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邓杰（1982—），男，安徽霍邱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城市发展研究。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写专文阐述其城市观，但他们关于城市的论述散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的论著里。仔细梳理他们关于城市的表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限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他们对于大城市的形成条件及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于大城市的正面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及他们对城乡关系走向的展望，都有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意蕴。这种意蕴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共产党人所制定和推行的大城市政策。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全面发展；城乡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携手并进的大时代。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当时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市度过的。他们既是城市化进程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也是大都市生活的亲历者。然而，他们在漫长的理论研究生涯中并没有专门系统地阐述其城市观。他们对于城市的见解，分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奥地利的海上贸易》、《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论住宅问题》、《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资本论》等理论作品中。仔细捡拾上述作品中关于城市的论述，爬梳整理，可以透视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观的轮廓。许多研究者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出努力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本文不打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观进行整体上的剖析或评论，而是专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主张限制大城市的规模这样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但没有提出过限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反而热情地赞扬了大城市的重要功能和积极的历史意义；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他们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城乡融合”理论却蕴含了潜在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思想倾向。

一、大的中心城市是文明水平的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绝对不是城市的反对者，正相反，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辩证的思维，对于城市的功能和贡献做了详细而客观的考察，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他们在《资本论》里论断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着这种对立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评价之高，在这两段表述中展现得非常清晰。这里所说的“城乡对立”，并不是指城市和乡村二分天下、分庭抗礼，而是指乡村的逐渐城市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们指出：“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城市和城市化，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城市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伟大作用。他们发现，现代的乡村城市化由大工业的发展造成，反过来，城市化又促进了工业化。他们在《资本论》中说“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

    简而言之，城市和城市化使大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除此之外，城市还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和赞扬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那他们会不会认为大城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而需要加以区别对待呢？笔者发现，他们非但没有将大城市打入另册，反而在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时对大城市格外垂青、高看一眼。他们倾向于认为：城市，特别是作为中心的大城市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就说过，“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只有当你看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财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辉灿烂、宏伟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      

   除了直接地赞美和讴歌伦敦和巴黎这两座中心大城市，他们还表达了对缺乏这类大城市的国家的惋惜。他们相信，缺乏伦敦和巴黎那样的大城市，是一个国家生产力落后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总体落后的体现。在论及德国时，他们说，“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他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切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和城市化。他们认可城市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的伟大的推动作用，因而热情地赞扬了城市，尤其是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大城市。虽然他们亲身经历并仔细研究了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疾病传播、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等一系列“城市病”，虽然他们亲眼目睹了大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各种苦难，但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限制大城市的规模这类主张。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理论内部仍然蕴含了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种子。细查其社会分工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城乡融合理论，便可以发现这颗种子所蛰伏的位置。

二、社会分工、大城市与人的发展

    城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站在全球史的视角做出了系统地回答。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勇气和胆略是二十世纪及之后的学者们难以企及的；他们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视野开阔、气势恢宏，结构精巧复杂。精通这套理论虽非易事，但从外部窥看这套理论，基本的原则性内容还是不难发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产生发展理论中，社会分工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是社会分工催生城市、并推动城市本身和城乡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演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城市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则是互为因果关系，社会分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会分工的加剧导致了城乡的分离，进而催生出城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的起源归因于社会分工。甚至可以说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分工是形成城市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不会有城市的出现。

    基于上述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城市演进及城乡关系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描述。在这个描述中，社会分工对于推动城市的发展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最早的城乡分离萌芽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但那时的城乡关系还是含混的，因为社会分工还不够发达。城市的真正兴起出现在奴隶社会，因为只有到了这个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程度才能达到支撑城市的程度。《资本论》中写道：“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继续提高，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一些大的城市靠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长起来，具备了政治和文化功能，后来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城市都处于乡村的从属地位。

    在解释资本主义孕育现代城市的诞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强调了社会分工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个特殊阶级的形成”，商人这个特殊阶级开展的远距离贸易，引发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导致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后，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产生和发展理论中，社会分工是催生城市和推动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分工这只无形之手在驱动着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演进。

社会分工必然要求社会协作，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群集聚在同一个空间里可以降低协作的成本、提高协作的效率。这是大城市能够形成的原因所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的正是社会分工的反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承认了社会分工的重要作用和所产生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但他们认为上文所述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人们处于被奴役的不自由状态，而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分工则尤为不利于劳动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就持有批判的态度。他们说：“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哪怕是农夫和猎人的分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也是个人被强加范围的表现。对于城市出现之后、现代城市产生之前的分工，他们批判的强度又提高了一层。他们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两者利益之间的对立。”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道，“城市和农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

    在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分工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强度又升了一级，用语几近控诉。他们认为，这种分工不止是把范围强加给工人，也不止是使工人获得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而是给工人带来了额外的、直接的巨大伤害。《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²

    基于以上对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和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分工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他们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应该让“生产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在憧憬未来的城乡分工时，他们相信将来“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一般意义的分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产生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可以浓缩出以下两个论断：一、社会分工是推动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消除旧的分工。根据经典的逻辑学中的三段论，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消除推动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即否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工，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工。而如果没有了高度发达并且持续深化的社会分工，则人们就不再有对集聚的持续需求和进行集聚的实际动力。没有了分工，那大城市存在的必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立即消除分工、取消城市。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城市仍然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实现城乡融合、消除城乡差别是共产主义阶段的任务。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基础上抽掉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则否定了空间集聚，旗帜鲜明地主张将人口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三、城市的空间集聚与均匀分布

    城市是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集聚的结果。大城市则是由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高度集聚而形成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中，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发生集聚、形成城市乃至大的中心城市，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而均匀分布才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是最终的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那正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代，他们自然观察到了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快速集聚、城市乃至大城市雨后春笋般形成的历史现象。他们从资本的角度描述了空间集聚如何发生，“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恩格斯还从工人的角度勾画了空间集聚的过程。他写道：“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村地区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工人阶级”。工人的涌入又带动更多的人和工厂进来，“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他们有种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需要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村镇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劳动，逐渐熟悉这种劳动；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就业时，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里来。

    “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城市之间也出现分工，进而产生作为中心城市的超大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光观察到各种要素集聚形成村镇、城市、乃至中心大城市的动态过程，而且深刻地分析了集聚的原因，即集聚带来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提高。恩格斯就说过：“城市越大，定居到这里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运河和公路；挑选熟练工人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附近的建筑业主和机器制造业厂主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地方开办新企业就比偏远地区花费要少，因为在偏僻地区，建筑材料和机器以及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必须先从别处运来。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同提供原料的市场和销售成品的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大工厂城市的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到了人口和资源发生空间集聚，逐渐形成村镇、小城市、大城市、甚至庞大的中心城市这样的过程。也阐释了空间集聚的优势。但他们认为，这样的集聚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和谐的城市。恰恰相反，在私有制这个大前提之下，集聚的结果是越演越烈的城市病和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最终会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走到它的终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关注住宅紧张、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城市病。恩格斯在实地调查之后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论述完工业集中和大城市形成之后开始分析这样的集中带来的后果。这一部分里，恩格斯认为：“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而这些城市病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主要由无产阶级来承受。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口和资源发生空间集聚的更重要的后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而不可调和、越来越激烈的阶级冲突会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进而从根本上调整城市内部及城乡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关于未来的城乡关系的理论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就不再集聚，恰恰相反，人口和大工业应该尽可能地在全国均匀地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分离的条件”；应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这里需要辨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概念。他们所讲的“均匀分布”、“平衡的分布”，到底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城市和乡村的匀质的分布，还是指大中小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均匀分布。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固然不至于不考虑一个国家范围内自然生态的差异、主张每一寸国土上绝对平均地分布人口和大工业，但他们所要表达的精神绝不是让城市在全国各大区域内均匀平衡地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勇敢地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城乡关系做了预测性的描述，这些描述在用语上是毫不含糊的。例如，“只有通过城市和农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显然，这里的融合就是指城市和农村的融合，而不是在谈城市不要集中在全国的某一个区域。

毋庸讳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城乡关系的描述，是对历史上显现出来的城乡关系的反动。在梳理历史上的城乡关系时，他们反复强调的是社会分工、空间集聚。在对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的想象上，他们反复表达的观点是：那时会和过去很不一样，甚至恰好相反。所以，无论对他们所说的“均匀分布”和“平衡分布” 做怎样的解读，它们的意思肯定和“空间集聚”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口与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均匀分布的美好图景进行了勾画，也阐述了他们理由，即为什么均匀分布是更好的。然而，他们没有详细地回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空间集聚是能提升效率的，那么均匀分布之后如何提升或保持效率呢？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的城乡关系“统一——对立——融合”理论中，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的集聚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而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在这个理论里，由人口和资源在空间上高度集聚所形成的大城市的存在，只是过客，不是人类最终的归宿。人类社会演进的最终状态，也即那种和谐的稳定的“城乡融合”状态，是对“城乡对立”进程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 理论和“均匀分布”思想，的确蕴含着潜在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种子。

四、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那些大城市的严重的问题，包括令人发指的城市病，但他们并没有基于城市病而提出限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相反，他们高度地评价了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和历史作用。然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大城市的论述拿出来仔细推敲，尤其是他们关于社会分工、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城乡融合的理论，不难发现他们的城市观里蕴含着相当明显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倾向性。他们把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看作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而不是人类可以长久地生活在其中的稳定状态。这个阶段充满了紧张和矛盾，正是这些紧张和矛盾，推动城市朝着“城乡融合”的阶段前进。