们也应该深入地思考战争带来的教训。如今全体国民有举国一致之心，希望这在战后也能延续。”
1937年10月，日本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在国内实施战时统制经济，安部矶雄发表了《关于国民总动员》一文对此表示支持。在军部独裁，议会政治彻底失败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法西斯主义体制，希望能通过统制经济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并认为统制经济能解决劳动者就业的问题。然而，随着军部不断加强经济统制，国内中小工商业者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大量失业者。面对这种情况，他依然认为法西斯战时统制下的“公定价格制度”可以保障大多数国民的生活。1939年1月22日，安部矶雄作为社会大众党党首在议会上质问平沼内阁，要求政府实施更为彻底的统制经济：“我们认为，现在的统制经济有很多缺陷，给国民带来很多困扰。这不是统制经济的罪，是统制经济不彻底引发的”。直到1940年9月，他先后几次发表了深化统制经济的言论，要求国家完全统制生产、配给和价格，甚至在1940年发表的《统制与自由》一文中对德国纳粹体制下的“国民社会主义经济”表示赞赏。这种幻想很快破灭，1940年12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在宣布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的同时将其主导权交给了财阀。国家最终保障的不是民众的利益，而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安部矶雄为此深受打击，自此之后很少提及统制经济。1940年2月，安部矶雄对斋藤隆夫的反战演说表示支持，然而事态的发展已无可挽回，1940年三国同盟缔结，1941年德苏开战，7月美国对日资产冻结，日本的经济和国民生活最终因发动战争而走向崩溃。
安部矶雄作为社会主义者，一直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议会政策的路线最终失败。虽然他始终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造成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他始终未能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其社会主义实践屡遭挫折，成立的政党和组织或因路线不同而分裂，或因政府取缔而解散。日本的政党政治受制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后被法西斯主义终结，想通过议会选举来实现社会主义自然会遭遇失败。安部矶雄始终没有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提出任何质疑，在军国主义盛行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甚至将“举国一致”和统制经济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为法西斯主义辩护，客观上成为了战争的协助者。从此角度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转向，被法西斯主义埋没似乎是一种必然。安部矶雄思想的转向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通过研究其思想与转向，可了解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及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为何无法阻止国家走向法西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