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党国际的立基之本。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型，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也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从重建时“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观”到冷战结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民主观”再到金融危机以来“进步主义民主观”的转变。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民主价值观的分歧成为组织分裂的意识形态原因，以西欧社会党为主体的成员党另立“进步联盟”。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推动民主观向“进步主义”转变，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出发，考察社会党国际成立七十余年民主观的转变有利于理清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转型的历史脉络，加深对世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认知。

【关键词】社会党国际；民主观；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进步主义

社会党国际成立七十余年来，始终把“民主”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其民主观的转变反映了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型发展。总体来看，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可以概括为三个“第三条道路”：1951年成立至冷战结束，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民主观；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又发展出介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民主观，在意识形态光谱上逐步向右偏移，呈现出由左翼到中左翼再到中间化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中间化”道路的民主观遭受冲击，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对民主认识的分歧成为组织分裂的意识形态原因。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回调，将“进步主义”理念融入民主观，力求发展出介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之间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观，重新恢复由于现代化转型而丢失的“社会主义”特色，突出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一、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确立与初步发展

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在社会民主主义中始终处于比它的任何一个主要目标更加优先的地位”。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二战结束的近一百年间，伴随着国家观的转变，社会民主主义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认同，成为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历史起点。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首次系统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并将之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四大民主”，“民主”成为社会党国际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在此后的发展中，伴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社会党国际在实践中逐步拓展“四大民主”的内涵。

（一）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认同是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历史起点

从思想渊源看，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民主观念。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所许诺的民主、平等、自由并没有实现。为进一步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部分小资产阶级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由此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19世纪30-40年代在法国出现了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联合的社会民主派。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口号被首次提出。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相继诞生，成为实现民主主义的领导力量。19世纪末，随着工人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德国、瑞典、英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资产阶级政府，争取民主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工人待遇的改善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变，工人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逐步发展。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提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转向改良道路，实现了第一次理论转型。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中右派把民主问题置于首位，赋予“民主”手段和目的双重属性，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在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合法渐进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十月革命的爆发加深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右翼在谴责暴力革命的同时更加拥护议会民主制。1919年2月，部分右翼社会党人成立的伯尔尼国际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和平》的决议中“号召各国工人力求用民主的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而政治变革则应在此范围内进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自由民主大撤退的20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苏联的“大清洗”坚定了社会党人拥护民主制度的决心。二战的胜利体现了民主战胜独裁的力量，使社会党人更加珍惜民主。总体来看，二战前社会党人的民主观具有制度替代的特征，即把民主当作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二战后，社会党人的民主观发生了变化，随着欧洲社会党上台执政，逐渐完成了政党与国家政权的融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开始抛弃制度替代，转而把对民主的追求建立在自由、公正、团结等伦理价值的基础上，致力于在议会民主框架内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把“民主”这一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医治”资本主义的药方，成为服务和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四大民主”奠定了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基本框架

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大会通过的原则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首次系统阐释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党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体现了自第二国际破产以来主张改良的一翼进行长期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的初步成果。由于放弃制度替代、追求伦理价值，放弃马克思主义、坚持指导思想多元化，《法兰克福宣言》的发表也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第二次理论转型的标志。在此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所取代。在冷战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主要是针对苏联“专政”的社会主义，突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在社会党国际看来，“民主”成为区别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他们所要建立的是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四大民主”在内的全面的民主社会。这是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首次系统阐述，奠定了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基本框架。

所谓政治民主，是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实现民主参与，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使之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体现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认为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体现在，“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一个条件”。将人权作为民主的重要特征，提出为人权而斗争的口号。为了突出“民主”的重要性，社会党国际甚至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认为独裁制度是对民主的威胁，声援争取自由的斗争。所谓经济民主，主要是放弃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念，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限制私人资本的权力，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实行区别于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主张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提倡工人、工会及相关组织对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进行民主监督及参与管理，最终扩大个人自由，实现公共利益。所谓社会民主，主要是在“满足人类需要”的指导原则下分配生产成果，实现包括工作、医疗、休息权、失业保障、儿童和青年的福利、住房权等广泛的经济社会权利，消除歧视，保证人们享有自由、平等和发展的权利，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和精神世界，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发展。所谓国际民主，主要是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运动，“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国际主义，认为国际民主必须超越绝对民族主权的限制。倡导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民主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压迫，反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认为“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要求对世界财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

（三）社会党国际民主观内涵的拓展

《法兰克福宣言》把民主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根本价值，成为贯穿社会党国际发展的一条主线。在此后的发展中，社会党国际始终把民主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和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践中逐步拓展民主观的内涵。

在政治民主方面，一是实现了从追随美国到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社会党国际奉行追随美国的战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建立“西方民主共同体”，《法兰克福宣言》所确立的民主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冷战”色彩和地区局限。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的自主性增强，特别是随着“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开始放弃冷战立场，致力于推动裁军、缓和东西方关系。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以来，逐步改变“欧洲中心主义”，把实现国际化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把推广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作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手段。二是对民主制度的标准进行了界定。1971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指出，“人权（尤其是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免遭随意逮捕的自由，社会与经济公正的实现，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或性别而人人享有的平等权利，自由选举，独立于政府的司法制度和定居自由是真正的民主制的基础”。在向世界推广民主制的过程中，社会党国际虽然认识到民主在各国的实现具有差异性，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政治民主仍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仍然将西方的多党民主原则作为衡量标准。比如1976年，由于不符合所谓西方“民主”标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被逐出社会党国际。

在经济民主方面，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党国际对经济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一是把对跨国公司权力的监督纳入经济民主的范畴，指出“经济民主化的实现，必须包括通过国际立法和政府间协议对多国公司进行监督”，“朝着赢得某种对跨国公司权力的民主与社会监督权的目标共同努力”。二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与产品分配方面，“社会党人主张以最公开最民主的形式实行计划化”，“把经济民主看作是更公正地分配权力和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途径”。三是从全球经济发展出发提出“南北合作”思想。社会党国际在十三大以后开始关注南北问题，逐步形成了以团结互助为核心的南北合作思想，成为“经济民主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强调工人的“实质性参与”。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原则宣言指出，经济民主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国可以进行大胆试验，但其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不是简单地实行国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控制，而是实行工人本身及其团体对经济决策的实质性参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必须运用这一原则。

在社会民主方面，二战后欧洲社会党人上台执政，福利国家建设取得瞩目成就，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也在逐步完善。一是把社会民主作为民主观的落脚点，指出，“民主社会主义者懂得单纯政治民主制的弱点和短处。因此，社会党人要用经济民主和工业民主的新形式来补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民主。”二是把保障个人权利作为实现社会民主的基本内容。社会党国际1962年通过的《奥斯陆宣言》指出：“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宣布，我们深信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自由和民主自治是不能放弃的宝贵权利。”三是把福利国家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民主的主要形式，主张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平等。20世纪50-70年代，在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时期，社会民主党倡导的福利国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出现“滞胀”，福利国家模式也难以为继。由此可见，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社会民主始终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福利国家的成就也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在国际民主方面，社会党国际提出建立民主的世界社会，认为“消除国际不平等的努力将是向民主的世界社会前进的重要的一步”，“在共识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的民主世界，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了形成全球性政策格局，社会党国际开始关注欧洲以外的第三世界并通过了《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等文件，指出“废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意识的高涨表示欢迎，并将通过援助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实现独立和民主自治，呼吁各成员党“以各种适宜手段支持一切旨在争取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反殖运动”。但在实践中，社会党国际并未很好地履行“国际民主”，仅仅强调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却没有对殖民地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关心的政治独立、排除外来干涉和经济独立、摆脱外国资本剥削等问题作出回应，未能认识到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社会党国际中的西欧成员党，如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在执政时仍然从本国利益出发，屈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利益。

二、冷战后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转型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从“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转型，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发生了转变，开始了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右转”战略，以“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第三次理论转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低潮后的短暂复兴。此后，“中间化”战略的弊端逐步显现，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也陷入理论与实践困境。冷战的结束加快了全球化进程，面对挑战，社会党国际提出了民主的全球治理观。

（一）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因苏联模式的终结而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民主社会主义”也因此受到牵连。对此，社会民主党对理论名称问题展开了公开辩论。一派主张坚持沿用“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证实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另一派则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主张改为“社会民主主义”。1992年，社会党国际十九大通过的文件中不同程度地交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一争论的体现。德国社会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空洞的概念”，它所包含的乌托邦成分已经成了社会党的负担，“这个伟大的词汇已经用坏了”，在目前形势下，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不宜再使用了。作为概念，“‘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的民主主义’明确无误地把历史责任与民主和公正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结合起来，这是用任何其他方式都做不到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在目前同用‘社会主义’组成的一组概念相比，更不容易引起误会和错误的解释以及遭到滥用”。但社会主义遗产中还有许多东西将会保存下来，特别是对普遍民主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社会民主。迈尔的结论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社会民主主义“表示一种社会的民主的方案”，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其中与社会公正和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的思想”。此后，“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逐步成为社会党的共识。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从十九大开始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标志民主观发生转变。“民主主义”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社会”成为修饰词，表明其所要实现的是包含平等、公正、团结等社会政策目标的民主主义。政治概念的转换显示出社会党国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和更加务实的特征，尽管表面上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彻底清除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一词汇。总体来看，苏东剧变前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苏东剧变后，在两极格局坍塌的背景下，为了避免受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影响，通过转变理论名称划清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倒向了资本主义民主，逐渐形成了介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观。

（二）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真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

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政党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为社会党国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组织力量提供了历史机遇。1989年苏东局势动荡之际，社会党国际就开始对苏东国家发动和平演变，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原则宣言》指出，“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社会党国际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标志民主思想获得了巨大胜利，社会党国际则站在了民主思想的最前沿。1996年社会党国际二十大通的决议指出，“民主是我们策略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努力在各地建立民主的原因”。社会党国际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而鼓舞，积极推动世界各地的民主化进程。一是把政治民主简化为自由选举、代议制和多党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认为“代议制民主制的普遍性是社会党国际，也是所有民主主义政党的主要价值观”。通过发表声明、通过会议决议、派遣观察团指导选举等方式支援世界民主力量，给予民主人士超越党界和国界的支持。二是在推广民主制度的同时注重民主的巩固，认为“民主不能只是简单的通过投票箱的胜利来保证”。拉美的实践证明，“通过选举获得的立法权，必须同时用更高水平的政府管理、职责的履行和透明度才能得到保证和巩固”。社会党国际二十大就把“巩固民主”作为社会党国际九十年代后半期十项主要任务之首。三是把实行民主制度作为对外援助的前提条件，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援助必须与建立民主机构联系起来。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在二十大上指出，“我们应该使人们相信，是否愿意走民主道路的诚意已日益成为援助发展的前提”。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决议也指出，“对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没有政治领域和人权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持久的合作和真正的发展。承认各个国家的历史和各自的现状绝不意味着向人权的普遍性、民主原则、法治、结党自由、言论自由和废除独裁制度提出疑问”。

（三）推进民主观的右转，与资本主义民主趋同态势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工人阶级力量下降，中产阶级崛起，成为多党竞争中各政党争夺的对象。为赢得选举，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中间靠拢，“现代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转型的目标和方向。90年代中后期，以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继续右转，民主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互借鉴，世界政党格局呈现“中间化”趋势。新自由主义借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将其融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如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国家控制、税收的再分配和福利国家政策等。社会民主主义则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市场原则，淡化了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民主原则。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逐步推进民主观的右转，形成了“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观，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找平衡。一是否定新自由主义，社会党国际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在原教旨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把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混为一谈，宣称“民主”只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否认它们是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条件。因此，需要建立共担责任的新体系来加强民主，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监督和改良，促进经济变革民主化。二是否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重视市场作用，认为“没有市场就没有民主社会”，倡导既重视市场又注重社会公平的“社会市场模式”，认为政治的责任必须大于利润的优化，在促进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同时公共机关必须保证机会平等，在利用市场效益的同时必须注重人民利益，发展积极福利。三是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发展“社会民主模式”。社会党国际指出，“社会民主模式的定位就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在新千年的前夕，社会党国际寻求和支持一种平衡政策，即在给经济效益以必要关注的同时，又注重更公正社会所需要的自由，给所有人民更多的机会，争取精神和物质双增长。”

社会党国际的右转显示出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偏离。已经把带有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化实现转变为在个人与社会、权力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国家与市场、公正与效率等基本政治价值关系中寻求平衡，而且更多地或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后者，而这并非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政治价值系统，已经失去了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特色，变得“中间化”了。据此，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对选民而言也就失去了辨识度和吸引力。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开始呈现趋同态势，越来越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由此，社会党国际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其要反对的对象联系在一起，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高歌猛进，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的衰落而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迷惘。

（四）以“民主”为原则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民主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化促进了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在产生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对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从政治层面看，全球化增强了跨国公司、外汇市场和国际机构操纵者的权力，但却牺牲了民族国家、政府及选民的利益，侵蚀了政治民主。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全球化强调市场至上，对商品价值的重视超过了对人的重视，产生了一种对人的价值漠不关心的原始资本主义，侵蚀了社会民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社会党国际提出了民主的全球治理观。一是在政策重点上强调政治优先性。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通过的《巴黎宣言》指出，在政治上对全球化挑战做出反应是头等大事，主张通过重振政治的独立作用使之代表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公民所表达的公众利益。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的会议主题“政治的回归：为了公正负责的全球治理——实现人民对全球化的治理”突出强调了政治的作用。二是在治理目标上强调社会公正。社会党国际十九大《关于变化世界中社会民主的宣言》指出，市场经济下要关注社会公正，发展致力于改善人的状况的公益服务，通过加强国家的民主机构来构建以共担责任和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三是在治理方式上倡导民主治理。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系统阐释了“全球治理”思想，倡导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建立民主的世界社会。会议将“民主”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新的三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良政、透明和参与。在此后的实践中，形成了全球民主治理的半年度审查机制。四是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共治。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通过的《全球社会治理》倡议公民社会、政党、议会等多元治理主体根据民主原则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包括强化非政府组织、工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加强与左翼及其他民主政党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以在全球层面提供民主选择办法，提议将全球政治体系议会化、成立联合国议会大会等。

三、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党国际民主观的困境与调整

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遭受侵蚀，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展开了对民主理论的反思与讨论，形成了以西欧社会党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南欧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传统派”。对民主认识的分歧成为社会党国际分裂的意识形态原因。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对民主观进行了调整，出现了向“左”回调、向“进步主义”转变的趋势。

（一）社会党国际在西方民主衰落的背景下反思民主模式的转型

金融危机标志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本应给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带来机遇，因为社会民主党把规制市场作为政策目标，但金融危机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和调控手段缺乏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在右翼话语的引导下，很多民众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社会民主党扩大政府支出和福利国家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期采取“右转”战略的社会民主党深陷结构性危机，在政策空间缩小的背景下只能采取紧缩政策，而这又会损害底层群众的利益，社会民主党陷入两难境地，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遭受侵蚀。

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遭遇严重挑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良决定了其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所擅长的经济调控及再分配政策无法推行，经济和社会民主难以实现。二是“中间化”战略的负面影响。随着“第三条道路”的推行，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左翼特色和身份特征，主流政党趋同态势破坏了民主的代表性功能。传统左右翼政党向精英政治的转变使政党脱离民众，造成民众投票率降低，对民主机构和民主政体的信任度减少。社会民主党争取中产阶级的战略使其失去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中产阶级左右摇摆的态度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稳定的支持者，由此造成的选举困境限制了政治民主的实施。三是世界政党格局的变化。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加强，在多党制背景下，很难有政党能够单独组阁，社会民主党想要执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阵营的联合，但左翼阵营内部的绿党、激进左翼政党等分化严重。此外，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加剧了政党极化，分流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支持力量。民粹主义的兴起既是对西方民主失灵的反应和纠偏，也对西方民主政治形成了冲击。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翼政党在二战后建立和维持稳定的民主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中左翼政党的普遍衰落打破了这一平衡，政党政治的运转偏离了民主的本质。四是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党国际虽然倡导建立国际民主，但各成员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使命和作为国内工人阶级代表的本国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理念与政策的立足点。金融危机加大了全球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党在全球生产和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仍然存在，国际民主难以真正实现。

在西方民主衰退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理论反思。艾伯特基金会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欧洲民主制出现了危机，人们对民主制的信任感下降，出现了政治不确定感，民主的侵蚀成为社会民主党关注的话题。调查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要把扭转这种民主下滑的趋势以及让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实践层面，为走出民主困境，社会民主党提出了“革新”的口号。德国社会民主党2010年理事会通过的《党建创新十二条举措》指出：“自我革新是社会民主党未来几年的中心任务。”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突出左翼党特色。同年，《法国社会党革新纲领》指出：“对于左翼人士而言，只有为民主注入新的活力，治国理政才有意义。”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转型，丹麦前总理、欧洲社会党主席拉斯穆森指出，社会民主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世界正经历重大变革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民主需要采取“变革性进步政治”这一新的政策范式。

（二）成员党对民主观的分歧成为社会党国际分裂的意识形态原因

在对民主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社会党国际逐渐形成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发达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南欧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传统派”。“改革派”认为，社会党国际已经背离了民主价值观，变成了“不民主”的组织，因此主张对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进行全面革新，维护组织的民主性。面对改革呼声，社会党国际于2011年雅典理事会成立“社会党国际改革工作组”，开启了改革进程。但以西欧社会党为代表的成员党认为，社会党国际的改革没有取得成效。2013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西欧社会党联合部分社会党国际成员另立“进步联盟”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替代组织。由此，社会党国际分裂为以西欧社会党为主导的进步联盟和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导的社会党国际。总体来看，社会党国际和进步联盟民主价值观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政治民主观的分歧。首先，多党制是社会党国际政治民主的核心原则之一，但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推进，社会党国际放宽了成员准入资格，有些奉行一党制的非洲政党也加入了社会党国际，这与西欧社会党所坚持的民主原则发生了冲突。其次，推行民主的前提是上台执政。在多党竞争格局中，只有赢得选举才能将民主理念付诸实施并促进社会民主价值的实现。但社会党国际对政治民主的关注仍然局限于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全球热点地区推广和巩固自由民主制度，未能将竞选经验作为关键议题。金融危机以来，西欧社会党普遍面临选举困境，就竞选经验进行交流成为普遍诉求。进步联盟成立后通过《政治工作议程》指出，“除非我们的政党赢得选举并有机会承担政治责任，否则即使是最先进的理念也无法付诸实施”，并将关于竞选活动技巧和策略的讨论作为进步联盟的第二大支柱。

二是社会民主观的分歧。首先，从社会文化看，社会党国际认为在社会民主方面应继续坚持多元民主理念，给包括移民和少数群体在内的人民以广泛的民主权利。进步联盟则认为，在文化层面要坚持有限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拒绝带有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特征的多元主义。要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管理，呼吁全球所有国家承担起共同的责任而不仅限于欧洲国家。倡导使难民融入本国文化，以此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其次，从政策重点看，社会党国际更加重视政治民主，对社会和经济民主的重视度不够，而进步联盟则更加强调社会民主。进步联盟《政治工作议程》指出，“需要通过民主斗争来确保进步和社会正义”，并把“建设民主社会”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进步联盟2016年通过的《民主与社会正义》对社会民主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我们的民主概念不是中立的，而是一种社会民主”，“如果民主要公正和可持续，它就必须是‘社会的’”，社会民主的核心在于用平等的民主标准控制市场。

三是组织民主观的分歧。社会党国际把民主作为立基之本，但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管理官僚化、组织机制僵化等问题逐步显现，成员党对民主的要求和改革的呼声随之高涨。以西欧社会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党与数量占优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党在权力义务分配等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西欧社会党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发言权逐渐下降，认为一人一票这一简单的民主原则容易被滥用。对此，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对政党间国际合作形式展开了辩论。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二十四大首次将竞争性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引入领导层选举，帕潘德里欧和阿亚拉获得连任。然而，以西欧社会党为代表的成员党认为领导人的选举改革并未取得成效，核心领导层的固化降低了组织活力，因此，发展社会党国际的“替代组织”成为他们的选择。

（三）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民主观的调整与转变

社会党国际的分裂削弱了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西欧社会党的“出走”使社会党国际面临财政、组织和理论等方面的困境。对此，社会党国际在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以民主为导向进行改革，促进民主观向“进步主义”转变，其特点是重新强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身份特性和价值观，从“中间化”战略向“左”回调，力图在全球政治中发挥左翼领导者角色。与进步联盟所倡导的“进步主义”相比，更加突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特色。社会党国际官方网站将“进步政治——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作为组织介绍的标题，突出发展“进步政治”的目标。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指出：“当我们成功地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民主实践相匹配时，我们就看到了进步。”从“社会民主主义”向“进步主义”民主的转变，是社会党国际在金融危机以来的困境中进行理论转型的尝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进步的政治民主。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民主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社会党国际提出用“进步”的政治民主应对挑战。首先，提倡进步的民主观，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民主现象作斗争。呼吁为自由而战，反对独裁政权。推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避免新的威权主义。致力于恢复被民粹主义者、威权政治和宗教领袖破坏的民主价值观。其次，以民主制度捍卫进步民主。2014年日内瓦理事会通过的《民主宣言》重申了社会党国际对建立、发展、加强和保护民主的承诺，强调民主制度在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22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重申民主价值观是成员党集体政治行动的核心，巩固社会党国际作为加强民主制度和善政的场所。再次，注重发挥进步政党在争取民主中的作用，认为参与全球进步运动的政党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地拥护民主并充当民主进程的捍卫者，来推动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2018年日内瓦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克服世界民主挑战的宣言》指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作为社会民主政党，是由其对民主及其发展的基本承诺所界定的，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是各自国家民主的主要建筑师。

第二，进步的经济民主。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层面的制度难以规范全球层面的资本，金融市场由于其跨国性质逐步失去了监管和透明度。在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中，最富有的阶层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却付出了代价。为此，社会党国际提出重塑经济民主，为弱势群体发声。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主张构建社会、生态和民主价值相结合的全球市场。其次，将解决不平等问题视为经济民主的关键。认为不平等是破坏民主的关键挑战之一，将不平等问题作为关键议程，并于2014年成立不平等委员会，为底层民众和弱势国家的经济民主而奋斗。再次，提出使全球经济民主化的策略。一是倡导将民主规范纳入全球经济，规范超越国界的资本，终结金融投机；二是呼吁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并进行严格监督；三是认为经济民主需要团结合作，进步的经济政策需要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层面进行协调。

第三，进步的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资本的力量超越了国界，以往对劳资关系和社会契约的调整无法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随着金融危机后紧缩政策的推行，福利国家遭到破坏，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社会党国际向“左”回调，提倡进步的社会民主。首先，重新发现国家的作用。与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抵制不同，社会党国际倡导进步的替代方案，将福利国家视为摆脱危机的条件。社会党国际2022年理事会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国家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加强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才能克服危机，不让任何人掉队。其次，提倡公平、平等原则。社会党国际认为，从进步的角度来看，机会平等是民主的一部分，民主必须具有社会的内容，必须能够消除贫困、不公正和不平等。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党国际呼吁加强社会民主和疫苗公平分配，重申需要以社会民主的方式重建社会和保护民众。再次，捍卫多元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民主权利，认为不针对种族、民族出身、宗教信仰或性取向的歧视也是民主的内涵。比如，在妇女权利方面，认为赋予女性权利是争取民主斗争的关键，并于2017年纽约理事会决定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

第四，进步的国际民主。社会党国际在重塑进步民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超越国界的民主。一是主张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以维护和平。社会党国际认为民主政治秩序是世界和平得以维系的基础，主张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国际冲突，认为民主是恐怖主义的对立面，提出用民主捍卫和平的主张。二是提出全球治理的进步替代方案，提出使全球化民主化的新政策。帕潘德里欧指出，“我们今天的运动是一场使全球化人性化和民主化的运动”，“我们需要重塑民主，在人民之间建立更多的团结，并使全球化民主化，以应对我们社会中和我们社会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三是倡导国际机构民主化，主张在全球层面建立更加民主的联合国系统，发挥联合国在构建国际民主秩序中的作用。提出民主的代议制原则需要超越国界，以便在面对环境、移民等超国家问题时建立真正的决策机构，让拥有民主合法性的代表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决定。四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偏少，倡导发扬国际民主，改革国际机构，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公平代表权。五是争取世界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党国际一贯致力于争取世界民主，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地球上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同样的机会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行使其自由权利，结束压迫、威权主义、腐败和滥用权力”。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虽然进行了调整，推动了向“进步主义”的转变，但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在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回归的同时并未实现理论的创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第四次转型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作为社会党国际思想贡献者的西欧传统社会党的“出走”也给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创新带来了挑战，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将如何发展，有待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